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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一直在思索着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方法问题。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中有专章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得失，言及中国小说（尤其是小说史）研究之困境:“自《史略》问世以来，中国小说史虽有前进，却无突破性的进步，有的大抵只是量的凯旋，而非质的飞跃。一并指出欲在这个领域实现鲁迅的殷切期盼: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当今之计，或许首先要在充分肯定《中国小说史略》伟大功绩的同时，科学地分析其缺陷;知其不足，方能前进。 其次要从超越意识走向超越实践，从局部超越走向整体超越;思想上不敢越雷池半步，行动上就只能永远在雷池内徘徊，再次是将鲁迅的史识与胡适的考据结合起来，没有锐利的考据锋芒，史识就成了天马行空；没有明澈的史识关照，考据所得充其量为材料长编；只有将史识与史料有系统地、科学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中国小说（史）研究全方位的推进。 复次从大兵团作战走向（或曰回归到）专家冶史，大兵团作战固然能收立竿见影之效，然速成之物或多为速朽之物（更不用说其人力物力的浪费了），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专家治史固然不排斥吸收他人的营养，乃至全人类文明之精华，却更须发挥自己独特的聪明才智乃至独特的工作方法（现存中国小说中惟专家之作稍有生命力）。 其中胡适、鲁迅治学方法之互补，我以为即乾嘉学派现代版之理想状态。 胡适的考据学实为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胡适的考据不是没有论辩，但相对而言，更以考著称，因而他只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而无《中国小说史略》之类的著作，故唐德刚说胡适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鲁迅虽亦不排斥考据，但受章太炎影响，更长于论辩，因而他只有《中国小说史略》，而无《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之类著作（其《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皆无法与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相比拟。 胡适、鲁迅之小说研究各有偏功，各有特长，只有两者互补，才可称之为乾嘉学派之现代版，但中国小说近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是，考与论两极分化，而且考与论的总体水平又分别有逊于胡适与鲁迅（此言并不否定个别环节与观点的超越）因而，我才热切地呼吁:将鲁迅的史识与胡适的考据相结合，以求实现中国小说研究历史性突破。 值此困惑与期待之际，我在中国小说研究探索的行列中见到了青年学者陈益源教授。我先在大陆相关杂志上读到陈益源扎实而别致的中国小说研究文字，继而由朱一玄师牵线，我与陈益源开始了隔海飞鸿式的神交；接着有缘相晤于二十世纪未最后一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虽匆匆一晤，他留给我热情敦实的印象却是恒久的，陈益源先后赠我四部学术专著: 《从<娇红记>到<红楼梦>》、《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古代小说述论》《小说与艳情》（此外他还有不少民俗学著作，我未见到。） 阅读陈益源这些学术佳制，我有意外的惊喜。 首先喜其将田野作业与案头解析有系统地结合起来。 当年胡适做小说考证时，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东西”自然是指小说文本与相关史料。陈益源在做民俗学研究时，则以民间为田野，与时间拔河，抢救第一手材料；在做小说研究时，则以各方图书馆为田野，搜觅一般学者之外的文本与史料。对已获的文本与史料，也不满足于整理、汇编，而是于案头反复消化、解释，力求嚼出自己的滋味，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才肯罢手。 其次是将厚积与薄发有系统地结合起来。 益源不轻易放过所得文本与史料，但也从不作饥不择食之状，只得一鳞半爪之物就急于动叉动刀。他在老师（陈庆浩、王秋佳）主编、指导下，担任《思无邪汇宝》（即中国古代艳情小说之集大成）的执行编辑，浸淫参禅其间十年之久，确有心得，然后才撰出一本十多万字的《小说与艳情》，力求做到字字有来历，篇篇有新意，其间尤为精彩的是对在历史尘埃淹没二百多年的《姑妄言》的研究，堪为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也。 再次为考与论的结合。 其考则深入到他人未入之域，有所发现，如《型世言》第十七回“与明代史实”，《型世言》第十六回的“写实成分”、《姑妄言素材来源初考》、《丁日昌、齐如山与<红楼梦>》。 其论则有所发明，道出他人未见之境，如《红楼梦里的同性恋》，初见此题，我眼睛为之一亮，细读之，不能不佩服益源之才气与胆略。“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曹雪芹抛下的一诗谶，其解家代不乏人，然真能解其味者，古今又有几人? 再者是学术考察与社会交游的结合。古人云: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益源则愿做天下人，写天下文。他近些年频频出现国际汉学论坛上，广交汉学朋友，吸纳精华，还设计、策划、促成了“中日法合作研究日本汉文小说研究计划”，“汉喃研究院所藏越南汉文小说及其与中国小说之关系”等研究计划。心态自由，格局开放，使之有条件作大块文章。 还有就是将学术探讨与伦理建构有系统地结合起来。益源近年于中国古代艳情小说之研究是下了大力气的，但他从未将之做为猎奇媚俗之物，在严肃的学术探讨中不忘伦理道德之建构。 诚如魏子云先生给益源《小说与艳情》所作序言所云:“陈益源才情丰饶，其本心则重于伦理，如论及金庸之武侠，所写男女之乱伦者，在评论中，亦有宣之以挞伐意向（见《金庸小说人物的不伦之恋》）。”，便已昭示出来。可谓先得我心。 凡此种种，即我所视之“乾嘉学派”之现代版模样。在中国小说研究界具备这种学术品味、学术境界者，远不止益源一人。这正是中国小说研究振兴希望所在。然益源确为这一群落中的佼佼者，令人刮目相看，更令不才退避三舍。 益源这些年的研究重在明末清初之人情小说。应该说这段历史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尔后的各种中国小说史之描述甚略，林辰先生八十年代初搜索整理的一批才子佳人小说有填补空白之功，益源的研究则于林辰先生的总体建设上，更上一层楼了。 因而，我则期待益源在此基础，将自己所作的考论，以史的脉络贯串起来，将中国小说史上这一薄弱的环节补写完善。当然，除此之外，年富力强的益源还会建造其他更完善的工程。 我翘首以待，并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题辞，转赠益源： 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2001年春于安庆月伴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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