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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脱离不了时代，哪怕是神魔小说也会有时代的印记，这是创作的必然，不会以作者的刻意隐晦而改变。 《红楼梦》自然也是如此，曹雪芹虽欲以“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1]以蔽之，又以“小才微善”的几个异样女子为书写对象，以家庭琐事为烟幕，然而作者对时代的反思，因时代而生成的惆怅、无奈以及无出路的困惑，始终萦回于文本之中。 正因如此，来源于现实的思考，又以写实之法去“假语村言”的《红楼梦》，基于社会、人性的共通，在不同时代均有价值体现。 在《红楼梦》所用之素材中，家族经历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曹雪芹思考的起点，社会中流传之事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林四娘故事。 林四娘的故事在《红楼梦》创作之前已有流传，与其他隐晦处理之后的素材相比，林四娘故事更为明确。经过曹雪芹的加工之后，《红楼梦》中的林四娘已经与前人流传之林四娘大有不同，曹雪芹将其称之为姽婳将军，于是也就形成了两种故事体系：林四娘故事与姽婳将军故事。 本文拟从林四娘故事演变重心的转移以及曹雪芹对此故事的承继，姽婳将军故事的文本生成分析等两部分进行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林四娘的故事在《聊斋志异》《红楼梦》两大名著中均有记载，也因此广受学者关注，对其进行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热点。周绍良、徐扶明、白亚仁、袁世硕、王学太、张庆民、任鹏程等诸位先生皆有专论[2]。 这些文章或考辨林四娘故事的源流，或考据林四娘作为历史人物的资料，或兼及林四娘在《红楼梦》中的文本功能。从林四娘故事的演变源流等角度来说，研究已经足够充分。 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对此过程进行有侧重的分析，去考察林四娘故事在演变过程中描写重心的转移，以呈现该故事的不同样貌，从而辨析曹雪芹对林四娘故事的承继。 张庆民、任鹏程先生曾对《红楼梦》之前记载林四娘传闻故事的典籍加以整理： 李澄中(1629—1700)《艮斋笔记》中的《林四娘》、安致远(1628—1701)《青社遗闻》中的《林四娘》、陈玉璂(1636—1698 之后)《学文堂集》中的《青州行有引》、王士禛(1634—1711)《池北偶谈》中的《林四娘》、陈维崧(1625—1682)《妇人集》载“王十一为余说林四娘事”、冒褒注引王太史《林四娘歌序》、蒲松龄(1640—1715) 《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林云铭(1628—1697)《吴山鷇音》中的《林四娘记》、张潮(1650—1707?)编辑《虞初新志》、陈奕禧(1648—1709)《虞州集》中的《林四娘小传》等。[3] 这些典籍中均有关于林四娘故事的记载，但其内容差距较大，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袁世硕先生结合参与文人的经历，对文本内容加以考察，以明晰其脉络：李澄中《林四娘》是故事的初生型；王士禛对林四娘故事的传播与故事的定型有重要的影响；[4]林云铭《林四娘记》为变调；蒲松龄《林四娘》是就林四娘诗作成的传奇小说[5]。 在李澄中《艮斋笔记》中，关于林四娘的故事是不成体系、无统一主旨的笔记体文字。李澄中为诸生时，曾以诗赋先后受知于陈宝钥与周亮工。故而《艮斋笔记》中林四娘故事的创作者与其说是李澄中，不如说是他对陈宝钥言说的记录。在这段文字中，故事发生地为故衡王宫，林四娘的鬼形为“现形横屋上，其长竟屋”，人形为“朱帔翠翘”，有婢女名东姑，疑之为“木魅所化”。 《艮斋笔记》中的林四娘故事可分为四部分：其一为题壁的三首诗；其二为林四娘以鬼形与陈宝钥的交流；其三为林四娘以丽人形态与陈宝钥之弟的交往；其四为林四娘对公人的警告。 如果将这些故事与陈宝钥自身经历相结合思考，则会发现后三条仅为增添林四娘的异处，第一条才是林四娘故事之重心。我们且来看这三首诗： 其一云:“静锁深宫十八年，谁将故国问青天? 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二云:“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箫鼓靖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蕙质心悲只学禅。”三云:“日诵准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高唱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6] 此三首诗充满故国之念，又有萧瑟之意。其中“高唱梨园”一句，也点出林四娘擅歌。神仙鬼怪之谈本为虚妄，而此三诗必有作者。 白亚仁先生结合陈宝钥的经历与诗风，推断此三诗作者当为陈宝钥[7]，此结论是可信的。陈宝钥为南明永历小朝廷的举人，曾参加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后归顺清朝，到青州做海防道台；陈宝钥又擅诗，曾著《陈绿崖诗集》，乾隆朝时因其中有缅怀前朝之意被禁；明清易代之时题壁诗颇多。 三者结合，陈宝钥借林四娘故事抒发自我情感是很正常的事情。为增奇幻色彩，并将这三首诗与林四娘建立关系，陈宝钥以“墨淋漓未干”一语暗示，又以后三种奇异之事附和，在使整个《艮斋笔记》中的林四娘故事成为一个无主题笔记体文字的同时，也寄托了陈宝钥自身的故国之念。 李澄中友人安致远也曾受知于陈宝钥。他所著的《青社遗文》中记载的林四娘故事以述异为主，与李澄中的记述相比已有不同，对林四娘的介绍更加详细：林四娘的形象为四十余岁，身着故明宫装，有婢女随行；明确为“故衡王宫人”[8]；林四娘籍贯与陈宝钥同乡。 林云铭《吴山鷇音》中《林四娘记》中有“康熙六年，陈补任江南驿传道，为余述其事，属余记之”[9]句，可证此文中内容也自陈宝钥而来。 其中有《艮斋笔记》的痕迹，如对林四娘的鬼形以及与陈宝钥的冲突及帮助等，但描述的更加详细，故事性也在增强。与《艮斋笔记》《青社遗文》不同之处更多，如林四娘的身份等均有变化，与衡王府并无关系，也并无林四娘的诗作，在一婢东姑外又增一仆实道等。 李澄中、安致远以及林云铭所记林四娘故事均自陈宝钥而来，这是第一个林四娘故事的传播中心。 王士禛《池北偶谈》所载《林四娘》也以述异为主，林四娘的形象为腰配双剑的丽人，身份为“衡王宫嫔”，且“宠绝伦辈”，“引节而歌，声甚哀怨，举座沾衣罢酒”句也写出林四娘擅歌，有一丫鬟而无名字，故事集中于宴饮，文末有诗： 静锁深宫忆往年，楼台箫鼓遍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黑海心悲只学禅。细读莲花千百偈，闲看贝叶两三篇。梨园高唱升平曲，君试听之亦惘然。[10] 与《艮斋笔记》相比，此诗显系集于前者，词句略有修改，其中的故国之思已弱化，成为对自我遭际的感慨。 陈维崧《妇人集》中所记较为简略： 王十一为余述林四娘事，幽窈而屑瑟，盖《搜神》《酉阳》之亚也。四娘自言故衡邸宫人。[11] 该记载后有冒褒所加注：“王太史有林四娘歌，歌首系一小序。”该注将王太史《林四娘歌序》全文引入。 与《池北偶谈》相比，王太史《林四娘歌序》内容却比较多。如增加“因率卫卒呵禁之，不止；携弓矢操而射之，不止；持轰天雷诸大炮击之，复不止”[12]这一过程，此段内容显系对《青社遗文》中“呼家人持兵自卫，而以鸟铳之属击之，不能伤，且无惧色”一句、《艮斋笔记》中“威之以火炮，了无所惧”的细化，由此也可知林四娘故事流传的脉络。 《林四娘歌序》中有“环悬利剑，冷然如聂隐娘红线一流”句，与《池北偶谈》中“腰佩双剑”句近似。有婢名为青儿、东儿。《林四娘歌序》尾有诗一首： 玉阶小立羞蛾蹙， 黄昏月映苍烟绿。 金床玉几不归来， 空唱人间可哀曲。[13] 此诗意趣已与李澄中、王士禛等所记大相径庭。 陈玉璂著《学文堂集》中的《青州行有引》与王太史《林四娘歌序》有同源之处，如其中也有“绿崖令麾之，不去；挟弓矢射之，不及；撞钟伐鼓，如罔闻”的表述，林四娘二婢女也名青儿、东儿；又与《池北偶谈》有近似处，如所述多及宴饮，形象上有“腰悬金错刀”句。究其原因，在“昔年，王祠部向予曾道其事，今王庶常复于酒酣时详述之”[14]句。 据袁世硕先生推测，王祠部即王十一亦即王士禛，王庶常即王太史即山东茌平人王曰高。而王曰高与王士禛以同宗关系过从甚密。[15] 另一与王士禛有关的是陈亦禧所著的《林四娘小传》。张祐睿先生以《虞州集》中许多称王士禛为“夫子”的诗题为证，确定二人的师徒关系。[16] 从内容来看，《林四娘小传》更像是一个融合体，与林云铭所记有相同处，如对林四娘对陈宝钥的帮助，对起淫念者的惩罚，以及与衡王府并无关联等；与王士禛《池北偶谈》所记也有类似处，如有宴饮等。 尤应注意，在《林四娘小传》中，林四娘是一个“年可四十许，兜鍪金甲，佩剑”[17]的形象，“年可四十许”与《青社遗文》中近似，而“佩剑”一说与《池北偶谈》《林四娘歌序》《青州行有引》类似。《虞州集》收录陈亦禧康熙十七年以后作品，可知该文形成较晚，所以对其他林四娘故事均有所吸收。 《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所记内容与《池北偶谈》《青州行有引》《林四娘歌序》等有近似之处，如均为衡府宫人，擅音乐等。此或与蒲松龄结合当地传言与王士禛《池北偶谈》作为素材所进行的创作有关。蒲松龄“雅爱搜神”，其家乡淄川与青州相邻，得闻林四娘故事并不奇怪。王士禛有《题聊斋志异》诗，《淄川县志》有载：“新城王尚书士正数称其才。”[18]可证蒲松龄与王士禛之间的交游。 《聊斋志异》中并未写林四娘的婢女，也未有宴饮等情节。其内容与《聊斋志异》中的其他狐女鬼女故事近似：林四娘飘然而来，与陈宝钥演绎一段人鬼之恋。 但在其中应注意的是恋情之外林四娘自言的“遭难而死，十七年矣”与“冥王以妾生前无罪”所形成的反差，所歌的“亡国之音”，以及临别时所留诗作。该诗作与《艮斋笔记》所载三首诗作仅有个别字的差异，如将“十八年”写作“十七年”[19]，从而将故事指向于现实中的衡王朱由棷遭难事，为整个故事增添丰厚历史内涵。 这是一个以王士禛为中心的林四娘故事传播中心。 从整体趋势而言，林四娘的故事是不断累积的。在经历了由笔记至文学创作的转变后，林四娘由传闻变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得以丰满，传奇性也在增强。 我们也发现，这两个中心所形成的不同文本是有交叉的。这一现象在说明林四娘故事的传播之外，更可说明参与文人的旨趣变化。 以李澄中《艮斋笔记》为林四娘故事的最初形态，以林云铭《林四娘记》为变调的这一角度下，旨趣变化尤其显著。袁世硕先生提出： 林四娘诗事在社会传说中，已与他（陈宝钥）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传出青州。他出于身为贰臣的微妙心理和防嫌意识，便想改造出另一种文本，抵消不利己的影响。林云铭应该心领神会，所以文后特别申明：“陈公绿崖，正士也，非能造言语者。”天真的读者可能会信以为实，却改变不了他们二人联手“造言语”的事实。[20] 诚如袁世硕先生所言，当林四娘的身份脱离了衡王府，成为因被父所疑，投缳自尽的女子的时候，故国之思就被消解了。而这也正是林云铭创作目的之所在。林四娘的仆人名“实道”，即是此种创作心态的体现。 非独林云铭，虽《聊斋志异》中仍有此种情结，但在林四娘故事的传播过程中故国之思的消解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此种变化与文字狱脱不开关系。 “明史案”“南山案”“文选案”等均震惊世人，学术风气与清朝初始时已不同，学者多为考据而考据，以埋首经史来躲避文祸。在林四娘故事的早期样貌中，故国之思虽已是曲折表达，但毕竟还有隐患。陈宝钥之后的诸多传播者中，大多都将与故国之思有关的内容删除，加以各种改写，增强述异的内容，使林四娘故事成为有趣的谈资，从而不再承载厚重的历史内涵。  如果说《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故事还依托于传闻、笔记，《红楼梦》中的林四娘故事则是独立创作的：其他典籍中的林四娘均写其逝后为鬼为神之作为，而《红楼梦》中的姽婳将军故事却是追忆其生前。 曹雪芹是惯作此类文章的。如他将整部《红楼梦》置于“补天神话”之后，从而将小说变成“补天神话”的后传。在姽婳将军故事改写中，曹雪芹创作了林四娘生前之事，将之变成其他典籍中所载的林四娘故事的前传。 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说明《红楼梦》中的姽婳将军故事与前人所载林四娘的故事毫无瓜葛。是因为有了林四娘故事的传播，才会影响到曹雪芹的素材选择。《红楼梦》中的姽婳将军故事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承接这些典籍的。从内容上来讲，这种承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林四娘的身份问题。在林四娘故事的流传过程中，林四娘大多为衡王府中人，或为妃，或为宫女。《红楼梦》中仍然将林四娘设定为恒王府中人，恒王府仍处青州。 其二，林四娘的形象问题。在诸多林四娘故事中，大多为丽人形象，擅歌，且多有佩剑或佩刀的形容，《林四娘歌序》中更以聂隐娘、红线女与其同列。《红楼梦》中林四娘形象也是“姿色既冠”，且“武艺更精”，她为恒王复仇时更是有着侠气。 其三，林四娘与衡王的关系。《池北偶谈》中为“宠绝伦辈”，《红楼梦》中为“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 其四，在林四娘对情义的态度上。在故国之思被消解之后，前人所讲所记的林四娘故事虽以述异为主，但林四娘却仍是重情重义之人，更是可怜可叹之人。 如李澄中所记诗中的“谁将故国问青天”“泣望君王化杜鹃”句，《池北偶谈》中“妾魂魄犹恋故墟”句，《青州行有引》中“语半，泪簌簌下，命取蛮笺，濡毫赋诗句，皆冷艳”句，等等。此等语句细思之皆为情的表达。《红楼梦》中的林四娘继承了其重情重义的人物性格，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出更多的故事。 以上四点，为《红楼梦》对前人的承继。曹雪芹围绕林四娘这一形象的内核创作出崭新的故事。 姽婳将军故事需要承载一定的文本功用，以服务于整部小说的情节、主旨、人物塑造等。于是曹雪芹在这个故事里构建了显隐两套表达体系来分别满足于不同的功用。从创作来讲，这些功用的如何实现决定了文本的如何生成。 与前人一样，曹雪芹也需要面对文字狱的问题。在这里曹雪芹承继了前人的表达策略，其方式较之于前人的改写更为高明，但策略却是相通的。《红楼梦》第一回中就有“毫不干涉时世”的表述，又以“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作为加强。此二者在曹雪芹创作姽婳将军故事中尤为表现突出。 姽婳将军故事出现在贾政与众清客的闲谈之中，此点与林四娘故事的传播有相似之处，很多记录者如陈玉璂获知林四娘故事都是如此。 在贾政的叙述中，首先以“当日”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取代前朝这样的敏感字眼，继而以“恒王”替代“衡王”。姽婳将军故事因之化为传说或传闻，消解了故事本身所承载的历史真实。 正如《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所说的“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林四娘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了娱乐消遣的功用。 对于恒王（衡王）的死因，历史上的衡王府于顺治二年（1645）被抄，衡王及其眷属被解送北京，次年以谋反被杀，衡王府因而也成为明遗民的凭吊对象，所以陈宝钥至衡王府时才会有此感慨，也因此衍生出林四娘的故事。 在贾政的叙述中，恒王死于流贼之手。以曹雪芹所处时代评价为基准，如果衡王死于谋反，则为逆；如果恒王死于与流贼战阵之中，则为忠。曹雪芹以忠来写恒王，是有着深入思考的。 针对于此种反差，张庆民、任鹏程两位先生认为： 忠义林四娘故事，全由贾政道出；这一叙事策略，乃示意着，姽婳将军林四娘，是由统治集团炮制出来的；而我们从中又可洞见某些言外之旨:将衡王朱由棷被清廷杀害，改为农民起义军“所戮”，这是篡改历史……历史，如橡皮泥一般，被统治者随心所欲地玩弄! 因而，“闲征”《姽婳词》看似闲笔，个中似乎不乏作者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切体悟。[21] 此种解读或为可能。 然而最为可能的是，曹雪芹以忠来写恒王的目的是为避文网之祸。曹雪芹对整个林四娘的故事描述似乎都是以忠义为主：曹雪芹首以“风流隽逸，忠义慷慨”八字为将要讲述的姽婳将军故事定下基调；继而以奉旨察核前代应加褒奖而未褒奖的人事为由；最终以“圣朝无阙事”回归于对朝廷的赞颂。 在表面上，这种方式已经形成完整的叙事逻辑，将圣恩称颂的“眷眷无穷”了。以此种做法应对文字狱，较之于前人的删减改写，其效果自不可同日而语。 此是姽婳将军故事显性表达的第一重作用。 在贾政的讲述之中，林四娘是忠义的化身。如其闻得恒王战死，遂集聚众女将为王复仇，以求殉王，而终归是求仁得仁了。此等壮烈行径自然是以“忠义”为主的。 这种讲述源自于贾政的个人倾向。众清客也以贾政的态度为标准，或迎和，或奉承，总之是将林四娘的故事转向对朝廷的颂扬。至于林四娘本身，不过是一个“妙题”，原该被“挽一挽”而已。贾政为显自己对忠义的态度，又为显自家后人的文学，也就引出了三首《姽婳词》。 贾兰与贾环所作之《姽婳词》是有差异的。贾兰一诗以简单描叙林四娘事迹为主，以“姽婳将军林四娘”为起，以“此日青州土亦香”为合，无起伏亦无情感。 贾环之作有对林四娘心态之摹拟，如“自谓酬王德，讵能复寇仇”，但终归未能走入林四娘之内心，词多泛泛，虽较之于贾兰所作略强，但仍是贾政所判断的“拘板庸涩”，属于用八股文法所作的颂圣诗。 在小说中，对三人如何作诗有一段描述： 且说贾政又命他三人各吊一首，谁先成者赏，佳者额外加赏。贾环贾兰二人近日当着多人皆作过几首了，胆量愈壮，今看了题，遂自去思索。一时，贾兰先有了。贾环生恐落后也就有了。二人皆已录出，宝玉尚出神。 此段描写颇为传神，也足以说明三人的创作心态。 从贾兰、贾环而言，此不过是逞个人之才情，目的大略有二：其一为在贾政及众清客面前展示自我才学；其二或为“先成者赏，佳者额外加赏”。贾环“生恐落后”的表现足以说明此二点。 此等心态之下，贾兰、贾环二人的创作自然是依附于贾政的态度，褒扬忠义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林四娘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就被以死报恒王的“事”所取代，也就仅剩“忠义”了。 对贾政、贾兰、贾环等人的塑造，是姽婳将军故事显性表达的第二重作用。 与显性表达相比，姽婳将军故事的隐性表达才是曹雪芹创作的重心、表达的重点。从创作角度来讲，以同一内容显示不同小说人物的反映，是通过对比来深化人物形象的方法之一，可对塑造人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将小说人物价值观的冲突给予集中展示，以揭示小说戏剧冲突的深层因素。 与贾环与贾兰的表现不同，贾宝玉在“出神”。他并没有将获赏作为目标。按后文所说，他此时是在针对题目量体裁衣，认为“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温八叉《击瓯歌》，或拟李长吉《会稽歌》，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以叙与咏结合，贾宝玉创作出《姽婳词》。 在贾宝玉所作《姽婳词》的前半段并未直接出现林四娘，反而是对恒王“公馀好武”，选众多美女以习武事的内容大加描写，活画出女子战阵时的英姿与旖旎，而此正是“姽婳将军”的生动写照；至“明年流寇走山东”句时气势一转，肃杀之气盈纸，“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沙鬼守尸”句更直言战争的惨烈；到林四娘出场时，贾宝玉以“就死将军”[22]名之，慷慨悲凉之意已涌出，然而“贼势猖獗不可敌”，美好终归被毁灭；《姽婳词》的最后部分，以“我为四娘长太息，歌成馀意尚彷徨”句作结，抒发贾宝玉对林四娘的情感。 从整首诗来看，贾宝玉在对林四娘所行忠义之事的颂扬之外，更想表达的是对林四娘的向慕与叹息，以及对生命逝去的惋惜与沉痛。 换言之，贾宝玉是以林四娘为中心的，他通过贾政所讲的故事，以情去体贴林四娘这个人物，从而写出林四娘的心态，如“绣鞍有泪春愁重”“誓盟生死报前王”，继而以伤悲、太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虽贾宝玉《姽婳词》中也有“忠义”二字，可已不再是重心。此与贾环、贾兰之诗形成鲜明对比：一为有情；一为无情。此为隐性表达的第一重作用。 在这两种颂扬之下隐藏着价值观的冲突。 贾宝玉曾有“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的行为，此亦可见贾宝玉对待《四书》的态度。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23]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对儒者生命的关照，与后文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致。关于“守死善道”，却是对儒者死亡观的阐释。 在《论语正义》中，此句释为： 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宁为善而死，不为恶而生。”案：孟子《尽心》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即是尽道，亦即所谓“善道”。君子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凡以求道之无歉於身，无愧於心而已。[24] 儒家君子是重生的，故以有道无道的不同或现或隐，然而在面对善道的时候，当以“孳孶”之心求之，“毙而后已”。 张禹先生在《“守死善道”:〈论语〉的死亡伦理》一文中指出：“孔子是在守护儒者生命的前提之下实现'善道’，是在充分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权之后才推崇以死守道。但儒者死亡并不一定能证成'善道’，超越孔子对死亡的限度，亦受到批判” 。[25]此种结论是颇有见地的。“以死守道”，自然也是“正命”之一种。 此种思想，在《红楼梦》中也有着体现。在小说第三十六回中有一段文字最能体现贾宝玉的死亡观： 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 贾宝玉的“正死”一说，与孟子的“正命”有着传袭，也是“守死善道”的具体表现。如贾宝玉的“何如不死的好”，这正是对生命的关照。 在贾宝玉的眼中，“文死谏，武死战”的目的是“邀名”，故而是“非正死”，不属于“死的好”的方式。可这种“非正死”的方式正被贾政与一众清客所讴歌：贾政与众清客闲谈中的“倒作成了这林四娘的一片忠义之志”，是“可羨”的，又恰逢可请“恩奖”，于是就“更可羨”了。 当一个生命的消逝被理解为“邀名”之举，更成为文人墨客的“邀名”题材，这种表达是讽刺的，更是深刻的。唯恐人不识，《红楼梦》第七十八回的回目为“老学士闲征姽婳词”，一“闲”字足以说明此种讽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炽热与薄凉之间，有情与无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贾宝玉另有一段谈论死的言语，在《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 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宝玉所说的“这些人”，指向的是黛玉等一干人。为这些人去死是正死，因情而死，死得其所。 正因如此，林四娘的故事，依贾政等人观之是因忠义，在贾宝玉观之则是殉情，是美好的逝去。二者之出发点不同，虽同为颂扬，颂扬对象却有着本质区别。曹雪芹通过对姽婳将军故事的书写，两类人群的价值碰撞被完整展现出来。此是隐性表达的第二重作用。 在揭示贾宝玉与其他人的价值观差异之外，林四娘作为小说中的人物，也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服务于《红楼梦》的主旨。 通过贾政的讲述以及贾宝玉的《姽婳词》，林四娘这一形象逐渐丰满起来。尤其当曹雪芹将“姽婳”二字赠与林四娘之时，林四娘也就成为《红楼梦》中着力刻画的众女儿之一了，而林四娘的故事也就转变为姽婳将军的故事。 姽婳一词出自宋玉《神女赋》：“既姽婳於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26]其意为娴静美好。林四娘“姿色既冠”，又“武艺最精”，曹雪芹名之为“姽婳将军”，确如小说中所说的“妩媚风流”，有着别具一态的样貌，从而使林四娘在整部《红楼梦》中也卓立于众女儿之群。《红楼梦》既自诩“为闺阁昭传”，其中有林四娘这样的奇女子，亦不会有突兀之感。 《红楼梦》虽以贾宝玉为主角，但却主要围绕贾宝玉与一干“或情或痴”“小才微善”女子的故事展开。当我们将这些女子做一符号化阐释时，她们代表的纯真、美好、薄命等属性就出现了。 又因“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红楼梦》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就在此展开。而林四娘之奇，就凸显在与男性的对比上。在贾宝玉的《姽婳词》中也有关于男性的书写，如“纷纷将士只保身”，又如“此时文武皆垂首”，最终的评价也是“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与整部《红楼梦》的书写是吻合的。 林四娘是以武事而立的，正因如此，其悲剧意蕴更加不同。林四娘只是恒王的舞姬，因出众被超拔，但本质上只是一个因权贵喜好才存在的附属品，其出身可谓低贱。 然而，林四娘却将这种生活作为恩赐，对恒王之恩“戴天履地”，并决意殒身于王，这本身所透漏出的就是林四娘的纯真与情义深重。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林四娘只是一众舞姬的代表，书中明表众人“一齐说愿意”，这也与男性的怯懦形成鲜明比对。但是这一众舞姬何尝不是薄命之人？她们的悲剧也因此有着典型的意义。 于整部《红楼梦》而言，姽婳将军故事只是一个小情节，不可能独立于小说之外，如何融进《红楼梦》里，是需要有情节推进功用的。而此或即是曹雪芹选择林四娘故事作为创作素材的根由。 林四娘可谓勇矣，在《红楼梦》中，以“勇”字形容的尚有晴雯。小说第五十二回回目为“勇晴雯病补雀金裘”。此二人是有共同之处的，如二人均为单纯、决绝、重情义之人，此点当无疑义。如此就形成了林四娘故事的另一重文本功能：贾宝玉借咏林四娘事，寄托对晴雯之死的慨叹。 在小说第七十七回中，晴雯遭王夫人驱逐，于病中被赶出大观园，直着脖子叫了一夜后终是死了。大观园的围墙敌不过世俗的侵扰，也无力再维护这个贾宝玉心中的乐园。此时的贾宝玉已经意识到大观园的众多女儿们终究是要散去的，他的心中是悲伤的，也是凄凉的。 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好题目需要他来咏，而这个题目又是一个女儿的悲剧，且此女子与晴雯从性情到结局又是一致的，那么贾宝玉付诸《姽婳词》中的情感，已经不再独属于林四娘。诗前部分的欢快，中部分血淋淋的场景，后部分的叹息，又何尝不是对晴雯，对以往大观园的欢乐生活的怀念与感慨。 晴雯的逝去，使得贾宝玉有了心境上的变化，才会使得贾宝玉与林四娘故事产生共鸣。而这种共鸣，更使得贾宝玉不吐不快，从而不再借助于林四娘的块垒，由此才催生出《芙蓉女儿诔》。《姽婳词》中有“柳折花残”，《芙蓉女儿诔》中有“直烈遭危”；《姽婳词》中有“贼势猖獗不可敌”，《芙蓉女儿诔》中有“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 《姽婳词》中有“太息”与“彷徨”，《芙蓉女儿诔》翻作“钳诐奴之口”“剖悍妇之心”。这其中的情感是递进的，有迹可循的，也是更为炽热，更为愤怒的。 《红楼梦》非累积型小说，但其中也有累积的因素。此在《红楼梦》对林四娘故事的承继方面尤其明显。较之于其他素材来源的不确定，林四娘故事有着明确的来源。因而也是我们考察曹雪芹对素材运用的一个最好样本。 曹雪芹借流传中的林四娘故事，塑造出姽婳将军这一典型形象，在表现“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悲剧的同时，对贾政、贾兰、贾环、贾宝玉等均有着深入描写，且前承晴雯之死，后接《芙蓉女儿诔》，同时也完成了对文字狱的规避，这充分显示出作者一笔多写的能力，正可谓“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27] 素材之于小说，以《红楼梦》中所言是“真事隐去”与“假语村言”的辩证。以假言真是小说的特性。创作的根本目的是以小说情节来承载作者的创作意图。 以文学技法而言一笔多写尤为重要，多写的层面越多，情节的融入度就会越高，作为素材在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就会越发充分，小说审美也就更为多元化，作为经典常读常新的特性也就展现出来了。姽婳将军故事融入《红楼梦》的过程正是如此。 然而无论何种意图，都是以作者对素材的认知为基础。如果将素材作为阅读的对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这种感受就会进入到创作之中。以姽婳将军为例，假的是故事情节，真的却是曹雪芹的内心感受。 基于他对女性的悲叹，对有情的向往，曹雪芹眼中的林四娘故事才会呈现出情的特质，从而与其他记载者产生本质的不同。当曹雪芹将林四娘改写为姽婳将军之时，述异消遣也变成了对情的颂扬。而其中对社会、人性的反映与反思，对虚伪的批判，也就留存于文本之中。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曹雪芹之前的林四娘故事经历了由隐晦表达故国之思到具有消遣功能的述异文本的过程。无论是故国之思，还是述异消遣，从作者层面来说都有着独立的创作旨趣。 当旨趣变化被演变源流所体现时，文学创作受社会制约的一面就被展现出来。此种变化是由社会作用于作者，由作者显示于文本。这同样可视作对社会真实的反映。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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