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3月30日的深夜，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到了军委的急电，电文要求先遣兵团，立即发还缴获桂军一团的武器装备。 桂军的这个团是不久以前，在武昌远郊的“下花园”地区，被我40军部队包围缴械的，萧司令对这道命令感到大为不解：白崇禧所部是我军的大敌，缴了枪还带还的？
萧司令员 及至次日上午，萧司令员收到军委致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电报抄件，总算才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3月30日的中午，李宗仁、白崇禧的心腹“总参议”刘仲容先生，刚刚抵达北平，他直接代表桂系集团参加“北平和谈”，当晚毛主席特意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 刘仲容转达了桂系关于和谈的底线，同时也带来了白崇禧的两个请求： 其一，桂军夏威兵团的一个师，在江北的安庆被二野部队团团包围，挺困难，连吃喝都成了问题； 其二，桂军驻防武汉外围的一个团，在下花园被四野部队包围并缴了械。 白崇禧委托刘仲容，当面向我方高层请求“缓颊”，也就是给点面子，以证明我方对”和谈“的诚意。 为了争取桂系，毛主席含笑答应了，表示可以放松对安庆的包围，下花园缴获的武器亦可发还，并请刘仲容转告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在前线与解放军接洽联系。 刘仲容连连称谢，而前线的二野和四野首长们，也因此第一时间收到了军委的相关电令，萧劲光明白事情原委后，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命令，不就一个团的武器装备嘛，四野还真看不上！
南京特谈代表团飞抵北平 01 白崇禧的第一个误判 1949年初蒋氏第三次下野后，白崇禧萌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凭借长江天险和桂军实力，桂系足可取蒋代之而“有所作为”，因此他对于北平和谈的底线，是人民解放军无论如何也不能过江，还是“划江而治”的愚蠢思路。 而我方的原则，是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过江：谈成了，唱着歌过长江；谈不成，就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应该说，谈判双方还是存有根本性的分歧。 不过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避免更多的生灵荼炭，我方对桂系还是释放了最大的善意。 也是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谈到白崇禧的出路时，曾经明确表态：“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
白崇禧和陈诚 但毛主席直言：“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要过江，这办不到”！为了打消桂系在解放军渡江以后的顾虑，还承诺：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应该说，我方当时对桂系的态度，堪称是仁至义尽了。 毛主席特别对刘仲容强调说：“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呐！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赢他们，而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刘仲容点头称是，随后谈及白崇禧对渡江之战的形势判断，说那位“小诸葛”认为，解放军能够抽出来强渡长江的部队，至多不超过60万人。 白崇禧对我军实力的估计，来源于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规模的情报，其实是严重不准确的，当时二野有28万人、三野有58万人，仅这两个野战军的总兵力即达86万大军，尚不计已经挺进到武汉以北的四野先遣兵团12万人。
渡江先锋 正是基于这样错误的判断，让白崇禧以为，凭借汤恩伯集团和其“华中剿总”所属部队的70万人马，再加上海空优势，是完全有能力阻止解放军过江的，可见南京方面的军事情报能力，简直差极，居然出现了一半左右的兵力误差！ 毛主席对此直截了当回应道：“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笔者注：应指各大军区的地方部队），我们的民兵可不像他们的民团，是有战斗力的，这是白先生没有估计到的吧”！ 刘仲容震惊不已，他没有料到解放军的实力，已经强大如斯，深感白崇禧的错判无异于螳臂挡车，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和谈的成功而尽力。 两天以后的4月2日，毛主席再次接见刘仲容，委托他回南京一趟，再当面做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刘仲容欣然成行。 刘仲容飞回南京后，单独密会了李宗仁，转达了毛主席的相关意见，旋于4月12日再赴北平。 渡江战役打响后，白崇禧曾电邀其南下，但是刘仲容毅然选择留了下来，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等职务。
周副主席 02 周恩来希望李宗仁不要离开南京 就在刘仲容飞返南京的当天晚上，周副主席又接见了桂系的另外一位代表：李、白的高级顾问黄启汉（广西壮族人），请他转告桂系的两位首脑：“不应该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氏留恋和恐惧”。 在具体的处理办法上，周恩来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在北平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过江；即便和谈不成，也希望白崇禧的部队让出安庆，桂系主力应撤往“花园以南之线”，不要妨碍解放军的渡江作战行动。 关于“代总统”李宗仁的出路问题，周恩来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争取更多的军政人员一同留在南京更好”，至于李宗仁所担心的，南京蒋系势力遍布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周恩来更是提前考虑到了。
李宗仁 周恩来建议说，白崇禧可就近调动桂军的一个主力师，进驻南京来保护李宗仁和其他人员的安全，一旦撕破脸遭到蒋系军警的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不得不说，周公的考虑已是非常周到了。 那么桂系的“李、白”两位，能否接受我方的善意劝告和具体安排呢？当时没有人知道，不过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看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为此，军委在4月5日连续发出多封指示电，要求前线各部配合争取桂系的行动。 比如电令陈赓第四兵团，在4月15日之前，不得向黄梅、广济以及安庆之敌发起进攻，以便留出时间，让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提前撤出部队； 又电令渡江战役总前委“刘陈邓”首长，嘱咐他们在与桂军联络时“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注意保密的意思。
李白黄的黄 甚至还电令太原前线的彭、徐首长：“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 办法给想了，面子也给了，桂系又是怎么决定的呢？当刘仲容和黄启汉带着我方的诚意，先后回到南京告知后，李宗仁拿不定主意，召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桂系大将们到南京密商，白崇禧听完刘仲容介绍以后，气呼呼嚷道：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谈到毛主席答应他可以继续带兵，白崇禧根本听不进去，不耐烦地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还不是我考虑的时候”！ 白崇禧最后的态度是：“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之前提，共军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白崇禧 03 白崇禧的第二个误判 到这个时间点上，政治形势很明显了，白崇禧坚决不同意解放军以任何形式过江，这已经逾越了我方的红线，毛主席、周副主席所希望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而桂系军权又基本掌握在白崇禧手中，他要顽抗到底，李宗仁也无可奈何。 刘仲容尝试做最后的努力，他提醒说解放军渡江兵力将达百万以上，长江天堑也并非牢不可破，凭借汤恩伯几十万残兵败将和十几万桂军，是很难阻挡解放军进军江南的，结果白崇禧暴躁地怼了回去：“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跟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 黄启汉眼见和谈有破裂的可能，于是提出折中的方案：“最好把桂系部队全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解放军冲突，必要时全部撤回广西去，静观发展，再做打算”。
百万雄师过大江 至于派兵进驻南京保护李宗仁的建议，白崇禧则干脆不予考虑，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联合蒋系军队共同阻止解放军过江，如果我方坚决过江，那么一切谈判和行动都失去了基础，更谈不上李宗仁留不留在南京的问题。 白崇禧的态度为何如此顽固决绝呢？除了低估解放军的战力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误判，面对刘仲容和黄启汉的反复劝说，他傲慢地解释说：“现在还没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解放军要想过江，也不那么容易”！ 事实如此，长江水位在每年四、五月份便开始上涨，特别是到了五月的汛期，水位猛涨风大浪高，会严重影响木船的航渡，而白崇禧的小心思，跟躲在溪口“下台不交权”的那位不谋而合： 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加紧强化长江防线，只要把时间拖入汛期，解放军的渡江作战将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南京政权就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解放军进入南京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毛主席对蒋、白玩弄的“缓兵之计”岂能不知？时间进入四月中旬后，渡江战役总前委也多次急电，汇报长江水位的上涨情况，情况已十分紧急，为了粉碎蒋、白的阴谋，就必须给北平和谈设定一个最后期限。 我方遂于4月15日，正式提出《国内和平协定》共八条二十四款的最后修正案，并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在北平的南京谈判代表团也全体同意了这份协定，然而当文本送至南京后，李宗仁在白崇禧和溪口方面的强烈反对下，最终选择拒绝签字。 1949年4月21日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强渡长江，汤恩伯的长江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4月23日上午，李宗仁乘机逃离南京，4月24日凌晨，南京解放！ 1965年李宗仁返回大陆时，曾在首都机场发表《归国声明》，言及1949年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事实上，在蒋、白完全掌握军队的情况下，即便李宗仁当时单方面签了字，似乎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总统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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