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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霜尽是心头血 ——怀念谍报之王李克农夫人赵瑛 文/冉阿丽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和钱壮飞、胡底三人，以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在中国革命若干紧要关头，四两拨千斤，以情报优势抢占先机，改写了我党的党史军史，被周总理称为“龙潭三杰”。 而人们在深切弘扬缅怀龙潭三杰之一李克农的丰功伟绩之余，往往忽视了一直站在他身后、无怨无悔、呕心沥血支持他照顾他的夫人赵瑛。 1949年在一次中央重要会议上，周恩来在表彰“龙潭三杰”时，特别提到“要感谢协助李克农同志的赵瑛同志”。 的确，赵瑛同志是一位信念坚定，性格沉稳、富有牺牲精神和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人和革命前辈。她为了李克农全力以赴投身革命，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庭重担，而且多次在革命危难关头冒着生命危险传送情报，掩护同志，收藏文件，是李克农同志的忠诚战友、亲密伴侣和贤德内助，同样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动荡中缔结良缘 赵英原名赵彩英，别名赵曼瑛。大革命时期，在上海地下党做掩护工作时，改名赵瑛。她1898年生于安徽芜湖一个商人家庭。父亲赵咏舫早年在上海学照相手艺，回乡后在芜湖繁华地段开了一家照相馆。得益于走南闯北的父亲思想开明且经营有方，赵瑛的童年生活优渥，没裹过脚，七岁读私塾，九岁入教会学校，十二岁读公立女学，十四岁进芜湖女子师范学校。系统的教育开拓了她的视野。十五岁预科毕业时，有一位女教育学家，写了一篇贺词，鼓励同学们好好读书长本领，争取女子参政，为社会服务。这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立志要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自强自立服务社会。 1915年5月，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迫于日本政府压力，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遭到了全国各界的强烈抗议。正在芜湖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赵瑛，满腔悲愤，与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强烈抗议这种卖国行为。此时她深切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弱国无外交，反对软弱政府，反封建礼教和反帝国主义思想在她心里萌生，为日后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17年9月，她与李克农结婚。李克农少年时代入过私塾，上过安徽公学，作过报纸编辑，在国民政府任过职，也进过国民党监狱，是个追求正义、喜爱文艺，性格开朗的进步青年。俩人虽然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是相似的教育背景，共同的家国情怀，一致的理想信念，互补的性格特征，使他们成为一对恩爱夫妻，共同孕育了三男两女5个孩子。从危机四伏的敌占区、条件艰苦的延安，到新中国成立的北京，赵瑛与李克农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一直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共沐腥风血雨 1927年4月，国民党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一时间阴云密布，酷风凄雨，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白色恐怖笼罩华夏大地。 1927年7月，时任国民党芜湖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李克农，因为共产党员身份，被安徽军阀陈调元重金悬赏通缉。为逃避敌人追捕，李克农同进步作家阿英（钱杏邨）急忙逃到江北裕溪口小王庄隐蔽，谁知又被敌人侦知。幸好同情革命的芜湖市警察局长顾问单志伊把这个消息告知了赵瑛。在那个7月的傍晚，乌云密布的天空，暴雨倾盆。赵瑛心急如焚，怀着4个多月的身孕，冒着瓢泼大雨，雇小船渡了江，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泥泞的乡间小路奔跑，不知摔了多少跤。当找到李克农藏身的农家时，宛如一个泥人，瘫倒在地上。她奋不顾身的通报，使李克农和阿英早半小时撤离，逃脱了当局的抓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得到惨痛教训：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及时掌握其政治军事动向。据此，1927年11月，党中央在上海成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下设总务、情报和保卫3个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29年底，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和军统前身）。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新闻编辑，钱壮飞任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胡底在天津设立长城通信。三人组成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为组长。中央特科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卓越胆识，利用各种人际关系，渗透到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通讯社以及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情报，在镇压叛徒、营救同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0年1月，赵瑛带着大儿子李治和小儿子李伦来到上海，接待同志保管文件，成为一名不在编的地下工作者。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特务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上海党中央机关、地下党组织面临灭顶之灾。国民民党叫嚣：三天内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危机时刻，三人特别小组钱壮飞事先获取了密码，破译了这重大情报，火速派自己女婿刘杞夫赶往上海送达李克农。因为不是与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的接头日，李克农顾不上妻儿，费尽周折寻找，终于赶在敌人大搜捕之前报告了党中央。当国民党在上海大搜捕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机关绝大部分人员已安全转移，其捣毁共产党中央机关的阴谋没有得逞，上海党组织免遭全军覆没的噩运。 只是苦了赵瑛。她联系不上李克农，只好连夜带着2个儿子从房东家后门撤离，夜宿菜市场，白天专门到四川北路人多的地方转悠，流浪了十几天，终于碰上了与李克农一同战斗过的宫樵岩（又名王少春，解放后曾任情报总署副署长）。他先把赵瑛母子三人安顿下来，半个月之后，才找到李克农并安排一家人见了面。可惜相逢又要分别，李克农身份已经暴露，中央指示他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因环境险恶，路途遥远，还要经过敌占区，妇女儿童随行不便，李克农只能独自前行。赵瑛理解和支持丈夫，虽有万般不舍，为了革命事业，赵瑛忍痛与丈夫分离，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芜湖老家生活。那是1931年9月。 独挑家庭重担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下游，水面宽阔，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长江巨埠，皖中之坚”之称。因为毗邻南京，水陆交通纵横，经济生活繁荣，文教事业发达，社会思潮活跃。辛亥革命前后，以陈独秀为首的革命党人云集芜湖，在此办报兴学，组建革命团体，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共党史军史上的重要人物恽代英、王稼祥、李克农和蒋光慈等，都在芜湖开展过革命活动。尽管芜湖自然环境优越，无奈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军阀混战，老百姓的日子举步维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赵瑛回到芜湖的这六年，是她的至暗时刻。国民党当局统治下，共产党被污名为“赤匪”，李家无疑就是赤匪家属，很多乡邻怕惹祸上身，避之不及。公公李哲卿原本在芜湖海关工作，因为赤匪家属被辞退。他有3个儿子，李克农为长子，其他两个儿子均已娶妻生子。除了二儿子有点微薄收入外，全家十几口人，全靠出租老屋和举债生活。李克农音讯全无，生死不知。而摆在赵瑛面前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吃饭问题。 沉重的经济负担，持续的奔波劳作，对丈夫的牵挂思念，压的赵瑛喘不过气来，她经常在夜里独自流泪，而白天依然是李家坚强的长媳，孩子们的长辈，为一家老小撑起一片天。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是共产党员的忠诚伴侣。她坚信丈夫，更坚信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事业，受到挫折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她，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她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1932年4月，经当时的芜湖市教育局长何世琨介绍，赵瑛入职芜湖市江声小学任教员，终于有了一份收入补贴家用。然而好景不长，2年后，校长更替，她被解雇了。1935年1月，经同事介绍，她又到私立齐鲁小学任教，薪水更加微薄，但是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赵瑛倍加珍惜，白天教书备课，下班后洗菜做饭，缝缝补补到深夜。多年后其次子李力回忆，经常是一觉醒来，母亲赵瑛还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昏暗的灯光照在母亲疲惫的脸上，瘦弱的身影折射在墙上。5个孩子的鞋，都是她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就这样，她硬是靠一己之力，艰难地供5个孩子读书，支撑着这个衰弱大家庭的基本衣食。赵瑛不仅是婆家的顶梁柱，还牵挂着娘家。她只有一个弟弟，在外当兵被打死后，父亲备受打击也病故了，照相馆歇业，弟媳改嫁，多病的老母亲全靠她照顾。 赵瑛的艰辛，孩子们都看在眼里，为减轻母亲负担，长子李治15岁就辍学到米店当学徒。两个女儿李宁和李冰读初中的学费，全靠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维持。李宁初中毕业后已考上了高中，体谅母亲不易，愣是退学到图书馆就业。李冰在教会护士学校后，分配到教会医院做护士，工资都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赵瑛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但照顾到两个妯娌，饭做好后从不上餐桌，和她俩在厨房用餐。她对这个大家庭的贡献，得到了李家全家老小的认可。子侄辈对这位里里外外一把手的长辈尊敬有加，公公李哲卿更是尊称她为赵先生。 1937年4月初，一个穿西服带墨镜的中年男人敲响了李家大门。一家人惊慌失措以为是债主上门，结果是李克农回来了。他经过了万里长征，在红一方面军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被称为我党长征路上的“警卫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李克农奉命到上海组建红军办事处。他搭乘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飞机到上海前，插空来看望家人。 李克农还活着！对李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当多大官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活着。尤其对赵瑛！多年来忍辱负重，身心疲惫的她，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
在革命熔炉中淬火 1937年4月，李克农受党委托，在上海静安区福熙路多福里21号一处石库门房子里，创设了红军驻沪秘密办事处，对外称“李公馆”。其主要任务是：团结上层人士，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宣传中共方针政策，营救安置被捕出狱同志，开展情报工作，李克农任处长。5月，赵瑛带着小儿子李伦来到上海，在办事处担任行政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一起工作的还有：王少春、朱子良、田宝鸿同志。这是赵瑛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心中忐忑，生怕自己干不好给革命带来损失。她接待过往同志，收集整理情报，处理繁杂事务，尽心尽力。 “八一三”事变之后，李克农奉中央指示，赴南京建立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实际上是一块牌子两个机构：即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而赵瑛仍然留在上海。11月，淞沪战场失利，赵瑛带着儿子到南京与李克农见面。面对紧张的局势，李克农让她带着孩子再次回芜湖躲避，照顾家中老小。 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国民政府临时迁往武汉，中共中央也在武汉设立长江局，李克农被任命为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也都转移到了武汉。临行前，李克农与叶剑英、廖承志等乘车途径芜湖，约赵瑛及家人见面。饭桌上，李哲卿老人把李克农拉到一边，让李克农给家里留点钱，因为欠账太多。李克农拍拍口袋说：“我是共产党的官，除了公款，没有钱啊”。叶剑英见状，从自己兜里掏出仅有的十几块钱悄悄塞给李克农。谁知赵瑛眼疾手快，赶紧把钱又塞到李克农手里。她说：“你要是有钱早寄回家了。现在你们去武汉，花钱的地方多，钱你们留着用吧。家里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你放心吧！” 这就是赵瑛，一个永远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坚强女性。她能想的办法就是克勤克俭和变卖自己的首饰艰难度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疯狂的日寇施行了长达3个多月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举世震惊。不可思议的是，南京大屠杀一个月后，在重庆陪都的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才获悉。他在当天会议上表示：“倭寇在京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潜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极残”。这是蒋介石对南京大屠杀唯一的表态。 而此时芜湖百姓也在日寇铁蹄下呻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赵瑛更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念。1938年春节刚过，她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国难当头，作为华夏子孙，决不能做冷漠看客，要加入抗日队伍，跟着共产党，把日寇赶出去，一雪国耻。在她的安排下，大女儿李宁、大儿子李治、二儿子李力以及同族兄弟李重修、李仲严5位热血青年，由李家李佩之、李泽纯两位长辈带领，背着简单的行囊，步行（没有路费）从巢湖出发，跨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经过了十五天跋涉终于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担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的父亲李克农。从此，他们穿上了军装，来到了很多有为青年心中的圣地延安,开启了同父辈一样的革命征程。 随后，赵瑛按照李克农的安排，依靠李佩之和李泽纯的帮助，扶老携幼，带领全家老小十几口，冒着日机的轰炸，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也到达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她继续做办事处机要秘书兼文化教员，同时照顾老人。之后又辗转长沙、贵阳，一直到1938年11月才在桂林安定下来。1939年9月，由夏子胥、石磊介绍，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恶化，赵瑛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撤退到延安。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政治上更加成熟，但赵瑛并不满足，经组织安排，她先后到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理论，参加了延安整风，在思想和理论方面，得到了系统锻练，各方面能力素质都有所增强。赵瑛在革命队伍这个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初心不改，落英成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功勋卓著的李克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工作地点在北京西城区米粮库的一处四合院，除了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外，同住的还有秘书、司机、炊事员和警卫人员等一干几十人。 条件好了，地位变了，可赵瑛的善良本性没有变。她是职业女性（李克农办公室秘书），又是首长夫人，但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简朴作风，生活上低标准，克勤克俭。她的内衣、袜子都是打补丁的。洗脸毛巾破了，把破的部分剪掉，两头缝起来再用。她又捡起了纳鞋底的手艺，坚持给孙女李靖做鞋，用灯芯绒做鞋帮，每年都给做几双单鞋和棉鞋。 她经常教育孩子们，工作人员和车子都是因为工作需要，国家给你爸爸（爷爷）配发的，家人不能享用。如果李克农不在家吃饭，她总是亲自下厨，给家人做饭。自己吃饭很简单，经常是咸菜青菜泡米饭。除了陪李克农参加公务活动，她从不用他的专车。有一次她突然胃疼，疼得大汗淋漓，她让小儿子李伦拉着平板车，把她送到北看急诊。现在看她的举动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赵瑛来说，却是她克己、舍我、利他的善良本性使然。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时年57岁的她，大革命时期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久经考验，一直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军委情报部、总情报部办公室担任秘书，又是李克农夫人，如果授衔，怎么也是个校官。出人意料的是，她主动提出不授衔，提前退休，不拿退休金和生活补贴，没有任何养老待遇。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名义上退休了，实际上依然在李克农办公室做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不为名利所惑，只为理想打拼!打江山时冲锋在前，坐江山时退居幕后！这就是赵瑛，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的无悔选择！其格局、境界和操守，与那些争名夺利不择手段甚至突破底线红线的人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赵瑛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她的5个孩子。在她的感召下，他们个个自强不息，心怀大义，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在炮火硝烟中经受了考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长女李宁，1938年参加革命后，经过抗大学习，一直在党的情报和保卫部门工作。在延安边保处工作期间，参与破获了重庆和延安特务的密码电报，为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建国后40岁的她就担任了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是共和国公安系统第一位女性省厅负责人，1986年在中共云南省委对外联络部部长位置上离休。 次女李冰，从美国教会医院几经辗转来到延安中央医院工作，成为一个出色的外科大夫。解放后她放弃当外交官夫人和到卫生部当领导的机会，一生致力于我国肿瘤防治事业，担纲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十几年不间断到食道癌重灾区河南林县蹲点调研。期间她的心脏病不知犯了多少次，幸好有熟悉她病情的同行，才一次次化险为夷。她堪称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开山人，曾当选中共十一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补委员。至今，林州县医院还矗立着她的雕像。 姐妹俩在文革中都受到冲击被关押批斗，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对党痴心不改，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恢复工作后，争分夺秒在各自领域干得风生水起。 长子李治、次子李力在延安抗大学习结束后，李治又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和中央党校学习，分在中央秘书处，随周恩来在重庆办事处工作。1945年后，报考了南泥湾的炮兵技校，毕业后随部队进军东北，先在南满分局社会部，后在旅大、北京和上海从事公安保卫工作，1987年从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岗位上离休。 李力则是我军通讯工作的元老，历任通讯学校教员、电台报务主任。在彭真手下工作过，随彭德怀转战陕甘各地，给中央军委三局王诤当过秘书，1987年从总参通讯部副部长岗位上离休。 小儿子李伦的一生更是传奇。在娘胎里就参加经历了白色恐怖，11岁随母亲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周恩来、王明、博古和叶剑英等领导人房间的常客，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经常教他唱歌出板报。他当过八路军办事处的勤务员，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抗大二大队和延安炮兵学校学习过。解放战争时期，他坚决要求上前线，参加了济南战役、石家庄战役、张家口战役、包头战役、渡江战役以及上海吴淞口战役和舟山战役。担任副营长的他，因指挥有方、作战英勇荣立一等功。建国后，他长期在我军后勤以及军事交通领域辛勤耕耘，从军委运输司令部调度科科长一直干到总后军事交通部副部长、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还当过全军后勤干部的最高学府后勤学院院长，1996年从总后勤部副部长岗位上离休。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人大七届、八届代表，八届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委员。
李克农对赵瑛更是一腔深情。在当时延安高级干部圈里，他对发妻的忠诚是出了名的。说起来还有个段子。1936年10月的一天，美国记者斯诺将要结束在陕甘宁边区的采访回国，临行前边区很多领导人前来送行。出于职业习惯，斯诺希望每个人送他一句话。轮到李克农时他语出惊人“给我把老婆送来吧”。幽默中流露出对发妻浓浓的思念。 1950年12月，李克农省吃俭用，为小儿子李伦结婚置办了几桌婚宴。婚礼上他举杯哽咽着说，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赵瑛，是赵瑛把他们带大的，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身边的赵瑛也落了泪。在场的家人、好友都为这对革命老人的拳拳深情所动容。 1961年1月6日，赵瑛同志因患癌症溘然离世，李克农悲痛欲绝，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他亲自把她的衣物打包封存，经常在遗像前伫立。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吊唁。他在和赵瑛合影照背面，深情地写到：“此像于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从此我们永别了！！！ 回顾二十一年中埋头苦干，辛勤劳动，扶老携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遗照，以表哀思。李克农1961年8月8日：（立秋日）”并称赞她为“母仪典范”。其伉俪深情，跃然纸上。 也许上苍不忍心奉献一生的赵瑛再与心爱的丈夫阴阳两隔，1962年2月9日，在她去世后一年，李克农也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与世长辞。 赵瑛，和她的亲密战友忠诚伴侣在天国团聚了！ 在此，笔者想起明代著名爱国名将戚继光在望阙台中的诗句，“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不正是革命老人赵瑛赤血丹心为民族大业家奉献终生的真实写照吗？ 2024年1月22日
作者简介：冉阿丽，女，1976年12月入伍，长期在军事院校工作，曾任军队院校学报主编。业余时间创作的随笔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多次获奖。半生与文字结缘，以包容心态，品复杂社会，以悲悯情怀，写烟火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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