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申遗历史贡献者如何启示今人
《朱启钤与北京》一书在京首发
《朱启钤与北京》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编著、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如何开启近代化市政管理？当时的城市管理者如何考虑古都改造问题，平衡古迹保护与城市更新需求？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提到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朱启钤（1872-1964年）。他在北京城市建设、交通规划等方面的成就与轨迹，正通过新近出版的《朱启钤与北京》娓娓道来，他的智慧和远见穿越百年，启示今人。
朱启钤在晚清至民国政府中均身居要职，在上世纪初主持了一系列北京城改造项目，创办中国营造学社，保护中轴线上古建筑……周总理评价他为“著名实业家、爱国老人及中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称“朱启钤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倡导者和引路人”。
近日，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编著、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朱启钤与北京》在北京首发，该书以朱启钤曾孙朱延琦口述内容为主，披露了许多近代北京城市化改造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朱启钤保护建筑遗产、传承中华文脉的拳拳苦心，借由书中文字，再现光辉。
改造北京旧城第一人
“提起曾祖父朱启钤，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实际上他做的很多事，就在我们身边。”年逾古稀的朱延琦是唯一一个曾与朱启钤同屋生活且仍在世的人，这些年他一直收集、抄录、讲述有关朱启钤的历史资料。每当路过车水马龙的长安街，朱延琦总是“心潮澎湃”。1915年，正是时任中华民国内务总长的朱启钤拆除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打通长安街，让这条“御街”成了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他还在南长街和南池子路口建造了两座传统民族风格的拱形街门，至今仍是东西长安街上独特的景致。
上世纪初，清王朝刚刚覆灭，中华民国成立不久，一个国家的转型也带动起古都北京的近代化转型。在此之前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布局无不为皇权服务，随着人口增加，交通日益繁忙，“新”北京城的发展之需亟待解决。
朱启钤凭借超前的视野，于1914年倡导成立了北京城市管理专门机构——“京都市政公所”，宣传近代规划建设思想。据朱延琦在书中介绍，朱启钤不顾“伤害龙脉”“拆祖宗基业”的骂名，力排众议，拆除了天安门到中华门之间废弃已久的千步廊，打通了京城的东西中轴线，并把拆下来的砖瓦木料运到社稷坛，聘请华南圭等规划设计师将社稷坛规划建设成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于1914年向公众开放，由此这座荒废多年的皇家禁地成了民众参观游乐的场所。如今游客还能在中山公园内见到名为“一息斋”的房间，其匾额为朱启钤亲笔题写，当初他为指挥公园工程的建设，将一间原守坛卫士的值守房改为临时办公室，取名“一息斋”，意为一息尚存，绝不懈怠，可见其开放公园之决心。
此外，朱启钤还组织规划修复京城环城铁路、疏浚河道，主持京师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城垣改造工程，使京城“平治道路，便利交通”，景致畅达，让北京初具了现代城市的雏形。1914年，朱启钤还主持了北京宣南香厂街区改造项目，引入西方城市建筑建设及城市管理理念，修建与上海大世界齐名的新世界商场，第一座由中国人投资建设、自主运营的高档饭店——东方饭店（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曾在此下榻）等，将这里打造成了当时北京的CBD。朱启钤也因此被评价为“把北京从封建都市改建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先驱者”。
“对先贤的纪念与再研究并非单纯发思古之幽情，更要与当下的城市文化建设紧密联系。”在该书的首发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马国馨提到，朱启钤先生对我们当下的城市更新给予了很多启发，包括如何完善城市功能，改造之外注重延续老建筑的视觉美感，考虑生态保护、民众心理接受度等。
中轴线申遗贡献者
改造北京城，有一个大问题——对古建筑的取舍。朱启钤对北京的古建筑不是一味地大拆大改，比如他拆除了正阳门的瓮城，但保留了正面箭楼，让德国工程师加以改良。他还率先提出“修旧如旧”原则，主持制定了我国最早的古建筑保护法《胜迹保管规条》。直到今天，“修旧如旧”仍是文物保护修缮的经典原则。
据朱延琦讲述，朱启钤在晚清时期供职京师巡警厅，常亲自骑马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细致观察，体察民情，为他日后改造北京城打下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他也遍览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对古建筑产生了浓厚的感情。1919年，朱启钤在南京发现了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所著《营造法式》，如获至宝，之后他又辗转收集各类中国古代营造书籍文献，并组织专人将古文按现代文法“转译”成白话，在现代社会中推广应用。1929年，朱启钤正式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汇集了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陈明达等一大批学术精英，其对建筑典籍的研究，特别是对古建筑实例的调研，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学术高峰。为传承学社先驱的遗志，朱延琦近年来一直为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基金会”奔走，以鼓励文物界包括文博教育人士开展文物保护工作。
北京中轴线申遗已按下加速键，为中轴线保护铺石引路的先驱更应被铭记。1941-1944年，因担心沦陷后北京中轴线建筑遭战火之危，朱启钤组织天津工商学院张镈师生等，就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对北京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实施精密测绘，绘制了700多幅实测图纸，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轴线古建筑最完整、翔实的记录，也为如今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的编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出版此书，我们确信做了一件极其有价值的事，因为它为讲好2024年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故事，增加了除建筑景观之外更重要的人物'故实’。”《朱启钤与北京》一书策划、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金磊介绍，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曾多次拜访朱延琦，2020年，他建议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要研究朱启钤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贡献及朱启钤在北京两处故居的保护问题。于是委员会秘书处与《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历时3年多，以朱延琦口述为基础，根据长期研究的积淀，并听取了朱启钤秘书刘宗汉先生的意见，才有了《朱启钤与北京》一书。在该书文字统筹殷力欣的坚持下，书中一些老照片的磨损痕迹被保留下来，比如营造学社的测绘图纸可见明显的“水残虫印”，那是抗战期间，营造学社部分研究成果被存于天津麦加利银行，1939年天津遭逢大水，将银行仓库淹没，朱启钤想尽办法去抢救这批成果，使得部分资料幸存。殷力欣认为，这些水残虫印记录了历史信息，也是一代代人苦心守护民族文化瑰宝的烙印。（本报北京3月10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