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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检史的大胸弟们，诸位吉祥，今天咱们继续戏唠中唐。前两篇唠到了，大唐的毒基因（这个词是阁主的专利）和天宝末的党争以及简单叙述了唐王朝的官职。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通典 开篇）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说起唐王朝，大家首先会想起均田制和府兵制，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制度，而均田制则是起源于北魏时期，府兵制则是来自西魏时期。（具体的可以听阁主音频）可以说这两种制度是将唐王朝推上鼎盛的因素之一，但唐王朝的衰落也与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先说说均田制，自北魏之后，不管是北齐、北周、以及后面的隋都有类似授田的法令，到唐之后，就此定格了下来。初唐之时，官府会给成丁者的男性（十八岁以上者）授田一顷土地，也就是一百亩土地（如家中只剩下孤寡老疾妻妾等会逐次减少授予的田亩数），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是永业田，而口分田只能种植粟稻等谷物。当人去世之后国家会回收，并重新进行授予其他人。在初唐之时，口分田会有很多条款限制买卖，而安史兵乱后，随着两税法的执行，唐王朝对土地的限制则彻底放开。永业田则能种植桑、枣等经济作物，这类田可以进行相应的买卖交易，该丁户去世后土地不会被收回。而官府也会根据官员的爵位、官阶等授予相应的永业田，基本上就是被授予该官员州县附近的田地，这类又称职官田。（而当官员的品级或爵位够到一定等级可以免除课税）因各地州县的土地有限，故而就有了狭乡与宽乡之分，该州县田多可以满足该州县的分配需求则称为宽乡，不足则称为狭乡。在狭乡被新授予田地者的口分田是宽乡一半（也就是四十亩）。为了确定地方州县是狭乡还是宽乡之分，（也就是田亩数量）就有了手实之称，手实是指地方民户书写田地的内容，再由当地里正进行监督并上报，又称乡帐，层层上报最后到户部度支司。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伴随着均田制的出现，就有了按照丁户来缴纳赋税的租、调、庸。租：被授予田地的丁户每年上缴粟（小米）两石（一石约等于125斤）或稻米两石。调：根据当地特有产物，缴纳一定数量的绫罗绸布麻等物。庸：则是每年有二十天无偿服劳役，一般不超过五十天，超出二十天以上则减免部分课税。而出现蝗、涝、旱等灾害时，按照当地受灾等级来减免租、调、庸。除了正税（丁税）外，初唐也有附加税，如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所建议的义仓税，在各州县设置常平仓，按照每亩两升收税，（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薄而督之）一旦有凶荒年可以赈济灾民或者贷给民户作为种子。而为了蓄养马匹，也有为各地监牧所收取的“税草”。之后有为了运输当地租米而多收取的脚直钱。各位可以看出，在唐王朝下的均田制以及附属的租庸调，基本上是按照丁口户籍来征纳赋税，而且地方土地买卖限制也没有那么严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豪门大户的逐步并购土地，外加中央律令在地方上松懈（高宗后期和武后以及中宗睿宗时期），导致出现大量无地的人口，而无地的人口也无法缴纳赋税，只能成为逃户，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王朝的衰弱。直到唐玄宗上台，任用监察御史宇文融在各道中强行追讨逃户，数年间追回八十万逃户，各地州县则是有样学样。（如果在国家登记的田地有富裕，将这些非本地人就地编户授田，一年之后，帝国税收比之前多了数百万缗）。开元二十二年朝廷下诏令男十五岁、女十三岁以上就可以结婚，州县的地方官员每年去各地登记户口，各道采访使去督察地方官吏的实施。唐帝国重新对地方户籍以及土地的强力控制促成了开元盛世。之后玄宗在开元末到天宝年间开边建功之心四起，便有了天宝十大节度，各地节度衣粮开支不足以养本地兵卒，所以就有了“长行旨”，即是开元二十四年中书令李林甫所建立有关“租庸、丁防、和籴、春彩、税草”的总帐目，各地节度皆有度支使上报到尚书省户部度支司会计。直到安史兵乱，唐帝国对户籍以及土地彻底失控。（自两京陷落，民物 耗弊，天下萧然。）至德元年（756年）逃往蜀地的唐玄宗下诏：诸道应须士马、甲仗、粮赐并当路自供给。随即打开了各地开始割据的潘多拉魔盒。肃宗灵武即位后，为了补贴军用，派出御史郑叔清视察江淮、蜀地的富商其财货，有十收其二，故称率贷。诸道加税商贾，超过一千钱者都有税。随即第五琦任江淮租庸使，吴盐、蜀麻、铜冶都有税，收上来的税都从江陵、襄阳直到上津路送抵凤翔前线。第二年宰相裴冕与郑叔清建议将官身在市场上售卖，从而得到的钱财充实国库，外加各地有功之臣太多，官身、爵位已然烂大街了。在天宝以及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而到乾元元年（757年）第五琦开始适用变盐法，就是在各地盐池、盐井处设置监院，将那些自行挖盐的游民设置为亭户，免除其徭役，实行官府营销，而私自偷盗盐者受到律令的惩戒。政策在中原大地上铺开后，盐价一路狂飙，直到每斗一百一十钱。在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授首后，代宗皇帝下诏：诏一户三丁免一，凡亩税二升，男二十五成丁，五十五为老，以此忧民。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京畿屯兵数万，百官进俸钱，也只能强行收缴民户米粮，以供给军粮，后驱逐吐蕃，至大历元年（766年）重授流民逃田，并新征青苗钱与地头钱以供给百官俸，每亩二十钱。大历五年：诏始定法，按亩收税，上亩税五升，下亩税三升。（每石十斗，每斗十升，每升十合）在剿灭安史叛军之时，回纥立有大功，随即唐王朝与回纥进行相当亏本的绢马交易。且河湟六镇沦陷，每年需要从内陆调兵数万防御吐蕃进攻，又称“防秋兵”，而京西北地区缺少粮秣，故每年唐王朝就需要从江淮调集粮草至京西地区，每年资助花费一百五十万缗。代宗皇帝本人的生活相当俭约，身上的衣服一般浣染数次才换下，但其生日、端午等各类节日各地官员上供的财货直接笑纳，颜真卿数次上书代宗皇帝仍不以为然。之后刘晏革新了第五琦的变盐法，罢免了各地州县对商贾的率税，随即形成官采商卖的情景，又因要卖盐的地区较远，就有了常平盐，每次商贾不到，就地减免价格卖出，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并且在各地进一步打击倒卖私盐者，至大历末，一年盐税增至六百万缗，占据全国税赋的一半。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刚即位的德宗任用宰相杨炎实行两税法：夏输不过六月，秋输不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为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德宗并向各道派遣黜陟使去督察政令的实施，到岁末税收竟达到三千万缗钱，税米一千六百万石，刨除各地州府自用外，剩余九百五十万缗，税米两百万石，到达长安。而在黜陟使整理各道户籍后，约得户籍一百八十万，其中课户就有一百三十万户，这些都极大加强了这位有志青年削藩的信心。建中二年正月（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故，其子李惟岳上表代其位，而德宗皇帝断然拒绝这项要求，战争的浓烟随即在两河大地中蔓延。忠于朝廷的各镇出兵与河朔之敌展开战争，每月耗费一百三十万缗。开战时间一久，国家府库已经见底，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等人建议可以向京师富商借钱，最终收获商钱五百万缗，但也只够半年之需。在德宗皇帝的默许下，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资治通鉴里写的是判度支杜佑），按照之前的借贷所书写的条陈，逐人再次反复调查，唯恐他们少上报钱财，最终收到八十万缗钱，这也导致了长安城中人人自危。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两河（河南、河北）战场已形成僵局，为了进一步供给前线军需，判度支赵赞随行间架税与除陌钱以及：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所谓间架税就是，每个屋子里前后的两根柱子为一间，上好的屋子收二千钱的税，中屋收一千，下屋收五百，署吏手持笔，拿着小本子，直接进屋按间收税，敢隐瞒一间，杖六十。而除陌钱更简单，只要是有跟钱有关系，不管是公私给予还是买卖交易，每缗官府收税五十钱，敢隐瞒一百钱，杖六十、罚钱两千，而检举揭发的人赏十缗，而赏钱都是被罚者承担。最终在建中四年十月，爆发“泾原兵变”，兵变的士卒冲到城里高喊着：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泾原兵变”打破了两河战场上的僵局，最终德宗在兴元年间（公元784年）赦免并承认河朔地区藩镇的半独立，之后才堪堪镇压了这场叛乱。长达近五年的叛乱，中原地区的人口消耗三分之二，且在平定之初，各地灾荒不断，德宗不仅减免各道的税赋还赏赐粮米于各道，其中还包括了大乱的始作俑者，河朔诸藩。王朝逐步稳定后，在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德宗下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每到三年就要取确定，每户该缴纳多少赋税。但伴随这西北边境吐蕃的不断入侵，在常规的赋税之外，还常常鼓励各地节度上供钱财，曰“进奉”，这就导致了地方上借用进奉之名，从中加税。
（图片摘自网络，侵删） 而在两税的实施时，就出现了货比钱贵，主因使在收税的时候，只会已钱而计账，并拿度支司省估的价格来去交换绢帛等物，这就导致了如果当地物价下降，民户上缴的绢绫越多。度支司到了地方去收税就会出现，地方州县不断的压价，从而赚取好处，曰“折纳”，德宗在宫里设置宫市使，也在东、西市设置“白望”数百人，每次宫市使去东、西市购买物品，都会以皇帝的名义各种压低价格，并且还让商贩送至宫内，在其中索要进奉门户钱和脚直钱。当御史谏官上书请求罢免宫市使，户部侍郎苏弁还美其名曰：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罢？直到顺宗（公元805年）即位之初，便任用王叔文等人，开展了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事件）但最终因顺宗在即位前已中风瘫痪，导致了最后革新的失败，但其罢免了宫市、盐铁使的进奉等诸多弊政，也堪称唐朝版的百日维新。公元805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宪宗李纯登基，将天下的赋税分为三种：上供（供给京师）、留州（留在地方使用）、送使（交付节度或观察使用），从而进一步约束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宪宗又罢除官受代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椎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珀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之后的穆宗、敬宗、文宗朝则逐步改善了赋税以计钱为主要“两税法”，改为部分计钱，部分计布帛的法子，半钱半帛税收体制。：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分，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武宗即位，在会昌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得到了田地数千万亩，但这也只是救了唐王朝一时。在懿宗统治时期，西南的南诏数次寇边，外加上中原内的各类灾害，导致了在边疆地区服兵役时间无限期延长（往往在中原募兵，去边疆服兵役），且王朝内部党争不断，长期在西南服兵役庞勋等人逃回徐州而造反，数万人跟随，后被残酷剿灭。乾符初年，关东大旱，饿殍遍地，王仙芝、黄巢等人揭竿而起，彻底搅乱唐王朝的经济命脉，江南八道以及维持漕运的中原诸藩，最终唐王朝（907年）被黄巢曾经的部下朱温（朱全忠）代替，改元开平，并定都开封，史称后梁。唠完唐王朝财货食政，那咱们继续唠唠漕运（隋唐大运河）。有唐一代基本上都是以关中制天下，但关中的土地、人口有限，不足以慑天下，而且关中及西北地区时常会出现旱灾。再有之前的秦王朝所修的郑国渠、汉朝所开的白渠，在当时的关中地区一共能灌溉四万顷田地，而辗转到唐初永徽年间（650年到655年），也堪堪能灌溉一万顷左右，而到大历年间（766年到779年），更是减少到六千二百顷土地。（当然这也离不开高宗之后唐中央官属吏员增多，府兵已然败坏不堪用等问题）：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圣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泊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通典，卷一七四云。这就间接的导致了唐王朝只能从关东运输粮秣，来供给人口不断激增的关中。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其实在安史之乱前，开天时期唐王朝就在不断从江淮征米帛布等物，以供给关中以及西北诸军）其主战场就在两河之地，这就导致了唐王朝只能从最后的净土，江淮之地收取粮帛等赋税，而要从江淮运输粮帛，只能用前隋时期的运河。而运河则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起开凿的，其中三部分算是对唐王朝比较重要：1.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谷洛水到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汜县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到淮河，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通济渠，唐朝称之为广济渠，又名汴河，这些基本上都是根据旧有的河道逐步开凿的。在初期，江淮漕米直接由船运达东都洛阳的含嘉仓，之后在由车马陆运到陕州，在走水路到关中。而江淮的运粮船经过的水路过于遥远，常常粮船倾覆在河道里，而由车马陆运到陕州，虽然只有区区三百里，（主要是洛阳、陕州间的水道中有三门砥柱等险滩不便航行）但每运两石粮米则要花费一千钱。故而，高宗在关中缺粮闹饥荒时，一般就会东巡到洛阳办公（其中不乏高宗后期、武后时期中的特殊政治意义）。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宰相裴耀卿则采取分段运输法，即:在河口（汴河与黄河交界处）置二仓（河阴仓、柏崖仓），陕州以东置集津仓，以西置盐仓，并在其中凿开十八里山路用作陆用。而江南漕运船只在河口卸下租米回江南，在由新雇之船从二仓送至集津仓，（太原仓）在走陆运至盐仓，之后入渭水到达关中。这个分段运输法，既增加了效率也减轻了江南地方百姓的负担：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庸钱三十万缗。而之后的安史之乱爆发，笔者则一直以为安禄山南下直奔东都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切断唐朝廷的江淮漕运，迫使唐王朝因内无粮饷而最终崩殂。到肃宗登基，第五琦建议改漕道而将粮饷运抵凤翔，朝廷才会有财力进而收复两京。到建中之乱时，李纳、梁崇义掐断南北运路，消息传到京师后，京师内的官属百姓则人心大乱。由此可以说盛唐时的漕运，只是能解关中缺粮的一时忧患，而中唐之后，则是关系到唐祚能否继续延续的大问题。（小编能力有限，一看那么长脑瓜子就嗡嗡的，所以，如果有啥不对的地方，请群里多批评人绝，谢谢嗷~）更多内容请点击下方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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