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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初创 原来官军守住长沙不过是个偶然，太平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攻城拔寨，见谁灭谁的程度了。曾国藩犹豫起来，守孝固然重要，可如果哪一天让太平军夺得天下，还会让他这个前礼部侍郎优哉游哉地在家里待着吗？到时候，恐怕连给他自己守孝的人都找不到了。 曾国藩踌躇不决，把很多人都给急坏了，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些至交好友，这些人纷纷上门来对曾国藩进行规劝。曾国藩嗫嚅着说守孝不出是古 法，好友们皆不以为然：“古法，那也不必拘泥，而且你素来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对得起皇帝的托付吗？” 到底都是读书人，为了打消曾国藩关于不孝的顾虑，他们还翻出典故，指出春秋战国时就有先例，遇到战事危急，人家照样穿着丧服行军打仗，要说古法，这也是古法。 经过整整四天的痛苦取舍，曾国藩终于决定迈出家门，踏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来到长沙。不去不知道，去了之后才发现不得了，太平军虽然走了，却把湖南的火给点了起来。在太平军的影响下，长沙周围全是揭竿而起的会党，什么串子、红黑、边钱、香会，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且隐隐然已有燎原之势。 在咸丰的谕旨中，团练的用途只是用来“搜查土匪”，放个哨啊，报个信啊什么的，真正剿匪的主力是驻长沙的绿营官军，可是这些官军根本就不中用。 在太平军撤围北上后，绿营中的精锐已去追击太平军，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兵油子。他们去剿匪，动不动就说打了胜仗，擒斩多少多少人，实际是见了对方就跑，或最多端端花架子，用火炮、鸟枪远远地放那么几下，意思意思，打得着打不着全没人管。 曾国藩调查了一下，在这么多剿匪战事中，竟然从没有短兵相接的例子，也就是说兵勇们根本不敢进行白刃肉搏。 除了缺乏勇气，当然也与兵痞们平时不训练有关，所谓“无胆无艺”。这在绿营中还不是个别现象，周天爵有一次要从广西省城带两百名兵勇去和太平军作战，其中一百人好像到了马嵬坡，赖在地上不肯走，另外一百人如同《石壕吏》的现实版，路上就哇哇大哭起来，恨不得给自己制造一残疾，以便可以免战。 周天爵以为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会好一些，不料去了之后更让他哭笑不得：一百人有如见到秃鹰的小麻雀，一百人仿佛裹足之羊，反正都被孙行者施了定身法，就没一个敢上去拼杀的。 已近八十高龄的周天爵气炸胸膛，上去用刀砍了两个，又用箭射了两个，还是无人敢跟着他往前冲。老将军无可奈何，只好说了一句：“你们 这些熊兵可真厉害，算是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显然，靠老爷兵们难以成事，曾国藩决定改弦更张，独辟蹊径，用勇军来剿匪。 经征得咸丰同意，他从罗泽南所编练的团练中进行挑选，再在湖南各地增募勇丁，着手建立了一支勇军，这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湘军，也称湘勇。至1853年7月下旬，其人数已达四千多人， 勇军出自团练，但它是升级版的团练，战斗力方面完全按正规野战部队的标准来要求。在湘军成立之初，曾国藩便亲自在长沙城对其进行了集中训练和管理。 从小到大，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他之所以能练出一支不同凡响的军队，是因为拜了一个好老师——明朝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当然不可能活过来重新授徒，但读书人就这点比别人占有优势，见不到人，他们可以看书，连授课费都省下来了。 戚继光生前留下两本兵书，一为《练兵实纪》，一为《纪效新书》，其中详细记录了他的“戚氏练兵法”。戚老师很实在，他说我不会讲空洞而玄乎的大道理，能做的，就是真金白银，把方法原原本本地教给你们，所以叫“实纪”；至于以前那些兵法，戚老师认为都显得有些老套，他教的是新的，让你看了以后绝对物超所值，所以称为“新书”。 让曾国藩激动不已的是，当年的戚继光也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麻烦，说是要统兵打仗，可手下全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于是戚继光只好自己重新选兵，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选兵标准。 比如，孬兵们很多是城市里的游手好闲之辈，他就选用农村里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又比如，孬兵们平时能摆出个花架子，打仗时却一无所能， 说明战场之上，胆量比风度更重要，只有够胆，敢往刀枪剑戟中冲，才能称为好兵。 这种标准太对曾国藩的胃口了，他照单全收。 戚氏练兵法 戚老师跟别的老师不同，他不喜欢太聪明的学生，当然也不能太笨了，简单来说，就是你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他说前，你就必须向前，他说后，你就必须向后，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曾国藩还从书上看到，当年戚继光练就的军队开赴边关，曾在入城前遇到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在没有接到入城命令之前，所有官兵全都站在城外，而且笔挺地站了一天！ 好，兵就得练成这种样子。 戚继光的实在作风一以贯之，最烦表演花架子，他说过：打仗，是杀人的勾当，不是供别人欣赏的。刀剑舞得天花乱坠，动作摆得光怪陆离，有什么用呢？不过是戏剧套路罢了。 照这种说法，连诸葛亮的八卦阵都得挨批，戚继光也的确不练这个。他讲究的是兵种配合，官兵分工十分明确。一般而言，在他的军队里，动作敏捷的士兵拿藤牌，性格稳重的士兵拿大毛竹制成的狼筅，这两种都是胆子不算大的，是防守兵。胆子大的归入进攻兵，其中有人持长枪，有人挥短刀。总之，谁属什么兵，拿什么武器，就专练哪种作战方式及其武器，哪怕只掌握一招半式，也务必把它发挥到极致。 这一点让曾国藩深受启发，他从此非常注重军队中冷热兵器的搭配比例，尽量使火炮、鸟枪和大刀长矛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 除了作战兵外，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一种被称作“长夫”的辎重兵，这一方面提高了部队的供应效率，另一方面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拉夫等扰民现象。 戚老师的课程，也有让曾国藩犯难的地方，不是看不懂，而是难操作。 既要马儿跑，就不能不让马儿去吃草。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没有回报，凭什么要别人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嗷嗷叫着跟着你去拼命？ 以明朝为例，普通官军的薪俸很低，因此有理由不拼命，戚家军的薪俸很高，就没有理由不拼命。同理，清末的官军，无论绿营还是八旗，薪俸都很低，有的拖家带口的士兵实在维持不了生计，只能兼点小生意，有的甚至业余去打短工，从这个方面来说，你还真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 曾国藩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照着戚继光的办法，在湘军里实行了厚饷制度。湘军勇丁大多来自于青壮农民，没有家室之累，而他们拿到的饷银 则是在家种田的三四倍，生活上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曾国藩犯难的地方在于，湘军作为团练武装，并非正规军，政府不提供军饷，只能由士绅捐募。捐募这玩意，就跟和尚化缘一样，有一搭没一搭，遇到一时化不到可怎么办？ 曾国藩绞尽脑汁设计了一招，他先发一半饷银，到被遣散或请假回家时再一起发，当然了，你要是自己跑掉，另一半就没有了。此招一出，除非出手赶，谁也不甘心留下一半饷银就走人。 对戚氏练兵法，曾国藩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入了精神训练。 在绿营八旗中，武官们的收入比士兵高，但又远远比不上文官，于是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在军队里面吃空额、克扣兵饷，在社会上则直接进行勒索和受贿。这一点，就连关天培指挥下的广东水师都概莫能外，鸦片战争前照样接受鸦片商私下送给他们的“陋规”，所以林则徐曾为此再三叹息，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在曾国藩数年以来所观察过的军营之中，自守备以上的军官，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皆“丧尽天良”。曾国藩对此痛恨无比，为了转变这种风气，他搬出了倭仁老师的法宝。 在湘军营官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富有“忠义血性”的湘籍儒生。理学中忠君报国的思想和精神，使得这些人们印象中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爆发出了超常的勇气，在打仗时他们能够奋不顾身，舍生忘死，不打仗时还能在军营中探讨钻研学问，甚至著书立说，让你不佩服都不行。 一般士兵当然领会不了如此深奥的东西。曾国藩的办法是将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军队纪律浅显化，编成大白话一样的韵文，让士兵们背诵和遵守。 经过戚氏练兵法和精神教育双重武装的湘军逐渐成形。看到训练已初步取得成效，曾国藩便让湘军出马“剿灭土匪”，与此同时，“搜查土匪”的任务则被移交给当地团练负责。 湘军果然比绿营强，他们在对付长沙周边的土匪时表现得绰绰有余。 衙门也是一条食物链 在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认识到，湖南治安如此恶化，社会如此混乱，在于太平军起到了示范作用。 都知道造反要杀头，谁不怕杀头呢？可是看到造反的太平军不仅没有被杀头，相反还差点攻下长沙，一些蠢蠢欲动的人胆子也就跟着大了起来。另一方面，自从太平军冲击长沙后，从前威风八面的官吏们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平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怕在乱世之中惹祸上身，性命不保，因为他们的不作为，法纪逐渐变得废弛不堪。 曾国藩担心的是，一旦省城的“无赖之民”与周边的会党里应外合，将对长沙形成致命威胁。他从书中找到了一句话，叫“乱世用重典”——面对乱局乱世，要么忍，要么残忍，没有第三条道路。 曾国藩随后在长沙城设立审案局，不管你是会党还是盗贼，也不管是想造反还是要劫财，一见就抓，抓住就审，审定就杀，一点不客气的。 从1853年7月起，仅仅几个月时间里，曾国藩所主持的长沙审案局就处死了一百多人，曾国藩也因此被赠送了一顶酷吏的帽子，“曾剃头”“曾屠户”的名号不胫而走。 曾国藩的大开杀戒，对于老实本分的普通百姓来讲，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以后出门不用再胆战心惊了。加上湘军的反复“剿匪”，不仅已经发动的各类起义被一一扑灭，即便是正在酝酿的也胎死腹中，湖南由此“欣欣乡治”，社会秩序重新趋于稳定。 曾国藩真正得罪的，恰恰是长沙的各级官吏。 审案断案甚至处决人犯，本是按察使的职责，人家才是负责刑名的副省级官员。不管之前他如何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毕竟属于他的权限范围，朝廷还没说撤职呢，倒让你给架得空空的，算怎么一回事？ 衙门也是一条食物链，而且向来比别的食物链更见不得阳光，里面不光是按察使，大小胥吏全指着它收取陋规，曾国藩完全不顾“起码规矩”的做法，自然惹得骂声一片。 原先出面向曾国藩传达咸丰旨意，同时也向他发出邀请函的官员，是湖南巡抚张亮基。他跟曾国藩虽是初次相识，但关系十分融洽，若是他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能从中协调，可惜好景不长，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去湖北收拾残局了。 骆秉章接替湖南巡抚一职，骆巡抚跟曾国藩没有交情，又是个久历官场的老油条。他刚刚到任，会为了一个曾国藩，而不顾及其他官员的情绪吗？再说了，这湖南官场到底谁做主，是你姓曾的，还是我姓骆的？ 糟糕的是，曾国藩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险，他仍在继续得罪人。 当初太平军围攻长沙，朝廷从各省调集数万兵勇，以后除了大部分尾追太平军而去以外，尚留了部分散勇下来。这些兵痞经常三五成群，在湘江上拦截民船，以勒索财物，从来没人敢管，使得湘江之上几乎断了交通。曾国藩闻讯之后，立即出令抓捕，审讯后将其中的三名四川兵斩首示众，一时风纪肃然，江上交通畅行无阻。 散勇属于绿营，这回把丘八也给惹翻了，此类爷爷岂是能随便碰的，双方由此结下了梁子。 一个人顺风顺水惯了，就很可能忘了自己是谁。这话说的是曾大人，曾国藩的自我感觉还好着呢，练湘军的同时还想练绿营。倒不是他对绿营又有了好感，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绿营军纪废弛、四处扰民的状态——你们就算不能打，也不要拖后腿。 可这无异于踩了别人的尾巴。如何训练和指挥绿营，该操心的是提督，连巡抚都不予过问，就算绿营再差劲，又碍着你曾某什么事啦？你狗捉耗子多管闲事，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庙小妖风大 湘军每天都要进行长达八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每个月还要组织两次会操兼精神训话，曾国藩传令绿营就在这两天内与湘军一起出操。 湘军天天都要接受训练，早已习以为常，懒散惯了的绿营兵哪里受得了？他们平时的所谓出操，不过是随随便便地比画几下，走个过场而已，更有甚者连这都觉得烦，宁愿花钱找个人代替，然后自己去睡大觉、下馆子、逛妓院。 会操的那两天偏偏烈日炎炎，大家天不亮就要出操，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绿营官兵们全都叫苦不迭。 对他们来说，陪着练几下也就算了，最讨厌的是还要聆听训话。曾国藩在上面讲要吃苦耐劳，要遵守军纪，要精忠报国，底下的绿营官兵都恨不得冲上去扇他两耳光：老子们当兵是为了吃粮赚钱，什么国不国的，尽胡说八道。 副将清德带头不听约束。会操时正值他的小妾过生日，清德大发请柬，还命令五十多个士兵给他操办酒席。众人心领神会，便都以病假为由拒绝参加会操。正待大发宏论的曾国藩往底下一瞧，绿营士兵稀稀落落，问明缘由，才知道是清德从中作祟，不由大怒：不把你这股歪风打下去，我的曾字就得倒过来写了！ 曾国藩的好处是有直接给皇帝上折子的特权。他一查清德的档案，此人劣迹斑斑，长沙被围时，别人都上了前线，唯有他换了便装，躲在民房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而且他的一大嗜好是养花，出去打仗，军备事务一概不知，如同泥塑木偶一般，但有件事一定忘不了，就是要买花运回家。 证据确凿，曾国藩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之罪，狠狠参了清德一本。 曾国藩要参劾他的事很快传到清德耳朵里，清德又急又恨，赶紧跑到刚刚回省的提督鲍起豹处喊冤告状：“天气这么热，坐家里都能出一身汗，何况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出操，这是在虐待士卒，不把我们绿营当人看啊。” 鲍起豹哼了一声。清德发现有门，赶紧再敲边鼓：“纵使我体恤士卒有错，我是大人您的副将，他'曾剃头’有什么权力说参就参呢？” 提督的脸色渐渐变了。清德接下来的一句话终于让他再也按捺不住：“长沙居民只知有帮练大臣曾国藩，不知有提督鲍起豹。” 你不过是个搞搞团练的文官，懂得什么军事？现在竟然庙小妖风大，公然欺负到老爷我头上来了。鲍起豹当下发布命令：“盛夏操练，实为虐待士兵，不仅不参加会操无罪，今后谁要胆敢私自参加，还要军棍伺候！” 鲍起豹的这道命令原本荒谬绝伦，但却在湖南官场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这里面当然少不了按察使和他手下的大小胥吏，他们正愁没人给他们出头，现在鲍起豹站了出来，双方立即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 你需要托儿吗？我们来托你。舆论完全站到了鲍起豹一边，与曾国藩成为对立面，说他凶狠残暴，杀人如麻，说他爱出风头，凭着一点老资格，就管东管西，随便插手。 有了舆论支持，绿营官兵变得有恃无恐，会操自然是不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在街上对碰到的湘军兵勇进行袭击辱骂，连曾国藩的弟弟都无缘无故挨了打。 湘军平常也看不惯这些老爷兵，一次看到几个提标兵在喝酒赌博打架，就上前秉公说了几句。所谓提标兵，是提督鲍起豹的亲兵，一向目空一切，别说训他了，就是多看他几眼，没准也能给你舞拳头。双方立即发生了械斗，提标兵吃了亏，回去后搬了一大群救兵，要找和他们打架的湘军算账。 找不到人，他们就围住曾国藩，让他交出“打人凶手”。绿营内斗的热情让曾国藩很是吃惊：有这股劲头，你们为什么不用在“剿匪”或追击太平军上？ 想到这样斗来斗去将没完没了，而且绿营的军纪败坏也将影响省城治安，曾国藩就给鲍起豹写了封信，请他抓一抓绿营的军纪。 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是要鲍起豹在军营内对违纪者进行惩治，鲍起豹却来了个绝的：行，你既然这么惦记他们，我这就给你送过来。 鲍起豹把几个涉事的提标兵绳捆索绑，送到了曾国藩的公馆。这招可太毒了，不仅让曾国藩下不来台，也因而激怒了绿营士兵。这些人向来勇于私斗，怯于外战，一听还有这事，都冲动起来。 太过分了这个“曾剃头”，我们问他要人，他居然还把我们的兄弟给捆了，干掉他！这边曾国藩正不知道该拿捆来的提标兵怎么办才好，正在犹豫不决之时，他的公馆便遭到了绿营的围攻。 绿营满城鼓噪的声音，长沙的文武百官其实都听到了，但他们一个个紧闭大门，装聋作哑。曾国藩在长沙的公馆，原先是巡抚官署的一部分，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住所与曾公馆不过一墙之隔，这么大的动静他哪里会听不见，可他就是钻在里面不出来，更不要说制止了。 事到如今，曾国藩也不能“装孙子”，想想绿营士兵胆子再大，也不敢冲进公馆，他便走到堂前，欲派人与包围者进行交涉。可是他想错了，绿营的一大特色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以下犯上之风盛行，这些士兵一冲动起来，哪管你是不是朝廷大员，这里老子说了算。 未等曾国藩开口，兵勇们已经冲进公馆，并且二话不说就动起刀枪。曾国藩的一个亲兵被刺伤，他自己也险些中招，眼见事态已不可收拾，他不得不向邻近的巡抚求救。 听见曾国藩在门外喊救命，骆秉章这才装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走出门来替曾国藩解围，他亲自给那几个被捆的提标兵松绑，又说了一大堆赔礼道歉的话。绿营士兵不仅没有受到怪罪或处罚，还得了这么大一个面子，自然得意扬扬地撤兵回营，只苦了一个曾国藩，因为从头到尾，骆秉章都没有上前安慰一句，似乎他曾国藩才是肇事的元凶。 不单是骆秉章，得知消息后的长沙官员，从大到小，没有一个同情曾国藩，全都幸灾乐祸，认为他咎由自取。长沙官场的态度，连曾国藩的部下和幕僚们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劝他上折告御状。 曾国藩叹了口气：“时势危急，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内乱，怎么还敢拿这种事去让皇上烦心呢。” 他终于想明白了，因为他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所以早已成为众矢之的，长沙城里的所有官员都和他成了敌人，只要他待在这里一天，就得斗上一天。 当然可以给皇帝写信，可是其他官员难道就不会？起码巡抚总是有上奏权的，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真的打起笔墨官司来，你未必会赢。  惹不起，还躲得起：衡阳练兵，组建水师 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率湘军转驻衡阳。衡阳是曾国藩的祖籍，也是他夫人的故乡，此地人文鼎盛，风景不殊。常言说得好，心随境转，对于烦恼而言，远离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曾国藩完全抛开了长沙城里那种郁闷而憋屈的情绪。从此以后，你们腐败也罢，庸碌也罢，妒才也罢，都将与我无关。人生短暂，时间有限，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在衡阳，除继续加强陆师训练外，曾国藩开始重点筹建湘军水师。“剿匪”已经结束，湘军必须和真正的对手太平军进行硬碰硬的较量。太平军的陆师固然狠辣，但这时最让各省官军叫苦不迭的还是太平军的水营。 水营系太平军自广西攻入湖南后所创建，前后拥有万艘由民船改造的战船，所到之处“帆幔蔽江，衔尾数千里”，黑压压都看不到头。有了水营，太平军得以完全控制长江水面。长江沿岸官军所控制的城池成了太平军的案上鱼肉，想吃哪一块就吃哪一块，而守军则猝不及防，毫无抵御的办法。 显然，曾国藩今后要想与太平军分个高下，肃清东南，拥有足以与其抗衡的水师是基本条件，但是这个活起初着实难倒了曾国藩。 以前说建立陆师不容易，现在看来还算简单的。只要像戚继光在书里讲的那样，招一批不怕死的人，再发上鸟枪和刀矛，训练一下就能凑合了。水师不行，这完全是一项庞大的再建工程，涉及技术瓶颈、经费筹措、水勇募练，可以说任何一项都没有先例可循，而任何一项也都足以使主持者烦恼到生不如死，其艰难程度，可以用曾国藩自己的比喻来形容：“像蚊子去背起大山，如虫子去渡过大河。” 可是他没有退路，哪怕是“精卫填海、杜鹃泣血”，也得一桩桩、一件件予以解决。 首先得有战船。真正的战船是什么样，没人见过，在两湖地区，就从来没有战船的影子，也没有一兵一卒曾服役于水师。翻书，书里也没现成答案，自古以来，中国人打仗大多在陆地，除了难得一见的赤壁大战，有关战船的记述很少。 曾国藩的脑子里没有战船的准确概念，一开始他甚至想用木排来予以代替。按照他的想法，木排容易，伐一排木头编一起就行了，而且这东西又轻便又灵巧。太平军的战船高，看不到木排，船炮只能仰射，又打不着木排，多好啊。 可是一试验，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家船只根本就不用打炮，光挤就能把你给挤没了，更挠头的是，木排很难逆水而上，以后去南京可怎么办？ 战船这个环节没法省略，曾国藩日思夜想，突然找到了灵感。两湖地区有龙舟比赛，节日的时候飞舟竞渡，煞是快捷好看，能不能仿造龙舟制造战船呢？ 为了编练水师，曾国藩此前特地向广东地区的能工巧匠发出了征集令。“龙舟版战船”正要动工，工匠们到了，一听就笑了起来，说真正的战船哪是这种样子的。 在广东，共有两类三种战船样式。 第一类，是长龙和快蟹，此为大船类型。它们拥有庞大的船身，往水面一放，威风凛凛，但“快蟹”二字却得拆开来讲，概言之，它们有“蟹”一样的慢慢腾腾，却唯独少一个“快”字。 第二类，是小舢板，此为小船类型。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所用的登陆舟就是小舢板，特点是个头小，但移动灵活，行动迅速。 戚继光说过，打仗非同儿戏，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你，玩花样最后很可能先玩死的就是自己。曾国藩马上放弃了他的“龙舟计划”，让造船工匠按照广东战船样式动工。 皇天不负苦心人，战船终于如愿试造成功了。鉴于两类战船一快一慢，在实际演练和作战中，曾国藩便将它们的优点予以互补，配合起来使用。 有船，没有炮不行。中国是能自行制造火炮的，只是一个鸦片战争，把自产火炮的老底儿完全揭穿。曾国藩要炮，但他不能要这类土炮，得要好炮。当时广东可进口西洋炮，曾国藩就“师夷长技”，花大价钱托叶名琛在广东进行购买。 截至1854年2月，湘军共打造出三百六十一艘战船，其中既有长龙、快蟹和小舢板，也有购买并改造为战船的民船，但令人称羡的是都装配了大量洋炮，其火力不容小觑。 炮船齐了，还得有水勇。衡阳靠近湘江，会水的人很多，要招水勇的一大把，但曾国藩却不敢就近招纳。因为衡阳会党的势力很大，曾国藩最不喜欢这类会党，他生怕招来招去，一个不小心让会党混进来，关键时候对自己反戈一击。 曾国藩决定从老家湘乡招纳水勇。湘乡是山区，好多人都是旱鸭子，熟悉水性的人很少，要做水勇，还得先从游泳抓起。不过曾国藩认为这个不难，一天不会，就一周，一周不会，就一月，人可靠才是关键。 湘军成军 最困难的还是钱。湘军陆师的粮饷，主要靠劝募士绅来维持，但比之于陆师，水师简直是一只吞钱的老虎，仅筹备炮船，招募水勇，就需要十余万两银子。 为了弄到钱，曾国藩到处打听，只要哪里有银子的气味儿，觍着脸也得凑上去闻上一闻。当时的南方各省，尚被政府控制在手里，且有财源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广东。曾国藩得知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余万两饷银，将经过长沙，赶紧向咸丰打报告，要求截留四万两，作为组建水师专用。 咸丰也知道长江上没有水师之弊，所以马上予以批准，此后又下令给湖南藩库也就是湖南地方财政，要求掏三万出来给曾国藩。有了这七万银子打底，曾国藩再东挪西凑，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到1854年2月，经过近半年的操练，湘军从体量和能力都完成了一个升级，已拥有水陆两师共二十个营，一万七千人。 回过头来，曾国藩禁不住要庆幸离开长沙的选择，甚至要感谢那些什么正经事都做不了，又不肯让别人做正经事的庸官俗吏。正是他们的排挤，成就了一支更高水平的军队。 有时候，主动放弃未必就意味着损失，它很可能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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