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实不乏迁客骚人。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史实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集，从屈原的《离骚》到白居易的《琵琶行》，从韩愈的《左迁蓝关示侄孙湘》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从苏舜钦的《沧浪亭记》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苏轼三咏赤壁到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每一篇都是因为仕途不顺而起，这并不是说他们放弃了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而是他们通过用笔墨在文学的海洋里，寻求心灵的超脱，他们在锤炼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性，这些流芳百世的作品构成了我国光华璀璨的文化瑰宝。 虽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人，谁不想居庙堂之高为君分忧，但是致君尧舜的理想并非每个人都能实现，用范仲淹的话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古代的优秀读书人他们都想成为这样的人，只不过，贬谪的生活形成了他们的两面性： 李白当真想做“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侠客吗？不是的，他真正想的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他从不想只做蓬蒿人；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虽写出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赋，但是他更想做“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后来的苏轼，辛弃疾也是如此，他们从不把自己只看成文人，而是看成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士，这才是他们灵魂真正的归宿。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来看苏轼临终前的一首六言绝句《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距离东坡去世仅剩两个月。此时的他遇赦北归，从海角天涯的海南岛儋州返回中原。 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了三起三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先后担任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8任太守。同时被贬往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此外还担任过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以及翰林学士知制诰等官职。 苏轼一生既有庙堂之高的纵横捭阖，也有江湖之远的忧国为民，更有贬谪生活的苦乐交织…… 此刻，他已是人生暮年，苏轼一生人生风雨不断，在人生的尽头似乎有烟消云散之势，他在《六月二十夜渡海》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是的，黑夜将尽，东方既白，雨过天晴，一切都要过去了。 公元1101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途经润州，在金山寺中，看到李公麟所绘苏轼画像，东坡内心感慨万千，在这幅画像上写下这首诗。 此画像源于宋代李公麟所作《西园雅集图》，历史上有名的文人雅集一个是兰亭集，一个就是这个西园集。北宋元丰至元祐初年（1078-1086前后），宋英宗的驸马王诜在私家庭院西园所举办的宴游活动。这是一次北宋顶级文人的聚会，活动以苏轼为中心，邀请苏轼，苏辙，秦观，米芾，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等名流，大家或挥毫泼墨，或吟诗赋词，或打坐问禅，席间画家李公麟乘兴作画，米芾作记，“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记录下当时的场景，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段文坛佳话。 前文说西园雅集是宋神宗元丰初年到宋哲宗元祐初年发生的，如果是宋神宗元丰初年，或许这时候乌台诗案还没发生，苏轼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如果是宋哲宗元祐初年，那便是苏轼东山再起的高光时刻，还没有被远贬岭南、儋州，他可以放松自己，享受这人间清旷之乐。不管是这两种的哪一种时间段，都比苏轼贬谪海南北归中原时，要容光焕发的多，而此刻站在人生终点的苏轼，无论此前多么豪迈，多么洒脱，内心的百感交集，五味杂陈还是多于他的旷达乐观的。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心似已灰，意思是心如死灰，典《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以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在我们大多数人眼里，苏轼好像是一个“早上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的吃货，在黄州吃红烧肉，在惠州吃荔枝，在海南吃生蚝，在黄州的状态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惠州的状态是“此心安处是吾乡”，是“不辞长做岭南人”，在儋州的状态是“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越到贬谪生涯的后期，苏轼好像越来越随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这不代表他没有心如死灰的脆弱一面。 可以说苏轼的乐观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到黄州、惠州和儋州去，不是为了去旅游的，也不是为了去吃美食的，他是作为罪官被贬到那里去的，在黄州他也是孤独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在惠州他也是落寞的，“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春自往还”，在儋州他也是潦倒的，“某垂老投荒，不复生还之望”。在这些地方生活困顿，“无屋可居，无田可食”、“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从来都是开心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所以苏轼选择的是振作起来面对生活的磨难对他的考验。 所以，我们便看到他没有美食便创造美食，没有地方住就盖房子住，没有田种，就租种东坡，没有朋友就以平民为友…… 总之，过好生活的办法总比困难多，他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个观点既让他吃亏，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他困难生活中难得的慰藉？ 在这些地方苏轼不能签署公事，所以他无法大展拳脚为百姓请命，只能力所能及为他们做一些小事，在黄州，看见百姓插秧劳累，他为百姓插秧制作“秧马”，在惠州，他为百姓修桥筑堤，在儋州，他更是担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教导出了海南岛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姜唐佐，这些也是苏轼的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长期被贬谪，兼济天下的途径有限，如果他的仕途稍微顺利一点，或者有将功折罪的机会，凭借苏轼的才华，一定可以建立比现在还要大的功业。 古代读书人把立功放在首位，把立言放在其次，正如文章开头所说，他们并不想只做文人，他们想致君尧舜，为君分优，他们真正想做的是为万世开太平。 所以，苏轼在黄州时说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 贬谪以后心灰意冷是确实存在的。 苏轼少年时名动天下，宋仁宗把他和弟弟苏辙视为子孙未来的太平宰相，但是苏轼一生坎坷，他遇见不平事“如鲠在喉”，一肚子不合时宜，政治上坚持己见，或许这就不可避免他要经历宦海沉浮的一生，他一生仕途40年，有12年的时间在贬谪途中，再加上常年任职地方官，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奔波，像一只不断迁徙的飞鸿，更是一叶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两句既是自嘲，也是自豪，如果按照在庙堂建立功业的角度，这是一句自嘲的反话，因为，虽然如前文所说，他当过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 等高官，正如苏轼在《行香子·寓意》中所说“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而且他还担任了8任市长，但是贬谪生涯却占了他为官生涯的三分之一，再加上苏轼一生与宰相无缘，止步于一步之遥之处。苏轼心里还是有一丝遗憾的，他本想“奋厉有当世志”，成为大宋朝的太平宰相，致君尧舜，这是苏轼的理想，但是长期的贬谪，人生境遇的飘忽不定，让他只能将“功业”之念埋藏心底，他感觉到的是人生如梦，是“长恨此身非我有”，在宦海沉浮的挣扎中他累了，于是他从功业之念里跳出来，成了东坡居士，超然俗世之外。于是他的仕途功业便失败了。 但是他的文学功业却大放异彩，那些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文章词句绝大多数都是苏轼贬谪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随遇而安，向我们展示了“大江东去”的波澜壮阔，向我们展示了“报道先生春睡美”的怡然自得，向我们展示了“天容海色本澄清”的海阔天空……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这一角度说，无疑，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是对待人生苦难境遇最大的勇气，一种相信风雨过后必是彩虹的信念。 所以，“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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