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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不少对我的批评。陈企霞、萧殷、陈涌等对我的小说《朱桂 花 的故事》、长篇《财主底 儿女们》及几个剧本，都提出了很凶的批评。舒芜“起 义”了并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进行攻击。青年剧院对我的剧本召开了严厉的批评会，说剧本是“污 蔑 工人阶级”，以至于“反 党 反 人民”。我很忧郁，胡风也因我而忧郁。1952年，周 扬召开了批评胡风理论的讨论会，说胡风是唯心主义，我也因胡风而忧郁。早在这之前，阿垅的论文 ······就受到了批评。在北京和天津的朋友们，阿垅、芦甸、绿原、谢韬、徐放、牛汉、严望、鲁煤等，情绪都很坏。 胡风曾说过自己的想法：“工作问题老不能具体解决。对于文艺的意见，到解放区后一直想找领导谈，但总没有机会。这是国家发展的年代，人人觉醒的年代，但文艺事业，却存在着概念化与极 左 的阻碍。”  在宣传总路线开展统购统销期间，由胡风动议，我和胡风一起到鲁煤的家乡河北望都县去参加工作。在火车上，他很愉快地抽烟，聊天。他谈到平原、村舍和景物，并谈到他参加土地 改革的印象。我们住在鲁煤家里，参加了几次村里的会议。他早晨起来总是抢着倒 尿 壶，这使我们很不安。 我从朝鲜战场回来时，胡风已在北京定居了。他预备将关于文艺情况的意见书面写给上面。绿原及其妻罗惠、谢韬及其妻卢玉、芦甸及其妻李嘉陵、以及阿垅、牛汉等常来谈天，欧阳庄这时也常从南京出公差来到北京。朋友们都觉得文艺问题难解决，有着困难。 胡风说，“我和你路翎，和阿垅、绿原、牛汉、徐放、谢韬、严望、冀汸、芦甸等结伴而行，我们也有小心也有莽撞。我现在很感慨，像做最后的奋斗似的。但结果驳回来，说你反 党，如何呢?我们走到困难的境地了，终于不能顾忌什么了。为了文艺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我们的冲击会有所牺牲。 我要尽我的心和真知作这一奋斗了！我要奋斗，和我多年的愿望一起，冲出去，哪怕前面是监牢。”我看到这真诚的执着的人眼里含着泪。 梅志听着，在客厅里站着，沉默了很久。 “我也觉得真是痛苦，但这样也危险。”她说。 胡风要我回家向妻子余明英征求意见。我对余明英谈到这事情的严重性。余明英说，她不懂文艺，不了解情况，要我们自己看着办。我将这告诉了胡风，他沉默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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