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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的历史背景是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以及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一系列财经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巩固了西汉王朝的财政经济基础，但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昭帝时召开了盐铁会议，会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政策，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改编，撰成了《盐铁论》。下面翻译两篇白话文讼贤，遵道！ 讼贤  大夫说：“人太刚，容易折，人太柔软容易被折弯。所以季由因为他的强硬而死，宰我因为他的柔弱而被杀。假使这两个人不学礼义，也未必会死。为什么呢？他们自大而夸耀才能，小知而求大用，希望别人服从自己，却不能以自己服从别人，虽无什么过人的才能，却自以为高明而妄自尊大，这就是他们招致死亡的原因啊。没有看到他们成为宗庙中的器物，而成为世间的牺牲。当他们遭遇这种境遇时，向东流去也是安心的吧！”  文学说：“用骏马拖盐车经过太行山，骏马垂头经过太行山的大坡，屠夫拿着刀斜眼看它。姜太公很穷困，在朝歌街上背个袋子叫卖，蓬头垢面地聚在街边一起嘲笑他。这个时候，不是没有远行的千里马啊。但如果不是周文王、伯乐没有人能识别它们的价值。子路、宰我生前没有遇到伯乐这样的人举荐他们，而是遇到了狂妄的屠夫，所以君子为他们伤心。像由、赐不得其死固然可悲，但这是天意祝我长寿啊。孔父遭受华督之难，不能说不义；仇牧遭遇宋万之祸，不能说不贤。”  大夫说：“现在的学者，没有太公的才能，也没有骐骥的才华，却有像蜂蝎毒虫一样的行为来伤害自己。东海的成颙、河东的胡建就是这样的人。这两个人凭着一些小聪明得到举荐，从普通士兵做起，做了县令。他们自以为是，不与人合作。上级下令调动他们，他们也不听从。他们狂妄自大，不守规矩，心怀恶意，不恭不逊，对上欺瞒国君，对下欺压大臣，明知事情不能成功而勉强去做，想要因此获得名声。他们的行为与法令相违背，果然遭致杀身之祸。由于没有看到自己行为所能取得的成功而看到在东观被杀戮的灾祸，他们最后获重罪而不能善终。他们把自己狡猾认为是聪明，把攻击别人当作正直，把狂妄自大当作勇敢，因此遇到灾祸也是应该的。”  文学说：“成颙和胡建这两位先生心怀纯洁的思想，奉行忠正之道，对待君主忠诚正直，为公竭尽全力，遵奉法度以办事，不躲避强暴的行为，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不看重妻子儿女的奉养，不顾及自家产业的经营。然而最后还是不能免于被嫉妒的人排挤。这是因为君主有过错而臣下纠正错误，就会导致君主受委屈而臣下获称赞；如果大臣行为不正却纠君主之过，就会使君主的威严存于上，臣下恭谨立于下。大臣奉公守法，就会国家得到治理而全家得以保全。因此，君主的过失就是臣下的正确行为。赵奢在平原君处事奉公守法因而平原君家得到治理而全家得以保全。范雎在穰侯处事奉公守法因而穰侯家得到治理而全家得以保全。如果成颙和胡建两位先生没有遭致杀身之祸而有幸遇到善于纳谏的君主，那么必定能尽其才能以成其清廉之名而世代蒙受国恩。只看到汨罗江边的灾祸而不见平原君和穰侯之福，这是由于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啊。”  论诽 大夫说：“御史！” 御史没有回答。 对丞相史说：“文学从儿童时代开始学习语言，将道理牢记在心，永不懈怠，语言有如圆圈一样循环往复，转折流动，文辞繁复就像春天的华叶，没有效法伏羲氏的抱风之辞。修饰虚假的言论来扰乱实际的事理，谈论古代来危害当今的社会。如果遵从这种学说，那么官府制度就会被废弃，因为这种学说主张的只是虚浮不实的言论而不实行。如果不遵从这种学说，文学就认为不对。众口一词，嚣嚣然不可胜听。各位都长期身居大官职位，通晓先古历史，明了当今事务，现在将从何处取得实行这种学说的证明呢？”  丞相史进言说：“晋文公谲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谲诈，所用的方法不同，但都成就了霸业。而他们一定要遵循古法不变，因袭成规不改，这是文教和质朴不能变革，而笨重的车子还在使用的原因。所以有的人创立这种学说，有的人阐述这种学说，然后法令制度才能适合百姓，而器械用具则便利实用。孔子回答三位君主的提问心意不同，晏子辅佐三位君主所采取的方略不同，并不是他们故意互相反对，而是他们所面临的时代不同。公卿既然已经确定了国家大业的原则和根本，创立了不可动摇的法令制度，希望您不要顾及一些小事，拘泥于儒家和墨家不合时宜的议论。”  文学说：“师旷调正五音六律，不失宫商之声。圣人治理天下，不背离仁义之道。所以有改变朝令之虚名，没有改变道的原则。上自黄帝，下至三王，都是明了德教、崇尚仁义、建立教化。这是百世不可变更之道。殷、周因袭前代的制度而昌盛，秦王变革法度而灭亡。《诗经》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说明法令制度故去虽不存在而旧有的成规却留存下来。举出这些旧有的成规而贯穿于现实之中。为什么要改变呢？丞相史说：“谈论西施的美妙并不能增加她的美色；称颂尧、舜的仁德并不能加速天下太平。现在文学不讲怎样实行治理的方法。只说实行治理没有功效。就如同不讲怎样耕田的方法而只是夸耀富人的仓库粮食那样。致力于想要得到粮食的人一定注意种植庄稼的季节；致力于治理政事的人一定要因袭适合于时代的风尚。所以商鞅独具慧眼地看到存亡祸福不可与世俗之流相同的原因，就在于功利不利于人们。平庸的人安于旧的传统故习俗，所以只听到他们所闻知的。对于舟车刚制造出来的时候。百姓要用三年时间才能习惯使用它们。商鞅制定的新法公布后，百姓起初还不相信它。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可以一起达到权的变通领悟。’文学是坚持固有的规矩刻板地遵循旧有的成规，不是可以和他讨论超出礼教以外的事的。”  文学中说：“君子多学问，对不了解的事情保持怀疑，只述而不创作，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谋略却有限。因此，他们取得了成功后不会轻易失败，名声也不会轻易被毁。相反，小人智慧浅薄却谋图大事，力量虽然弱小却承担重任。所以他们往往在半路上放弃，像苏秦和商鞅一样。他们没有遵循先王的法令，也没有按照圣人的教诲行事，而是随心所欲。因此，即使取得一时的成功，最终也会灭亡。《易经》上说：'小人占据高位时，虽然地位高贵，但最终会崩溃。如果他的道德不充实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他的道德也不能持久，他的一生中很难做成好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起初登上天空却最终陨落入地的原因。大禹治水时，人们都知道他的利益，所以都鼓励他的功绩；而商鞅立法时，人们都知道他的伤害，所以都害怕他的刑罚。因此，夏禹的功绩建立了王朝，而商鞅的法令实施导致了灭亡。商鞅虽然有睿智的谋略，但缺乏独特的见解来证明自己。文学无法提供权变之事，当时的时代也没有对他的负累和遭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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