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毓灵 | 殷墟王陵四论

摘要：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殷墟王陵始建于洹北商城时期，是洹北商城始建之时都邑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考古发现仍说明殷墟王陵废弃于西周早期，这与周革殷命的政治策略有关。王陵东区大量祭祀坑的年代为殷墟早期，特别是武丁时期，大规模祭祀是“武丁中兴”重要的政治举措。以妇好为代表的诸多王族成员死后仍葬于宫殿宗庙区，反映出当时的族邑理念。

殷墟王陵发现、发掘于1934~1935年的殷墟第10至12次考古发掘[1]，20世纪50~80年代进行过规模不等的勘探与发掘[2]，均取得重要收获。2021年，王陵及周边区域“发现的遗迹有围沟、干道的路沟、墓葬、祭祀坑、房址、灰坑”，“新发现460座以上（祭祀坑）”，“在王陵区西南部探明1处遗址，遗迹分布密集，发掘确认为西周早期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3]。特别是东西并列围绕着王陵及祭祀坑的围沟的发现（图一[4]），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对于王陵格局的认知。

图一 殷墟王陵区平面图

自殷墟王陵发现之日起，学者们就围绕着王陵的布局、年代、性质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再讨论四个与殷墟王陵相关的问题。

一、王陵始建年代问题

殷墟王陵开中国古代王陵制度之先河，是殷代礼制的集中体现，是商代王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修筑规模如此庞大的王陵需要组织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那么是什么动因促使晚商王族决定修筑王陵呢？

自殷墟王陵发现、发掘之时始，其始建与废弃问题就是学者们关注研究的焦点。而研究此问题与殷墟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的建立与细化是分不开的。20世纪50~60年代，以邹衡[5]、郑振香[6]为代表的专家学者，采用地层学、类型学方法，系统研究殷墟文化分期，并结合甲骨文、金文等文献材料，把殷墟文化分期与商王世系结合起来，至80年代，建立并完善了殷墟文化分期方案。

殷墟文化分期的逐步建立，为殷墟王陵年代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位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充分运用了王陵区发掘资料。但王陵均被多次严重盗掘，出土的遗物极少，给高度依赖器物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令学界产生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不过多数学者认为M1001为武丁之墓。以此为界，在王陵区内是否有武丁的父辈先王盘庚、小辛、小乙之墓，也就是殷墟王陵的始建年代问题，成了大家争论的焦点。90年代之前，杨锡璋关于殷墟王陵的研究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他认为“西北冈的王陵墓是从武丁开始的”[7]；曹定云则认为，殷墟早期王陵并非位于王陵区内，而是在后冈[8]；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王陵区内有商王盘庚、小辛、小乙之墓[9]。

1999年，随着洹北商城的发现与发掘，关于殷墟文化一期，特别是其早段的文化特征与性质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原因是该研究与洹北商城的年代与性质直接相关。1980年代，随着洹北三家庄墓葬[10]以及小屯宫殿宗庙区87H1的发掘[11]，郑振香[12]提出其年代早于殷墟一期晚段，相当于殷墟一期早段。洹北商城发现之先，高炜、杨锡璋就撰文指出，其为盘庚迁殷之地[13]。随后也有学者赞同此说[14]，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应是河亶甲居相之所[15]。正是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之下，王陵西区78AHBM1的年代问题再次引起关注。郑振香[16]、杨宝成[17]都曾指出，该墓年代属殷墟一期早段，早于王陵大墓M1001或武丁时期。唐际根指出：“墓主完全有可能是洹北商城时期的一位王室成员，甚至不排除是洹北商城时期的一位国王”，“王陵区早在洹北商城时期便已启用”，“该墓便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座商王朝王陵”[18]，朱凤瀚也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洹北商城的发现，使西北冈王墓的年代上限有了提升的依据”[19]，魏凯把王陵东区两墓道的中字形墓M1129和M1443与78AHBM1的年代定为殷墟一期早段，“即洹北商城晚期”，但他推测M1129，M1443分别对应于商王小辛和小乙，而78AHBM1为高级贵族[20]。王祁也认为“西北岗王陵区可能有早于武丁时期的商王墓，而78AHBM1的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洹北晚期，所以78AHBM1最可能是小乙之墓”[21]。

笔者也曾从聚落考古角度撰文指出：“王陵与洹北商城郭城西墙相距约1400米。王陵与洹北商城呈东西并列之势，王陵对应的是郭城南部，郭城南部三分线向西延长线与王陵东环壕北段十分接近。”“城邑与王陵东西并列的布局方式是有意规划的结果，特别是王陵与宫城核心区东、西相呼应，这应不是巧合。78AHBM1是目前所知最早王墓或高等级的王室成员墓葬。但从其出土的牌形笄首的骨笄分析，78AHBM1的年代不属洹北商城早期，而是洹北商城晚期，甚至再晚一点。因为截止目前在洹北商城晚期制骨作坊区内尚未发现这种牌形笄首的骨笄残次品。那么洹北商城早期有没有国王去世，是否葬于王陵区，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22]

综上可知，因为洹北商城的发现，殷墟文化分期进一步细化，在研究洹北商城年代与性质的同时，学者们也关注到这一时期的王陵问题。虽然仍有分歧，但多数学者认为王陵与洹北商城有一定关系，即王陵的始建年代到了洹北商城时期。

如果王陵始建于洹北商城时期，那么其修筑的动因是什么呢？

洹北商城年代可明确分为早、晚两期，从近些年来洹北商城考古发掘来看，其早、晚期一直在延续，作为都城的性质应该没有改变。大型宫殿建筑附近大量的被火焚烧的建筑构件也充分表明洹北商城毁于火灾。如果按照考古学年代分期估算，洹北商城持续了50年左右。唐际根认为洹北商城属商代中期，据文献记载，此阶段的商王朝内忧外患不断，屡迁都城可能是商王解决困境的方法之一。至盘庚一辈商王时，距汤王已二百余年。王族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减弱导致内外纷争不断，其解决之道则为尊奉先祖。笔者认为，这是商代中期率先确立王陵制度的根本原因。此后王陵制度的不断改进与完善，特别是武丁之时王陵制度的确立，应当都是由于这一原因。

武丁之时彻底扭转困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面发展，中国青铜文明达到了顶峰，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是前辈先王改革的继承者与推动者，从考古研究成果和甲骨文记载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武丁对祭祀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祭祀规模之大，类型之多，频率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祭祀的对象是祖先与神灵，祭祀的目的是要唤醒王族成员同根同族的认识，以祖先与神灵之名推动改革的顺利推行。作为血缘最近的父辈、祖辈先王是首先求助与祭祀的对象。王室宗庙与王陵自然成为最重要的祭祀场所。

M1001王陵大墓多被认为是武丁之墓，与稍早的78AHBM1相比，标识王陵的墓道变为四条，墓室面积（以墓口计算）更是由41平方米增至314平方米。此时王陵东区祭祀坑已大规模投入使用，能够判定年代的祭祀坑以殷墟早期的居多（详见下文）。至此，王陵制度最终确立下来。

二、王陵盗毁年代问题

周武王灭商之后，殷墟还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也可视为后殷墟时代殷墟的废弃化过程。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多，考古研究的细化与深入，商末周初这个时间段内的文化内涵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年代辨析[23]、手工业[24]、文化内涵[25]、墓葬[26]等研究均取得重大进展。殷墟王陵被盜毁的最早年代问题自然也就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发掘之时，学者们就注意到殷墟王陵被盗毁，被发掘者称之为早盗坑或翻葬坑的年代“距埋葬之后很近”[27]，杨宝成、杨锡璋曾认为84AWBM260早期盗掘的时间“约在商末周初”[28]。2010年，井中伟率先对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年代进行了系统论证，随即引起多位学者跟进。归纳来看，井中伟[29]、何毓灵[30]、赵俊杰[31]认为王陵于西周早期被盗；张敏[32]认为应晚于西周早期晚段，西周中期的可能性很大；李宏飞认为早期盗掘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33]，牛世山认为被盗于春秋时期[34]。实际上学者就相关陶器年代的判定没有太大差别，而是对王陵周边灰坑、墓葬等与早盗坑的先后关系，早盗坑回填方式等有不同的认识，造成不同认识的原因也与早年发掘水平、资料公布情况等有很大的关系。

笔者目前仍认为殷墟王陵被盗于西周初年，这是一种国家集体行为，而不是简单的盗墓。2021年殷墟王陵勘探与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不仅新发现了460余座祭祀坑和东、西围沟，还“钻探、发掘确认王陵区西南部一带有西周早期遗址，遗迹分布密集，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西周遗址”[35]。

王陵是商王朝的神圣之地，殷墟时期，王陵范围内，除了大墓与祭祀坑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灰坑、水井、窖穴等代表普通居民生产、生活的遗存。王陵区西南部大型西周早期遗址的发现，以及打破78AHBM1的大灰坑均表明，王陵的神圣性此时已不复存在，这里已沦为普通的聚落。李宏飞曾认为王陵周边的西周墓葬为殷遗民之墓，赵俊杰予以反驳。从“神圣性”角度来看，即便国家已灭，殷遗民专门在其先祖陵区上生产、生活，甚至是破坏大墓的可能性也不大，最有可能是周人。除了王陵区外，在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36]、刘家庄北地遗址[37]也发现有西周早期的墓葬，其随葬品组合是典型的陶鬲、簋、罐，而非如唐际根等所论证的殷墟文化第四期第五小段（已进入西周初年）仍以陶觚、爵为主的墓葬陶器组合，笔者认为这些仍沿用殷人葬俗的墓葬，其墓主才是殷遗民。西周早期，周人墓葬分布于王陵区、孝民屯与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附近，“其意图十分明显：监督青铜工业继续生产”，“早中期西周遗存出现在殷墟王陵区，一定与破坏殷王室墓葬、掘取王室财物、打击殷遗民心理有极大关系”[38]。

多位学者都认为如此大规模的盗毁王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定是长期的集体行为，如果再加上盗毁王陵以外大量的高等级贵族墓，无论是哪一拨人，都会留下相应的遗存。牛世山推测王陵最早被盗于春秋时期，“主导盗挖可能为狄人”[39]。但截止目前殷墟遗址范围内，少量呈点状分布的西周遗存之后，几乎未见春秋时期的遗迹、遗物，直到战国时期殷墟范围内遗址、墓葬才逐渐增多。如果真是春秋时期的狄人所为，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三、祭祀坑年代问题

除了王陵大墓外，王陵区另一类主体遗存就是大量祭祀坑（包括部分小墓）。祭祀坑的发掘主要有：1934~1935年殷墟第10至12次发掘期间，发现了1221座祭祀坑（部分为陪葬墓），其中东区1117座，西区104座[40]，东区祭祀坑主要集中在M1400以西、以北，西区祭祀坑主要集中在大墓附近；1950年，在武官大墓南部清理了26座祭祀坑[41]；1959年春，在武官大墓南清理了10座祭祀坑，1座长方竖穴墓[42]，1976年春，在M1400和武官大墓南钻探出250座祭祀坑，清理了其中的191座（包括1959年清理的10座）[43]，1978年春在M1550东南发掘了40座祭祀坑，大部分坑中埋马[44]；1984年冬，在1976年发掘区南不远处清理了4座小墓，其中3座是祭祀坑[45]；2021~2022年，王陵公园东墙外东西110米宽的范围内，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已清理了40座；在1978年发掘的祭祀坑以南又探出2排多座方形口坑，其之南有一座3米左右的方坑，还有一座长28、宽6米的长方形坑，都探出粗大的骨骼[46]。

截止目前，王陵祭祀坑总数已超过3000座，已清理发掘1522座。有学者对其形状、分布、内涵与性质等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并指出：“除了分布在大墓附近的一些外，都集中而有规律地排列着。墓坑大多是长方竖穴形的，小部分是方形的。方形坑都成组成片的分布在长方竖穴坑的中间。”“这些密集排列在一起的坑，可据其坑口的大小、方向、深度、坑内埋葬的内容、骨架的姿势、骨架的数量及坑间的距离等分成不同的组。有的一排坑一组，有的几排坑一组……一组坑的数量可以有一个至几十个不等，同一组坑可能是属于同一祭祀活动的。”“除少数是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祭祀坑内的埋葬，可分人坑、动物坑及器物坑三类。”“从西北冈大量的祭祀坑的分布、排列和分组情况看，祭祀是在不同时期进行的，祭祀坑也并不全是分属于某些大墓的……西北冈东区应是商王室用于祭祀其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47]但关于祭祀坑的年代语焉不详。理想状态下，如果能够成组成片地了解祭祀坑的年代，那么对于祭祀坑形成的顺序，每次的规模，甚至与大墓的对应关系等问题都能带来突破。但事与愿违，关于祭祀坑的年代，至今仍是难题。用考古学方法判断祭祀坑的年代，主要依据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及其坑内出土遗物。但这些祭祀坑规划整齐，排列有序，少有打破关系，坑里主要是人和动物骨骼，而不见陶器、铜器等年代学序列完整、清楚的器物。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资料的公布以及新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解决祭祀坑年代问题仍有希望。

史语所当年发掘的一千余座祭祀坑材料至今尚未正式全面发表，这批祭祀坑中有80座专门随葬铜刀、铜斧和砺石（《安阳发掘简史》图四上仅标识出67座刀斧葬的位置），高去寻曾对其进行研究，关于这批祭祀坑的信息，也多来自于《刀斧葬中的铜刀》一文[48]，这些被其称之为“刀斧葬”的祭祀坑“并没有集中在一个地点而是分散在若干地方的小墓群中，有的几个刀斧葬自己排成东西式的行列，有的则与其他的小墓合成一行列”，它们与其他祭祀坑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几乎完全以铜刀铜斧砺石三种器物为殉葬品”，“80个'刀斧葬’中有73个墓都有刀斧砺石的随葬，有7个墓则都仅有刀斧而无砺石。以每坑10刀10斧10砺石之墓最普遍”，“可以推定'刀斧葬’中通常所埋葬者为头俯置之人十人，每人佩带一刀一斧一砺”。

关于刀斧葬中铜刀的时代，陈梦家曾把其殷墟铜刀分为早中晚三期，但对这三期的总年代，却认为“发掘品不能迟于帝辛的时代，它似乎经历大约百年的发展，因此暂定这三期的边刃器的时代为当纪元前的十一世纪，即纪元前1027-1100，或许稍早一点”[49]。高去寻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刀斧葬的年代“大概包括在自祖甲或稍前以至帝辛的一段时期之内”，但也承认，“各墓间比较早晚的问题，则须各墓分组的关系及各墓铜刀与铜斧砺石联系的关系都研究清楚之后，或许可能有论断，目下只有慎言其余了”[50]。

随着殷墟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殷墟铜刀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利用新出土的材料，刘一曼对殷墟青铜刀进行了系统研究，虽未专门研究王陵祭祀坑铜刀的年代，但从其对刀斧葬中铜刀的类型及分期研究可以看出，这些铜刀的年代属于早期（殷墟文化一、二期）和中期（殷墟文化三期），而未见晚期（殷墟文化四期）的铜刀[51]。

朱凤瀚在讨论北方族群与商人联系的文章中讨论了王陵区的“刀斧葬”中的铜刀和斧，并认为“刀斧葬”的年代不晚于殷墟文化二期[52]。同时，他还对王陵区以外殷墟其他区域出土的北方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其多数属于殷墟文化一期偏晚至二期即武丁早期至祖甲时期”，出现的原因当与甲骨文所记载的武丁时期对北方各族群的频繁战争有关。

韩金秋也认为，刀斧葬的年代可依出土铜刀与年代明确铜刀的比较而定，其年代为殷墟二期，相当于武丁晚期。殷墟早期，即武丁在位时期，正是商与西北发生大规模战争时期，刀斧葬中的人牲来源应是战俘，从都伴出管銎斧看，人牲都应来自北方，以管銎斧（钺）为兵器[53]。

综合诸家观点可知，80座“刀斧葬”的年代主要为殷墟早期。考虑到“刀斧葬”并非集中分布在一起，而是与其他祭祀坑成组、成排的特征可知，与刀斧葬成组、成排分布的其他祭祀坑与刀斧葬是同一次祭祀形成的，换句话说，它们的年代也是一致的。

1950年之后发掘的随葬典型青铜器及陶器的祭祀坑或小墓的年代均相对明确。1959年春发掘的武官M1是典型的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墓葬[54]；1976年春清理的191座祭祀坑[55]，东西向的坑叠压在南北向的坑上，结合东西向M12、M238、M239出土的陶器、铜器推测，东西向的坑属殷墟第二期；而南北向的坑据M137及59武官M1判断可能属殷墟一期。“总而言之，这次发掘的祭祀坑均属殷墟前期”[56]，1978年春发掘的40座祭祀坑大部分坑中埋马。发掘者从地层关系判断绝大多数祭祀坑的年代属殷墟文化的早期，且早期的11组36坑中用牲数量很大，仅一次祭祀，就用马多达44匹[57]；1984年冬发掘的传出司母戊大鼎的M260及其东侧40米的M259年代均为殷墟文化二期，其中M260墓道南口打破了祭祀坑M262、M263，墓道东北部打破祭祀坑M169[58]，显然三者的年代不晚于殷墟文化二期；2021至2022年已清理了40座，其中随葬青铜器、陶器的祭祀坑“时代明确，都是殷墟二期早段，年代与妇好墓大致同时”[59]。

综上所述，截止目前王陵东区已发掘祭祀坑（或小墓）中，能够判断其年代的，基本都属殷墟早期，且集中于殷墟二期，主要对应于商王武丁时期，这不应是偶尔现象。从祭祀坑成组、成排等特征可判断为同一次祭祀行为，按着如此“系联”之法，那么属于殷墟早期的祭祀坑数量是相当大的。与王陵始建相一致，武丁时期王陵制度的重大变革同样反映在祭祀制度上。而早于武丁晚期的59武官M1、78年发掘的动物祭祀坑等也表明在始建王陵的同时或不久以后，祭祀活动也已开展，只是到武丁之时达到了顶峰。

四、王后陵墓问题

王陵区目前发现四条墓道的大墓8座（西区7座，东区1座），两条墓道大墓3座（均位于东区），一条墓道大墓2座（东、西区各1座），未完工的“假大墓”1座（位于西区），共14座。从盘庚至帝辛共8代12王，如果帝辛未葬入王陵（有学者认为未完工的假大墓M1567就是帝辛之墓），那么应有11王葬入王陵，13座大墓中还剩2座应该是王室成员或高等级贵族。东区的M260因出土了司母戊大鼎，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墓主或为武丁之配偶妣戊[60]，尚有1座不明是何人之墓。

周祭卜辞中记录了盘庚迁殷之后，从小乙至文丁6位直系先王的配偶，分别为小乙之配妣庚，武丁之配妣戊、妣辛、妣癸，祖甲之配妣戊，康丁之配妣辛，武乙之配妣戊，文丁之配妣癸。而盘庚、小辛、祖庚、廪辛、帝乙、帝辛之配未见记载。商王“多妻制”，甲骨周祭制度中记载的王后多为下一任商王之母，可以想见未记载的商王王后或妃的数量应远多于记载的。目前已知的王陵大墓显然不包括所有王后或王妃，即便是从盘庚至文丁6位直系先王的配偶也未发现全部都在王陵区内。那么，这些人又会葬于何处呢？

甲骨文、金文中多次提到大邑商、天邑商，其含义可以泛指商王朝，也可以确指殷墟都城或王畿地区。大邑商的社会组织、国家形态等始终是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严志斌曾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61]。1979年，杨宝成、杨锡璋通过对殷墟西区近千座墓葬，特别是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指出，殷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62]；1995年郑若葵首次探讨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提出“大凡有殷代墓群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同时是某一族邑的所在地”，殷都城市的布局，是一种由若干族邑围绕王族邑分布而成的大邑布局[63]。此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殷墟都邑布局研究，此后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丰富与完善，雷兴山等学者系统深入研究了商周时期“居葬合一”的社会结构[65]，得到一些学者的肯定[66]。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严志斌结合殷墟手工业作坊居住、生产与埋葬共存的现象认为，“工、居、葬合一”的工业作坊区模式是殷墟都城内的主要聚落形态及基层社会组织，工业作坊区在商王族（包括多子族）控制下，以超血缘关系的人群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是殷墟作为晚商都城区别于其他次一级聚落的重要特征[67]。

无论都城之内是众多族邑，还是“工、居、葬合一”的工业作坊区，作为以统治与管理为主要职责的王族，主要活动于宫殿宗庙区内，大量宫殿建筑、窖穴、水井、灰坑的发现以及几乎所有刻辞甲骨等的记载也充分证明这一点。那么，除了国王葬于王陵区，王族其他成员死后葬于何处？1976年在宫殿宗庙区西部发掘的妇好墓[68]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研究表明妇好即武丁之配妣辛，作为武丁之配，死后并未与武丁一起埋葬于王陵区内，而是葬于宫殿区内，这充分说明，王陵制度设计之初，并不允许王后葬于王陵，而是葬于王族的族邑即宫殿宗庙区内。

很多人对宫殿宗庙区有一点误解，以为主要是宫殿建筑等遗存，实际并非如此。岳洪彬等对宫殿宗庙区内的墓葬群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与研究[69]，宫殿宗庙区内不仅有妇好墓、亚长墓、子渔墓等高等级的王室和贵族墓，更多的是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小型墓，甚至有灰坑葬。“这些葬于宫庙区的墓葬，规模有大有小，且中型墓和小型墓的比例与大司空、孝民屯、白家坟等地所见大致相同”，“商人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王族成员当亦如此，宫庙区内墓葬的墓主人大部分应是王族成员”，“在殷墟都邑内，每个宗族内部都形成了相当稳定的金字塔形等级关系，王族内成员也是如此”，“多数等级较低的王族成员不能葬在王陵区，而是葬在他们的族居地，即小屯宫庙区内”。上述论断可谓真知灼见。

虽然自1928年开始就在宫殿宗庙区进行发掘，但截止目前对宫殿宗庙区布局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就其范围来说，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2004年开始，陆续在宫殿宗庙区开展的勘探与发掘表明[70]，宫殿宗庙区内不仅有规模巨大的池苑，而且其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原来所认知的以所谓的“防御沟”为界。“在殷墟二、三期之际，随着王室成员的不断增多，宫庙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作为宫庙区防御设施的大灰沟废弃，局部被不断填平，宫庙区向大灰沟以外扩展至四盘磨村东。”[71]2004年，在小屯西地发掘的双墓道大墓及夯土建筑也证实了这一点[72]。

受考古工作的局限，我们对宫殿宗庙区的认识还相当有限，但已有的证据已充分说明，在宫殿宗庙区还应有大量的王族墓葬，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众多的王后或妃等，把其葬于宫殿宗庙区内，正符合当时“聚族而葬”的理念或制度，如果王陵区M260墓主为妣戊（武丁或祖甲之配），那么其葬于王陵反属不寻常之事，而妇好葬于宫殿宗庙区内则属正常。

五、结 语

本文就王陵的始建与废弃年代、祭祀坑年代以及与国王陵墓相关的王后陵墓问题进行了梳理。虽然这四个问题只是殷墟王陵研究诸多问题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与洹北商城与殷墟年代、性质与布局等研究息息相关，也与中、晚商时期的族邑结构、社会形态、墓葬制度、社会礼制等问题相互关联。

本文认为王陵制度发端于洹北商城时期，这是解决当时内忧外患困局，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更是武丁时期一系列重大政治举措的一部分。武丁之后，王陵制度得以延续，稍有变化的是，作为公共祭祀场所的王陵东区内，祭祀坑的数量大大减少，这说明武丁之后王陵区内的祭祀活动也大大减少，这也与甲骨文献关于祭祀活动的记载相一致。

周革殷命之际，殷墟王陵迎来了终结之时。周人毁坏商王室陵墓，其目的不仅是获取陵墓之内大量象征王权、礼制的珍贵器物，更是从根本上剪灭殷人复辟的欲望，这些在周公二次东征时最为明显。

殷墟宫殿宗庙区作为王族聚集之地，如这一时期其他族邑一样，王族成员死后也会埋葬于宫殿宗庙区内，正如妇好那样，这才是当时最为普遍的观念。迄今尚不知两周时期王陵如何布局，从两周时期的诸侯王墓地来看，王与王后已同在一个墓地，不过这并不能就此证明两周时期周王与王后也葬于同一墓地，实情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

上述四个问题的讨论，肯定不是最终的答案，也更需要今后持续不断地深入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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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1001号大墓、1002号大墓、1003号大墓、1004号大墓、1217号大墓、1500号大墓、1550号大墓、1129、1400、1443号大墓[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5、1967、1970、1968、1974、1976、1996.

b.石璋如.侯家庄1005、1022等八墓与殷代的司烜氏[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

[2]a.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C]//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1-62.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1).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J].考古，1979(3).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J].考古，1987（12）.

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C]//考古学集刊（第2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5-40.

f.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8年安阳殷墟王陵区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2017(3).

[3]a.牛世山，2021年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考古勘探取得重要成果——新发现围沟和祭祀坑等重要遗迹[N].中国文物报，2022-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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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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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