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复性书院的始末与得失
马一浮与熊十力、梁漱溟，并称“新儒家三圣”，其家世履历、道德学问、风骨气度及诗词创作成就，皆可谓出类拔萃，令人高山仰止。抗战期间，他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更成为民国书院史上的一个传奇，一向流播众口，颇致美誉。不过，除了粗略读过《复性书院讲录》外，我对复性书院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其为何中途停办，其实不甚了了。近读何俊教授所编《马一浮论学书信选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对马一浮先生了解渐深，其在与友人弟子的书信往还中，多次言及复性书院创办始末，其中甘苦无奈，尤令人动容。掩卷之后，不禁长叹：若马一浮者，真可谓醇儒也！然仔细寻绎其心路历程，亦觉尚有未安。盖其“守死善道”时、“古貌古心”处，固然配得上“君子固穷”之誉，令人敬仰钦羡，但其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每以“义理之学”是从，不知转圜，又显得立道有余，而与权不足。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实在颇有“迂远而阔于事情”之处，其所创办之“复性”书院，终因曲高和寡、经费无着而归于夭折，亦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如所周知，马一浮早年虽留学欧陆，通多国外语，然其而立之后，则倾心旧学，以传统文化守护者自期，其学术思想及教育理念，皆以守先待后为旨归，反对媚外趋新。民国初年，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马一浮曾受任教育部秘书长，后因办学理念不合，马一浮辞职。其与弟子书信中颇能见出其思想观念，如其批评魏源说：自清道光见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始作筹海篇，创为“师夷制夷”之说。至今垂百年，从变法自强递变为科学救国，为革命抗战，只是魏源流派所衍，不能出其范围。言师夷已自沦为夷，言制夷卒为夷所制。祸烈至此，而朝野上下曾不一悟。出言行事，无反躬自责之意，无寅畏惕厉之心，犹是虚憍夸饰，行险侥幸。丧乱无日，民力垂尽。泄沓荒湎，不知忧恤。谁为为之，孰使致之？（1938年3月16日与袁心粲书，见《马一浮论学书信选读》，第229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其对新学领军人物梁启超、胡适之亦绝不苟同，甚至以“俗”、以“偷”斥之：王船山有言曰：“病莫大于俗，俗莫甚于偷。”三十年前出一梁启超，驱人于俗，十余年来继出一胡适之，驱人于偷，国以是为政，学校以是为教，拾人土苴以为宝，靡然成风，不待今日之被侵略，吾圣智之法已荡然无存矣。”（1939年2月1日与袁心粲书，第266页）言颇峻厉，其情可感。由此可知，早年曾涉猎西学、翻译过多部西方著作、最早将《资本论》引入海内的马一浮，中年后归心儒学，服膺六经，对“咸与维新”“全盘西化”之主张完全不能认同。其与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尚且不能合作，可见其儒雅谦和的气质背后，确有一种孟子所谓的“大丈夫”气概。嗣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又延聘马一浮任北大文科学长，马则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谢辞（马镜泉、赵士华著：《马一浮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在致蔡元培的信中，马一浮说：“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幸值自由之世，人皆获求其志。……化民成俗，固将望诸师友；穷理尽性，亦当敕之在躬。”（1917年1月17日，第43-44页）由其竟将“化民成俗”与“穷理尽性”分立，不难看出，马一浮似乎纯以一理学家作为学术身份认同，而与现代教育家之职志渐行渐远。难怪与他初次见面的叶圣陶要在《嘉沪通信》中感叹：“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预言：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以后不会再有矣。马一浮的学问，得益于孔孟以及程朱理学处为多，又受佛学禅宗之长期浸淫，故其论学，强调“向内体究”，“深造自得”，“以圣贤为心”，久之乃形成一种内向型气质，不仅学问上“颇与时贤异撰”，行为上亦不同流俗，故其对古今、中西、新旧之辨的回应，亦渐趋“保守”“复古”一路。又其一生远离政治，对革命思潮始终保持距离。他在与丰子恺的信中说：“今所以为救亡图存之道，多门面语，殊少实际，近于自欺，而犹谓孰敢侮予，其谁信之？” （第207页）对当时主流思潮的纷纭扰攘，可谓洞若观火。以此理念和性格处世，若无最高当局及教育部的倡议支持，马一浮恐怕绝不会创办什么书院。不过，既以儒者自期，则不能不讲学。抗战军兴，马一浮于颠沛流徙之间，受聘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后在杭州、江西泰和与广西宜山陆续讲学，虽“听众机劣，吾又缘浅”（1938年7月13日与熊十力书，第198页），亦可谓弦歌不辍。他说：“吾侪今日讲学，志事亦与古人稍别，不仅是为遗民图恢复而止。其欲明明德于天下，百世以俟圣人则同；不以一国家、一民族、一时代为限。……但得三数学者，相与讲明此事，令血脉不断。”（第202页）因为马一浮有此一弘道继绝之愿心，故1938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时陈立夫任部长）表达欲请其在四川创办一传统书院之意时，他不能不心有所动。马一浮很快便致书好友熊十力，请其来渝襄助，但亦坦言“事实上缘尚未具，与其有始无终，有头无尾，不如其已”。又说：“战后文物摧残略尽，应为之事良多。僧如紫柏，俗如杨仁山，儒家尚无其人。以后学者求书不能得，故印行典籍，尤为迫切需要。然今人唯知有抗战文艺，其谁信之邪？弟前书谓书院不必期其实现，但简章可留为后法。……垂之空文亦同见之行事，无二致也。”（第200-201页）大概马氏根据自己在浙大讲学状况推测，值此兵荒马乱、人心流散之乱世，理想中的书院恐怕是一空中楼阁——他竟把书院简章看得比书院本身为重，这不仅为后来书院败落埋下伏笔，主观上也未尝不是为自己留一余地。在与张立民的书信中，马一浮还反复强调：“书院之议，非吾意所及。”“愚意道之显晦，不以语默而异。书院之成否，殊无所加损。……此时勉强成立，亦难以持久。”“君子作事谋始，永终知弊。今即欲因机示教，与众作缘，亦是不得已而后应。立心不容有纤毫夹杂，对人不能有些微迁就，不可期其必成。”且再次申明简章之重要：“因书院之成否可以不论，而此简章必须修改尽善。今即不成，可留为后人取法也。”（第220-2223页）。大有立言以不朽、不成功便成仁之概。不过，话又说回来，“立心不容有纤毫夹杂，对人不能有些微迁就”，这样崖岸自高、深闭固拒、决不妥协的孤绝姿态，近乎不食人间烟火，实在难免“意必固我”之讥，亦有违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可无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智慧境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马一浮早知自己会失败，但即使失败，也要留下后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遗产和道德高标。作为以圣贤传道自期的一代大儒，马一浮论学以“义理”为重，办学处世亦然。他说：“若书院讲习，一以义理为主，乃与时人异趋。经术则祖述洛闽，亦与晚清诸儒涂径迥别。……天下之为学者亦多术矣，约之不出二涂：一则资多闻以求时用，一则重体究而贵自得。二者不可强同。”（1940年3月31日，第309页）又说：“书院讲习，重在向内体究，期于入德，不是专以多知多识为学。须知穷理尽性之事，非如今人所目为政治学说、伦理思想遂足以该之也。……义理本为人心所同具，非能取以与人，不可徒恃讲论，用力终在自己。”（1940年7月22日与高矜细书，第310页）他对当时颇负盛名的刘师培、章太炎之学颇不认同。说：“刘、章之书不关经术，谓宜暂置，而专读洛闽诸儒书，细心体验，向后方有商量处。”（1939年8月28日与周伯铭书，第282页）其在给熊十力的信中谈及西学，则说：“且书院讲习所重，在经术义理，又非西洋哲学也。”（第235页）办学理念是如此，复性书院的制度安排自然与时代潮流相悖。马一浮说：“吾之三原则：一、不隶现行学制系统之内；二、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三、任何仪式不得随俗举行。……书院之成与不成，于道无所加损，于吾亦无所加损也。”（第263页）又论书院与学校不同云：“书院所以异于学校者，学校造士，唯求适于时用之才；书院求师，乃在继此绝学之绪。在今日虽学校为重，书院为轻，然可以任学校之师者，尚不乏人，可以为书院之师者，实难其选……”（第297页）甚至开讲之日，马氏便对诸生有“劝退”之戒：“学问之道无他，在变化气质，去其习染而已矣。……诸生若于此信不及，则不必来书院受学，疑则一任别参，两月以后，自请退席可也。书院照章考察，验其言行，若立志不坚习气难拔者，随时遣归，绝不稍存姑息，转以爱人者误人。慎之戒之，毋贻后悔。”（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此言颇类佛门戒律，虽有化性起伪之效，然早失孔子“有教无类”之义，读之令人生畏。又其所撰《复性书院学规》云：“今为诸生指一正路，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只有四端：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四者，内外交彻，体用全该，优入圣涂，必从此始。”（《复性书院讲录》，第7-8页）此言固然光明正大，正宋明儒“学为圣贤”之旨，然亦不无知易行难、仰高钻坚之感，令人“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多年以后，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1940年在蜀中与马一浮初见时之印象云：马一浮复性书院设在岷江对岸山上。一日，邀余去书院讲演。熊十力住西湖，与一浮同居有年。及来北平，与余同居。余之知一浮，亦有年矣。及一浮来此创办书院，十力亦同来。不知何故，龃龉离去。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诸教授绝少来往。武汉大学学生邀其讲座，亦见拒。又不允武大学生去书院听讲。及是，闻一浮来邀余，皆大诧怪。余告一浮，闻复性书院讲学，禁不谈政治。倘余去，拟择政治为题，不知能蒙见许否。一浮问，先生讲政治大义云何，愿先闻一二。余告以国人竟诟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专制。余窃欲辨其诬。一浮大喜曰，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敬愿破例，参末座，恭聆鸿议。遂约定。及演讲之日，一浮尽邀书院听讲者，全部出席。武汉大学有数学生请旁听，亦不拒。一浮先发言，今日乃书院讲学以来开未有之先例，钱先生所谈乃关历史上政治问题，诸生闻所未闻，惟当静默恭听，不许于讲完后发问。盖向例，讲毕必有一番讨论也。”（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6页）这是一个旁观者的印象，比之马一浮书信，更显直观而明白。由此可知，复性书院与当时毗邻的武汉大学师生，素无往来，近乎“绝缘”。而其书院“禁不谈政治”，又给人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联想。钱穆与熊十力在北平即有交情，对其“龃龉离去”已有耳闻，却一向“不知何故”。接下来的回忆，大概是钱氏对马、熊“龃龉”原因的分析和推测：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暌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其有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27页）其实，钱穆先生有所不知，早在马一浮力邀熊十力来川共建书院时，二人的“龃龉”便已显露。比如，复性书院绝不考虑学生“出路”，就是熊十力诟病最多之处。熊认为马一浮的办学理念陈义过高，不近人情，很难落实，他在信中直言不讳说：“生平不为过高之论，国家教育明定出路，世法不得不尔；若无出路，学子失业，将诡遇以求活。”对此，马一浮不以为然。他在回信中说：至学生出路，书院无权规定，此政府之事。书院既在现行体制系统之外，亦不能援大学文科研究院为例。弟意学生若为出路来，则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乃与一般学校无别，仍是利禄之途，何必有此书院？若使其人于学能略有成就，所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似不必欲为之计，启其干进之心，且非书院所能为谋也。（1939年7月2日与熊十力书，第234页）过后几天，马一浮信中又说：“弟意学者若不能自拔于流俗，终不可以入德，不可以闻道。书院宗旨本为谋道，不为谋食。若必悬一出路以为之招，则其来时已志趣卑陋，所向既乖，安望其能有造诣也。……弟非欲教人作枯僧高士，但欲使先立乎其大者，必须将利欲染污习气净除一番，方可还其廓然虚明之体。”（1939年7月10日与熊十力书，第237页）这些话在“义理”上固然可圈可点，但平心而论，却大悖于人之“性情”。更让人错愕的是，当熊十力表示为书院前途成败担忧时，马一浮竟慨然说：“书院为讲习之事，有是非而无成败。今兄乃以成败为忧喜，此非弟之所喻也。”（1939年8月26日与熊十力书，第243页）既然连书院“成败”都可不计，学生的“出路”又岂在话下？当时，书院诸生有名陈刚（字兆平）者，曾来函向马一浮求一纸书院学习之证明（也即“文凭”）。马一浮则回复曰：“书院昔时讲习，来者志在以义理自淑，非将以为羔雁也。足下岂不知之？今乃欲俯同流俗，以在书院之日为一种资历，求为证明，何其与平日之趣相远也？几曾见程、朱、陆、王之门有发给文凭之事？德行道艺乃为取得资格之途径邪？若要实据，何待于他！贤者平日言行乃是绝好证明，安用此废纸为？”（1942年11月7日与陈刚书，第321页）呜呼！“文凭”确实不能代表“水平”，但对于求学的弟子而言，实在也不是多么过分的要求。唐文治先生创办于1920年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就有印制精美的毕业证书，至1950年时，该校已有1700名学生毕业，不少人成为后来文史学界的名家和大师。马一浮以文凭为“废纸”，不能不说，其性格中不仅有“狷”，亦且有“狂”，（按：马镜泉、赵士华著《马一浮评传》中有云：“马、熊二先生观点不同，性格各异，马是狷型性格，熊是狂型性格，所以处事不久，熊便离书院而去。”此论大体不谬，然亦只是论其迹，未能探其心。）唯于夫子所谓“中行”之境，尚有一间之未达也！故窃谓熊、马二人之“龃龉”，责任不在熊而在马。熊十力坚称其讲习之道“偏重内向，将致遗弃事物，同于寺僧，谓虽圣人复生，亦不能不采现行学校制，因有资格出路之议，不如此将不足以得人”（1939年7月1日致熊十力书，第240页）。这本是知深爱重的肺腑之言，马一浮却听不进去。后来熊十力欲接受西南联大之聘，“将弃书院而就联大”，马一浮又“为怅惘者久之”。不考虑书院“成败”及学生未来“出路”，这已使思想折中于新旧之间的熊十力不能认同。更让熊十力心生警惕的是，马一浮竟“欲以佛氏丛林制施之儒家”，认为“政府与人民同为檀越，同为护法，不受干涉，庶几可以永久”（第245页）。这的确是“丛林”“寺院”方丈、道长的心态：“今欲学者深入，纵不能令其出家，必须绝意仕宦，方可与议。”（第222页）马一浮之所以“禁不谈政治”，原因也当从此处寻。马一浮的“佛系”书院构想，并非一时兴到之语，而是有其思想理路。他在给张立民的信中分析儒者讲学不如佛氏的原因说：向来儒者讲学不及佛氏出人众多者，原因有二：一、儒者不得位，不能行其道，故不能离仕宦；其仕也，每为小人所排抑。佛氏不预人家国，与政治绝缘，世之人王但为外护，有崇仰而无畏忌，故得终身自由。二、儒者有室家之累，不能不为生事计；其治生又别无他途，不免徇微禄，故每为生事所困。佛氏无此。丛林接待十方，粥饭不须自办，故得专心求道。大德高僧安坐受供养。然其法施无穷，饶益众生，不为虚费信施（退之小儒，故有《原道》谬论），世俗亦不以为非。因此二端，比儒者缘胜。今欲学者深入，总不能令其出家，必须绝意仕宦，方可与议。（1938年9月29日，第222页）马一浮向往的是宋明儒的书院，“其后私人自主者，如象山之象山精舍，朱子之武夷精舍，乃与禅师家住山结庵无别”。这分明是“援佛入儒”的意思了。从其最终将书院选址在乌尤寺，即可窥斑知豹。熊十力认为其大有将书院“造成寺院式，在今日决行不通”（第245页）。后来果然一语成谶。因为有此初衷，复性书院与当时政府的关系就变得僵硬而尴尬。举例而言，马一浮不愿循当时俗例，申请政府补助。他说：“书院缘起、简章，照今制须得政府认可，由创议人呈请备案，于义无伤。若彼嘉奖，助以基金，不论多寡，可以接受。若请求开办费，请求补助经常费，此与普通私立学校无异。……以儒者立事，不可轻言请求。若求而与之，不唯失其自处之道，亦使彼重道之心完全消失。”（第224页）又有一例。1943年，重庆政府俞飞鹏部长捐赠书院刻书费3000元，马一浮具函深谢。不意俞寄来收据请盖章，以便报销，又请作书特赠俞氏并及诸僚友。此事令马一浮甚为不快，故以书院办事员名义复函拒绝，并特为强调：“书院乃讲学之地，凡事必循义理，本院同人皆致谨于此，不敢苟且徇人，欺罔长者。……盖捐款是一事，求书是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第337页）言辞至为严正，称得上“立心不容有纤毫夹杂，对人不能有些微迁就”，但也正为如此，书院难以为继，终至停摆——自1939年9月15日开讲，至1941年5月25日罢讲，历时一年零八月。此后复性书院艰难支持，乃纯以刻书为职志，我们从马一浮书信中可见其大概。1942年6月19日致乌以风信中说：“山中学人寥落，百物可为，唯以刻书为一线之延耳。”（第318页）1943年5月1日与刘锡嘏书：“刻书既不能行，书院更无复存在之意义，又不能立与停罢，真乃进退维谷，自悔其无智。相从诸友但有长饥之色，而无暂悦之心。”（第335页）1944年4月9日与刘锡嘏书：“吾今退处无为，不再仰食于人，只图鬻书暂活。世间事始谅终鄙，向来如此，争怪得人？”（第351页）1945年9月，马一浮已有“书院东迁”之想。其1946年2月4日与吴敬生书云：“归途资斧不能自办，故必附书院乃得成行，届时将不名一文也。书院前途赖董会与基金保管会善为之，仆实无能为役。所望于董会诸公者，但欲助我东归，别无所愿耳。”1948年与刘世南书：“书院在今日已同赘疣，非特无以待学人，即刻书亦将辍矣。仆罢谈已久，向时学子俱已星散，无复有讲习之事。仆既引去，不日将谋结束，敢劳千里命驾？”（第365页）事颇惨淡，语近凄凉，令人唏嘘不已。道之隐显，各在当人；事之从违，系乎缘会，非仆一人所能为力。但感讲论无益，不如刻书；刻书不成，不如停罢。……仆最近有一书与董事会，已罄言之。大致即谓与其不能别求维护之道，不如早作收束，除此别无意见。盖义理既非后生所好，故讲习难于得人：经籍亦非时俗所需，故刻书亦难于集事。物力之艰日甚一日，不独剞劂无资，即粥饭亦难为继。天下当为之事甚多，能为之人亦众，何必为之自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同体之悲；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亦是见机之义。生平不肯仰面求人，亦不欲强人就我。书院创议人及今董事诸公，果以弘道为心，自觉于此有不容已之情，有所当尽之务，非以是为敷衍我之具也。若其意在敷衍，则固非仆所能受。故再三求辞不获，转而径求收束。（第400-401页）如上所述，马一浮先生抱定“与时异趋”之宗旨，自然不肯“与时俱进”，更不会“与时俯仰”，这是其人格坚毅处；其所校刻之古籍多种，为传统文化保留“智种”，尤令人高山仰止；但其固执佛教寺院式的书院体制，素履孤往，一骑绝尘，又难免如其所自承的，“实太理想，远于事实”（1938年12月8日与熊十力书，第200页）。在马先生给熊十力的信中，曾有“议者或疑当轴以书院私我，弟决不致以书院自私”（1939年8月31日与熊十力书，第246页）的自我辩护，可见当时物议，亦有此一种不同声音。我们当然不怀疑马先生初心之“无私”，但正如《老子》所言：“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当一个人坚守一种理想之信念而不能善纳雅言、从善如流时，“无私”反而成了另一种“自私”。《中庸》有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若马先生能以书院为“公器”，与众“讲友”平情论学，相互砥砺，求同存异，有何不可？钱穆先生所谓“群龙无首，济济一堂。其有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其中深意，或许正在于此。往者已矣！作为后学，我辈自然不敢唐突前贤，妄加菲薄，但就事论事，以人论人，又深感马先生一生，诚然能尽己之性，而终未能尽人之性；诚然能复己之性，而终未能尽复人之性也。故其俨然可敬处，亦不免喟然可叹矣！作者简介： 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西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阳人。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诗》主编。兼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世说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陶渊明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写作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楹联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台湾东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先秦诸子经典、儒学与古典诗学、文言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及书评随笔200余篇，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曾胡治兵语录导读》《古诗写意》《世说三昧》《魏晋风流》《穿越古典》《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四书通讲》《世说新语新评》《世说新语通识》等二十余种。主编《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世说新语鉴赏辞典》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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