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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给我国远古历史的研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今天的史学研究队伍，不论是在官方或是民间，都是方兴未艾，蔚为大观。 但是，却又有一个很明显的、值得大家探讨的话题，被大家，特别是被官方“御用”的学术界，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是怎么消亡的？ 这个“龙山文化”，因为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而得名，她却是遍布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类“铜石并用“的文化遗存。
因为，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显示出了各自的不同特色，所以，她又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分别是： “山东龙山文化”，她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年代为距今4500年至距今4000年，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 “庙底沟二期文化”，她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年代为距今4900年至4800年，主要分布在豫西和豫东地区。 “河南龙山文化”，她是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而来的，年代为距今4600年至距今4000年，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地区。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她是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年代为距今4500年至距今3900年，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 “陕西龙山文化”，她的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距今4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省泾河及渭河流域。 另外，还有“湖北石家河文化”，也是属于“龙山文化”，等等。 考察这些“龙山文化”，我们发现，她们的来源和起始年代各不相同，但是，她们的消亡年代，却是十分地一致，都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只有山西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是延长到了距今3900年左右。 那么，这些“龙山文化”，到底是怎么消亡的呢？ 她们的消亡，又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我们来摘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莉，于《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秋之卷的《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 ——考古学的视角》一文中的一段，来供大家思考:
尽管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未见只言片语，考古学物质材料却清晰记录了公元（西元）前1900年左右，发生在早期中国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大崩溃。 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换言之，“二里头时期”的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 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龙山之后”锐减幅度高达先前聚落的93.50%。 另一方面，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如两城镇（面积256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桐林（面积200万平方米）等；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仅在10万平方米上下。 其时，人口数量及社会组织方式，在“龙山时代”之后的崩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龙山时期”的晋南地区，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分布着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县底（110万平方米）、南柴（110万平方米）等一系列大型聚落。 “龙山时代”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最大聚落的面积，骤减至30万平方米左右。 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二里头时代”早期的聚落，大致集中于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的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是“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人口急剧衰落和社会崩溃的又一力证。 陶器是古代社会烹饪饮食、储藏运输等生活生产活动的直接载体，陶器传统的稳定性，同制造陶器的陶工以及陶器使用人群的稳定性紧密相关。
在社会变化相对较为平缓的情况下，不同阶段的陶器传统，以“渐变式”演进，即在陶器风格、功能和技术的主脉络得以传承延续的基础上，有所改变。 然而，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变化模式，却落在了常见的“渐变式”框架之外。 东下冯遗址“二里头时代”早期的陶器，较之于前一时段，出现了制作技术骤然下滑，以及陶器风格、组合截然不同的剧烈变革。 将东下冯遗址陶器传统的这一现象，置于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长序列考古学材料中进行对比，“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前后两个时代之间的陶器传统，发生了考古学突变，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通过对洛阳盆地、郑州周边等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传统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观察到，后者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突变，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 此外，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可普遍观察到“龙山时代”之后陶器传统骤变，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甚至更为显著。 如：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 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在“龙山时代”之后，则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不仅制陶技术低下，而且器物形制简单粗砺，同先前同一区域陶器传统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 “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断裂性“突变模式”的普遍存在，是其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代共性，与上文聚落材料反映的人口断崖式衰减彼此印证，都是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亦即文献体系中的夏代前期限）社会大崩溃的考古学记录。 张莉教授的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龙山文化”的消亡，不仅是由于社会的大崩溃，不仅是由于聚落与人口的剧烈减少，更是由于发生了民族置换和人口替代，是由于先进的“龙山文化”所在的民族，被其他的文化技术要落后得多的民族，给置换和替代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民族之间的置换和替代呢？这种民族之间的置换和替代，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正如张莉教授在文中所说，距今3900年左右，就是对应于我们的文献体系中的夏代前期。 我们查《中国历代纪元表》，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就是从西元前约2070年到西元前约1600年，也就是距今约4090年到距今约3620年。 如果我们对应文献记载，那么，距今约3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大消亡、距今约3900年左右的中原社会大崩溃、距今约3900年左右的民族之间的大置换和大替代，应该就是对应于我们文献记载中的夏代前期“太康失国”的历史事件。
可是，“太康失国”，会导致“龙山文化”大消亡吗？会导致当时的中原社会大崩溃吗？会导致当时的民族之间的大置换和大替代吗？ 貌似史籍中记载的“太康失国”，就是当时的社会上层之间，有夏氏太康与有穷氏后羿之的争权夺位吧？ 这样的争权夺位，好像并不会导致当时整个社会的大崩溃吧？更不会形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大置换、大替代吧？ 《左传·襄公四年》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 那么，同是属于中原民族，为什么在考古发现中，有穷氏和有夏氏两个氏族，会相差那么大，好像是两个天壤之别的存在呢？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文献中记载的社会上层夺权，为什么在考古发现中，变成了整个中原社会的大崩溃，变成了文化之间的消亡与替代，变成了族群之间的消亡与替代呢？ 其实，如果我们再仔细地研究一下考古发现，我们就会注意到，就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大量消亡的同时，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原“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旧址上，又兴起了一种“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为西元前2000年到西元前1500年，正好是与夏朝同时兴起的，而又比夏朝的寿命要延长一百年。 那么，“龙山文化”的消亡 ，中原社会的大崩溃、中原地区民族的大置换和大替代，会不会与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关呢？ 不会吧？绝对不会吧？ 我们的文献记载中，绝对没有夏、商之前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吧？绝对没有北方民族的南下入侵中原吧？又怎么会有因为北方民族的兴起，而导致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消亡、社会的崩溃、以及民族的大置换、大替代呢？ 我们的文献记载，对夏、商之前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着墨是很少吧？ 夏、商之前的中原民族跟北方民族的关系，应该是云淡风轻吧？ 事实上，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鲜明的对比呢？ 就是有史以来的春秋战国及其以下，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是矛盾重重，反复搏杀的。
从齐桓公的“尊王攘夷”，秦始皇的修筑长城，到卫青霍去病的横扫大漠，东汉窦宪的燕然勒石；再到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五胡乱华”，宋朝、明朝的前、后灭亡于北方蒙古民族和女真满清民族，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说明，北方游牧民族，与我们中原农业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但是，这样的在后世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周朝之前，却是丝毫没有的。 看看文献中的记载，哪有涉及到周朝之前，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什么矛盾呢？ 似乎在周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中，北方游牧民族，对于我们中原农业民族就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然，并不是真的不存在。 毕竟，司马迁在其《史记·匈奴传》中也说过，“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所以，只能说，在我们的文献记载中，周朝之前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是没有战争而已，更不可能有像“龙山文化”的消亡 、中原社会的大崩溃、中原地区民族的大置换和大替代那样的惨烈战争。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文献记载中，周朝之前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没有战争；更不可能有像“龙山文化”的消亡 、中原社会的大崩溃、中原地区民族的大置换和大替代那样惨烈的战争，而考古发现，却又让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事实存在呢？ 这应该就是与我们历代的作史者们的“春秋笔法”有关。
事实上，历代的作史者们都是人，不是机器，他们是有他们的立场和价值观的。 他们并不是在机械地记录历史，而是在根据他们的立场和价值观，修撰历史。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文献记载中，周朝之前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没有战争；更不可能有像“龙山文化”的消亡 、中原社会的大崩溃、中原地区民族的大置换和大替代那样惨烈的战争呢？ 因为，那不符合他们这些作史者们的立场，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 这些作史者们，是要把“尧舜时代”描绘成一个“圣人时代”，描绘成一个后世的“样板时代”的。 而如果中原民族和北方民族像后世一样，是矛盾重重，反复搏杀，那么，尧帝和舜帝这两个“圣人”，是怎么处理当时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呢？ 由此，又会涉及到尧舜时代，是怎么过渡到夏、商、周时代的呢？大禹，是怎么接替舜帝而登基称帝的呢？ 事实上，“龙山文化”除了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其显著特征外，她的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出现了大量的城址。
而城址的作用，是什么？ 那不就是作战，不就是进行防御作战吗？ 这不是说明，“龙山文化”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的年代，而且，是一个当地人经常性地被外来者所侵略的充满战争的年代吗？ 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种背景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很好地解释，石峁城遗址和陶寺遗址为什么会有前后分期呢？ 陶寺遗址早期为距今4300年至距今4100年，那个时代相对是和平的。那应该就是“五帝时代”的帝喾时代。 中期为距今4100年至距今4000年，那个时代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激战正酣。那应该就是尧帝和舜帝时代。 晚期为距今4000年至3900年，这就到了夏朝的前期了。这实际上就是说明，所谓的大禹“涂山会盟”，实际上就是在舜帝相对北方民族战败后，大禹就在安徽揭竿而起，登基称帝了。
所以，“太康失国”，并不是什么太康“游猎不归”，而是太康对北方民族战败的结果；后羿，实际上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首领。 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历史真相，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找不到能够证明夏朝存在的遗址呢？ 因为，整个夏朝，都是处在对北方民族的艰苦抗战之中，他们怎么有精力，怎么有财力，去建造供我们今天来证明他们的存在的遗址呢？ 实际上，虽然作史者们使用了“春秋笔法”，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窥测到历史的真相。 比如，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就写到，黄帝“北逐荤粥”，而颛顼则“北至于幽陵”，还有“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这都是在记述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的作战啊。 即便是《帝王世纪》云:“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 如果我们用心分析这个有穷氏后羿的家世与特征，我们难道不能发现，这个有穷氏后羿其实就是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吗？ 只是由于作史者们“春秋笔法”的遮掩，我们如果不用心，就很难发现其中的真相而已。 当然，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人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读史，去研究历史呢？ 为什么“龙山文化”消亡的这个话题，会被史学研究者、特别是被官方“御用”的学术界，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呢？ 民间学者，大概就是没注意，没想到，以为“龙山文化”就是和其她文化一样，也是被后来的文化超越，取代了而已。 但是，学术界应该不是没注意，没想到，而是他们有意地不想注意，不想想到。 因为，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认为，我们的古代历史，是在转述的过程中，逐渐地一层一层被累加上去的，像《三皇本纪》、《帝王世纪》等著作，内容多是采自经传、纬书、 诸子杂书，神异的故事比较多，所以不足采信。 而像《史记》以及《汉书》等一些为学术界所信赖的著作，却又有很多地方，与考古发现不相合。 所以，学术界，就只好不看文献，只注重考古。 但是，如果仅仅不看文献，只注重考古，只要是能够观察全面，进行多方比较，那也还是能够得出历史的真相的。 所以，为什么就一直没有人指出这个历史的真相呢？ 这应该还是由于我们的那些历史研究者都是人，而不是机器，他们都有他们的立场吧。 毕竟，维护历史的定论，也是一些人的立场与价值观。 甚至，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其实也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价值观。 只是，秉持这些立场与价值观，就找不到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是让人，特别是他们自己，永远都生活在错误之中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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