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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填补了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空白。本书由中华书局1987年10月出版，954千字，精装上下两册，是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半个世纪呕心沥血之作。 方国瑜教授是20世纪云南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他以敢于创新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刻苦认真的精神，在中国民族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史料目录、东巴文化、汉语历史、民族语言等方面都做出了震古烁今的杰出成就。1903年2月15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八日），方国瑜先生诞生在云南丽江一个纳西族的耕读经商之家。自谓“资质粗笨”，以勤能补拙自励。读《论语》“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不甘居下，自署书屋为“困而好学斋”。促居书屋，终日伏案，发奋读书。1923年4月，方先生到文化古都北京求学，考人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以勤奋刻苦、品学兼优见重于师友。1926年夏，因患大病休学回家，埋头读书。1929年秋，北上复学。是时“整理国故”之风方兴未艾，方先生乃立志于国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争光。复学时要求入北师大国文系本科，系主任钱玄同以方先生在预科读书时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在本科二年级注册。1930年春，在钱玄同的鼓励下，方先生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启发诱导。193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第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其研究生毕业论文《广韵声汇》得到专家一致好评。马裕藻先生审读论文后予以很高评价：“方生《广韵声汇》之作，取三十六字母，分四十七类，以《广韵》全书之字，依声类分列，允见创作。近代研究音韵学者，对于古声类之探讨，颇有长足之进展，其有赖于此书之资助者，当非浅鲜。”方先生毕业后即受聘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任编辑员；同时在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任教授。方国瑜先生靠着好学不厌、自强不息、勤奋不懈，从西南边疆一个汉语都说不好的少数民族学生，成为中国著名大学优秀的高才生，走上大学讲台和科学研究之路。1933年秋，方国瑜先生在导师刘半农的支持下，怀着发掘、整理传统文化的志向，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经五个多月调查、学习、研究，写成的初稿三尺多高。1934年方先生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编成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纳西象形文字谱》到1981年正式出版发行，它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国际学术界尊称方先生是“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英帝国主义自印度占领缅甸、法帝国主义占领印度支那三国，进而侵入云南。方先生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愤而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国人：“督促政府与英人交涉，据理力争，以保我滇边之完整而杜外人之觊觎。幸勿再事含糊敷衍，以贻民族国家前途之祸。”1935年8月，以滇缅南段未定界务中国委员随员身份参加界务交涉。1935年9月赴滇西边区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这是20世纪中国西南边疆史地学与民族学的开拓之作。其经典的学术光辉至今未有稍减。1936年夏，经著名学者袁嘉谷一再邀约挽留，方先生受聘在云南大学执教。先后任文史系教授、文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1938年以后，又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撰修等职。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并参加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为《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20世纪云南史志的主要奠基人。1937年，方先生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等学者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方先生任主任。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指点江山，纵论边政，研究西南史地，探讨民族风俗。克服资金不足、纸张缺乏、印刷不便等困难出版丛书11种，为活跃西南学术空气，提高边疆学术水平，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些论文与著作，迄今仍为学术界推崇，是研究西南民族社会文化、边疆历史地理的必读参考书。方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近五十年。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桃李遍华夷。他教学态度一贯严肃认真，尤其重视基础课教学。20世纪80年代初，双眼失明的他还在给本科生讲授目录学、地方史等基础课。方先生培养研究生，总是从打基础入手，让学生在版本目录、校勘训诂、职官制度、历史地理、文物金石、年代时空等基础上下功夫。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奖掖后生，扶持青年，诲人不倦，为后学师表。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尤寄以殷切期望，对读书门径、治学方法，无不耐心指点，纤悉以告。每接谈，三数小时，娓娓不倦。凡向方先生进业求教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自20世纪50年代初方先生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导师。80年代，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指导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如尤中、林超民等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颇有建树的优秀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先生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之学的田野里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是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诸方面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他写下《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史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文集》《云南民族史讲义》等大量传世之作。著名史学家徐中舒称他是“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他常说，做学问要做到“不湮没前人，要胜过前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在中国西南民族历史、边疆史地、云南地方史、云南文献学诸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巨大成就，成为云南学术史上超迈前人的一代宗师。《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以下简称《考释》）构建了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体系和框架，创立了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最具特色的编撰体例和原则，提出了利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理论为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理论，为研究中国西南历史地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著作全面体现了方先生的西南地理研究思想、治学方法和严谨的学风。方国瑜先生最早对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源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责任感。清末，英帝国主义侵占缅甸及我国边疆地区，20世纪30年代，当中英滇缅未定界再次提出谈判，先生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毅然放弃已颇有成就的语言学，转向边疆史地研究，开始了云南地名资料的搜集。而“早年涉猎西南史事之书，碰到古地名，求助于辞典，有很多查不着，查到的也大都模糊，颇以为苦。后来多读地方志书，记载建置沿革，而各家所说往往不同，未能取决；不得已，批记各家之说，亦片断不实不备，遇到问题也讲不清楚。思得有全面解释地名之专著，以供随时查阅，决所疑难，岂非快事！”（《弁言》第1页）为达此目的，方先生付出了近五十年的心血。在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疆域沿革》的编写中，遍翻各史地理志及史籍有关云南地名记载，并尽可能全面择录前人考释成果，然后加以整理，编为历代建置志、建置考、表、图。以后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把“前所撰稿置诸案头，以备查翻……有新知，辄批记；积之既久，行里眉端，朱墨殆满”（《弁言》第1页）。1961年秋，参加改绘杨守敬《历代疆域图》工作，结合绘图，“在旧稿的基础上修改及新作”，至1965年春，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分三册油印。但先生仍觉不满，又查阅已读未读之书，作了许多修改。1968年春，改订为八篇，但先生仍不惬意。“1970年春以后，有较充裕时间，反复考究，其大体完备之稿，稍作删补，段落错乱之稿，重订改写；政区沿革不清之稿，全篇新作；重要地名，则写专题，以及改编次第”，于1974年“至是全书已四次编稿也”，厘定为六篇（《弁言》第1～2页），即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是书前有《弁言》、《凡例》，阐述了编撰是书的宗旨与原则。正文以各时期地名情况分作上古至汉初、西汉至南朝、北周至唐前期、唐代后期、五代两宋、元明清六篇，对西南地名进行考释。各篇地名考释，“先作概说，揭示历史情况，而主要部分为解说地名”（《略例》第5页），凡于地理演变与社会经济关系较异者，别写专题成篇，详加考说录于篇末。全书以历史的观点廓清了西南地区的范围。本书所论西南地区的范围，自汉至元代为现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明代因成立贵州省，将金沙江以北划归四川省，故明、清仅限于云南一省的历史地理。同时为阐明历史事实，对云南省的西南边境，自明季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势力不断伸展，改变了自古以来的边界线，而今在国界外的一些地方，也考说了各时期的沿革事迹。这种尊重历史，既不以今天的西南为界，亦不以封建王朝版图为限，客观地反映西南地区为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各族劳动人民紧密联结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事实，是本书不同于以往任何地理考释之作的最具特色的地方，它成为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一个新的里程碑。《考释》是迄今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集大成之作。纂辑西南地名之作，古已有之。其所载地名不全，且大多模糊，由于朝代变迁，各时期所取地名不一，变动颇大。加之沿革记载大都缺略，难以先后照应，有的潦草塞责，有的存心附会，或只求字音仿佛，或仅凭臆想，脱离实际，致使同属一郡的县相距数百里以至千余里，而分属数郡的县却错杂在一起，令人迷惑，不得要领。如洪亮古“所作《疆域志》，既无标准年代，而又任意摆布，不惟不足依据，连供参考的价值也极差”，“因其贻误后学，不足观也”（第48页）。吕吴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其释益州郡二十四县，大都曲解，几无一县是准确的”（第49页）。《考释》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收录上起西南地区远古人类遗迹，下讫清代，共收2100多个地名。不但有政区地名，还有各时期部族名、山水名、关隘名、交通沿线地名、边境地名、驿站、土司、卫所、巡检司等，附录有永昌郡徼外诸国、西川与吐蕃在海州西北争夺的城镇、与交通有关之林西原地名、大理马湖地区、元代马湖路地名等。将西南有关历史地名搜罗殆尽，成为迄今收录考释西南历史地名最多的专著。《考释》对每一个地名的考说，都引证了丰富的资料。如考释汉益州郡牧靡县，就从《汉志》《续汉志》等12种史书中辑出有关资料，加以考证。有的地名考证，不仅引证各种文献史料，而且还利用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和金石碑刻资料。如永和三年以后，爨氏称霸，其郡县设置不可考。《考释》根据《爨龙颜碑》记其父为“八郡监军”，又龙颜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的记载，得出“则时宁州分设八郡，仍西晋旧制”（第247页）的结论。有的还使用调查资料，如对连然城的考证：“瑜曾访故址，在城之东隅，则连然城，即在今安宁城址可知也。”（第62页）《考释》对每一地名的资料尽可能“竭泽而渔”，注明出处，不仅为该地名求真求实的考证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研究该地区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考释》对每个地名的考释，先提出历史史料，校录原文；然后列举不同说法，详加考订；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史料的错误，不厌其烦地辨析鉴别，为读者提供信得过的结论。同时书中对研究结论的表述也是实事求是的，有分寸的。分别不同的情况，有的确指今地；有的可判断今县境，作“疑即在今某县”；有的仅能考其方位，作“某在某间”，如大施赕、小施赕，“其地名施赕者，盖因施蛮所居也。不详其位置，惟今塔城关西北其宗、普喇等处有较广阔之地，或即在此”（第464页）；有的资料不足，则声明：“所释诸地名，并无确证，姑作假定而已”（第491页），“无其他记录可考，不能详其地理也”，“此事不能详，惟合诸书所载说之，以资备考”（第514页）等等。从中可窥考释西南古地名的艰难，反映了《考释》一书的严谨。鉴于前人研究的不足，《考释·略例》明确提出考释地名的三项内容：“即每一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名、民族分布地名及山川名称。”这是因为汉晋时“郡县是在部族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设置分合都与各该部族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第52页）。“部族社会不断变化发展，随之部族区划也发生变化，又随之郡县区域发生变化。”（第35页）这是所谓“羁縻统治”“即其部落列郡县”的特点。把握汉晋时期郡县设置的特点，从历史实际来说明空间区划的改变，从而考订地名的位置和区域，才可能比较准确。如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东汉永平十年，分益州郡哀牢、叶榆两地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巂唐，镇哀牢、叶榆蛮”。永平十二年，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三国时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建兴三年，分建宁郡永昌为云南郡，至是，原属益州郡的三个族属区域，已分设建宁、云南、永昌三郡。晋太安二年，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为晋宁郡。建宁、晋宁二郡，即将《史记》所说靡莫之属和滇两个主要部族分为两个区域。发展到晋时，《晋书·地理志》的建宁郡所属十三县，为四个区域，即滇部族主要区域（后为晋宁郡），劳浸、靡莫区域（后为建宁郡主要区域），同并侯邑区域（汉代属烊痢郡），存鄢区域（汉属犍为南部）。其所以分合，是由于部族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族属居民迁移，郡县设置亦随之改变，而作为较稳定的滇民族集团所居住的政区变化不大，仅是建置名号的改变而已。关于居民分布地名，元代以前见于记录者少，尽量收录；明清则甚多，当择其重要者；明代已作全面考究而录重要地名作考说，清代则不及遍查地方志书，故略说居民分布之大概，而地名考说暂缺。这从篇目上就得到了反映，第一篇篇名就是《上古至汉初西南地区部族考释》，其后五篇除散见于各篇地名考释所涉及外，仅有章节讨论，如第二篇有《哀牢夷地的设治、部族及变化》一节，第三篇有《永昌地区的部族》一节，第四篇有《边境部族地名》一节，第五篇有《勿邓、乌蒙、罗甸等处之部族》一节，第六篇将元明清三朝并为《居民分布地名考释》一章，这是依据实际情况确定的。上古至汉初的地名往往与民族名称搅合在一块，而且民族分布与政区设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民族分布对于考释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十分重要，考证清楚上古至汉初民族分布，也就搞清了云南政区设置的源，也才能说清其后设置的变迁。关于山川名称，汉晋时期记载，有助于考说地名，故详作考释；以后则仅记其位置。明清时期，记录甚多，其名称大部分沿用至今，不待考说，故缺略之。西南地区山川交错，名号之多，是研究西南地名最难把握的内容之一。在汉晋时期，有关西南山川的记载，以《汉书地理志》最为翔实，所有设置郡县的大川，多见记录。山岭，则因水源或矿产而著名。古今山川名号虽异，而地理改变甚少，据地理实际，水道大都可考，惟山名则难确指而已。方先生通过考证山水名，说明郡县名方位，广征博引，辨证文献记载错乱，阐明历史实际。如《考释》通过对绳水的考证，理清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的泸水为金沙江，其路线是：“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诸葛亮由成都出发，寻岷江而下，经武阳至僰道（今宜宾），分三路以进。诸葛亮向越嶲，马忠向牂牁，李恢向益州。亮率众溯马湖江水而上，至安上县（今蛮夷司新市镇）登陆进发，驻军于卑水（今昭觉），与高定战，破之，进至邛都（今西昌），乃南下经会无，至三绛县（今会里黎溪），五月渡泸水，至青蛉、弄栋（今大姚、姚安），招徕永昌、白崖，追击孟获，攻战至滇池。马忠已破牂牁，李恢出击至盘江与诸葛亮会师。秋，平定四郡（越嶲、永昌、益州、牂牁）。改益州为建宁。又设云南、兴古、朱提三郡，移庲降都督治味县（今曲靖）。冬，诸葛亮回师，过汉阳（今威宁），招徕罗甸，乃由僰道而北，十二月回至成都。”（第244页）《考释》利用民族分布与地理、政治区划有关的理论，将居民、部族、郡县、水道、里程等结合起来研究行政区划的地域和每一地名的方位，利用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互证，不仅完成了西汉至南朝的历史地名的考释，而且解决了唐宋时期的很多疑难问题。如唐前期（武德至天宝）西南地区属剑南道，分隶于南宁、嶲、姚、黔州（西南部）都督府，所领州、县名号，大多可知，然各书记载州县数有异，“而其设置沿革及事迹，则多不见纪录”（第272页）。新旧《唐书·地理志》且未一致，即散见于樊绰《云南志》诸书之州县地名，亦每为新旧《唐书》所无，故欲确考唐代之建置已非易事。“元明以来，地理志所载沿革，有关唐代设置，未依据新旧《唐志》作考究，故记唐设州县甚少，有之，则多错误。《元史·地理志》惟有晋宁、安宁、邛部、姚州、南宁等地，所说唐代州名可信，因自唐初沿用地名未改也。其余则任意说之，如中庆路，唐姚州；宜良县，唐匡州；澄江路，唐烊州；临安路，唐隶群州；以澄江、临安、广西三路并属黔州都督府，境界不清，其误显然。”（第333页）《考释》从政区沿革、地名因革、设治先后、里程远近诸方面考证，纠正了这些错误，解决了一批羁縻州的大体位置。如樊绰《云南志》卷四说：“顺蛮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哶罗皮、铎罗望既失避川、浪穹，退而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已上，其地名剑羌，在敛寻赕西北四百里。”（第465页）然而哶罗皮、铎罗望失避川、浪穹事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而“逼夺剑共”在贞元十年（794年），相距58年，却被樊《志》误会为一时之事。樊《志》此条原文应为：“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南诏蒙归义击败哶罗皮、铎罗望，既失邆赕、浪穹，退而居剑共。异牟寻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已上，其地名剑羌，在敛寻赎西北四百里。”再用元代记录的地名、人名及事迹参证，施蛮迁地不是铁桥城西北，而应在铁桥节度境内，泸水东北、即元代北胜府地。（第465—469页）《考释》把资料补齐，从而搞清历史，再参证史事，落实民族迁徙路线及位置。创立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地名考释体裁。《考释》按时间顺序分作六篇，分篇标准不是依据政治设置，更不是依据社会发展阶段，而是依据所用政区地名沿袭与改变的情况。各篇地名考释，“先作概说，揭示历史情况，而主要部分为解说地名”（《略例》第5页），凡于地理演变与社会经济关系较异者，别写专题成篇，详加考说录于篇末。采用“概说”“地名考释”“专题”的考释体裁，将单个、分散的地名考释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考证了地名的方位，又阐明了历史发展的真相，形成一种考释边疆民族地区地名较为完善的体裁形式。如第三篇的“概说”，论说了北周至唐初王朝统治与土长势力，重点讨论了南中大姓爨氏称霸，北周、隋时期的经略；唐设置羁縻州县的经过及事迹。通过详细考证北周时于云南设立南宁州，任命土长爨瓒为南宁州刺史，从此经隋至唐天宝初年的爨守隅，王朝任命爨氏为刺史、都督，约二百年，开了唐代羁縻州县制度的先例这一历史事实，驳斥法国人伯希和“当时（唐代）云南未成一省，其东南部隶于安南都护府”（第367页，原注《交广印度两道考》“译本页143”）之妄说。为进一步批判伯希和：从河内至云南北部的土人分作僚与爨两类，只有爨属于云南，而僚应属于安南（368页），以爨与僚的分布地域作云南与安南分界的谬论，作《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专篇，考说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通过考证张九龄《曲江集》所载敕书的内容，明确指出“民族分布与政治区划不容相混”，“爨地分为安南首领、姚州首领、戎州首领的局面，在开元二十四年之后已消除”（第381页），“爨部首领内部之争端，爨仁哲私投安南，旋被解决”（第399页）；贾耽所说地名只是一个小区域，约为今河口、屏边二县的历史事实。伯希和将其扩大为云南东南部广阔地区，为安南争地盘，只能说明他对安南历史的无知，“把短时间存在过的事延展到公元初数世纪，抹杀明显可考的历史事实，暴露其险恶用心而已”（第399页）。又，地名有重要，有次要；考说意见有大异，有小异。其重要或大异者，当详作讨论，采用专题形式最为实用。如清季英、法帝国侵占缅甸越南，诸国沦为殖民地后，与我国交涉界务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边界地名被侵，考说交涉地区历史事迹甚为重要，故于第六篇列专题《清代云南边界地名事迹》，考说了永昌府的天马、汉龙两关及猛卯屯地，户板与麻栗坝、顺宁府边境阿瓦山地区、普洱府属孟乌乌得两土司、临安府边境宁远州猛赖猛蚌猛梭等地、开化府边境、广南府边境三蓬事迹。从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采用“概说”与“专篇”“专题”的形式，是研究西南历史地理、民族历史最具特色，最全面的体裁，可将纷繁杂乱的历史记载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既考释了地理地名，又阐述了历史真相，维护了祖国领土的统一与完整。《考释》所体现的求真求实的考释方法和严谨的学风，是其嘉惠后学的重要侧面。方先生撰写此书历时近50年，是一段漫长的严谨的求真求实历程。对是书的完成，他并不满足，反而谦虚地说：“这门历史地理之学……不能限于考究空间位置，而要紧密结合整个历史活动，才有用处。近几年的工作中，虽说在这方面确实努力，但研究水平还很低，感到有心无力，许多问题还摸索不清，做不出结论。现在编成之稿……在较长时间撰稿，先后见解有不同，义例有不一，文体也不一致，重复、抵悟之弊逐处有之，可能许多重要问题还没有接触到，有待于来一次统盘整理，深入研讨。”又因方先生年事已高，“感到力不能逮”，“所以编缀草创之稿，告一段落”。（《弁言》第4页）《考释》在撰写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典范地体现了求真求实的考释方法和严谨的学风。如在编写五代两宋的地名考释时，方先生公开检讨自己以前的错误观点，表现了一个学者坦荡的胸襟和严谨求真求实的学风。他说：“瑜于1940年为云南通志馆编写地理沿革考，其五代时期历郑、赵、杨三氏更替不过三十五年，疆域政区沿南诏之旧，至于大理疆域依据《元史·地理志》成稿，当时意识不到《元史》之误，且未发觉大理前期与后期设置政区之改变，即在后期，所谓'八府’，考校各书所载诰文及志书所记沿革来定论，而'四郡’则无明文可据，不分直辖郡与府属郡而择其四郡，以至错误，其余更无论也。在1962年再写时，用前所作稍加补正成稿，亦多错误。又在1965年写三次稿时，从社会基础与政治设施考虑，结合史事记载，发觉非八府四郡所能统辖，乃作府郡之外诸部之说，亦非适当。至1970年写四次稿时，始得《混一方舆胜览》与《元史·地理志》详作考校，并录出《寰宇通志》、景泰《云南志》诸书之文，反复比勘，结合当时之社会实际，发现元、明志书所谓'蒙氏’是在大理前期，乃考究志书之史料来源，论证所以错误的原因，往时所认为扞格者可得通顺。”（第768页）从这论述中我们清楚看出，方先生对大理政权前后期政区设置是用了30年的时间才彻底理清，得出“大理前期之初（距南诏亡36年）的社会情况，与南诏晚期基本上是相同的，设置政区沿南诏旧制之六节度、二都督来统治各地各部族，而有新的设施，即在各地各部族之内设郡或啖或甸，建立直接统治之据点。经历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到大理后期，许多部族地区的社会情况改变了，设置政区也随之改变，废节度、都督，设八府、四郡、四镇，加强统治各地区。所以分为府、郡、镇不同的统治机构，是适应各地的社会基础不同”（第723页）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在不断发掘新史料，不断分析考究史料的同时，“贯彻'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从此发生的社会结构，便是该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基础’的指导思想，全部资料逐条考核而董理之”（第768页）的结果，才真正成为“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信得过，用得上”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奠基之作。历史研究，离不开对史料的分析鉴别。方先生针对西南历史文献“一少、二不确、三多歪曲”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批判的研究史料的方法。他指出：“批判的研究史料，要从说明史料来源入手，明确史事之时间、空间、环境与撰人之活动，而后确定史料之历史意义，阐明历史实际。”基于这样的认识，《考释》对各时期的史料有一个整体把握，他说：“在西汉至南朝时期，关于郡县区划地名，有《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这几种书所载，大都出自档册，比较全面，也比较近于事实，各时期在西南设置郡县之数与名号，可为依据，间有讹脱，可据校勘正补，每一地名的注说，也可作为考释的依据”（第45页）；唐人编撰之书，记“初唐时期设置之州县名号，大都可知，而其设置沿革及事迹，则多不见纪录”（第272页）；“元、明以来，地理志所载沿革，有关唐代设置，未依据新、旧《唐志》作考究，故记唐设州县者甚少，有之，则多错误”（第333页）。有了对史料的整体把握，为更好利用史料研究各时期地名打下了坚实基础。《考释》通过对郡县地名所依据的资料与前人考释的辨析，归纳出考释地名的五条原则：一、郡县分合。从郡县改易，可知各地名之相接与远近，有若干县结合成区域，其位置大体可知。（第56页）从西汉设置益州郡，到晋时分为相邻的四郡，即为实证。二、地理环境。西南地区多山，古时开发平坝，以邑长所居，立为县治，故设县可以地形寻之，其经界亦可以地形得其大概。（第57页）如今晋宁县的晋城，是西汉滇池县的县治所在地，以后一直是各朝代的县治所在地；昆明在西汉时为谷昌县的县治，至今不仅是市政府所在地，而且是省会所在地。三、水道流经。水道记原委，涉及地名，且古今变迁不至甚巨，以今证古，可得其实，为考校地名的主要依据。（第57页）四、交通沿线。交通沿线所经地名记里程，足资考究地名之位置。（第57页）五、历史沿革。汉代郡县设置与部族有密切关系，部族社会的联系较稳定，与各时代之区划相互对照，可知因革。（第57页）唐代羁縻州的设置，资料很少，《考释》又提出了政区沿革、地名因革、设治先后、里程远近等四条原则，成为考释边疆民族地区地名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考释》编写的指导原则。“中国历史本质是中国整体之内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略例》第4页），这个思想原则是贯穿《考释》始终的一根红线。方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秉着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工作作风，把云南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放在祖国整体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与研究，酝酿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观点，批驳了当时社会上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种种谬论。他在《云南政治发展之大势》一文中说：“今日之云南，为中国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之云南，即为中国之一部分，故云南之历史，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此为确然可信之事实。然有若干史学家，不承认此说，甚至谓云南自元代始入中国版图，此不考究之过也。”1963年4月，方先生在云南大学校庆40周年之际作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学术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权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统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权而言……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第5～6页）“中国历史发展，有整体的社会结构，虽然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第6页）整体则指“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为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有共同的利益、共同愿望，有着浓厚的一致性”（第8页）。“中国历史之所以形成整体发展，是由于有它的核心起着主干作用。这个核心就是早在中原地区形成的诸夏族，后来发展成为汉族的人们共同体……以汉族为主流的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形成中国体系的文化，在中国整体之内，起着主干作用。”（第13～14页）“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成为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个联系的面，就是中国的领域，也就是中国历史的范围。”（第15页）“整体之内存在差别而歧视是错误的。”（第16页）《考释》将西南历史地理看作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主张：“历史上的地名，是历史活动的空间符号，离开历史则地名没有意义，不从历史活动来考释地名，则未必能准确。”（《弁言》第2页）研究西南史地，“必须把它提到全国范围之内来考虑，因为自古以来，这个地区是伟大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政区设置的地名以及几次大的改变，都是与全国整体形势息息相关的；如果离开全国形势，孤立的谈论这个问题，必然谈不清楚，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弁言》第3页）。“西南地区，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组成部分，自有历史以来，生息在这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历史……西南地区之所以成为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是由于历代帝王的好勤远略，乃是各族劳动人民紧密联结共同发展的结果。”（《略例》第1页）方先生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历代统治者所谓“异内外”，“尊王攘夷”“夷夏大防”“内王外霸”的大民族主义反动观点，甚至认为“云贵高原，其开化始于元明以后”，将南诏、大理视为“独立发展”的国家的错误论点。方先生尖锐地批评道：这是“不知历史的谰言”，是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领土，妄图篡改历史、分裂中国的谬论。对1956年编印的中国历史地图，违反历史事实地将“元代以前各图幅，把西南地区的全部或局部划出国界外，即明清图也不免有这样的情况”（《略例》第3页），作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所谓《春秋》大义形成王朝本位的概念，以王朝政治活动来限制中国疆域，为王朝服务的历史资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要严格批判的。但反动的传统观点，统治着史学领域已两千多年，旧习惯势力的流毒很深，到现在还有浓厚的影响，前几年史学界讨论中国历史疆域，有人提出'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以王朝的政治活动来确定中国版图的范围，这是遵循反动统治者只知有王朝，不知有中国的谬论，也是迎合外国野心家妄图分裂中国而诬蔑'中国历史上无稳定的疆界’的谬说，应严肃批判，考究祖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是最重要的问题。”（《略例》第3页）《考释》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精审考究西南历史地理，用铁的事实批驳种种谬论。指出“秦、汉以来，称为西南夷（或南中）的记载，主要是彝语支、僮语支和佤崩语族濮人各部族先民的活动。唐以后，傣语支和苗瑶语族各部族先民的活动，见于记载者也多了。而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居民形成庞大的汉族之后，祖国历史发展以汉族为主干，联结西南地区，汉族人口也不断迁到西南，与原住各族居民共同开发了这一地区。所以西南地区的历史是祖国整体内各族缔造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4页）。“至秦统一中国，经略此诸地，开道置吏，并非偶然也。”（第18页）“南朝虽未能切实统治其地，仍不断任命宁州刺史……至唐天宝初年之爨守隅，王朝任命爨氏为刺史、为都督，亦凡二百年。”（第249页）至于“南诏、大理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只加封号，为西川节度兼云南安抚司，不设直接统治的州、县政权机构，仍是边州性质的一部分”，属中国版图，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元明清的“土司政权的存在，并不以民族特征为基础，而是以社会特征为基础的。并改土归流也不是以帝王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以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至于说土司政权是'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半独立性’，改土归流的'否定民族区别’，那是严重的错误。在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建立政权有不同的形式（土官或流官），而国家的完全主权是没有差别的，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并没有'半独立性’的政权存在。又在多民族的国家之内，并不以政权的改变而否定民族区别。这些历史事实，是不容歪曲的。”（第1029页）《考释》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西南各民族人民自秦汉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南历史的发展，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以方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指导研究边疆民族地理历史，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应棵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就是以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为指导，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内外同行专家对《中国民族史》的肯定也就是对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肯定”。有研究者认为，“方国瑜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就是中国史研究的'整体史观’，他把这一'整体史观’运用于族别史、地方史、地区民族史、边疆史地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来他的同事和学生又将其运用于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说，没有对族别史、地方史、地区民族史、边疆史地甚至中国史的整体研究，形成对整体史观的认同也是较为困难的”。因此，我们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不愧为20世纪史学名著。摘录自：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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