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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儒家信徒到儒家批判者 毛主席一生中对儒家思想的认知过程是复杂的、发展的、演进的，大体上可以1918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之前的毛泽东对于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思想是及其推崇且深信不疑的，1917年4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将孔子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1918年8月，毛泽东经李大钊介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开始学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主义马克思的著作，极大开拓了文化视野和思想格局，其哲学体系中的孔子和儒家权威逐渐动摇。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在论及学会章程中的“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毛泽东写道：“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之后的数十年间，毛主席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来研究孔子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一方面，他肯定了孔子和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提倡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精华”，从而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他结合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批判儒家思想中束缚工农思想的君权、族权和夫权主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并激烈批判了当时某些所谓“国学大师”倡导的读经尊孔主张。 2、偷梁换柱的“民本”思想 儒家学派推崇“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甚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价值观，这在封建君主和贵族官僚统治中国的时代确属难能可贵。但在“民主”、“平等”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现代社会，如果依然将儒家思想奉为圭臬并大肆宣扬，则明显带有一种偷梁换柱般的迷惑性。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围绕“三纲五常”所衍生的一系列等级秩序和道德准则，其本质目的依然是维护上层社会的利益和地位。儒家思想中所谓的“民本主义”，更多是对君主、贵族、官僚们提出的谆谆教诲和劝诫；其“民贵君轻”的理念，更多是一种上层社会对下层百姓遭遇的一种同情和怜悯。 只有当底层群众认同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和道德准则，并服从于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时，他们才能以“民”的身份接受君主和官僚施舍的“仁”和“德”；当底层群众不堪忍受官方的横征暴敛而试图反抗时，他们就会被“谦谦君子”们污蔑为“贼”、“盗”、“寇”，并面临雷霆万钧般的残酷镇压。也就是说，在儒家“民本主义”的政治构想中，黎民百姓始终只能是被同情、被怜悯的对象，他们永远只能被动等待圣贤君子、清官明君们来“为民做主”，来“拯民于水火”，而不能亲自动手改变自己的处境。换句话说，“民本主义”哪怕在价值理念上把“民”的地位捧到天上，落于现实也依然是卑微在尘埃之中。 3、孔学名高实秕糠 在毛主席构想的社会蓝图中，所有的党员干部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干部群众融为一体，没有高低贵贱、不分上下等级。他心中的人民，不应是潦倒麻木的闰土、不应是迂腐呆板的孔乙己、不应是愚昧麻木的祥林嫂、不应是卑微怯懦的阿Q、更不应是尖酸刻薄、唯利是图的杨二嫂。而是要成为敦厚淳朴的尧舜圣贤；要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豪杰。但如果继续让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纲常思想”大行其道，那么党员、干部就仍然会以一种“圣人”般高高在上的态度俯视众生，就算每天呐喊一万遍“以人为本”，也不过是一种“镜中花”、“水中月”般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愿景。他不想让翻身解放的老百姓再次变成孔乙己、祥林嫂、阿Q、杨二嫂，他不想中国社会再次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正是基于这种深刻认识，毛主席多次对儒家学说及其倡导者进行严厉的批驳。1973年8月5日，毛主席在给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用“孔学名高实秕糠”这句诗，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儒家学说虚伪矫揉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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