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和华夏究竟啥关系？五帝时代，谁是东夷，谁是华夏？一文了解

“夷”和“东夷”都是历史的范畴，不论部族构成还是地域分布，都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

因此，历来学者对东夷和东夷文化的概念范围，也有广、狭不同的规定。

1、东夷的范围

其中有些说法是与“海岱”概念的广、狭二义相应的。

“海岱”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作为一种地理意识，其源起应该远较后世通称的“齐鲁”为早。

狭义的海岱区域，如秦汉以后学者所理解的那样， 大致仅指现今山东地区（特别是山东半岛地区）；广义的海岱区域，如考古的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所显示的那样，则还应包括现今河北省的南端、河南省的东部、安徽省的东北部及江苏省的北部。

照现在通行的说法，海岱文化也可说是黄河下游流域的古夷人文化（包括苏、豫、皖境淮河以北地区的古文化)，虽然在上古时代黄河还不从现今山东地区通过。

傅斯年先生曾说：

“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在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包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大皞少皞有济有穷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

这一界定主要是由文献史料推论而来的，而与后来的考古发现大致相合。所说“或兼”以上地域，即今所知大汶口一海岱龙山文化的基本分布范围：“或兼”以下所指，稍有延展，然亦在海岱龙山文化波及范圆之内。

近时谈东方文化或东夷文化者，范围又有扩大。

如萧兵先生认为：

“东夷文化发祥于渤海湾两岸，广布于松化江、辽河流域到长江下游、杭州湾一线，其延展区或辐射带，北可达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地区，西可至燕赵和黄河中游，东远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台湾海峡和某些南太平洋岛屿，亦即所谓百越文化区的大部及其扩延。殷商文化则是它最繁荣、最先进、最直接的一支。”

这种广义的理解，可称为“大东夷文化”，所言“叠压”及“重合”等。

海外学者的言论，又有从“夷”、“海”同义之说，把“夷海文化”推扩得更为广大的。

如凌纯声先生说：

“中国古史称之为夷（夷即为海）的文化，故可名之为海洋文化，其民族北曰貊，南曰蛮或越。前者分布在淮河以北，华北大平原，逾海而至东北。后者分布更广，东起自海，遍及长江与珠江两流域，经云贵高原而达中南半岛，西至印缅交界之阿拉干山脉，再自马来半岛而及整个南洋群岛又东向至台湾、琉球及日本。”

2、东夷范围的变化

范围较狭的“东夷”概念，仍是着重指称现今山东全境及其邻境地区的古夷人而言的。

如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商末“征尸方所至之地有在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这是正确的判断，然所指大略相当于古文献所称的“九夷”，已与夏商以前的古史传说所涉及的“东夷”有所不同。

揆诸夏、商二代之史，当时所谓“九夷”，在绝大多数场合实际只是一种特定的狭义概念，大致是指北起泰沂山区、南至徐淮地区这一轴线以东（主要是山东半岛)的土著夷人部落或小方国，而不包括早自远古以来已不断向山东内陆及中原地区发展的古夷人集群。

前者融入“大一统”理念上的华夏族较晚，直到夏、商时代仍长期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或仅处在附属的地位上；后者如传说的太昊、少昊集团及其后裔的一些大部落，则早在夏、商以前，已开始先后融入早期华夏族，并成为华夏族多元构成的主体或骨干部分。

“东夷”的概念范围事实上自上古以来就是逐步向东推移的。

大抵在三代以前，它的基本涵盖地域（或说中心分布区）尚与考古学所见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相重合；而到夏、商时代，至少在中原王朝统治集团的观念中，已主要被用来指称泰山以东的所谓“九夷”了；至周秦以降，则“东夷”概念所指地域又继续向东北方向推移，而已不包括黄河流域广大的东夷故土。

而秦汉以后正史及杂史中所记载的“东夷”，又大都是指今东北亚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居民了，并且已显著地与“南夷”分为两部分。

这一变化趋势是与华夏中原文化区的历史扩张同步的，即中原文化区随着华夏民族的广泛融合一步步扩大，观念形态上保存着土著文化传统和特点的东夷文化区也一步步向外层推移。

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条定律，不仅相对于东夷文化是这样，相对于其他集群文化也都是这样。其中部族迁徙与文化流动是必须考虑的一面，但更主流的一面还是各大集群的本土文化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日趋华夏化。

而在这一长期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东夷农耕文化的全面华夏化显然要较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游耕文化早得多。

3、东夷与华夏的联系

上古东夷文化的衍进史程，始终是与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文化同步而互动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迄今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包括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各阶段的类型众多的遗址和遗迹，几乎遍布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各个地区，从而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上彻底否定了形形色色的单元说。

不过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现在所知的考古遗址也还很难说已经完全连成一气，各地区原始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也还无法理出比较清晰的头绪。

从数十万年以前的远古一直延伸到距今第六千年纪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统视为海岱文化的渊源期，也是鉴于现有的材料还仅限于田间考古，空白点甚多，而传说又不能溯及，同时还要考虑到集群文化的割分标准及社会形态诸问题。

考古学者对前大汶口文化遗址间的联系及其来龙去脉也有一些推测，但充实而有理据的研究工作尚待展开和加强。

照我们目前的理解和思考，传说古史上的所谓太昊、少昊时代，大略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历史区间约从距今第六千年纪的中段到距今第五千年纪的中段。

在这一历史区间内，中华大地上形成许许多多的部落和部落集团，如果按地域分布作高层次的划分，即可粗分为东夷、西夏、北狄、南蛮四大集群。

这一种分群的方法，大致与现时流行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相合，只不过考古区系的建立更为直观而细致，四大集群的划分则较为模糊而宽泛。

分群的好处是容易利用传说的民族学资料，以便与考古的类型资料相参照。史前黄河流域文化的主体是东夷、西夏、北狄三大集群。

从传说源头上分析，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黄帝代表北狄集群，炎帝代表西夏集群，太昊、少昊代表东夷集群。

这些名号都起于太阳神崇拜，而同时也是各大集群宗神的名号。

作为太阳神，它们是各自原始宗教领域的最高神灵；作为宗神，则代表各自部落集团的实体及其首领。这些名号的确立（大体在同时），也就象征着各大集群的形成。

炎、黄各部的起源地点无法确指，只能笼统地说它们源出西北，但都很早就进入了黄河中游流域和华北大平原，因此传说都以炎、黄为中原文化的代表。

相对来说，东夷集群的分布地域更为整齐，大致不出前述广义海岱地区的范围；但现今在河南省境内发现的相当一批大汶口文化墓葬，也证明东夷文化很早就已浸润中原地区。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的考古成果，即可看作是太昊、少昊集团形成期的物质文化遗存；综合这些遗存和有关传说资料，又可考见当时东夷族的氏族制度、生活方式及信仰与习俗等情况。

这些都反映出海岱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原始状貌。

4、华夏联盟的形成

传说古史上的关键阶段是司马迁首次列入正史的“五帝时代”。

这一时代前后持续约五六百年，下限与古文献所记载的夏代相交叉，既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期，也是华夏民族及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滥觞期。

其间社会组织体系上的最大变动和主导线索，是中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发展和蜕变。

这一时代的历史，我们认为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落，由传说的炎、黄、蚩尤之间的三次部落大战拉开序幕，各大集群通过激烈的冲突和较量而最终走向结盟，首次在黄河流域建立起以黄帝部为首的大联盟；此后随着部族关系的变动和彼此势力的消长，颛顼部、帝喾部相继主盟，大联盟趋向巩固。

第二段落，即尧、舜、禹在位的时期，大联盟稳定发展，三大集群间的力量对比相对均衡，高层次的民主推举制(“禅让”制)逐步完善起来，从而呈现出北狄、东夷、西夏轮流主盟的态势；这时在大联盟的覆盖之下，中华大地上已是“古国”林立，大联盟自身的政制结构也渐次成熟，并已初具早期华夏统一国家的雏形。

第三段落，从禹传位于启开始，接连发生一系列的“夷夏交争”，其间后羿、逢蒙曾相继占据盟主的位置；直到少康、后杼时期，夏部族的主导地位与“家天下”的局面最后形成，中原部落大联盟才从此寿终正寝，正式蜕变为夏王朝。

古文献一般以禹或启为夏王朝的建立者，实际上，禹传启不过是大联盟体制向王朝体制蜕变的开始；这一种蜕变大抵到后杼全面打败东夷势力之后才算完成，而这同时也就标志着“五帝”时代的正式结束和夏王朝的正式诞生。

由上述线索讨论东夷与华夏的关系，就不能仅仅以炎、黄代表华夏，而把东夷排除在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期的历史之外。

华夏民族的最初型态是由黄河流域三大集群的主干部族，并结合中原周边的一些少数族凝聚而成的，而从“五帝”时代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演变过程来看，东夷势力不仅是构成大联盟权力体制的核心势力之一，而且在这一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主导的地位。

5、从五帝到三代

据推考，“五帝”时代的著名大部落或部落联盟领袖（权且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黄帝、尧属于北狄系统，共工（鲧）、禹属于西夏系统，其余蚩尤、颛顼、祝融、帝喾、舜、皋陶、伯益、后羿则均出于东夷太昊、少昊集团。

“五帝”时代社会变动与民族融合的大格局，大致可用近世傅斯年先生首倡的“夷夏东西说”来概括：

不过对这一学说的理解，未可仅限于夏部族与东夷族的关系，而须着眼于西北集群文化与东南集群文化、黄河中游流域文化与黄河下游流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整个“五帝”时代，部落大联盟的中心活动区事实上一直在今豫东北的濮阳与鲁西南的曲阜之间，古所传帝都大都在这一线周围，而晋南豫西的汾洛流域和山东半岛的淮淄流域则是这一轴心东西两端的发达区。

在这一框架内审视“五帝”时代的东夷文化，那么对它在早期华夏文明孕育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就应给以充分的估计。

以传说言，颛顼“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实是大联盟政制醌酿和形成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而颛顼的最高太阳神格、祝融的火神格及其“火正”的职责，同时显示出他们是原始历法的改革者。

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特色在礼乐传统，而从比较可靠的意义上观察，颛顼的“巫政”又可说是原始礼乐走向制度化的一个关键环节。

此后帝喾“序三辰以固民”，主要文化特征都直承颛顼。

尧、舜时代，古典“王政”的基地在今鲁西定陶与豫东虞城、商丘一带；而到舜在位时，礼乐文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书·舜典》所记的行政措施和《益稷》篇所记的盛大乐舞场面都是显证，后来一脉相传的夏、商、周三代大乐也都以虞舜《韶》乐为源头。

以考古言，现时考古学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及海岱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已呈现出超过晚期仰韶文化及早期河南龙山文化之势。

各种重要的文明因素，如城的兴起、文字的萌芽、铜石并用的推测及占卜之风的流行等等，这些在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中都有突出的表现，而皆与早期华夏文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辉映。

尤其是海岱考古所见的礼器制作，以系列陶鼎、陶鬶、薄胎黑陶高柄杯及形制多样的觚形器为代表，并辅以高品位的玉器生产系列，以及相关的装饰艺术等人工智能成果，在同时代各地同类器物的制作中仍是最有典型性的，夏、商时代的主要礼器（特别是酒器）都承东夷系统发展而来。

夏文化考古现在还相当混沌，商文化则更多地秉承传统东夷文化，近世发现的留有大量青铜器物、带字甲骨和城市基址的殷墟，自可看作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的模板，而这一文明形态的主流因素，大都可从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中找到它们的萌芽。

确切地说，中国早期文明的各种因素都不是同时、同地、同步发生的；上古各区域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侵势互补本来就是华夏文化赖以整合形成的重要条件，所以上述类例不尽事属东夷文化。

但是综观早期华夏文化的融汇历程，东夷文化在许多重大层面上的主流地位还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上古围绕和延展黄河轴心的东部地区文化，乃是中原基层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华夏文化的内核部分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东夷文化的历史印痕。

“华夏”一词，我们认为很可能起于“虞夏”，是由后世历史观念上的虞、夏二代联称而来的，其中既有前后传承的因素，也有东西合璧的意味。

夏、商二代文化的主体部分都已是华夏文化，而不再是单纯族源系统上的集群文化。

专就东夷文化而言，它的泰山以西的部分融入中原文化最早；下至商周之际，山东半岛地区的土著夷文化也已渐次融入广义的中原文化。

现在仍有一些学者固执一种含糊的观念，总认为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在今黄河中游的山西、河南、陕西境内，海岱文明只不过是中原文明传播的结果，甚至直到西周时齐、鲁崛起为东方大国，才得以分享西周的礼乐文明。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