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年轻时请教胡适问题被拒绝，多年后主席说：没人听我说土话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他年轻时，也曾有一段生活窘迫的北漂岁月。

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一个小小馆员的他，并不受人重视，他曾向胡适请教问题被拒绝，也没人愿意听他的湖南土话。

但毛泽东没有气馁，最终用自己的实力折服了北京的文化名人们。

困窘的北漂岁月

1918年的8月，年轻的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来到了北京，也开启了他青年时代的北漂生涯。

毛泽东此次来北京，则跟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有很大关系，在1918年的4月14日，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经过多次商议，在湖南长沙共同创立了进步青年组织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一创立，就志存高远，立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全国青年都有着高涨的爱国情绪，学会中有很多有抱负的湖南青年也渴望去西方国家学习救国图强的真理。

当时，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等知名学者，也号召全国青年去外国留学，睁眼看世界，在蔡元培先生等人的鼓励下，新民学会的很多湖南学生也筹备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负责人，也积极参与到湖南青年学生赴法留学的筹备事宜之中，整整七八个月的时间中，他把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这次留学的宣传和准备上了。

出国之前，准备留学法国的学生们，准备先在国内打好语言基础，就一起来到了北京读法文，而当时带队，就是青年毛泽东，跟他同行的，则有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人。

这些青年学生，大都家境普通，也没有额外的经济来源，到了北京，马上就面临着窘迫的生活困境。

毛泽东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也曾提高：“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京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做。”

关键时刻，还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老师杨昌济帮助了他。

杨昌济曾在湖南师范学校担任伦理教员，对有才气有担当的毛泽东十分欣赏，他日后也成为了毛泽东的岳父，他的女儿就是广为人知的毛泽东第一任夫人杨开慧。

杨昌济当时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毛泽东来到北京后马上登门拜访了他，请求他帮自己一份工作来做，杨昌济二话不说，就把毛泽东介绍给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

李大钊为毛泽东物色了一份图书馆佐理员的差事，解决了毛泽东在北京的工作问题。

但这份工作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也是最底层的存在，工作任务也是机械枯燥的整理报纸图书，而一个月的薪水只有八块大洋，毛泽东和与他一起来北京的湖南学生们，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

北京的生活成本，首先高在房租上，这样的收入，当然租不起像样的房子，毛泽东刚到北京时就借住在杨昌济的家中。

当时，杨昌济全家，居住在北京鼓楼豆腐池15号的一座两进院落小宅院中，后院是杨昌济的家眷所居住，而杨昌济本人，就住在前院之中，毛泽东则跟和他一起在湖南发起设立新民学会、同为杨昌济学生的蔡和森，一起住在前院的一间客房里。

在杨昌济家中没住多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因为要与在北京的其他新民学会成员联系，为了工作方便，就搬离了老师的住所。

在这之后，每逢假日，毛泽东等人，还是常会相约在杨昌济家中聚会，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也会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一样，聆听杨昌济的教诲。

毛泽东搬离杨昌济的住所后，就跟同学们一起租住到北大红楼附近三眼井里的吉安所东夹道7号，这里有一个破败的宅院，里面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

手头拮据的毛泽东一行，连同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虽然足足有8个人，但也租不起更多的房间，8个人挤在3间北房中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房间里的设备极其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

狭小的房间没有摆放油灯的桌子，他们为了照明，只能用一盏小油灯挂在墙角，让房间里勉强能有些光明。

更瘆人的是，他们租住的这处在吉安所的房子，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也因此有很多人不愿意住在此处，但年轻贫困的青年学生们，可顾不上这些不吉利的避讳，每晚都聊得热火朝天。

8人挤在这个小房间里，连睡觉都十分不便，毛泽东日后在回忆青年岁月时，也曾谈起：

“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这批湖南青年的手头都不宽裕，很快就支撑不起各自外出吃饭的开销，于是大家商议后约定，一起在住所做饭，以节省开支。

他们约定好各自分工，轮流干活，没有锅等炊具，他们就拿搪瓷面盆当锅用，同学中有身体瘦弱的，他们也互相照顾扶持，共同在北京坚持下去。

到了冬天，他们8人只有一件足够抵御严寒的厚外衣，就轮到谁外出时谁穿，其他人都窝在房间里取暖。

来自湖南的他们，从小都吃惯了大米，但在北京大米很贵，他们就只能买面粉回来烧成面糊充饥。

这些年轻人，虽然在北漂的生活中十分困顿，但都浇不灭他们的热情似火的壮志，他们把这种生活的苦当成对自己的锻炼，一有时间，他们就去附近的北京大学听课，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晚上在房间里也都在讨论救国救民的出路。

这种热情，也感染了周围的人们，那些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普通北京老百姓，也愿意帮助他们。

当时他们租住的吉安所房子，房东是个不怎么出门的满族少妇，她平日里从不与房客直接打交道，有事也是让孩子来传话的，但看到他们不会用面粉做饭，只能烧成浆糊一样的面糊充饥，也主动出来教他们用怎么用面粉做馍。

有一位老工人，原来是每天为他们送水的，也觉得这些年轻人十分不容易，主动提出和他们搭伙，不要他们的工钱，搬来了自己的炊具，为他们发面蒸馍，一起吃饭。

这段困顿的北漂生活，一直持续到1919年的一二月间，之后，当初一起居住在吉安所小房子里的8人中，有的赴法留学，有的去北京的其他学校就读，而这批湖南青年学生的领头人毛泽东，却打算回到湖南。

毛泽东之所以打算回到湖南，也与他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佐理员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思考有关。

在北大图书馆的毛泽东

刚到北京大学的毛泽东，他的心情是无比兴奋的，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那段时间，是他初步形成政治思想的阶段，当时对他影响最深的，正是在北京发行的《新青年》杂志。

《新青年》是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所主编的，是当时宣扬进步思想的著名杂志，毛泽东在湖南读到《新青年》后，就爱不释手，这本杂志也为毛泽东打开了革命思想的大门。

在《新青年》杂志中，除了主编陈独秀的文章外，毛泽东还很爱读和陈独秀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的文章，他曾自己说过：

“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湖南时，相隔万里，毛泽东没法向陈独秀和胡适请教，而到了北京大学后，毛泽东最想见到的，也就是这两位曾用文章给予他指引的先生。

到了北京大学，毛泽东与这两位先生的接触机会就多了起来，留美回国的胡适是北大有名的新派教授，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 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后来经常在北大第一院的第一大教室上课。

胡适的课，听讲的学生很多，除北大学生之外，还有外校的学生旁听，而勤奋好学的毛泽东，也经常旁听胡适的讲课，成了胡适的一名旁听生。

至于陈独秀，他跟毛泽东的距离则更近了，毛泽东工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报纸阅览室，就在北大校部的工字办公楼的第一层。

而陈独秀的办公室就在报纸阅览室的左边，和毛泽东仅隔着一个房间，同在这座楼里办公的，还有介绍毛泽东来北京大学工作的李大钊。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军和核心人物，也是日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与毛泽东之间最早的渊源，也在这座北大办公楼里结下。

但初到北京的毛泽东，操着一口湖南口音浓厚的话，他与胡适和陈独秀刚开始的会面，都不是很顺畅。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请教。

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

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至于陈独秀，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也曾风趣的跟斯诺说，那时的陈独秀可没空听一个青年人说湖南话。

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毛泽东也曾非常冷静的对身边人分析过：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

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

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刚开始受到的冷遇并没有让毛泽东灰心，他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丧气，在北大图书馆中，除了日常工作以外，他如饥似渴的阅读着其中珍贵的书籍，而北京浓厚的文化氛围也让他获益良多。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这段时间，他依然抓住一切机会，向进出图书馆的文化名人们请教，同时，他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生社团：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和北大的进步青年们交流，也常去听北大讲授的课程。

而既有着深厚文化功底又有着谦虚态度的毛泽东，也很快赢得了别人的尊重，随着多次的接触，胡适也意识到了这位湖南学子不是寻常之人，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两人逐渐成为了至交。

至于陈独秀，毛泽东其实早在1917年就给他投过稿，当时毛泽东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也一直赞赏这篇文章的文笔和结构。

当陈独秀得知眼前这个说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就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毛泽东时，他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当场就夸奖毛泽东那篇文章写的好，两人的交往从此密切。

而在与陈独秀、胡适等文化名人的交往中，毛泽东的思考也更加深邃，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也对他有所影响，他最终没有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们一起留学法国，也与他这段时间的思考有关。

毛泽东曾自己解释过不去法国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对于中国所知道的还太少，希望留在本国多研究些问题，他认为自己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对本国也更为有利。

自信的毛泽东没有说错，留在中国的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也与他在中国农村的多年实践分不开。

送别了留法的同学们后，毛泽东决定返回湖南，在当地发起革命运动，他回到长沙后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发表宣传革命的文章，出版进步书籍，同时深入中国乡村，去寻找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

参考文献：

《湖南日报：青年毛泽东是实实在在“北漂”人》，央广网，2013年12月18日

《青年毛泽东的几个观点与胡适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