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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前面两期咱们讲了西域唐军最后的岁月，这些叙述都是宏大叙事，今天我们从微观视角来讲一些小人物的经历。
这个小人物的群体，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他们的经历也不被记载在官修史料里。
我们能够知道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命运被诗人写进了作品，这首作品就是《缚戎人》。
缚戎人的“缚”指的是捆绑，引申含义为俘虏。
“戎人”是古代时西部族群的通称，在这里特指跟吐蕃有关的人，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被俘的吐蕃人。”
在唐蕃长期对峙的大背景下，双方都在边境线上抓俘虏报功，也就史料里说的“捉生”。
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以至于在唐蕃最后一次会盟的时候，特意在盟誓文书里提到了捉生。
在大昭寺门前矗立着一块石碑，这方石碑是唐蕃最后一次会盟（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吐蕃赞普热巴巾的彝泰八年）的产物。
碑文上明确提到“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猜阻捉生，问事讫，给以衣粮放归。”
意思就是两邦已经和好，边境划分也清清楚楚了，以后不许兴兵攻击，不许相互侵略。如果想知道对方的情况，越境捉生，询问情报之后，要对被捉的俘虏实施优待，发给衣物粮食放还本土。
这段碑文对捉生的原因和目的说的很清楚了，捉生是因为“或有猜阻”，而目的是为了“捉生问事”。
也就是说两边的捉生都是出于边防安全的考虑，一方面防止敌军刺探军情，同时获取敌方的军事情报。
在唐朝史料里，安禄山、史思明都曾经做过捉生将，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新唐书》里曾有记载，安禄山“尝以五骑擒契丹数十人”，正是因为有这种能力，他才获得了张守珪的青睐和提拔。
但这种深入敌境的行动相当的危险，可以说脑袋别裤腰带上出门。那为啥大家都乐此不疲呢？
不但唐蕃捉生，到了明清对峙的时候也一样捉生。
甚至到了解放战争期间，抓舌头依旧是常规的侦查手段。
这就要说到风险与收益的对等关系了。
古代捉生将出动的时候是可以顺道抢劫的，反正是在敌占区，管他好赖呢，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东西拿回来，给领导上点孝敬，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了。
另外，朝廷对抓俘虏也有奖励，而且是重奖。
按《全唐文》的记载，开元时期的赏格规定：“每获一生，酬获人绢十匹。”[1]
一个舌头就是十匹绢啊，在捉生将眼里，“戎人”就不再是人了，变成行走的十匹绢了。
正是有这种刺激，元稹才会在《缚戎人》里写道：“大将论功重多级，捷书飞奏何超忽。”
但在唐蕃对峙的前期，“捉生”还主要是一种军事手段，可到了后期就慢慢变味儿了，成了一门生意。
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唐蕃对战的格局。
在这场天崩地裂的塌陷之后，吐蕃在短短几年中便鲸吞河陇数十个州县，对唐军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白居易就曾在《西凉伎》里，描述了唐人的心理变化：
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
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唐朝将领已经对收复河陇失去了信心，于是“捉生”就从一种获取情报的方式，变成了邀功领赏的生意，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
由此以来，捉良冒功就开始泛滥，而且变得十分严重。
严重到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道：“送来的俘虏并不是唐朝叛人，而是边境上牧牛、耕种的百姓。边军不敢进入敌境，但害怕皇帝怪罪，便捉无罪人送入京城。”
这种冒领功劳的情况，唐朝官员也知道。
杜佑在《通典》里便提到过边将虚报战功的行为：“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
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对将领的控制能力下降了很多，边将都成了军阀，即便朝廷知道杀良冒功也只能捏着鼻子买单。
到了唐武宗时期，李德裕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改革，其中一条便是取消了捉生的固定赏格，改为按照俘虏的等级犒赏，并且严格勘验不得虚妄。
现存于《全唐诗》中的两首《缚戎人》创作于唐宪宗时期，恰恰是捉生冒功最盛行的时代，所以两首作品都深刻反映了当时边民的痛苦经历。
这两首《缚戎人》分别出自元稹和白居易之手，这两位诗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经常被人放在一起，并称为“元白”。
说起来，这两位一生交好的诗人，还真有点相似性。
他们的远祖都是来自边地的异族，白居易的祖上是龟兹王室，元稹的祖上更猛，乃是北魏的拓跋王族。
但从两人的作品上看，这些迁入中原的异族早就完成了身份认同，他们都以汉人自居，以汉人视角来进行叙述。
在《缚戎人》里元稹上来就写了一句“但逢赪[chēng ]面即捉来，半是边人半戎羯”。
这里的“赪面”本来是指皮肤黝黑、脸色赤红，在这里借指吐蕃人的赭面习俗。
也就是说，唐朝士兵看到皮肤颜色深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抓，造成的结果就是俘虏里面有一半都是边民。这种情况唐朝官员心知肚明，但根本没人管，这些无辜的边民都成了领赏的筹码。
元稹紧接着写到“大将论功重多级，捷书飞奏何超忽。圣朝不杀谐至仁，远送炎方示微罚。”
将领们看重的是数量，而不是准确性，抓住了一批就赶紧向朝廷报喜。朝廷也不管甄别，只要送来就流放到“炎方”。
这地方的“炎方”指的是气候炎热潮湿的地方。
唐朝人很清楚吐蕃的气候，知道他们喜欢生活在凉爽的地带。
既然你们喜欢凉快的地方，那就给你们找个暖和的地方待着。
这种处理吐蕃俘虏的方式在唐朝非常普遍，唐人的诗词里有很多反应。
比如，韩愈就写过一首名为《武关西逢配流吐蕃》的诗：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
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这首诗是韩愈在途径武关时，恰逢一帮被流放的吐蕃俘虏，一打听这些人被流放到了湖南。
韩愈听到后就感慨了，因为他路过武关也是被贬，同是天涯被贬人，于是就开始比谁更惨了。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戎人啊，别老觉得自己惨。你们才被贬到湖南，这地方算不错啦！你看看我，我都被贬到广东了，离长安足有八千里路。我岂不是更惨！？”
韩愈这次被贬是因为反对从法门寺迎佛骨舍利，他给皇帝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唐宪宗一生气，就把他弄到潮州去了。
当时韩愈已经五十多岁了，估计这辈子没机会再回长安了，心情是比较沉重的。
因此才会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不过韩愈并没有死在潮州，一年以后唐宪宗死了，唐穆宗继位，韩愈就被调回了长安。
唐朝以后将吐蕃人流放到炎热地区就基本成了一种惯例，忽必烈也曾经把萨迦派的僧人流放到杭州。
西藏人自己流放官员，也往炎热的地方送，所以门隅就成了流放藏人的“圣地”。
元稹在《缚戎人》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吐蕃俘虏中有一个人能说汉语，他说自己本来是住在长城边，少年时便跟随父亲去西域从军，途径河西走廊，河州、渭州、瓜州、沙州都曾经去过。
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吐蕃疆域快速扩张。
这个人很不幸的成了吐蕃俘虏，但他心怀唐朝“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这种落蕃唐人的境遇，在其他史料里也有呈现。沙州在被吐蕃占领后，当地唐人虽然被迫穿蕃服、说藏语，但每年正月初一日祭祖时都会换上唐装，东向而拜，号啕大哭，然后再把唐装脱下秘密藏起。[2]
但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这个人的心中也有了隐忧，孩子们在吐蕃的环境里长大，逐渐认同了吐蕃人的身份，不再记得自己的祖辈都是唐人。
元稹诗里对此描述为“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常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不知祖父皆汉民，便恐为蕃心矻矻。”
这种情况在晚唐诗人司空图的《河湟有感》里也有反应：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在这种情况下，此人决定逃亡，可他历经千辛万苦逃到唐朝边境后，却被唐军当成吐蕃人抓了起来，并且惨遭流放。
薛宗正先生对这首诗非常推崇，他认为诗中描述的一些场景可以成为历史事件的时间证据。
这段诗是这样写的“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阴森神庙未敢依，脆薄河冰安可越。荆棘深处共潜身，前困蒺藜后臲卼。平明蕃骑四面走，古墓深林尽株榾。”
薛先生认为诗中的"阴森神庙"指的是龟兹（库车）城西的库木吐拉千佛洞，"脆薄河冰"就是渭干河，他最后被俘的地点在胡杨林中，一切皆与龟兹的景物相符。
再考虑到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可以推定吐蕃攻破龟兹城的时间，在唐宪宗的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个深夜。
但这里有个问题，元稹是没有去过龟兹的，他是不是能够写出如此准确的地理描述。有些学者便据此提出质疑，认为元稹的诗词只是泛泛描述，并不是特指龟兹一地。
在元稹诗词的最后，他借这位落蕃唐人的嘴发出了灵魂拷问：
缘边饱喂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
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
意思就是朝廷养着你们这帮十万人的废物，你们每年就抓几个吐蕃俘虏，这种做法不跟精卫填海一样吗？！
白居易写的《缚戎人》跟元稹的诗非常相似，这两首诗本来就是唱和之作，相似也是题中之意。
这首诗写的是一群流放的吐蕃俘虏，走到大河之滨的时候，很多蕃人感到归乡无望，纷纷跪地号啕。
其中一个人抽噎着说：“你们还觉得苦，可知我比你们更惨！
我本是凉州人士，在吐蕃生活了四十年，有了吐蕃妻子和孩子。
她对我很好，孩子也很可爱，可是我的心无处安放！
我是个唐人啊，我是个唐朝人！
大唐啊，那是我的故土，是我灵魂所系之地！
于是，我决定逃亡。
我背着吐蕃妻子暗中谋划，希望我这把骨头，有朝一日，能埋在我魂牵梦系的大唐。
在逃亡的路上，吐蕃士兵盘查很严。
我只能昼伏夜出，冒死穿越大漠瀚海。
在荒坟野冢里，提心吊胆地躲避追兵；
在夜渡黄河时，我体验过刺骨的寒冷。
但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要回家，我要回唐朝，它是我温暖的故乡！
终于我接近了唐境，听到了唐军游骑的呼哨。
我惊喜的跑出来，跪伏在路边迎接。
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根本不在乎我会说汉话，直接就把我绑了起来。
我是个唐人啊，我是个唐朝人！
现在我和你们一起流放，你们是吐蕃人，可我，我是唐人啊！
我的故乡，我在也看不到了；
吐蕃的妻儿，也被我抛弃了；
我成了，被所有人抛弃的外人！
在吐蕃，我是个唐人俘虏；
在唐朝，我是个吐蕃俘虏；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我何必苦苦思念唐朝？
我何必冒死逃回故乡？
这哪里是我的故乡啊？
还不如就留在吐蕃，就在妻儿身边。
虽然生活也苦，那也比身在两地，永无相见之日要好啊！
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
汉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
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为一处苦！
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这真是震耳欲聋的沉默！
感谢白居易让我们知道了，战争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摧残。
我们之前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唐蕃战争，这场绵延一百多年的战争，成就了帝王霸业，成就了王侯将相。
从宏观上说，它也促进了汉藏两族的交融，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唐蕃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不管是对唐朝人，还是对吐蕃人来说，战争都一场灾难！
只是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力，我们只能通过元稹、白居易的笔才能感受他们的痛苦。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之前有个小伙伴在读者群里说，中国史料里都是王侯将相，而西方史料更关注小人物的生活。
其实中国史料里小人物的描述并不少，只是很多人没注意而已。
如果你去看二十四史，它当然写的都是政治人物，其实官方修史写的就是政治史。但中国的史料里还包括方志、笔记和游记，以及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
有的学者统计过，《全唐诗》里涉及河湟地区的诗，就有三百四十多首。
另外在敦煌藏经洞里，还保存七十多首落蕃唐人的诗作。[5]
这些作品里很多都是涉及到了边民的苦难，这人生活在吐蕃的唐人心里是非常凄苦的。他们心中所想所思，甚至不能跟枕边人分享。
比如有一位佚名的落蕃唐人在诗里写道：
“皎皎山头月欲低，月厌羁愁睡转迷。忽觉泪流痕尚在，不知梦里向谁啼。”
再比如，被俘的唐官马云奇，在被押送青海的途中，写过一首：“骨肉东西各一方，弟兄南北断肝肠。离情只向天边碎，壮志还随行处伤。”
再比如，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时，在龙支城（青海民和县柴沟乡）见到数千老人向唐朝使团跪拜哭泣。
其中一位老者询问刘元鼎：“大唐天子现在还好吗？当年我们随军没入吐蕃，现在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还记念我们这些落藩的可怜人吗？大唐的军队何时到来呀？”
言罢已泣不成声。[6]
这就是战争带给老百姓的东西！
它成就的是王候功业，代价是碾碎了无数人的家庭和梦想！
我讲了大量的唐蕃战争，那是因为它是唐蕃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在我要给唐蕃战争做个收场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战争是这世界上最残酷的东西。
我们讲战争，但绝不歌颂战争！
参考书目：
[1]、《试论“缚戎人”之产生及配流》_王丹；
[2][6]、《敦煌落蕃旧事》_赵晓星；
[3]、《郭昕主政安西史事钩沉》_薛宗正；
[4]、《考古发现与唐代西陲边塞诗研究》_虞越溪；
[5]、《唐代河湟诗研究》_方国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