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二《曹沫之陈》解析（二）
子居
【宽式释文】
〔庄公曰：“今天下之君子既可知已，孰能并兼人哉？”
曹沫曰：“君其毋云。臣闻之曰：'邻邦之君明，则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不然，恐亡焉。邻邦之君无道，则亦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不然，无以取之。’”
庄公曰：“昔施伯语寡人曰：'君子得之失之，天命。’〕今异于〔尔言〕。”
曹沫曰：“无以异于臣之言也，君弗尽。臣闻之曰：'君子以贤称而失之，天命；以无道称而没身就世，亦天命。’不然，君子以贤称，曷有弗得？以无道称，曷有弗失？”
庄公曰：“晚哉，吾闻此言。”乃命毁钟型而听邦政。不昼寝，不饮酒，不听乐，居不袭文，食不贰羹，兼爱万民，而无有私也。
【释文解析】
（莊）公曰：「今天下之君子既可智（知）巳（已），䈞（孰）能并（併）兼人才（哉）？」
安大简《曹沫之陈》简４、简5缺失，对这两支简的内容，整理者并不是完全照录上博简《曹沫之陈》内容，而又没有交代其差异的依据，这个处理方式对于安大简释文来说显然是很不应该的，不大理解整理者是从什么地方学到的这种处理模式。由于安大简的缺失，相关内容基本只能依据上博简，故笔者的相关解析也基本是在讨论上博简原内容。“今天下之君子”于先秦文献又见于《墨子》的《天志中》、《兼爱中》、《非命下》、《贵义》四篇，这个短语与《墨子》十论中习见的“今天下之士君子”、“今天下之为政者”、“今天下之诸侯”措辞模式是类似的。“即可知已”短语可比较于《墨子》中《天志中》、《天志下》的“既可得而知也”，《尚贤中》的“既可得而知已”，《非攻中》的“既可得而知矣”，且与《尚贤中》的“既可得而知已”最为接近，因此上可以推知《曹沫之陈》篇的作者不仅曾深受墨家学派的影响，而且对《尚贤中》的内容相当熟悉，这也就决定了《曹沫之陈》篇的成文不能早于战国后期。安大简整理者在“并”后括读“併”没有任何意义，上博简整理者就没有这样标，“并兼”或“兼并”可见于以下先秦文献，《墨子·天志下》：“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墨子·非攻下》：“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墨子·节葬下》：“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管子·轻重甲》：“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管子·山国轨》：“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管子·重令》：“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扰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管子·立政九败解》：“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逸周书·史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商君书·错法》：“同实而相并兼者，彊弱之谓也。”《商君书·开塞》：“今世彊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庄子·刻意》：“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国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尉缭子·兵教下》：“臣闻人君有必胜之道，故能并兼广大。”《荀子·议兵》：“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得之则凝，兼并无强。”《荀子·王制》：“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韩非子·难四》：“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马王堆帛书《十大经·前道》：“小国得之以守其野，大国得之以并兼天下。”非常明显以上文献以《墨子》为最早，而完全没有春秋文献，所以，由“并兼”一词也可以推知《曹沫之陈》的成文不早于战国后期。由前文解析内容分析，“孰能并兼人哉”句的背景盖是来源于诸侯联军大破齐师且燕师攻入临淄，齐国一度窘迫到只有莒、即墨二城未降的情况下，田单仍然能反杀燕师夺回失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於莒，入临菑。齐故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这种巨大的现实逆转，才让作者托言鲁庄公说出“孰能并兼人哉”的设问。
（曹）蔑（沫）曰：「君丌（其）毋員（云）。臣𦖞（聞）之曰：『
（鄰）邦之君明，則【四】不可㠯（以）不攸（修）政而善於民。不肰（然），𢖶（恐）亡
（焉）。
上博简“曹”字作“
”，因此整理者释文的“”字盖是从安大简简1而来，但“蔑”字则字形无论是安大简前后文还是上博简皆不是如此作，不知道整理者是哪里来的字形。“其”字的情况与此类似，无论上博简还是安大简，“其”字皆只是书作“亓”，安大简整理者于此处所书的“丌”字形，不知是什么来源。“臣闻之曰”见于先秦文献中的情况为，《国语》七例，《左传》一例，《战国策》四例，《韩非子》两例，足见这个短语形式的出现盖不早于战国后期，因此《曹沫之陈》的成文也当不早于战国后期。“邻邦之君”对应先秦传世文献中的“邻国之君”，可见于《墨子·天志下》和《管子·侈靡》，《管子·侈靡》应不早于《曹沫之陈》，因此《曹沫之陈》中的“邻邦之君”称谓盖也是受墨家学派的影响。“修政”一词，先秦文献可见于《逸周书·成开》：“修政戒官，官无不敬。”《管子·小匡》：“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乎？”《管子·大匡》：“管仲对曰：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问伐鲁》：“未免乎危乱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国，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乱也。”《商君书·农战》：“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大戴礼记·四代》：“修政勤礼，以交诸侯。……伯夷建国建政，修国修政。”《荀子·议兵》：“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荀子·王制》：“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荀子·君道》：“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荀子·强国》：“自数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逸周书》和《管子》、《晏子》清晰地表明这个词是一个齐文化词汇，因此影响到《荀子》、《大戴礼记》很好理解，《曹沫之陈》的“修政而善于民”与《管子·大匡》的“修政而劝民”最为接近，因此不难判断这是管子学派的影响所致。“恐亡”除《曹沫之陈》以外先秦文献仅见于《战国策》，《战国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寡人且王，齐谓赵、魏曰羞与寡人并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国。”《战国策·魏策一·张仪欲并相秦魏》：“公何不以楚佐仪求相之于魏，韩恐亡，必南走楚。”足见“恐亡”之说出现时间之晚，因此《曹沫之陈》的成文时间只当是在战国后期、末期范围内。
（鄰）邦之君亡（無）道，則亦不可㠯（以）不攸（修）政而善於民。不肰（然），亡（無）㠯（以）取之。』」【五】
“则亦不可以”又见于《吕氏春秋·去私》：“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吕氏春秋》是毫无疑问的战国末期文献，由此比较则《曹沫之陈》自然也以战国末期成文为最可能。“无以取之”又见于《国语·吴语》：“今王无以取之，而天禄亟至，是吴命之短也。”《荀子·王霸》：“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国语》的编成不会早于战国后期，《荀子》则又是标准的战国末期文献，是“无以取之”句也可以将《曹沫之陈》的成文时间圈定在战国后期至战国末期。
（莊）公曰：「昔沱（施）胉（伯）語
（寡）人曰：『君子𠭁（得）之
（失）之，天命。』〕含（今）異於〔而（爾）言〕〔一六〕。」
整理者注〔一六〕：“此简仅残存下半，上半缺十八字，据《上博四·曹沫》简六补。”[1]上博简整理者注：“《国语·齐语》提到'施伯，鲁君之谋臣也’，即此人。韦昭注：'施伯，鲁大夫，惠公之孙，施父之子。’”[2]“施伯”又见于《管子》的《大匡》、《小匡》，因此“施伯”虽然是鲁人，但《曹沫之陈》提到“施伯”值得考虑是受齐文化回馈的影响。“语寡人曰”还见于《吕氏春秋·先己》：“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亦可证同有“语寡人曰”的《曹沫之陈》其成文时间当接近《吕氏春秋》。“君子得之失之，天命”之说，明显类似于《墨子·非儒下》：“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故可以推知此处所托名的施伯盖是作为战国时儒家学说的代言人。
（曹）（沫）曰：「無㠯（以）異於臣之言也，君弗（盡）〔一七〕。臣𦖞（聞）之曰：君【六】子㠯（以）（賢）（稱）而（失）之〔一八〕，天命；㠯（以）無道（稱）而（没）身（就）殜（世）〔一九〕，亦天命。
整理者注〔一七〕：“「君弗」，《上博四·曹沫》整理者读为「君弗尽」，意思是君不完全了解臣之言。”[3]“无以异于XX”于先秦文献又见于《孟子·告子上》：“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楚辞·九辩》：“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荀子·强国》：“今君人者，譬称比方则欲自并乎汤武，若其所以统之，则无以异于桀纣而求有汤武之功名。”《战国策·魏策一·苏子为赵合纵说魏王》：“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为秦破纵连横》：“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战国策·韩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文子·精诚》：“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文子·微明》：“无以异于枭爱其子也。”因此“无以异于XX”是标准的战国末期句式，《曹沫之陈》自然也当是战国末期的。“无以异于XX”句式其来源则盖是《墨子》中的“无以异乎XX”，如《墨子·天志中》：“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墨子·节葬下》：“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由《曹沫之陈》前后文语境来看，此处作者借曹沫之口说出的“无以异之臣之言也”很可能是在弥缝墨家“非命”观与儒家“天命”观的本质差异，尝试折中取说。
整理者注〔一八〕：“「」，读为「失」。关于此字考释，参李家浩《甲骨卜辞「」与战国文字「」》（待刊）。”[4]“XX而失之”可比于《庄子·外篇·田子方》：“吾终身与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这也可以证明《曹沫之陈》的成文时间最可能是战国末期。“”字上博简整理者就已清楚地读为“失”，此字最早的正确释读是因为郭店《老子》有可与今本明确对读的字形，而不是哪个古文字研究者拍脑袋灵光一闪的结果，安大简整理者不引用最早关于此字的正确释读原因，也不引上博简释读为证，却要引用一篇待刊文章来说明“关于此字考释”，其学风问题显而易见。
整理者注〔一九〕：“「身殜」，读为「没身就世」，指终其一生（参马晓稳《读清华简〈治政之道〉札记（六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二〇年第一期）。《上博四·曹沫》简九「殜」作「」。「殜」「」可能是同一个字的异体。”[5]高佑仁先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曹沫之阵〉研究》[6]已指出：“邴尚白先生以为「『没身』指终身，如：《老子》第十六章：『没身不殆』；《礼记·内则》：『没身敬之不衰』。『没身就死』即寿终而卒。简文言『天命』无常，所以存在『以贤称而失之』、『以无道称而没身就死』这样无理可说之事。《史记·伯夷列传》感叹盗跖，竟以寿终，与此同义。」……「就」读作「就世」，「就」字训作尽、终之义。《尔雅·释诂下》：「就，终也。」，「就世」文例亦见古籍，《国语·越语下》记载句践对范蠡云：「先人就世，不谷即位。」，韦昭注：「先人，允常；就世，终世也。」[ （吴）韦昭注：《国语》二十一卷，（台北市：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页149。]，又刘向《说苑·君道》：「齐桓公问于宁戚曰：「筦子今年老矣，为弃寡人而就世也」”因此“没身就世”是“寿终正寝”义而非“终其一生”义，安大简整理者不引用2006年《曹沫之陈》篇的相关研究成果，却引用2020年的清华简研究文章，未免不合学术规范，因此笔者好奇去查了一下马晓稳的博硕经历，马晓稳曾是安徽大学徐在国的硕士研究生，原来如此。
不肰（然），〓（君子）㠯（以）（賢）（稱），害（曷）又（有）弗𠭁（得）？㠯（以）無道（稱），害（曷）又（有）弗（失）？」
很明显，《曹沫之陈》的作者当时面对的，是作者借施伯之口表达来的当时的儒家宣传，而这种宣传在原始逻辑中的解释力是要强于作者原本所学习、秉持的以法家、墨家理论观念为主的内容的，以作者的思辨能力和知识水平无从驳倒宿命论这样显而易见的缪说，于是只能选择部分从权让步，承认“天命”说的部分有效性，因此才形成《曹沫之陈》中这样看起来就不难知道非常失败的回答，于此足见《曹沫之陈》篇作者的平庸，并且反映出战国末期儒家学说大为流行的趋势和其对《曹沫之陈》作者所构成的影响。既然承认“天命”说的部分有效性是《曹沫之陈》作者对儒家学说的接受，那么对比于此自然可如前文推测，作者原本所学习、熟知的理论观念盖主要即是墨家的“非命”说，而作者下文所持的又是标准的兵家观念，其数据分析证明可参看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三——诸子百家的分合界定（下）》[7]中上博简部分的数据表，此处转贴《曹沫之陈》篇相关分析数据如下：
各家观念排序 | 《曹沫之陈》 |
兵家次序值 | 166 |
书家次序值 | 251 |
法家次序值 | 266 |
诗家次序值 | 320 |
宋道次序值 | 332 |
墨家次序值 | 333 |
纵横家次序值 | 335 |
轻重家次序值 | 562 |
农家次序值 | 600 |
史家次序值 | 630 |
儒家次序值 | 706 |
礼家次序值 | 824 |
阴阳家次序值 | 902 |
齐道家次序值 | 952 |
地家次序值 | 959 |
名家次序值 | 1018 |
由上表清晰可见，《曹沫之陈》篇的主要观念即是兵家，无二级观念。之后可以确定的观念为书家观念，对应于篇中引用《周志》并提到周室封鲁的内容。再次是法家观念，这当是前文解析内容推测的《曹沫之陈》作者很可能是慎子的鲁国弟子及受管仲学派的影响所至。诗家观念对应于篇中引《诗》，宋道家和墨家观念则对应于前文解析内容已提到的可与墨家学说对应的部分。但由于《曹沫之陈》作者的观念主要是兵家，在篇中也并未反对鲁庄公的兴兵倾向，因此该作者当是并未接受墨家的“非攻”学说，而《曹沫之陈》此节又显示出作者未全然认同“非命”说，因此作者应该只是学习过墨家学说，但并不是墨家学派的弟子。
（莊）公曰：「（顯）【七】才（哉）〔二〇〕，（吾）𦖞（聞）此言。」乃命毁鐘型而聖（聽）邦正（政）〔二一〕。
整理者注〔二〇〕：“「才」，读为「显哉」。《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引《书》佚文：「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赵岐注：「丕，大。显，明。……言文王大显明王道。」焦循《孟子正义》引王引之《经传释词》云：「《玉篇》曰：『不，词也。』经传所用或作『丕』。显哉承哉，赞美之词。丕则发声也。」「（显）才（哉）」，《上博四·曹沫》简十作「曼才」。上古音「显」属晓母元部，「曼」属明母元部，二字韵部相同，声母关系密切。上博简「曼才」当从本简读为「显哉」。”[8]如果晓母和明母都能说“声母关系密切”，不知道还有哪两个声母不能说“关系密切”，安大简整理者这种一望可知不会成立的说法不知道怎么个来源。陈斯鹏先生《谈谈安大简〈曹蔑之阵〉中的几处讹字》[9]指出：“今按：上引简文，是写鲁庄公在听了曹蔑的一番劝诫之后的回应。倘如整理者所言，读'㬎’为'显’，'显哉’为赞美之词，则似理解为对曹蔑之言的称赞。但从语义方面看，以'显哉’赞美曹蔑之言，并不十分恰当；而从语法角度看，这种解释也有问题。古书中'X 哉！Y’这样的句式颇为多见。语义上看，其中的'X 哉’往往是对'Y’的评价；语法上看，可以说'Y’是主语，'X 哉’是被提前加以强调的谓语。……陈剑先生读为'晚’，季旭升先生读'慢’（引者按：即《说文》训'行迟也’之'䟂’），训'迟’①，则均甚顺适。'晚哉！吾闻此言’或'慢哉！吾闻此言’，犹言'吾闻此言晚哉’或'吾闻此言慢哉’，为庄公感叹闻道迟晚的醒悟之言，语义语法俱合。故接言'乃命毁钟型而听邦政’，付诸实际行动，顺理成章。上博本之'曼’既得以合理解释，反观安大本之'㬎’，恐当视为讹字。盖二字上部形体相近而致讹。又，诚如整理者所言，二字音也相近，此也可能是造成讹字的一个影响因素。”所说“曼”为原字读为“晚”，讹变为“㬎”当更可取，不过也可以考虑《曹沫之陈》原字作“冕”读为“晚”，而上博简的“曼”也是通假字这个可能性，《说文·冃部》：“冕，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紞纩。从冃免声。古者黄帝初作冕。絻，冕或从糸。”由“絻”或可推测战国时期还存在一种书为从糸从冕的“冕”字异体，其中的“免”形讹变为“糸”形就会成为安大简所书的“㬎”。另一方面，《易传·系辞》：“显诸仁，藏诸用。”惠栋注：“古文显作㬎。”《说文·页部》：“显，头明饰也。从页㬎声。”段注：“头明饰者，冕弁充耳之类。”由此或可推测从页的“显”与“冕”是同源字，曼、免相通[10]，因此从这个角度也存在由“冕”转变为安大简的“㬎”和上博简的“曼”的可能性。
整理者注〔二一〕：“「邦正」，《上博四·曹沫》简十作「邦政」。本简「邦正」当从上博简读为「邦政」。「听邦政」，治理国家军政。《左传·昭公元年》：「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脩令，夜以安身。」”[11]“邦政”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又或作“国政”，就是指邦国政务，如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今吾君即世，孺子如毋知邦政，属之大夫。”《管子·小匡》：“昔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罼弋，不听国政。”《礼记·丧大记》：“君谋国政，大夫、士谋家事。”非常明显《曹沫之陈》的“听邦政”与《管子·小匡》的“听国政”最为一致，因此二者可以推测有相近的成文时间与文化范围。整理者注中的“军政”说，则不知由何而来。
不晝（寢），不酓〓（飲酒），不聖（聽）樂，居不𧜼（襲）（文），飤（食）不（貳）（羹）〔二二〕，
整理者注〔二二〕：“「居不𧜼，食不」之「𧜼」，即「亵」字，本义指贴身的内衣，颜世铉、陈剑读为当「重」讲的「袭」，可从。「」，李家浩指出是见于《汗简》卷中之二彡部、《古文四声韵》上声较韵所引石经古文「闵」（《包山楚简中的「枳」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二九四页，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李天虹指出此类形体在楚简中大都应读作「文」（《释楚简文字「」》，《华学》第四辑第八五至八八页，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从「弍」声，古文字多用为「贰」。《墨子·节用中》：「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简文「食不贰羹」之「贰」与此「黍稷不二」之「二」同义。「居不袭文，食不贰羹」意谓燕居衣服不重色彩，饮食不重滋味。《上博二·容》简二一「衣不亵（袭）（美），飤（食）不童（重）（味）」、《史记·吴太伯世家》「食不重味，衣不重采」、《汉书·游侠传》「衣不兼采，食不重味」、《盐铁论·刺复》「衣不重彩，食不兼味」、《后汉书·孝安帝纪》「食不兼味，衣无二彩」，皆与「居不袭文，食不贰羹」义近（参陈剑《释上博竹书和春秋金文的「羹」字异体〉〉，《战国竹书论集》第二四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12]此段内容完全本于斋戒标准，其特征就是尚俭朴，《礼记·祭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这个治政状态与儒家以享乐为先的治政状态完全不同，《尸子·分》：“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撤于前，钟鼓不解于悬。听乐而国治，劳无事焉；饮酒而贤举，智无事焉；自为而民富，仁无事焉。”《荀子·礼论》：“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与儒家相反，墨家则正强调俭朴，所以有《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说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自然只是一种基于原始逻辑的联想，但墨家所推崇的生活状态确实与斋戒时的状态相合则是这种联想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墨子·非乐上》：“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命中》：“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僇之中。”皆可证墨家是不赞成酒食享乐的，故“不饮酒，不听乐，居不襲文，食不貳羹”与墨家倾向相合。“昼寝”于先秦文献又见于《吕氏春秋·任数》：“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笔者在《安大简〈邦风·周南·樛木〉解析》[13]中已提到：“《论语》完全可能就是出自孔鲋之手，如此则说《论语》是先秦文献都很勉强。”《吕氏春秋》是标准的战国末期文献，《论语》甚至要晚至战国末期末段与秦代之际，因此《曹沫之陈》的成文时间自然也是不会很早，而最可能是战国末期成文的。《曹沫之陈》“寝”字从戈作“”，与《容成氏》中的“寝”字同，两篇文章的尚贤、尚俭倾向也相近，且都提及尧、舜、禹、汤、桀、纣，再加上整理者注中提到的“《上博二·容》简二一「衣不亵（袭）（美），飤（食）不童（重）（味）」”，因此值得考虑两篇内容的作者存在什么相关性，比如同为慎子弟子的可能。整理者注文所言“「」，李家浩指出是见于《汗简》卷中之二彡部、《古文四声韵》上声较韵所引石经古文「闵」（《包山楚简中的「枳」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二九四页，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李天虹指出此类形体在楚简中大都应读作「文」（《释楚简文字「」》，《华学》第四辑第八五至八八页，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不合文献引用当以时间为序的规范，所谓“”字原字形作“”，明显并不从“民”，李天虹先生隶定为“”显然更为可取，读为“文”也有传世文献句例可证。整理者注所引李家浩云云，不止时间更后，而且隶定不当，也没有辞例可以证明不读为“文”而读为“闵”，因此李家浩云云即使整理者执意要附注也应排序在后，这一点对比高佑仁先生论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曹沫之阵〉研究》：“「文」作，原考释者李零释作「」，陈剑以为应释作「」，相当正确。△字其实早在信阳简中就有，包山简此字出现不少，包山楚简整理者将之隶定作「」，李天虹以为字应释作「」，主张字上半从「」，中间则与「马」的省体类似，因此他认为「怀疑所从的可能是『麟』的象形字」，简文应读为「文」。李学勤以为△字上半是从「民」声或「民」省声。刘信芳释作「」。李家浩以为李天虹读为「文」是正确的，但对字形的解释可商，其云：「这个字见于《古文四声韵》、《汗简》引石经，为古文『闵』字」。陈剑认为△字从民，下所从的「又」则是由「拇」字的表意初文演变来的，而「民」与「」都属声符性质。张光裕与袁国华师将郭店简、包山简190、望山简2：47等诸△字皆释作「」。”严格按时间先后的陈述顺序即明显可见，二者比较，学风高下显著。将“居不袭文”与传世文献中习见的类似内容对比，如《左传·哀公元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吕氏春秋·先己》：“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锺鼓不修。”《韩非子·外储说左》：“孟献伯相鲁，堂下生藿藜，门外长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晋无衣帛之妾，居不粟马，出不从车。”《说苑·权谋》：“昔阖庐食不贰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晋代陈元达《谏起仪楼》:“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不难知道，“居不袭文”的“文”对应于“席”、“茵”，是文茵之席的省称，《说文·艸部》：“茵，车重席。”《玉篇·艸部》：“茵，於仁切，茵蓐。”“袭文”即犹言“累茵”，《艺文类聚·天部下》引《王孙子》曰：“昔卫君重裘累茵而坐，见路有负薪而哭之者。”《说苑·建本》：“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锺，累茵而坐，列鼎而食。”廖名春先生《读楚竹书〈曹沫之陈〉箚记》[14]已提到：“'居不亵席’即'居不重席’。”因此安大简整理者注所言“燕居衣服不重色彩”实不确。
兼炁（愛）萬民〔二三〕，而亡（無）又（有）厶（私）也。
整理者注〔二三〕：“「兼炁」，《上博四·曹沫》简十二整理者注：「『炁』读『爱』。墨子有『兼爱』之说。」《墨子·法仪》：「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爱」字旧脱，孙诒让《墨子闲诂》引毕沅云：「旧脱『爱』字，以意增。」（孙诒让撰，孙啓治点校《墨子闲诂》第二三页，中华书局二〇〇一年）《墨子·天志下》：「曰：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15]马总《意林》引《随巢子》：“大圣之行，兼爱万民，疏而不绝。”言“兼爱万民”与《曹沫之陈》全同，因此《曹沫之陈》作者所学的墨家学说，盖近于随巢子一支。《墨子·兼爱下》：“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言“无有私”也同于《曹沫之陈》此节，同样证明此说出于墨家。《管子·短语·正》：“爱民无私曰德。”《庄子·外篇·天道》：“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文子·道德》：“兼爱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谓仁也。”马王堆帛书《经法·君正》：“兼爱无私，则民亲上。”马王堆帛书《经法·六分》：“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而兼覆载而无私殹，故王天下。”可证兼爱无私之说在战国后期、末期因墨家学说的广泛传播而为各家所接受吸收，因此《曹沫之陈》的成文时间也不会早于战国后期、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