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 哈贝马斯：分裂的世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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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a

『前言』

关于这一系列文章以及前情，请看哲学 | 哈贝马斯：分裂的世界（一）

不过此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本书”，而是一系列文章集结成册，所以没有严格的阅读顺序，因而我们的这一系列文章也并无阅读顺序。四、五、六章仍然来自第二部分“各民族复调中的欧洲声音”。

『四、核心欧洲的对抗力量？再度追问』

哈贝马斯定义了欧洲建构认同的七种标志：世俗化、国家先于市场、团结先于效率、对技术的怀疑、意识到进步的矛盾性、拒斥强者法则、基于历史经验的和平导向。这种特色并不是为了反对“西方”，因为欧洲本身就是西方；也不是反对老式民主的自由传统，因为它也植根于欧洲。它的目的是反对危险的世界观政策形成对霸权单边主义的制衡。

美国对战争的强烈支持（指伊拉克战争，笔者注），不应该主要归因于原教旨主义的心态差异。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公开政治论争的空间从未如此受限，由政府官员影响民意以及爱国主义随波逐流的程度，也是哈贝马斯难以想象的——至少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难以想象。而这块多民族大陆的离心力也前所未有之强。不过，考虑到外部敌人的一个隐藏功能是压制国内矛盾，华盛顿的一些人也许乐于看见恐怖主义出现，来给1989年以来缺席的角色补位。

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并非单纯对抽象原则的崇拜。如他所说：同一种普遍主义的内涵，必须从自身历史的生活关联中习得，并扎根于自身的文化生活方式。每一种集体的身份，也包括后民族的身份，为了能够清晰成形，要比道德、法律和政治对立之总体更为具体。在全欧洲的公共领域语境中，公民必须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市民社会的自我政治理解。

『五、德国-波兰的心理状态』

德国与波兰的关系似乎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例如在美国-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上。德国国民中的大多数都明确反对华盛顿政府中的战争贩子。或许不是出于和平主义，而是出于更规范性的理由：超级大国凭借一己的判断即发动战争，置法律于不顾，让自身的利益、价值和道德信念不受制于中立程序的正当强制。那这就等于使其他大国也能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而波兰则不同。从他们民族的历史经验中，他们学到了要怀疑国际条约和组织。同样地，历史经验让他们天生地不信任德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冷战终结和德国统一对德国人心态的影响很大。几十年的分裂中，东西德人民的生活差异之大使得在统一后导致了心态的断层，右翼知识分子趁机在“有自我意识的民族”旗号下推进修正主义，直到1995年5月8日被阻止：那一天，大多数德国民众同意把5月8日这个德国投降日命名为“解放日”。

当今的德国固然认识到了纳粹政权的残暴，但却鲜有人承认自己的祖辈曾经参与当时的犯罪。哈贝马斯声称自己不会为颠倒是非辩护，但同时他也认为这种与罪行划清界限的行为不必然导致对纳粹政权的赞同或是将所谓“协助”犯罪感到无所谓。

所谓宪法爱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民族意识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一种陌生人之间团结的抽象形式。波兰人为波兰人牺牲，德国人为德国人牺牲，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并不认识那些他们为之牺牲的人。这种国民的团结超越了地域和王朝的界限， 不是自然而然而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诞生的。而如果要达成一种欧洲的一致，即克服民族狭隘，将国民团结拓展到民族界限之外，在一个超民族的共同体内重新分配责任。

在布鲁塞尔，欧洲宪法未能通过。这一失败并不是所谓“核心欧洲”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有人急于想要让欧盟的所有25个成员国步调一致。因此，必须先形成一个紧密合作的欧洲核心来领跑欧盟的合作。所以，包括波兰在内的各个中欧国家加入欧盟的失败，还是由于全欧洲事实上难以这么快就在多个重大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比如到底该做一个自由贸易区还是要更进一步地，对外也是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角色？同时，波兰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也不希望自身的主权这么快就受到限制。而伊拉克战争更进一步加深了整合论者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对立。

『六、建立一种欧洲认同有必要和可能吗？』

关键词：民族意识 国民团结 宪法爱国主义

本章中，哈贝马斯试图解决两个问题：1.这种认同是否有必要？2.与此相应的国民团结的民族扩展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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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欧洲统一进程中，虽然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整合进程始终有进展。因此功能主义者们认为要产生有效的强制力量，就需要政治上建立统一的经济和货币区域。而随之其他社会领域也会自然地产生一个日益紧密的超越国界的联系网。对这种自发的联盟的信念，解释了现在得过且过的政策、减轻了行动者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接受了这样的看法。这种整合观只看到了内部平衡的政府间决策模式，却没有考虑到公民的规范性整合。而下面我们将指出这种观点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之时，而如今欧洲的统一进程正是由于缺少欧洲认同而陷入停滞。

今天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如今欧盟东扩的当下挑战、已经完成的经济整合的政治结果和变化了的世界政治格局这三个问题纠缠在一起。

欧盟东扩涉及10个国家，复杂性也因此大大增加。投票权重要如何设置？可以想象我们也必须放弃一致通过的原则，但怎么保证协商机制的合法性，也就是怎样保证少数派的权益？迄今为止，欧洲的经济统一还不是零和游戏，但是如果这些经济政策不能均等分配成本和收益，那仍然是不合法的。民众需要在事前就参与讨论，而不是事后接受结果。此外，欧盟东扩之后，为了弥补和缩小新老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鸿沟，主动的政治干预将成为必需。

主动和有效的再分配政策绝对不仅是东扩的结果。东扩将再次加剧现有的经济发展鸿沟。如果事关平等的市场自由的体制化，各国政府就有必要忽略——也就是废除对竞争的限制；相反，如果事关继续保留在国家管理中的政治领域，各国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而各国间国家政策的联系，必须用民主的方式扩展狭隘合法化的基础。即使这些议程的关涉各有不同，也必须保证所有成员国的公民同等参与。这就要求各个公民都意识到自己归属于超越了国家边界的同一个政治共同体。

两极化的世界秩序终结之后，欧洲必须重新定义其全球角色，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全欧洲的民主意见和意愿构成机制，就没法实现一个由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起承担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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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背景使得深入整合计划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在所有民族中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然而，各个大成员国的政府行动却往往背道而驰。今天的欧盟令人痛心的状态，似乎证实了“无人民论”，即欧洲不能立宪，因为没有立宪的“主体”。这个命题建立在如下的基础上：只有一个通过共同语言、传统和历史联系起来的民族，才能为政治共同体提供必要的基础；只有在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导向的基础上，成员国才有能力并准备好接受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才会普遍地信任和遵守这些规范。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民族意识完全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一种人为制造的“自然规律”。民族历史的图景借助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法学家和语言-文学家而建构起来，通过学校和家庭渗入教化过程，并通过大众交往途径得以传播。这种民族意识是围绕国家产生的，人民将自己视为集体中具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然而国民团结是从以民主方式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中产生的，此时集体对外的自我保存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维持自由秩序。

这就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从对国家的认同转变为以宪法为导向，普遍主义的宪法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优先于各国国家民族历史语境的地位。

这一从国家中心向宪法导向的转换，使得在民族国家框架内，那种本质上抽象的、以法律为媒介的“陌生人的团结”的结构初现端倪。而人们越是超越民族界限、贯彻普遍主义，对法律原则的争议就越少。与此同时，这种宪法爱国主义的责任感越是超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就越可能出现宪法和国家的逐渐脱钩。

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产生于革命之中。但后民族的宪法——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就缺少这种激情。如今的宪法国家面对的问题是日益独立的世界社会，为此它们形成了超国家的秩序。

而关于国民团结超出国家边界的问题，我们应当关注欧盟与联合国的差异。联合国所做的往往只是关注人权政策和确保和平，一种消极的反应。然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国民间的团结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普遍主义的正义道德的消极责任而建立起来。例如，联合国也不能对侵略战争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无所作为。

公民视彼此为一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依据这种意识来行动。换句话说，这种对自我的理解和默默接受的共同体中的生活方式，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实际上，不光是国民团结，就连19世纪的民族意识，也一样是被后天建构的。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欧洲有着长久的分裂的历史。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同时也沿着历史的裂痕分裂了欧洲和欧洲的国家们。与之相比，区域、阶级立场、宗教团体、政党联盟等等的冲突，指向的是利益情况，看似错综复杂但反而可能起的作用更接近于调整。

而如果那些源于历史的冲突，阻碍了统一欧洲的历史进程，我们就可以回到之前哈贝马斯所说的所谓“核心欧洲”的概念，即欧洲统一的“不同速度”。但是，归根到底，没有公民的政治认同，欧洲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行动能力。而这样的意识建构不是由政客和精英们，如同操纵货币、资本流通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由行政政策操控的。

『后记』

采用郁喆隽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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