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典丨萧公权：圣教与异端——从政治思想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

文 / 萧公权

近代人士讲到中国文化，总不免拿儒家思想来做代表，好像认识了儒家思想就可以认识中国文化的全体。其实民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决不是一家一派的思想所能包括。儒家思想虽然博大宏深，有合文通治的妙用，然而它原来不过是先秦显学之一。儒家以外还有许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学说。这些学说都是先民思想的结晶，中国文化的泉源。我们尽可认儒家为思想的主潮。但是舍百川而不受，必定无以成就沧海的洪深。我们尽可奉儒家为文化的大宗，但是弃小宗而不祀，恐怕要犯“数典忘祖”的错误。

认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其事不始于今日。我们试加推究，便知道由来久矣。孔子本人即以“道统”自任。所以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诵法先王，愿学孔子，也以“圣人之徒”自任。所以他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荀子虽被后人批评为大醇而小疵，择焉而不精，但他自己也未尝不以圣教自任。他把春秋战国时代墨翟宋钘等十二家的学说分别加以非难。他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浇乱天下，欺惑愚众，谲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邪说既然可以乱天下，仁人君子的责任就在“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人之迹著矣。”荀子死后约一百年，董仲舒建议于汉武帝，“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武帝果然采用其说，表章儒学，罢黜百家，于是二千年尊孔之风以朝廷的提倡而正式开始。从此以后，中国的君相士大夫，无论出身或贵或贱，品行或正或邪，在口头上文字上总要奉孔子为宗师。甚至异族入主的时候，只要征服者能够行先王之法，中国的士大夫就可以俯首帖耳，奉之为君，丝毫不感觉良心上的谴责。例如元初的许衡、吴澄，清初的汤斌、李光地一般人都以程朱派的大儒，为异族之名臣。华夷可以不分，圣教不可不奉。尊孔崇儒，可谓至极。到了这个地步，普通的读书人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几乎不知道中国尚有其他可供研讨的学术。张之洞说：“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又说：“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号称儒臣的文襄公尚且如此，其他可以不言而喻了。

这种罢黜百家的偏见实在是认识中国文化全体的障碍，我们必须加以矫正。我们要承认：在先秦思想发源的时候，儒家不过是“九流”之一；在汉代儒术“独尊”以后，诸子的道统也未曾完全断绝；而且在汉清二千年之间，儒术并不曾完全领导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萧公权（1897－1981），原名笃平，字恭甫，自号迹园，笔名君衡、巴人、石沤，祖籍江西省泰和县，中国政治学与社会史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儒家在先秦时代并未曾被一般人视为学术正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孟子论战国的学风曾说：“杨墨之言盈天下。”韩非说：“天下之显学，儒墨也。”《庄子·天下篇》列举儒墨道名诸家的要旨以说明作者所见“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及古之道术“无乎不在”的现象。我们若证以齐稷下招贤的史迹，更可确知儒家思想在当时决未能取得正统的圣教地位。稷下先生知名者十余人当中属于儒家者只有荀卿。孟子虽曾游齐，或不肄于稷下。此外彭蒙、慎到、宋钘、尹文、接子、环渊、邹衍、邹奭等人都与孔门无涉。我们若就先秦学术地理分布的情形来看，儒家的地位也不能够凌驾诸子。庄子论儒学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照我们所知，儒学传布的范围虽不限于邹鲁，然而就孔子和孔门弟子的国籍游踪来看，儒家的影响所及实不出邹鲁及邻国的范围。西方的秦晋、南方的楚越，都是当时“圣教”不曾达到的区域。孟子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这不是在战国的时候，儒学还未曾盛行于楚国的明证？其余诸子的学术，单就与政理有较大关系的墨道法三家说，墨学传布的区域显然比儒家较为广阔。墨子本人为鲁人（或说宋人），墨徒的国籍游踪却远达南北。楚人有苦获、已齿、邓陵子，秦人有唐姑果。游仕所及，于北有代中山，于南有楚越。道家和宗派接近的诸子也有比较儒家略为广阔的活动范围。老子为周守藏室史。楚威王想聘庄子为相。子华子曾游韩魏。韩非有“解老”“喻老”。可见道家思想的影响深入了盛行秦晋的法家。法家的范围虽未必广于儒家，然而他们自有其领域，不容儒家侵占。申不害相韩，商鞅先后仕魏秦，韩非游秦，李斯楚产而相秦；总而言之，法家盛行的区域，恰是儒术未及的秦晋。

儒家思想在战国以前不但是不曾取得正统的地位，而且备受“异端”的排斥，几有并偏安局面难于维持之势。古书中记载侮慢孔子的言词，数见不鲜。《论语》一书所录便有几件。至于攻击儒家学说的话，在先秦子书中更是指不胜屈。《墨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等书，或立“非儒”的专篇，或随处加以指摘，或指名驳难，或暗致诋毁。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诸子的攻儒和孟荀的辟异端，在当时是旗鼓相当，未知鹿死谁手！孟子说：“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照孟子看来，在当日学派混战的前线上儒家并不曾取得主动的攻势。

春秋诸国

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处士横议的局面随政治统一而归于结束。然而，儒家思想却不能取得完全的与最后的胜利。论史的人都承认始皇统一，开二千年郡县天下之大业，其功不可埋没。但是我们往往不注意助成羸秦统一的学术不是儒家而是法家。秦代以吏为师，无疑地这是一个法家思想独尊的时代。汉以后的人追论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几乎众口一声，归咎于仁义不修而专用刑法。其实二世而亡的原因决不如此简单。假如与法家有关，我们应该说秦亡于胡亥任情纵欲，破坏孝公所立法治的规模；亡于李斯逢迎上意，诬蔑管商所传学说的精神；亡于赵高盗弄国柄，违犯韩非“八奸”的教训。《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十分清楚，我们尽可加以覆按。

汉高祖翦减群雄，天下再归于平定。各处儒生来投效新主的颇不乏人。陆贾、叔孙通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人物。高皇帝虽然承认马上不可以治天下，虽然很满意朝仪的效用，然而在汉初几十年中，盛行于朝野的学术不是孔孟，而是黄、老、申、韩。孝文皇帝“好道家之学”。他所行的政策简直是老子所说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文帝死后，因为窦太后极力提倡，到了景帝的时候，大臣学者反对黄老的竟至免官受罚。朝廷尊崇道家的情绪是如何的热烈！公卿士大夫实行黄老政术的为数更多。高惠两朝有陈平、曹参，文景两朝有邓章、田叔、直不疑、司马谈，武帝时有汲黯、郑当时。我们要注意，这些黄老后学不仅传受清静之道术，而且应用清静之政策。史家论汉朝的政治成绩，首称文、景；因为文、景“与民休息”，莫定了四百年国祚的根基。这话大体上是不错的。我们虽不可完全归功于道家，然而黄老信徒的帮助是不容抹杀的。至于《淮南子》和《论衡》二书都曾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这更是人所习知的事实。

法家的政术在汉代也曾一时盛行。帝王当中虽不肯公然以申韩号召，然而暗用刑名者却不只一人。以文帝的慈俭也“本好刑名之言”。宣帝为政，“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太子劝他稍从宽厚，他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真是坦率大胆的自白！武帝好大喜功，开边拓土，广义言之，何尝不是商鞅农兵政策的变相？汉朝的声威，到武帝而极盛。汉朝的法纪，经宣帝而一振。法家治术的效用是未可厚非的。至于臣下应用刑名为治的尤属不胜枚举。大概的说，《汉书·酷吏传》中的人物，几乎全是申韩的后学。所谓“酷吏”并不尽是惨刻寡恩的剑子手、杀人取乐的屠伯，其中也有深得任法精意的能臣。酷吏以外的刑名大师更不愧为管商的法裔。文景时代的治南守吴公、张叔、晁错；光武时的樊晔；和帝的周䊸；灵帝时的阳球；这些都是以治申韩之学著名的。晁错且曾著书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列入法家。可惜原书现已失传了。蜀汉丞相诸葛亮所著的书也不幸佚亡，然而从他的治迹看，他也显有法家的色彩。如果我们把佐高祖定天下的丞相萧何算入，我们可以说法家的政术在四百多年当中与刘汉的国祚终始！

我们若把汉代法家的治迹和言论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似乎自成守法、严刑、尊君主、图富强的几派。景帝时郅都为中尉，“行法不避贵戚”。武帝时以刀笔吏为中大夫的赵禹“据法守正”,“绝知友宾客之请”。光武时洛阳令董宣按治湖阳公主奴杀人罪。至于文帝时廷尉张释之不让文帝违法诛杀犯驾盗环的罪人，更能充分表现重法的精神。他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他这句话倘使写在管商书中，真是丝毫没有逊色！这些都是守法派的著例。严刑派的代表，人数更多。义纵为定襄太守，一天杀四百多人，“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杀人甚多，“至流血十余里”。王吉为沛相，五年当中，杀万余人。此外《酷吏传》中所载者尚多，不必悉举。尊君主的代表如杜周事武帝，为廷尉，“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批评他不守法，不公平。他答复说：“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今。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简直是李斯“督责书”的口吻而变本加厉！张汤的作风与杜周相像，更加上了假公济私的手段。这只可认为法家的败类，大违商韩尊君的本旨。富强派的代表多生在武帝一朝。张汤、桑弘羊等请笼盐铁，置均输等事，就是最著名的实例。晁错请文帝以粟为赏罚，募民屯边地，毫不客气地抄袭了商鞅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尽归于兵的原则。文帝虽不能尽用，武帝却完全接受了晁大夫富国强兵的观点而成为历史上少数雄才大略君主之一。

照我们上面的叙述，可见在二千年君主政体形成时期的秦汉两朝中，先秦主要学派，除墨家归于消沉外，道家与法家均保持不容轻视的力量，而且对于郡县下的政治建设确有不可否认的功绩。倘若当时没有黄老的清静以调济长期战争后的民生疾苦，没有申韩的刑名以树立长期紊乱后的秩序，而单靠叔孙通的朝仪、陆贾的仁义、公孙弘的经术、董仲舒的灾异，恐怕刘家的天下未必能维持几百年之久。宋襄公徐偃王岂不是前车之鉴？矫枉过正，秦二世不免要窃笑于九泉之下！

魏晋以后，儒家的政理也不曾继续地取得独尊的地位。魏晋的士大夫多喜老庄，务清谈，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汉朝的君主，从武帝到献帝虽然一贯表章六艺，然而到了安帝以后，儒学竟趋衰微。于是讲“内圣”之学者往往自逃于虚无，求“外王”之用者多致意于法术。魏晋“名士风流”的影响，几乎把汉儒所提倡的礼教完全摧毁。孔融曾说：“父母与人无亲，若瓶寄盛其中。”阮籍居母丧，饮酒食肉。他骂礼法之士为虱处裈中。谢鲲挑邻女，投梭折其齿。《晋书》记载当时妇女的情形：“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忌妒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这些言行直接的否定了父子夫妇大伦的尊严。石崇和王敦到太学。石崇见颜渊、原宪的塑像而叹他们的贫穷。王敦说：“子贡去卿差近。”石崇正色说：“士当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这两句话明白地看不起从祀孔庙的“先贤”。当时“八达”“七贤”一般人的狂荡，比较起来，孔、阮诸人还算略为含蓄些。至于法术的应用，也彰然可考。自从汉高祖“约法三章”以后，法律的条文随着实际需要，随时都有增益改进，趋于繁密。举其要者，如萧何作《律九章》。叔孙通益之成《傍章》十八篇。张汤、赵禹等论定律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后来条文更密，多到三百五十九章。魏晋以后的法条虽不必尽承汉律，有如汉承秦律一样，然而任法明刑的治术是一贯不改的。汉以后的君相尽管诵法周孔，但并不曾真实地施行囹圄空虚，必使无讼的德导礼齐政策。不但如此，一统天下的君相既默认先秦法家的观察，相信亿兆的臣民是“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的坯子，而因此视刑法为治国经郡之要道，于是不仅刀笔吏应普遍的需要而产生，当时儒生中的一部分，为用世起见，不免兼取申、韩以与孔、孟相揉杂。在两汉先秦学派界限依然明白存在的时候，这种兼用儒法的倾向尤属显然。贾谊兼明申商，晁错受书伏生，董仲舒作《春秋决事比》，都是最著之例。后汉桓谭、崔实等大倡杂霸的主张，更可为二家合流的明证。自此以后如诸葛亮、张居正等人都实行法术而不公然鼓吹。宋代攻击王安石的人往往斥他为法家。虽不完全确当，但是王荆公的学术确与理学家不同，而微带法家的意味。我们只要加以探寻，不难在汉魏后人的当中得到更多的实例。

张家山汉简，内有汉律

如果把秦汉以后二千年的思想史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思想的进行并不循着一条直线，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有起伏。墨家思想，上面已经提到，到了汉代成了绝学。法家主张的一部分，从秦汉起，成了百世不废的实用治术。这两家当然谈不到进行或起伏。儒道二家却与此不同。就大势说，每逢政治比较安定的时候，儒家思想便占上风，道家思想就随之衰微。反过来，到了社会衰乱的时候，道家思想便一时盛行，而儒家思想就相形见绌。不但如此。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有孟荀两大宗派。孟倾向于民本思想，荀倾向于尊君思想。秦汉以后的道家有“黄老”与“老庄”两派。黄老倾向于以清静之术用世，老庄倾向于以逍遥之旨养生。当儒家独尊的盛世，荀派尊君的学说较受欢迎，而孟派的民本学说往往在大乱方治或盛极而衰的时候代之兴起。老庄思想虽然每应乱世而生，但是在乱极初治的时候黄老思想却占优势。我们不敢说这是中国思想史里面的定律。这只是中国思想史里面的事实。

具体的说：汉初鉴于秦法惨刻的流弊，想用宽大的政策去收取人心。于是清静无为的治术盛极一时。满口仁义道德的贾生也大讲虚无之道。到了武帝以后，天下治安已久，黄老遂趋隐微，儒学立为正统。而当时一般的儒生已不甚明贾生“民无不为本”的学说。西汉第一大儒董仲舒因为阐发《春秋》天人灾异的理论，藉以防止君主专制、君权无限的流弊，大为朝廷所不喜。他不但终身不得高官，而且几乎被处死罪。“曲学阿世”的公孙弘反致位卿相，封爵列侯。其中消息，大可玩味！东汉始重提倡经术，皇帝且亲自讲经，然而儒家思想却并无显著的发展。肃宗以后的经学已有徒具形式之感。和帝安帝以后，连徒具的形式也难于保持。于是老庄的“虚无”便有乘虚而入的便利。西汉建立的儒家霸权，到了魏晋就暂为异军突起的“玄言”所夺。其实履霜冰至，由来已久。在光武帝的时候，王充已经得风气之先，而单枪匹马，对汉朝的经术来了一次带有歼灭战意味的总攻击！

唐宋到明清千余年中，大概说来，是儒学复盛的时期。然而仔细考察一下，我们也会发觉儒家的据点，依然受着“异端”野战军或游击队奇袭的威胁。先就儒学本身说。唐初士大夫的一部分颇受王通的影响而成为开国的儒臣。原来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君臣偏重文章清谈，对于周孔的圣教并不重视。梁元帝在投降西魏以前，把所藏古今图书十余万卷一齐焚毁。有人问他何以焚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即此一端，可以想见当时的风气。至于江左君臣佞佛的恶习，更是人所共知。杜牧的诗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这真是诗人的实录。用诗人的眼光来看，“楼台烟雨”的确是江山如画的妙景。然而用政治或史家的眼光来看，就不免有“乌烟瘴气”之感了。南朝虽不信奉圣教，北朝的索虏却极力摹仿汉族的文化，提倡孔子的道术。北魏一朝的制度风尚，尤表现儒家的色彩。魏周两朝都曾有毁寺诛僧的举动，和七百多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举动遥成对照。所以就大势说，南北朝时代中国圣教的保持者是北朝的胡人而不是南朝的汉族。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矛盾！王通生在大河以北的龙门，他所以成为隋唐间的大儒，恐怕还是受北朝学风之赐。等到唐太宗撰“帝范”以教太子，武则天著“臣轨”以训百官，尊儒的趋势便经朝廷的承认而表面化了。

唐代儒家思想的变化，可以韩愈柳宗元及林慎思三个人的言论中得一线索。韩柳同时生在唐运盛极始衰的大历长庆年间。林慎思却生逢懿宗僖宗大乱之世。韩柳的思想都近荀学，而前者尊君轻民的态度更为露骨。“原道”一篇当中曾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严复在清末的时候，专写“辟韩”一文来驳他，认为韩学是民权思想的障碍。严氏的看法，并非没有根据。韩柳死后约五十年，林慎思便著《续孟子》和《伸蒙子》二书申述“亚圣”的民本学说。这是衰世儒学的自然倾向。

照上文所说看来，唐代儒术虽然在汉族恢复神州疆土的一统天下当中，同时也转败为胜，重掌旧有的霸权。然而道家思想的主力不但未被消灭，且有结阵反攻的征兆。唐朝皇帝，自以姓李．为迎合门阀的风尚起见，遂和道教宗师的李老君联了谱。于是推崇老聃为“太上玄元皇帝”，在宗正寺里面设立了一个崇玄署来管理天下的道士女冠。宗正寺本是掌管皇族事务的机关，道士女冠受它管理，不啻承认他们都是皇族或享受皇族的待遇。老、庄、文、列的遗书全被尊为“经”典，全指定为国立道教大学（崇玄学）的教本，全成了士子应科举必读的要籍。《道德经》、《南华真经》、《通玄真经》等在学术的地位上与儒家五经平等。不但平等，而且有时还侵占五经的地盘。开元年中，玄宗曾下诏令贡举人减试《尚书》、《论语》，加试《老子》！我们要注意，唐代提倡老庄并不认它做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把它看做用世的治术。白居易、元稹都是一代词人。他们准备应举，揣摩时尚作《策林》，七十五门当中便有不少汉代所谓黄老家言。例如第十七目“黄老术在尚宽简，务清静，则人俭朴，俗和平”就是最好的证据。道教既被认为治术，道士也自然取得做官的权利。李国桢、刘玄靖等都以道士仕至高位。虽然中唐以后的皇帝多以迷信神仙丹药而崇信道教，和盛唐以前的用意有乖，然而尊崇道教的事实是勿庸讳言的。

唐代前期的道家思想大体倾向于“黄老”，后期的道家思想却转向于“老庄”。最可惊异的例子是黄巢乱中无名氏所作的《无能子》一书。作者的根本思想虽然因袭道家的传统，并无新义，他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论调则十分激烈，几乎是儒家思想中一切价值的倒转。他认定人类所遭遇的争乱苦痛都生于“圣人”所创设的伦理道德、礼乐兵刑种种不合自然的制度。于是照他看来，儒家所尊奉的圣人实在是摧残人类幸福的罪魁祸首。圣人提倡人伦，教人以亲亲之道，勉人以孝悌之行，督人以君臣之义，这实在是误尽苍生的教化。父母兄弟的关系是由名号的幻觉而产生。天下的人和我的父母兄弟同具圆颅方趾，事实上有何区别，君臣之义立于君之可尊。但是中国的君主不过是在地面上极小一部分中暂时锦衣玉食的一个人。他生无治安的能力，死与蝼蚁同腐朽。他有何值得尊贵的地方？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孟子已经骂他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无能子》的这些议论才真是无父无君。假如孟子听见，恐怕要骂为禽兽之不如了。

宋朝定鼎，儒学又有复盛的景象。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固然是不足凭信的大言，我们却可以从它窥见圣教再起的消息。但是宋朝的儒学既不是汉代的经学，更不是先秦的孔孟荀学，而是具有特殊观点和内容的理学。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中光荣的创造，这是无人否认的。理学家的一部分援道入儒，另一部分援佛入儒。能够真拒“二氏”之异端者，几乎不可得见。道佛二者之中，尤数后者的影响为深刻。倘若魏晋隋唐时代佛家哲学不大量输入中土，宋儒不闻彼宗心性诸说，理学的发生是很难想像的。明代“心学”流入“禅狂”，这是自然的趋势。宋明理学虽然刷新了儒学的阵容，但是它所援用精锐武器一重要部分是取资于国内外的异端！

元明清三朝的儒学思想，严格的说，不曾表现真正重大的进步。许衡吴澄一般人妄想用周孔的政教同化蒙古。元朝在表面上虽然虚与委蛇，实际上却用征服者马上治天下的手段来压制汉人。读书人拿五帝三王的大道去事奉异族，其结果只取得了“九儒十丐”的身份。明朝的儒学略呈昭苏之象。明初的刘基方孝孺和清初的黄宗羲唐甄等在乱极初定的时代大倡民本的孟学，王守仁和他的门徒在明朝的中叶提出思想自主的大胆主张，这是比较可以注意的两件事。后者尤其是思想史上值得大书的贡献，然而王学是从禅学一转手，并非纯粹的儒学。王阳明虽然说满街都是圣人，孔子是否承认他是圣人而不发“非吾徒也”之叹，是不易答覆的疑问。至于清儒多承宋明理学的余波，于政理更少发明，我们无庸赘及。晚清海通以后，西洋思想输入，孔孟之学每遭急进维新论者之唾弃。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的最大目的不是扶清，而是保卫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所扶持的“名教”。倭仁反对变法，他不是反对扶清，而是反对与圣教不合的夷法。张之洞厌恶新党，他不是拒绝富强的西学，而是恐惧谭嗣同等“冲决网罗”的主张，怕他们会打倒儒家三纲五常的大道。在曾、倭诸公的心目当中，晚清的西学正如晚周时候的杨墨，都是无父无君的异端，都应该拒而辟之。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所负的使命正如孟子所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不过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他们应加改正而说：“西夷之道不息，中圣之道不著”罢了。今日事后平心论之，儒家思想在清末的时候，的确遭逢了空前的危机。就儒家的立场看，卫道的工作实在有其必要。然而这却证明了我们上文所说：在一统天下时代儒学不曾取得最后的绝对胜利，是一句不无根据的话。

理学代表人物，左起程颢、程颐、朱熹

但是在儒学独尊的时候，例如汉唐的盛世，孔子之道是否果然实行于政治而为全国大多数人安身立命的领导原则呢？以往学者的意见极不一致。张之洞鼓吹保教，因为他相信“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从五帝三王到明清，一贯地“政教相维”，崇尚儒术。康有为主张立孔圣为国教，因为他相信“孔子为万世制宪”。孔子“所为经传，立于学官，国民诵之，以为率由；朝廷奉之，以为宪法”。“中国能晏然一统致治二千年者何哉？诚以半部《论语》治之也。”这是极端的肯定答复。朱熹却相信从汉唐到南宋千五百年中虽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这是极端的否定答复。照我们看来，张康仅着眼于形式，朱子独严论历代君相的心术及其政事的内容。比较之下，似乎后者更加确切可信。

我们不妨略考史实，就历代帝王的行事以为朱说的佐证。“其身正，不令而行”、“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一正君而国定”，这些都是儒家政理中的要旨。但是三代以下的皇帝有几个能够实行修齐的圣教呢？昏庸的汉献唐僖一流君主固不必说，采用异端的汉文也不必说。我们姑且把首先推尊孔氏的汉武帝加以考察。汲黯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从他的行为去看，大概并不十分冤屈。第一，武帝好内宠，终久酿成巫蛊大狱以及卫后戾太子自杀的家庭巨变。第二，武帝好长生，求神仙，用方士，莫名其妙的妖道竟冒大将军的高爵。第三，武帝好大喜功，开边武。用近代的眼光看，他不失为民族的英雄。但是用儒家的眼光看，他却不免为圣教的罪人。这三桩事都是“多欲”的表现。武帝毕竟是雄才大略的英主，他虽多欲而不纵欲，所以很聪明地“外施仁义”，以表章六艺来粉饰太平。如果我们勉强要认武帝是修齐治平的圣主，恐旧孔子未便承认。鲁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斥之。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不对。齐人馈女乐，哀公三日不朝而孔子去鲁。假如孔子生为武帝之臣，他纵然不批评讨伐匈奴的武功，恐怕在武帝纳李夫人或钩弋夫人的时候也会乘桴浮海！武帝以后值得考察的首推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确是中国政治史上光荣之一页。当时的名臣如魏徵、房玄龄等也以儒家自命。然而杀害弟兄，纳武氏，废太子；无论如何宽解曲说，我们总不能承认太宗实践了齐家的圣教。汉武唐太是历史少有的英主，他们尚且不能真行儒术，何况其余？

朱子的论断既确然有据，我们就可以随之再下一论断：汉武帝以后号称儒术盛行的时代，不过是形式上的尊尚六艺，与孔学的宗旨或实际的政治并无深远的关系。这种名与而实不与的尊儒，和孔孟在世时的情形比较起来，也并无重要的区别。孔子虽然畏于匡，厄于陈蔡，见侮于楚狂，然而他为鲁人所尊是没有疑问的。当时君主卿相时时向他咨问政事。他也曾仕至中大夫；倘若他不自动去国，也许还可向上升迁。他死后哀公亲自致诔，仿佛得了国葬的荣典，至少可抵国家的褒扬。鲁君固然不曾罢百家，但他也不曾采用杨墨法道等任何异端。然而孔子欲自叹道不行而之异国，甚至于想浮海，想居夷。孟子后车数十乘以传食于诸侯，宣王尊称为叟，食禄至千万钟。安富尊荣，胜过孔子。然而《史记》却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季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足见孟子的遭际，和孔子大同小异。以孔子之至圣尚且不能自行其道，以汉武唐太的英主尚且不能真行孔子之道。我们应当推广朱子之说而说：“二千五百年中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我们如果说孔子之后有人已经实行孔子之道，这不是诬蔑圣教的内容便是侮辱孔子的能力。

我们不禁要问：何以孔子之道在一统天下之中始终不能实行？

我们第一个答案是：从政治的立场看，孔学陈义过高，有难于实行的苦衷。儒学精深博大，值得任何人的赞美崇拜。然而它是否可以普遍奉行，却还待考。孔子把人品分为中人、上智、下愚三等。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可上可下。按照统计学的定理，中人占大多数而上下各为少数。天下亿兆人当中能学孔子的必然是如凤鳞罕见。我们不要忘了，从晚周到清末只生了一个孔子！我们不妨套韩非的语调说：待孔子然后治，是千世乱而一世治也！不但如此，据孔子的自白，他的学术并非容易得来。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也说：“我四十不动心。”孔孟正心修身的工夫到了四十岁才大体告成，到了七十岁才完全成熟。天资学力不及他们的人必然更需时日。所以及门的大弟子会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以及“道则高矣美矣，疑若登天”的感叹。一个政治家倘若要先做到了正心修身的工夫方去从政，他已到了衰暮之年，不免要叹“吾老矣，不能用也”！倘若正心修身的工夫未曾做到便去柄国执政，他不免如朱子所说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

内圣外王兼行的困难极为明显。然而宋代第一大儒朱子仍向孝宗皇帝强聒不舍，一贯地拿“维精维一”的尧舜心传去劝他实行。从前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曾说：除非哲学家成了政治家，或政治家成了哲学家，天下事是无可为的，他自己是哲学家，但是没有机会取得大权，所以不能兼做政治家。于是他终于应了叙拉古斯国舅底昂之聘去教导它的专制君主帝奥尼修，希望把他变成哲学家。无奈柏拉图陈义过高，使他的学生也有疑若登天之感。例如他规定必修课目中的算学、几何、辩证等项当然要弄得一般的南面王头昏脑晕。结果是不但哲君治国的理想不能实现，一代哲人的本身几乎沦为奴隶，不能自拔。朱子晚年遭受削官职、禁伪学的待遇，竟和柏拉图略相仿佛。二哲如在九泉相遇，也许会莫逆于心，喟然而叹。但是其间却有一点不同。柏拉图死后，他的后学颇能指出他陈义过高的困难，而设法加以补正。程朱以后的儒者却谨守师说，始终要拿正心修身的最高理想去期待政治家。这是否儒者胜过（或不及）柏拉图后学的地方。

我们第二个答案是：从历史的立场看，孔子思想有封建宗法的背景，未必能够全部适用于一统郡县天下的政治环境。秦汉以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均有重大变动。在春秋以前，中国的政治组织是以列“国”为单位，而以“天下”为全体。天子在名义上君临万邦，为各国的共主；在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国君，只能直接享有管治“王畿”以内的人民土地，和列国君主直接享有管治他们“四境之内”的人民土地相仿佛。这就是封建制度。那个时候的社会组织是以宗族为本位，而个人一切的权利义务都依照他宗族上的身份而确定。贵族平民的阶级于以产生，宗子庶子的地位于以区别。古人所谓“家”，并不是今日由己身、配偶和直系血亲所组成的“家庭”，而是包含若干家庭的宗族。宗族与封建两个制度又联结一体，相辅为用。大概的说，天子国君是大宗的宗子，小宗宗子便做“世卿”，士大夫多是宗族庶子。在这种制度里面，只要宗子能够修身谨礼，自然可以有齐家治国天平下的效用。孔子的政治哲学并不是空中楼阁的乌托邦。他把封建宗法的制度理想化、道德化，而创造了空前美大的政理。严复说孔子是宗法社会的圣人，这话容有不尽妥当的地方；但就上述一点而论，未尝不含有一部分的真理。

到了晚周时代，孔子思想所反映的政治社会已经迅速崩溃而归于完全变形。各国的世卿衰亡，阶级荡平，君主独尊，庶民解放。大国兼并，最后成了天下一统的局面。就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形态看，孔子所立为政的四个对象都起了非常大变。第一，宗族之“家”已经分解破裂成为缺乏正式政治地位的较小社会单位。第二，“国”的遗蜕虽在汉初短期存留，而不久完全消逝。第三，“天下”的名称虽沿用直到明清，然而秦汉以后的天下是郡县一统，和周代的天下名同实异。四个对象之中，两个变质，一个灭亡。个人失去了宗族的凭借和束缚，失去了政治的身份和阶级的界限，他的力量和地位也随之大异。社会的形态既殊，生活的内容必改。在春秋时代郑著刑书晋铸刑鼎，当时的政治家已经感觉礼不足以维持秩序而必需乞灵于法；秦用商鞅不过是顺着这个方向更进一步。汉以后法条更密，虽然表面上避免任法之名，实际上比秦代又较进步。在这种小家、无国、一统天下的新环境当中来实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理，必然是窒碍难通。一个小百姓修身齐家不一定能平天下，这不用赘说。韩非说得好：“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这正是适合新环境的推论。即使一个尊居九五的帝王，果然正心修身，他也未必单恃此而能平天下。天子尽管是皇族的首领，但是皇族和天下百姓并无政治的联系。天子是用政治首领而不是用皇族首领的资格去统治臣民。当然，一个昏淫的天子，一个秽邪的皇族，往往是政乱的重要成因；但是一个皇帝德如曾史，孝友慈爱，“九族既睦”，而别无材能设施，也难保不会有权臣夺位，暴民犯上，或强邻压境的祸事。反过来说，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纵使心不正，身不修，家不齐，仍然可以得天下，安百姓。汉高祖，孝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这些第一流的皇帝哪一个是由修齐的工夫而造就了丰功伟烈？朱子尽管骂他们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时代的逻辑却不允许他们兼顾内圣外王的工夫。

周秦之变

我们不惮烦絮地辨明二千余年儒术不曾独尊、不曾实行的史迹，我们的用意不是攻排孔子，更不是看轻中国固有文化。孔学伟大的地方，正如诗人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岂是任何人攻排得倒的。我们的目的在开端的时候已经明白透露：我们不揣谫陋，想对于阐扬民族文化的工作小尽微力。但是我们相信阐扬文化不可“食古不化”或生今反古，而应当对先民的成绩加以了解、分析、评量、抉择。评量抉择的标准，不是任何一时一代、一家一派的主观意见，而当于全体文化、全部历史中求之。传统学者所定圣教与异端的区别，正是儒家主观的标准，我们不敢轻于接受。

每年到了八月二十七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祀孔典礼，崇敬先民，推尊师道，这个大典的用意是不错的。但我们在上文所得的结论如果不误，可见先秦诸子对于中国的文化典章都各有贡献，纵然不及孔子的伟大，似乎还可以和孟荀以下的“四配十哲”以及其他“配享”的“先贤先儒”较短长。我们何妨也举行一个纪念的典礼来对墨、老、庄、韩诸子表示钦崇之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