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珠海梅溪牌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是指1912年至1928年间的中华民国政府。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标志着北洋政府正式形成。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4个阶段。短短16年间国务总理共换了30人，可见当时政坛的乱象。作为北洋政府的首任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结识于出使朝鲜期间，是袁氏的左膀右臂，为袁世凯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对黄金搭档携手登上权力巅峰后，本应该是一团和气，可为权力之争，唐绍仪出任总理仅三个月就挂冠而去，从此两人分道扬镳，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唐绍仪像 一、留美幼童，成名朝鲜 同治九年（1870年），直隶总督曾国藩幕僚容闳建议派遣留学生赴美，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容闳广东人，于咸丰四年（1854年）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是中国首位留学生。当时正值清廷与美国关系友好之际。清廷批准了曾国藩的奏折，决定派遣12至16岁的少儿赴美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同治十一年（1871年）夏，经考试选拔了第一批30名赴美留学的少儿。从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1872年8月11日，他们于上海乘轮船远赴大洋彼岸。面对茫茫的大海，这群少年立下誓言：“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纽约自由女神像 经过25天的海上颠簸，他们横穿太平洋，抵达美洲大陆。这群身穿长袍，拖着长辫的孩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留学生。清廷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留美幼童的联络和管理。作为管理者之一的容闳把留美幼童分别安排到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美国的教师、医生、绅士们热情、主动地把这些小留学生领到自己家中，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留美幼童们接受了半年的预备班英语学习后，分别进入美国各中学，学习相关知识。他们刻苦努力，勤奋向上；较好地完成了各自学业，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良好印象，被赞为“中国的荣誉”，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  中国首位留学生——容闳像 当时国人的观念还滞留在科举致仕的时代。甚至还有人认为，出国留学是有辱门楣之举，只有那些在国内待不下去的人，才会选择出国。从同治十一年（1871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每年选派30人少儿赴美留学，共四批120人。在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中，有一个叫唐绍仪的广东孩子，天赋异禀，一表人才，后成为清末民初政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其父唐巨川是从事对外贸易的茶叶商人。唐绍仪自幼随父亲在上海生活，接受儒学开蒙，熟读“四书五经”。12岁时，由其族叔清末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唐廷枢保荐，通过了同乡容闳的选拔，成为120名留美幼童之一。他聪明好学，在美国读完中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唐家湾镇唐家村——唐绍仪故居 光绪七年（1881年），中美两国关系生变，美国开始肆意驱赶中国人，并且单方面废除了《中美条约》中的移民款项。而清廷派往美国的学监陈兰彬，以留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学跳舞、不穿长袍马褂而改穿西服、不行跪拜礼而行握手礼，甚至于有的学生剪了辫子等等，认为“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向清廷建议召回在美留学生。当年五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以留学生违背“祖训”为由，“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这批120名赴美幼童，除26人病故或设法留美不归外，最终回来了94人。他们被称为“番书仔”，像犯人一样被关入北洋水师洋务学堂，接受再教育。这些留美幼童留学时间最长者达九年。最短的六年。出国时的12至16岁的少年，归来时已是20多岁的青年。  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像 虽然他们在美国没能完成计划的学业，但都受到了较好的西方教育。根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超过50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了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士和精英骨干，为中国近代的社会建设做出了贡献。留美7年的唐绍仪，虽没有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文凭，但还是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深入了解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向，并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政坛风格。1882年，关在水师洋务学堂读书的唐绍仪命运迎来了转折。他被任命为德国人穆麟德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当时，大清帝国还是朝鲜的宗主国，对朝鲜的安全负有'保护责任'。  平壤王宫仁政殿 当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王后闵妃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跟随淮军将领吴长庆东渡朝鲜，率领一支清军冲锋在前，很快平定兵变。吴长庆上奏清廷报以首功。年仅23岁的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的身份长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1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联合日本发动甲申政变，妄图夺取政权。他们借邮政局落成宴会之机，开化党刺客尹景纯向闵妃集团的代表人物闵泳翊连砍数刀，闵泳翊带伤逃往海关税务司，为德国籍的外衙门协办穆麟德所救。袁世凯急忙带兵赶到海关税务司时，看见一个年轻的八品文官，拿着手枪，站在门口守卫。袁世凯问道：“阁下何人？”那人回答：“下官是海关税务司秘书唐绍仪！因担心乱兵冲击，所以在门口监守”。唐绍仪英姿飒爽的气度，给袁世凯留下深刻印象。  朝鲜王后闵妃像 袁世凯把闵泳翊接到军营后，果断率军冲入朝鲜皇宫，劫持了朝鲜国王，逮捕金玉均等人，镇压了开化党人的叛乱，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得到李鸿章等人的重视。袁世凯被封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成为朝鲜的太上皇。不久，袁世凯单独约见唐绍仪，俩人在异国他乡聊得十分投机，互相钦佩，相见恨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袁世凯粗鄙少文，对中外皆通的唐绍仪十分看重；唐绍仪佩服袁世凯英武果断，向其介绍美国见闻，使其大开眼界。1885年，回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不久的唐绍仪，在袁世凯的提议下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1889年底，又被任命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朝鲜汉城领事。  袁世凯像 任职期间，袁世凯主军政，唐绍仪主外交，两人关系密切，合作愉快。袁世凯在朝鲜前后12年，全力遏制了日本势力对朝鲜的渗透，引起日本人的无比忌恨。针对日本三番五次派人暗杀的阴谋，唐绍仪精心搜集情报，尽力保护袁世凯，使其多次化险为夷，两人结为生死之交。1894年(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立即向朝鲜派兵，与清军对峙，甲午战争即将爆发。7月19日，袁世凯化装为平民，连夜由唐绍仪护送逃出平壤从仁川乘英国军舰秘密回国。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大清帝国失去朝鲜宗主国地位，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驻朝总领事。唐绍仪纵横捭阖的外交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为他日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在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汉城景福宫 三、襄助外交，为国争权 袁世凯回国后，从天津小站扩练新军开始，擢直隶按察使、山东巡抚等要职。他委托唐绍仪主持山东的商务，策划筹办山东大学堂并首任校长。1900年，李鸿章去世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一改清官员对外唯唯诺诺的态度，强硬接收了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口岸管理权等，成就斐然，令同僚刮目相看。袁世凯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高超的能力。1903年，英国入侵西藏。唐绍仪成为清廷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的最佳人选。在谈判过程中，他以流畅的英语评点各国宪法大纲，英方代表费利夏起初并不在意，继而睁大双眼，转而正襟危坐，他没有料到清廷居然有这么精明的外交家。  唐绍仪像 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了一些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1906年，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一年轮换三个岗位，可见其是一个能力突出的“救火队长”。 西藏布达拉宫 唐绍仪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在主持全国税务总署工作时，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处成立之时，即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 唐绍仪手书 1907年，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1908年7月，清廷命唐绍仪任专使赴美国致谢退还庚子赔款，并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分赴日、美、欧考察。唐绍仪出使欧美的实际目的是清廷是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唐绍仪的行程安排是先取道日本再到美国最后到欧洲。由于日本间谍侦知乐唐绍仪此行的真实目的。在唐绍仪抵达日本后，他们一面想方设法阻滞，另一面加紧与美国谈判。当年11月30日唐绍仪到达华盛顿的当天，美日宣布达成了《罗脱-高平协定》，使得唐绍仪遭遇了外交生涯中罕见的挫折。也就是在这次访美期间，他认识了未来的女婿、外交奇才顾维钧。他在大使馆接见40位中国留学生时，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其英俊的外貌、不凡的谈吐得到了唐绍仪的赞赏。 唐绍仪女婿顾维钧与夫人唐宝钥 四、南北议和，出任总理 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起用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2月17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北方代表抵上海，与南方民军代表伍廷芳举行南北议和谈判。当时北方的意图是实行'君主立宪'，而南方的意图是民主共和。唐绍仪作为留美归来的高材生，接受了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其思想倾向与南方的意愿相近。在双方谈判代表的共同努力下，继南北达成停战协定后，12月20日双方已就国体问题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清廷尽快召开国会，议定国体。按照南方独立各省和革命党人的预期，国民会议必然的结果是选择民主共和，那么一切就顺理成章了。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却给和谈增加了变数。 辛亥革命——鄂军都督府 1912年1月2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同一天，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人联合通电，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誓言与之决一死战。在袁世凯的胁迫下，孙中山作出了让步。他发表声明，表示出任临时大总统只是暂代，只要清帝退位，确定共和体制，就推举袁世凯为总统。一场危机终于化解了。为抑制袁世凯的野心，1912年3月11日，由南方革命党人控制的临时政府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为“责任内阁制”。国民党人认为，有《临时约法》的约束，在议会和责任内阁的政权体制制衡下，袁世凯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能为所欲为。 唐绍仪与孙中山 南北议和的最后关头，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时，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袁世凯拒不接受这样的安排。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方案：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亲信，也是其左膀右臂。但他思想开明，外交手段一流，与孙中山同乡。在议和谈判中得到革命党人的认可，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样，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在孙中山监誓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像 按照《临时约法》，民国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凡事需要内阁总理签字才能生效。袁世凯一向独裁专断，而唐绍仪也不是逆来顺受的羔羊，两人经常政见相左。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了。时任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都是袁世凯的嫡系亲信。在袁世凯的撑腰下，赵秉钧等人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甚至连国务会议都不参加。不久，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同盟会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而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自行任命爱将冯国璋。眼见《临时约法》荡然无存，唐绍仪不愿当其傀儡，遂于1912年6月15日愤而辞职，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一对曾经情同手足的好友分道扬镳了。 袁世凯手书 五、投身护法，再任县长 唐绍仪辞职后寓居上海，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政坛动向。1913年袁世凯刺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谴责。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参加护国运动，并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劝其取消帝制并辞职以谢天下。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袁世凯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独揽军政大权。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高举护法大旗，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洋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出任财政总长，为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 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 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被桂系军阀排挤，离开广东赴上海。唐绍仪作为南方的议和代表出现在第二次南北和谈的谈判桌上，与北洋军阀政府谈判议和，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1920年10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粤军将领陈炯明打败桂系占领广东。11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次年，唐绍仪应孙中山之请，参加第二次护法运动，成为的军政府四总裁之一。作为一名曾经留美7年的留学生，唐绍仪一直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即使孙中山重建军政府，在他看来也只是一个军人政府，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他对孙中山通过军阀战争恢复共和的尝试逐渐失去信心。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 孙中山手书 当广州军政府任命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时，他称病拒不履职，并携带家眷返回唐家湾居住在离共乐园不远的故居。共乐园位于香山县唐家镇鹅岭北麓的山岗之上，占地500多亩，于清朝宣统元年由唐绍仪出资近40万银两，用6年时间分期修建而成。每天早上，唐绍仪散步至共乐园，流连于树木花卉之中，徜徉于小丘湖畔之间，在休闲逸乐之余，思考国事，检讨人生。唐绍仪再次出现在政坛时已是1929年了。当时，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已经成立。67岁的唐绍仪任中央赈灾委员、广东省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要将中山县建成“全国各县的模范”。而此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独断专行，遭到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抵制和反对。 广东香山唐家湾——共乐园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禁，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5月27日，汪精卫与孙科等人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应孙科邀请，年届七十高龄的唐绍仪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难当头。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国民党统一。唐绍仪依然主政中山县。他从一国总理到一县县长，四处“化缘”，修路、建医院、办学校等等，做了大量公益事业。在县长任上，他一扫旧时奢华习气，为政清廉，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做得有声有色，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1934年10月，独霸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通过亲信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无奈之下，他结束其任职不到4年的县长生涯。 孙科像 六、寓居上海，惨遭错杀 离职后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 18号一座花园洋房里，过着优哉游哉的寓公生活。每天早上,他先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的，以补元气。平时在家，或闭门吟诗，或欣赏古玩，对政治再也不感兴趣。他对瓷器情有独钟，可谓行家里手，面对历朝珍品，每每摩挲把玩，爱不释手。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拒不到任，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法租界。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日伪的注意，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 唐绍仪与夫人吴维翘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制定一个“南唐北吴”计划，计划由唐绍仪、吴佩孚出面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1938年3月上旬，广州抗敌后援会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并汇去旅费2万元。他置之不理，也不肯收旅费。蒋介石专门让上海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写信，劝他前往香港或者武汉。面对众人的劝告，唐绍仪斩钉截铁地说道：“自己年事已高，不愿离开上海，我宁可做亡国奴，也不会当汉奸”。1938年8月的一天，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通过唐绍仪的女婿、曾经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的岑德广，驱车到上海法租界花园洋房拜访了唐绍仪。蒋介石获知后，误以为唐绍仪真的要投敌叛国，决定先下手除掉他。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他给军统负责人戴笠下了指令：“除掉唐绍仪”。戴笠则将“刺杀唐绍仪”的任务交给了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兼行动大队长赵理君。赵理君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学生，也是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有着“追命太岁”的称号。经过一番策划，赵理君决定利用唐绍仪喜欢古董的嗜好来做文章，制定一个刺杀唐绍仪的计划。他们发现有一个叫谢志磐的人经常进出唐绍仪的府邸。原来，谢志磐与唐绍仪有远亲关系，曾经遭受仇家迫害，是唐绍仪收留了他。在军统特务的威逼利诱下，谢志磐答应出面牵线，刺杀自己的救命恩人。9月下旬的一天，谢志磐到唐家告诉唐绍仪：“自己朋友有一个宋代钧窖烧制的花釉瓶是稀世之物，不知表伯是否有兴趣买下”？果然不出所料，唐绍仪一听古玩马上上钩。他让谢志磐速去联系，择日携货上门议价。 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18号——唐绍仪故居 9月30日上午，一辆黑色小轿车驶抵唐家。车里坐着三个乘客：谢志磐和两名杀手：赵理君、李阿大。李阿大是苏北人，悍匪出身，被赵理君看中，拉入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科。他们携带着一个装有古董花瓶的箱子来到了唐绍仪家。这个装古董的箱子有一个夹层，夹层里藏着一把极为锋利的斧子。唐绍仪的白俄保镖与谢志磐熟识，当下也不起疑，让三人进了客厅。当谢志磐从二楼扶唐绍仪来到客厅后，赵理君打开箱子取出花瓶恭恭敬敬地递过去，笑道：“老太爷，这就是谢先生向您说起的宋瓷瓶，请老太爷验看”。唐绍仪双手拿住瓷瓶，眯着眼睛正待察看，不料李阿大突然从箱子夹层中抽出小钢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唐的头颅猛力砍下。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唐绍仪哼都没哼一声便栽倒在地毯上。赵理君打了个打势：“你们先走！”谢志磐、李阿大走出客厅，赵理君走在最后。只见他站在门口，一手拉着铜门把，一手朝客厅里轻轻挥动，微笑着说：“老太爷不必送了！这件东西您如果看着合适，给我打个电话，我再送几件过来，再见！再见”！这一手，竟蒙住了那个白俄保镖，让三人得以安全遁去。唐家佣人发现唐绍仪被杀后，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但抢救无效，于上午10时断气。虽然唐绍仪在死前几天曾与土肥原贤二见过面，但他却并没有接受日伪政府提供的职位，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就任伪职”的宣言，没有证据证明唐绍仪晚节不保，投敌叛国。1938年10月5日，国民政府特意颁布《唐绍仪褒扬令》：“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驾念勋者之至意”。 香山县唐家湾——共乐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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