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商人是以东夷族的俘虏作先锋抵御周人的，而东夷人是少昊的后裔。而周人是以什么人打头阵的呢？据张怀通先生在《尚书新研》一书中考证，周人是以巴人打头阵的，而巴人正是太昊的后裔，因此，老王认定，商周之战实为“两昊”之战。《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途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牧誓》说：“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而《牧誓》冢并没有提到巴人，因此，许多学者提出了种种猜测，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五种。
一、段渝先生竹杖，巴人已包含在“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中。因为，武王克殷后，封宗姬于巴，巴与周为同宗，所以宗姬被包含在姬姓各部当中了。但《山海经》记载，巴人为太昊之后，而太昊为风姓。即使如《巴志》所载，认定巴人为黄帝、高阳之后，也不能认定巴人为姬姓，因为黄帝之后有十二姓。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甲骨文中的巴方为姬姓。
二、童恩正、邓少琴先生主张，彭人就是巴人。因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的彭，距周路途太远，不可能参战，而在川东、鄂西一带有彭溪、彭水。定居于彭溪、彭水之上的应该就是彭人。但他们所依据的是后世的材料，而且彭与蜀相邻，蜀人可以参战，为什么彭就不可能参战呢？三、汪宁生先生主张，濮人中包含了巴人。因为，《蜀都赋》中说：“（蜀）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巴与濮在地理分布上重合。但传世文献中，巴与濮向来分辨得很清楚，而且川东、鄂西早期濮文化遗存都压在巴文化层之下，说明在巴人未迁入之前，其土著就是濮人。而且濮人是崖棺墓，巴人是船棺墓，显然有别。
四、李学勤先生主张，蜀人中包含了巴人。因为，常璩（音渠）就是这样理解的。但《华阳国志》前面说“巴蜀”，后面说“巴”，并没有合二为一。五、丁培仁先生主张，《华阳国志》中的这段记载不可靠，常璩是把汉高祖时賨（音葱）民的事张冠李戴了。但没有充分证据就否定《华阳国志》的记载是不足取的。据张怀通先生考证，那是因为巴人并不是周人的同盟国，而是联军的先锋。《逸周书.克殷》说：“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师酉簋说：“虎臣：西门夷、某夷、秦夷、京夷、弁某夷新。”询簋说：“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某夷、师笭侧新：某华夷、弁狐夷、某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说明虎贲或虎臣是由异族人担任的，他们在战阵中是担任前锋的，这葱《华阳国志》中所言“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途倒戈”，就可以看得出来。
而用异族人担任守卫之职在《周礼》中也是有明文记载的。《周礼.夏官.虎贲氏》说：“掌先后王而趋其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周礼.秋官.司隶》说：“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
《蛮隶》说：“其在王宫者，执其国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则守厉禁。”
《夷隶》说：“其守王宫者与其厉禁者，如蛮隶之事。”
以上证据说明，担任前锋和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的，都是“四翟之隶”，也就是异族的仆隶。
同样，商人也是以异族为前锋的。这是因为商纣的主力大军其时还在东夷，来不及调回（这从灭纣后，纣军兵分六路讨伐商军残余，总共杀敌十七万余名、俘获三十万多名可以看出），所以，纣只得以东夷的战俘充当前锋，结果导致“前途倒戈”。
《史记.周本纪》说：“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学者多认为，“七十万”为“十七万”之误，然对于只有“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的周军来说，即使加上“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仍然是敌众我寡。但是，为什么周胜而商败呢？这不仅与商纣历年征伐东夷消耗自身国力有关，野与常年征伐激起东夷的民族仇恨有关，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七年》）。
文明知道，巴人为太昊后裔，东夷为少昊后裔，“两昊”从历史上来看关系就十分密切。《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我高祖少皞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是太昊族的图腾，凤鸟至就是太昊族人来祝贺，少昊族因此采用太昊族的鸟名作为贲族的官名，这也说明“两昊”族的关系十分融洽。因此，当在战场上，少昊后裔的东夷兵遇到太昊后裔的巴人作为周军先锋时，出于对两个氏族传统友谊的记忆和对商纣历年征伐本族的仇恨，东夷兵“前途倒戈”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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