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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春之卷，第196-203页
作者简介 马士奎（1967-），山东费县人，翻译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专家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史、文学翻译、典籍英译。 人们普遍认为是葛浩文率先将莫言介绍到英语世界。实际上，早在葛译《红高粱家族》问世前四年，中篇小说《红高粱》英译本即已在国内出版。本文基于对《红高粱》首个英译本出版过程和译本特点的分析，意在探究译本遇冷的原因及其给人的启示。 《红高粱》 中国当代文学 英译 Howard Goldblat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first translator to introduce Mo Yan into the English world. But in fact, four years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his English version of Red Sorghum：A Novel of China,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 Yan’s novelette Red Sorghum was included into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 Fiction and published in China.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publishing background,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first English version of Red Sorghu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asons for its poor acceptance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 for late translator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Red Sorghum;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一、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葛浩文翻译的莫言成名作《红高粱家族》（Red Sorghum）于1993年出版，标志着这位“中国现代文学接生婆”正式以“御用译者”身份开启与日后诺奖得主的密切合作。凭借电影《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所做的铺垫，《红高粱家族》成为迄今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接受效果最好的一部，自1993年首次在英美同时推出后，10余年内先后由5家西方主流出版社印行2万余册，用葛浩文先生自己的话说“销路很不错”，（舒晋瑜，2005）这一评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作品中已属难得。葛译《红高粱》在国外和国内都广为人知，人们想当然地视葛浩文为将莫言推向英语世界的第一人。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9年，“红高粱”系列中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即由邓世午和于大波翻译成英语，收入英译本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 Fiction（《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作品选》），由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这也是莫言作品首次译入英语。与葛译本海内外走红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高粱》首个英译本问世后无声无息，不仅在西方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在国内几乎也从未进入人们视野。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开之后，一生清贫、晚景凄凉的资深汉英翻译专家胡志挥先生在当年11月4日的《文艺报》上发文，表示“万分高兴”，颇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收获之感，慨叹“过去的一切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胡志挥，2012）文章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胡先生等人当初为推出《红高粱》首个英译本付出的心血，显然视之为促成莫言获奖的一个重要因素。稍后，曾于1988年开始主持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工作的柳荫先生亦在2013年3月6日出版的《文艺报》上著文，追溯该机构为推广中国文学做出的努力，着重介绍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英文版的出版背景。受制于《文艺报》的受众面等因素，胡、柳二人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出版的《红高粱》译本依然未在翻译界和文学界引起注意。 《红高粱》 葛浩文译本   植入同一语言土壤的两株高粱，一株香飘异国，一株无人问津，二者际遇迥异，个中原因引人深思。本文意在对《红高粱》首个英译本的出版过程、译作特点及其接受状况进行考察。 根据胡志挥的《谁最早把莫言作品介绍到国外去的？》和柳荫的《三位前辈的文学“中国梦”》两篇文章，以及胡志挥先生与笔者数次交流时的介绍，大体上可以勾勒出包括《红高粱》首个英译本在内的英译《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产生的过程。 1 背景 《红高粱》首个英译本得以出版源于国内有识之士对文学输出的重视。我国是少数具有对外文学翻译传统的国家之一。在外界对中国文学重视不够，抑或虽有兴趣但受制于翻译人才严重不足的背景下，自晚清起即有不少中国文人学者主动将历代文学作品译入英、法等语言，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的文学外译活动更是成为重要的对外宣传手段。 到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学开始复苏的大背景下，时任作协主席巴金先生非常重视中国文学的对外推广工作。在张光年、陈冰夷和杨宪益等文学界和翻译界前辈倡导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宣告成立，成为作协旗下作家出版社的副牌，旨在用外国文字出版我国现当代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职能与建国之初成立的外文出版社有类似之处。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成立后开展过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在1988年组织举办由众多知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以及外国留学生参加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研讨会，此举在那一时代有一定的前瞻性。但该机构的运营遭遇诸多困难和障碍，在完成《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英译本的出版后不久即告夭折，该书因此成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承担的唯一的对外文学翻译出版项目。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号撤销之后，作协领导机构仍冀望在原基础上设立“中国文学编译中心”，继续履行对外文学译介的职能，但因未获有关方面批准而不了了之。 2 编选 《作品选》在成书前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论证，由著名军旅作家陆文虎担任中文主编，他撰写的序言还对新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发展历程作了权威的导读。《作品选》共收录建国后公开发表的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9篇，其中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和王愿坚的《党费》为建国后“十七年”期间的作品，徐怀中的《西线佚事》、彭荆风的《今夜月色好》、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王中才的《最后的战壕》、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和朱苏进的《射天狼》7篇均为1980年代的新作。这些作品早已被公认为建国后影响深远的军事文学经典，其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均得到充分认可。
《红高粱》主题油画 应该说，中外文化出版公司首先考虑推出英译军事文学专集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集中对外展现新时期一个领域的文学创作成就，其意义远大于一般单部长篇作品。从选材上看，《作品选》兼具主流性、权威性和时代性，是源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集中反映。其中《红高粱》自1986年发表后即在国内引起轰动，曾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于1988年在西柏林电影节获得大奖，因此莫言的这一成名作无疑最受瞩目。 3 翻译 该书采用国内学者主译、在华外国专家及国内资深翻译家联合校对的模式。参译者包括著名翻译家胡志挥（《柳堡的故事》和《今夜月色好》）、商务部高级翻译岳诚（《西线佚事》）、中外友协工作人员缪欣蔚（《党费》）、新华社英文组的邓世午和于大波（《亚细亚瀑布》和《红高粱》）、中国文学社英文编译沈蓁（《最后的战壕》）、人民画报社英文编译邓辛（《灵旗》）、《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编审冯世则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英文翻译郭京跃（《射天狼》）。上述人员均在重要涉外机构从事翻译或相关工作，具备较高的英文水平和较为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但除胡志挥外，大都缺乏文学翻译经历。 红高粱家族  一般认为，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文化而且没有政治偏见的汉学家最有资格承担中国文学的英译工作。实际上，出于种种考虑，胡志挥等有关人员起初也曾试图寻找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翻译《红高粱》一篇，先是找到在北京大学教英语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对方认为作品写得很好，但坦承自己在理解和表达方面均有很大困难，后又辗转联系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籍专家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的次子迈克，但后者亦以“心有余力不足”而婉拒，不得已由新华社的年轻记者邓世午和于大波承担。由于当时的对外开放程度远不及现在，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国外汉学家并非易事。 《作品选》由新华社英籍专家保尔·怀特 （Paul White）和国内资深汉英翻译专家胡志挥负责英文校对、润色和定稿。保尔·怀特当时在新华社担任改稿工作，后又转聘到外文出版社，参与翻译和撰写过大量英文图书，曾于2007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胡志挥则为国内著名汉英翻译专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曾在英文《中国文学》杂志社与杨宪益先生等共事，一生译著等身，代表作有英译《死水微澜》和《东周列国故事选》等。应该说，按照这种编译人员配置，译文质量是有保障的，而且这种“源语译者 目的语语言顾问”的模式也符合对外翻译的规律，在国际上也比较常见。 由于众多专业人士的参与，该书的编选和翻译工作进展顺利。至1989年12月，精装硬皮本的《作品选》正式出版。 三、《红高粱》首个英译本特点分析——以葛浩文译本为参照  《红高粱》首个英译本与葛浩文译本英文标题相同，只是后者附有起说明作用的副标题“一部中国小说”（A Novel of China），但是两个译本有着明显差异。首先，二者所依据的底本不同，前者是以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1986年第三期的中篇小说为依据，后者则是以1988年5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为源本，该书实际上由先期发表的五个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红高粱》实际上为其中的第一章。其次，作为美国汉学家的葛浩文始终把西方尤其是美国读者的接受放在首位，采用比较灵活的处理策略，文字增删、语序调整、段落重组等现象均比较常见；与葛译本直译、意译兼用的相对自由、灵活的处理手法相比，邓世午和于大波的译本严格追求从内容到形式上对原作的忠实，几乎通篇采用严谨的直译策略，严格遵循原作的行文顺序。以葛浩文的译本为参照，可以比较清晰地认识《红高粱》首个英译本的特点。 第一，中国文化元素有所流失。仅以小说中部分人物姓名的处理为例，邓、于译本一律采用音译，带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姓名乃至绰号也不例外。姓氏 排行的取名方式在中国比较常见，邓、于将在日军胁迫下残害罗汉大叔的屠户孙五音译为“Sun Wu”，而葛译本译为“Sun Five”。 罗汉大叔是在小说情节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其名字带有明显的佛教含义，邓、于译本同样音译为“Uncle Luohan”，葛译本则意译为“Uncle Arhat”。又如小说中余占鳌的叔父人称余大牙，显系与其生理特征相关的绰号，邓、于译本简单地用拼音表述为“Yu Daya”，而葛译本的“Big Tooth Yu”音译、意译并用，同原作一样采用生理特征 姓氏的做法，可以使读者据此获取对人物形象的直观认识。至于小说中的国民党军官冷姓支队长（简称冷支），邓、于音译为“Lengzhi”甚至属于明显失误，葛译本所取职务 姓氏的译法（Detachment Leader Leng）更为妥当。可以说，葛译本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 第二，小说地域文化特色明显稀释。莫言小说以浓烈的乡土气息见长，使用了大量富有地方特色的俚语和俗语。邓、于译本在个别环节似有避难就易之嫌，倾向于简化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表达效果。如小说中冷支队长和余占鳌商讨合力伏击日军车队时，话不投机，眼看就要拔枪相向，“我奶奶”出面调解，并且说：“......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莫言，1986: 15） 邓、于译本：...after that, you two just mind your own business.（Mo Yan, 1989: 371） 葛译本：...after that, chickens can go their own way, dogs can go theirs. 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don’t mix.（Mo Yan, 1993: 28） 前者可能顾忌目的语读者对这一典型中国俗语的接受，简单表述为“从此以后，你们只需各管各的事”，后者则完整再现了原作信息，同时也比较充分地再现了莫言的语言风格。与此类似的情节还有，当余占鳌决意枪毙强奸民女的叔父余大牙时，余大牙愤愤地说：“......要是没有我，你小子早就喂了狗了！”（莫言，1986：26） 邓、于译本：You owe me your life! (Mo Yan,1989: 426) 葛译本：If not for me, you’d have been dog food long ago! （Mo Yan, 1993: 56） 邓、于译本表述为“你欠我一条命”，意义虽无太大出入，但原作的乡土气息几乎荡然无存，语言特点亦与人物身份不甚相符。同样，小说中，余占鳌的手下曾经捉弄“我父亲”：“豆官，我想吃你娘那两个插枣馍馍”。（莫言，1986：15）两个译本在此处的处理也明显有异。 邓、于译本： I want to suck her nipples.(Mo Yan, 1989: 393) 葛译本： I feel like nibbling her date-topped buns of hers.(Mo Yan, 1993: 29) 邓、于将“插枣馍馍”具化为“乳头”（ nipples），而葛译本复制了原作的修辞效果，比较完整地再现了这一意象。邓、于译本的简化做法还体现在个别称谓语的处理方面。小说中，余占鳌习惯称“我父亲”为“干儿子”。由于英语中并无与这一亲属关系完全对应的字眼，邓、于译本直接译为“儿子”（my son），而葛译本译作“养子”（foster-son），虽然不能完全再现这种人物关系，但至少可以与一般父子区别开来。总体来说，葛译本对莫言小说的地方文化特色反映更为充分，存有更多的原汁原味。 第三，读者意识存在欠缺。相较而言，邓、于译本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刻意贴近原作，虽然做到了对原作字面上的忠实，但有时难免会给目的语读者带来困惑。如小说中提到故事发生的时间“民国二十七年”（莫言，1986:8），邓、于将其直译为“in the 27th year of the Republic”（Mo Yan,1989:371），这种纪年方式对绝大多数西方读者是完全陌生的，而葛译本考虑到源语和目的语读者知识结构的差异，译为“in 1938, the twenty-seventh year of the Republic”( Mo Yan, 1993:14)，同时补充公元年份，可以让人与二战背景联系起来，大大降低了异语读者的理解成本。 第四，文学表现力稍嫌不足。葛译本更善于发挥译入语的优势，邓、于译本则表达手段相对单一，效果亦略显平淡。如葛译本移植了大量的英语习语，语言更为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英语读者的陌生感，而邓、于译本行文有时略嫌僵硬、机械，缺少莫言原作和葛译本的活泼和灵动性。如原作中“陶罐头老太”曾跟“我”讲起“我奶奶”的往事：“你奶奶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莫言，1986:8） 邓、于译本：...there were numerous colorful anecdotes about your grand mother when she was young. (Mo Yan,1989: 371) 葛译本：...when your grandmother was young, she sowed plenty of wild oats.(Mo Yan, 1993: 13) 另外，当“我奶奶”将儿子托付给即将奔赴战场的余占鳌时，两代人之间有一段对话：“干儿子，有种吗？” （莫言，1986：15） 邓、于译本： Are you a real man? (Mo Yan, 1989: 392) 葛译本：Have you got the balls, foster-son? (Mo Yan, 1993: 28) 上述两例中，“sow wild oats”通常意为放荡不羁，“have the balls”多指有胆量，二者均为英语中常见的习语和俚语，口头色彩鲜明，而且非常形象，符合小说对话的特点，亦与所涉人物身份吻合。相比之下，邓、于译本的语言就略显平淡。又如小说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我奶奶”出嫁途中，轿夫们故意逗弄新娘子：“唱个曲儿给哥哥们听，哥哥抬着你哩！”（莫言，1986:21）葛浩文的译文不仅简练，而且富有韵味： 邓、于译本: Sing a song for your elder brothers. They are carrying you on their shoulders.(Mo Yan,1989:410) 葛译本:Sing a song while we bear you along.(Mo Yan, 1993:44） 邓、于译本在用词方面有时不够考究，缺少文学名著应有的张力。小说中，余占鳌因处置余大牙强奸玲子一事与任副官发生争执，我奶奶站在后者一边，余大牙愤怒地拔枪威胁：奶奶一把撕开胸衣，露出粉团一样的胸脯，说：“开枪吧！”（莫言，1986:26） 邓、于译本：Grandma tore open her undergarment to expose her white breasts. “shoot！”She demanded. （Mo Yan,1989:425） 葛译本：She tore open her shirt, exposing two tender mounds of flesh and challenged him: “Go ahead, shoot!”（Mo Yan, 1993:55） 不难看出，“demand”（请求）一词，明显与当时剑拔弩张的气氛格格不入，而“challenge”（挑战）更能直观地表现“我奶奶”的火辣个性。 最后，源语社会意识形态信息得到凸显。对次要人物“任副官”形象的再现即是典型例证。小说《红高粱》颠覆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正反人物形象，主人公余占鳌既属抗日英雄，同时又有土匪身份，亦正亦邪，其他人物也各具缺陷和劣性。相对而言，协助余占鳌训练队伍的任副官疑似具有共产党人身份，除了其擦枪误杀自己的结局之外，是唯一符合读者对传统英雄形象期待的人物。两个译本在这一细节的处理上可以清晰反映出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小说曾借“我父亲”之口对任副官予以较高评价：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纯种的好汉。（莫言，1986:27） 邓、于译本：Father said Adjutant Ren was most probably a Communist. The Communists were pure bred heroes.（Mo Yan,1989:429） 葛译本: Father told me that Adjutant Ren was a rarity, a true hero.（Mo Yan, 1993:59） 邓、于译本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容，并且更具体地表述为“共产党人都是纯种的好汉”，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得到强化。而葛译本译为“父亲说任副官这种人实属罕见，是个真正的英雄”，完全掩去了任副官的共产党人身份，而且未能反映当时抗战阵营成分的复杂性。葛译本并未屏蔽原作中诸如剥皮等比较野蛮、血腥的场面，亦未极力归化一般读者不易理解的乡土特色语言，而是遮掩了源语社会期待实现的政治宣传效果。这说明，由于中西意识形态的对立依然存在，西方主流出版机构有时拒绝从正面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在这方面，源语社会的期待和目的语社会的选择会因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而出现明显的错位。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的不可替代性。 总体而言，邓、于译本属于比较典型的以源语为出发点（Source language-oriented）的翻译，翻译过程谨慎以至趋于拘谨，文学表现力有所欠缺，对目标读者的需求和接受习惯关照不够，在保存源语文化成分方面亦存在不足。 四、《红高粱》首个英译本的 命运和启示 《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英译本出版后，胡志挥等曾自行把译作寄送外国使馆以及包括外籍汉学家在内的国内外有关机构和与个人。但实际上，该译作出版后近30年内几乎无人提及，国内外重要图书馆几乎均未发现收藏，在互联网上也几乎搜索不到任何相关消息，能最终传到诺奖评委手中并且左右其选择的可能性更恐微乎其微。近年来国内有关葛译《红高粱》等方面的研究近乎呈现出井喷之势，但从未涉及到1989年出版的首个译本。 包括《红高粱》在内的《作品选》遇冷有其客观因素。国外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尤其在作品出版的198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中西交流再次陷入低谷，这种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选本自然缺少进入西方的条件。除了上述客观原因之外，中国译者的语言常常会遭到诸多诟病。建国后的中国文学输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效仿前苏联，而胡志挥等在1950年代初习翻译时，亦曾对苏联国内出版的英文版《苏联文学》（Soviet Literature）杂志上比较呆板的译文报以嘲笑态度，这说明译出母语的行为中语言表达方面往往存在译者个人难以察觉同时也吝于承认的短板。此外，《作品选》的书籍版式比较单调、粗糙。再次，较长时间内对外文学译介中普遍存在着重译前和译中、轻译后的现象，外译作品的发行和推广等方面的欠缺也是影响作品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如果后期处理更为得力，即便译作难以获得国外普通读者青睐，只要能够为重要图书馆和教学或研究机构收藏，就有机会进入研究人员视野，起码可以帮助海外相关专业人士了解中国军事文学创作成就，或者为研究者认识和解读葛浩文译本提供参照，这样也算物有所值。 《红高粱》首个英译本和《作品选》一书的结局并非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史上的孤例，而是国内出版的许多中国文学译本的缩影。自晚晴以降，中国学人已主动将想当数量的本国文学作品译入英语等语言，为各国读者开辟了一条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渠道。固然有少量译作出版后曾产生一定反响，但如果单纯以译作的域外流传状况作为文学外译工作成功与否之参照的话，应该说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可以说我们的单方面慷慨“赠予”远没有获得同样积极的反应。回顾晚清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并不缺少推广文化和文学的意识，更不吝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同时也有一批既有奉献精神，又具备较高外语水平、文化素养和翻译能力的学者，但长期以来在译前、译中和译后诸环节均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对外文学翻译方面的投入与实际效果远远不成正比。在强调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的今天，有必要认真梳理史上译人译事，总结过往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以期提高当今文化和文学“走出去”的实际效果。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后小说英译研究”（12BYY02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Mo Yan. Red Sorghum. In Lu Wenhu. Ed.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 Fiction. Beijing: Publishing Cooperation Corporation, 1989. Mo Yan. 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Howard Goldblatt. Trans. New York: Viking, 1993. 胡志挥，谁最早把莫言作品介绍到国外去的？《文艺报》，2012年11月4日第7版 柳荫，三位前辈的文学“中国梦”，《文艺报》，2013年3页6日第3版。 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 （3）。 舒晋瑜，十问葛浩文，《中华读书报》，2015年8月31日第1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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