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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以字育人，以字正身。 用语言传递力量，从声音感受美好！ 知愠课堂和大家一起探寻笔画间的逻辑， 化繁为简，领略汉字之美！ 这一节我们学习“语”字。  语（語）yǔ形声，从言,吾声。通过（声音、文字或其他形式抽象的）符号表述信息:谈论、议论、辩论、交谈、说话、鸟兽虫类鸣叫等。又指表述信息的符号形式：说的话、词语、语言、用以示意的动作或信号（如:目语、手语、灯语）、语法学科用来表示句子成分的术语（如:主语、谓语;宾语、表语、状语）等。读yù通过符号表述信息：告诉、使知道等。
“语”字最早见于金文。 金文“语”第一例从言，从“ ”。“”是“五”字的复体。 第二例从言，从“ ”（吾）。 此后，“语”字从篆体至楷书均从言、从吾。 “吾”是“語”的本字。“吾”有从单五和双五两种繁简不同的写法，春秋以前多作繁式，双五上下排列。秦汉后，多写作简式。“五”本写作  （上下两横，中间交叉），上下两横“二”代表天地，“乂”（交叉）表示互相交错。合起来表示纵横交错。“五”加“口”表示反复交替地说话，即交谈。
当“吾”字“交谈”的本义消失后，金文在“吾”左边加“言”字旁造“语”字代替，突出“用语言交流”的含义。 篆文将金文字形中的“”写成“ ”。《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楷书“语”依据类推简化规则，将“言”简化成“讠”变成“语”。 因为“吾”揭示了人们认知自我的最主要途径：通过语言与人交流。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从婴儿诞生开始就逐渐形成发展。而与身边的人进行言语交流是推动自我认知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婴儿通过母语学习，掌握了“人”的交流方法，并且认识身边的“人”。从而建立“人”——区别于动物的意识。继而通过语言交流进行人类特有的高级行为：学习——获取、吸收并发展包括自我认知在内的各种人类社会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互动的语言交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与他人的语言交流，我们才形成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古人用“吾”——“交错互动”加“张嘴说话”，这个表示“使用语言与人交流”获得自我认知的字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正因为“通过语言与人交流”如此重要，所以当“吾”被用来表示“我”，“交谈”的原始意义消失后，人们加“口”造“唔（wú）”代替。“唔”后转变成语气词（多见于方言）。又加“曰”（说）另造“晤（wù）”。“晤”在使用中侧重“会面”的意义。最后加“言”另造“语”表示“交谈”。在汉语里“言”和“语”都表示话语。但“言”和“语”有明显的区别。意思是：自我陈述是“言”，与别人交谈是“语”。这正与“吾”字“交谈”的原始意义相符。从这个角度看，“语”字中的“吾”不仅担负表音的功能，更蕴含“语”字的主要意义。语是信息交流的工具，这本来是非常明确的概念。我们的先祖在几千年前造“语”字的时候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在近代，随着西方“语言学”的传入，这个正确认识反而被国人丢弃，转而相信了西方那套完全不符合语言使用实际情况的理论。这些错误的概念，给汉语现代发展造成了许多障碍。甚至，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下，很多人连“语言”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迷糊了！ 当前主流学术观点是：语言是一种用于人类交际的任意的语音符号系统。这个定义显然把汉语排除在“语言”之外。因为汉语的文字，也就是“汉语语音的符号”：汉字，显然不是任意的。每一个汉字都有明晰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没有一个字是“任意”的。王安石早在1076年就提出，我们语言的形和音都符合天地万物之理：“其声之抑杨、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横纵、曲直、斜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汉语的“语音符号”系统由至少8000年前知识匮乏、智力落后的中国人——夏朝之前的中国人发明。以古人当时的知识水平不可能在创造汉语的时候就考虑到“系统性”与“科学性”，使得汉语既“系统”又“任意”。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西方的语言定义，那就得把汉语排除在语言之外。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语言竟然不是“语言”。这显然不是汉语的问题，而是这个“语言”概念有很大的问题。同时，外语中不少的词语也明显不是任意的。比如：英语的“mother”和汉语的“妈妈”竟然有相似的发音，而世界上大部分语言中“妈妈”一词的发音几乎完全相同。如果“妈妈”这个语音是任意的，而英文和中文任意一致可以解释为巧合。但世界大部分的语言都把妈妈叫“妈”，这就不是任意，而是必然！那么，是不是英文的“mother ”或者其他更多的词语也应该排除在“语言”之外？把这些语言中“非任意”的词语一个一个排除之后，“任意”的语言还剩下什么？由此可见，现代的“语言”概念并没有准确地描述语言的本质。这些外来的理论让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倒退到古人都不如的水平。现代的语言研究必须首先抛开那些错误的观念，明确语言是什么。有了正确的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分析语言现象，思考语言发展方向。 从语言产生的根源看，言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随着劳动发展古人间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合作的过程中需要交流的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交流信息的迫切需要促使古人产生了交流信息的工具——语言。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各种事物，复杂的情况。有限的个体能力及落后的工具迫使古人必须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才能提高劳动效率，获得更多生存资料。这就要求古人们必须相互交流，组织起来分工合作。语言产生的根源是人类信息交流的需求。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需求是语言诞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生存劳作使古人广泛接触各种事物，对世界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大脑中有充足的“语言材料”——信息。另一方面，人类必须通过合作才能提高劳动效率，从自然中获得更充裕的生存和发展资料。这种合作大大增强了信息交流的需求，使信息交流成为日常活动。随着人们认识的事物不断增加，合作关系不断增强，产生了大量的信息交流需求，迫使人类创造和使用语言；同时，劳动强度增大和基因变异使人生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使人体产生了适用语言的生理结构。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人类产生并发展了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错误的论断严重影响了语言学的发展，把语言研究带入了歧途。毫无疑问，这一论断不可能出自汉语学者之手。这一论断是以拼音语言为基础的学者提出的。他们受使用和研究的语言限制，把拼音语言的规律当作所有文字语言的规律。可是，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非拼音语言的语言形态，研究文字的规律不能摒弃这些语言形态而仅考察拼音语言一种。从研究方法上，就已经决定了这个结论不够全面。
要认识文字的本质就必须从人类语言整体发展上考查，全面地分析各种不同语言的语言现象。既不能拘泥于某一种或几种语言的特殊状况，也不能拘泥于语言发展某个特定阶段。我们把“信息内容”、“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作为语言系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正常的三级文字语言因为既与信息内容有稳定的关系，又有稳定的物质存在形式——书面符号，在语言系统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独立在声音语言和信息内容之外。文字语言既可以与不同的声音语言对应，也能扩展出对应不同信息内容的能力。在语言系统中处于独立的核心地位。拼音语言则因文字语言与信息内容失去了直接关系，使它们的声音语言成为语言系统的核心。文字语言成为声音语言的附庸：“记录语言（音）的符号”。
文字起源于人们对信息内容形象的图像化记录，是信息内容的直接书面符号记录形式。在发展的过程中，文字与语言因所记录的信息内容一致而产生对应关系。文字在记录信息内容（表意）的基础上发展出记录语音（表音）的功能。异化的文字(拼音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丢失了与信息内容的直接关系，成为声音语言的记录，是信息内容通过语音的间接书面符号记录形式。无论何种情况，文字都是记录信息的符号。离开了信息内容文字便失去存在的意义。 文字脱离人体独立存在。与依靠身体发音器官存在的声音语言相比有了独立性。文字诞生后人们收集、记录和处理信息有了更方便灵活的方法。如果说声音语言的诞生使人类从动物世界发展到人类世界，那么文字的诞生则使人类从愚昧落后的野蛮世界发展到文明世界。文字语言有记录和交流信息两个基本功能。所以“创造”文字语言的时候要兼顾这两方面要求：既要使记录尽量明了、简洁；又要尽量方便交流，使语言便于交流双方理解。这两个要求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记录过分简洁、抽象就增加理解难度，使交流不畅；记录过于直观全面，内容不免繁杂。所以在创造文字语言（字、词语、及语言）的时候必须协调这两方面的需要：使文字记录既简洁而便于记录；又要容易理解而便于交流。汉语在造字上使用了六艺：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等多种方法，为的是使汉字能尽量平衡两方面要求。汉字保持与信息内容的直接关系，使不同方法造字成为可能：既可以从信息内容直接出发造字——象形、指事、会意；也可以从声音语言和信息内容两方面出发造字——形声；还可以从与其他文字和信息内容关系出发造字——转注、假借。这就大大加强了造字的灵活性，使汉字在产生和演变的过程能尽量平衡文字的两方面要求。拼音语言丢失了文字语言与信息内容的关系，使得文字语言仅仅与声音语言对应。造词方法只有“随音”一种：根据读音创造文字（词）。文字变成声音语言的附庸。根据声音语言造的词汇在交流中满足了易于交流的要求。但忽略了文字语言简明的要求，使拼音语言的词汇越来越多，使用越来越复杂。 文字直接与意义关联在表达意义和文字演变上有极大的优势。因为文字就是信息内容本身，所以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就是我们语言客观内容的变化可以直接通过有限的文字演变来体现。新的事物，新的概念不需要使用新的文字，只需要使用组成新事物、新概念的因素合成新的词汇就可以。比如：“火箭”，中文用组成“火箭”的两个特征“火”——驱动特征，“箭”——形状特征，组合起来就能概括表述“火箭”这一新事物。而拼音文字则只能通过创造新的词汇。这些新造的词大部分就如人的名字一样，与事物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这就造成了拼音文字的词汇需要随着我们认识世界的增加而无限扩张的问题。而在汉语，因为客观世界的基本意义都已经包含在已有的文字系统里，对世界的认识发展可以直接通过文字组合变化体现。不会出现通过无限地创造新的文字表述新事物的情况。这一优势，在文化/文明的传承上——也就是文字本职工作上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现代人只要通过简单的学习，就能看懂大部分的汉语文献。而这个情况在拼音文字上很难实现。据说，现在普通的英国人能看通莎翁作品的也不多了。而能读懂唐诗的中国人就实在太容易找了。三到五岁的孩子都能读《诗经》、《论语》、《老子》这些两千多年前文献的原文。要是有能读两千年前英国文献的英国人，那已经算骨灰级的专家了。“观彼北美土人不能读其父之书，而吾国人得解四千余年古籍者，思过半矣”（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汉语和拼音语言的这一本质区别在历史发展上就表现为汉语（文言文）几千年保持成分相对固定（语言使用习惯和基本词汇）；拼音语言则不断地制造新词汇淘汰旧词汇，产生新语法淘汰旧语法（英语短短一千多年历史就被划分成三段）。这就说明了：汉语能通过有限的文字，表达无限的世界；而拼音文字只能通过不断地造新词，扩张新词汇来表述新的事物。拼音语言必须无限地扩张自己的词汇，才能适应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反观汉字，从古至今常用字都恒定在2500个左右。而英语单词，现在据说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个了。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还在持续扩展。 以往的学者普遍认为是不同的社会文化使汉语与拼音文字产生这些差异。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语言发展路径不同造成了语言性质的差异：汉语是具有正常连续发展历史的语言体系，在汉语体系内“信息内容”、“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保持稳定的三角关系；而拼音语言没有连续正常的发展历史，文字语言失去了最根本的指物（义）功能。文字语与信息内容的关系在发展中丢失了，语言系统的稳定性极弱。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拼音语言发展出一套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严格“语法”系统以维持语言的稳定。尽管“语法”在保持语言使用习惯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但在控制词汇量方面则无能为力。汉语系统已经十分稳定所以在发展上无须依靠外在的“语法”维持。在没有语法的几千年里，汉语始终保持强大的稳定和高度的统一。即使后人邯郸学步地为汉语创造了所谓的“语法”其作用也是可有可无的。从汉语萌芽、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汉字始终保持指物（义）的文字根本功能，与客观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始终是客观且对外开放的语言系统。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初期因为视野局限，研究者普遍以西方的语言理论为基础，发展出并不适合本国语言的语言学理论。这是情有可原的。21世纪，在世界各地文化交流已经十分广泛深入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责任摆脱历史局限以更全面的眼光纠正过去有失偏颇的观念，建立更全面、客观和科学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推动汉语向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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