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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记忆 周汝昌 我在燕园，从1947之秋起，有一阵子那真叫“走红运”；研《红楼》考家世，几乎天天有新收获。因此兴致愈高，用力也越勤，那种情形无以名之——说是“盛况”，不大对；若说成是“很热闹”，又太俗气，和学术不沾边儿了。横竖是指不论查书、观画、考史、检诗……，处处有新线索、新发现，让人十分兴奋。 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邮件，打开看时，是16开大册，封是《方豪文存》，是胡适先生的字迹。原来这是辅大历史教授方豪先生所赠其新出版的新书，乃素昧平生直以投赠，高风可仰，更可骇者，他在书中引用吾名与一文。看看内容，是很多考《红》文章，多与西洋物品有关，题目新鲜，风格别具。看了很开眼界。 我写了谢函。不久著者方先生也就有信来了。后来方知，他是法国天主教教会界内的神甫，身份不低，可他又是一位大学者，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特感兴趣。于是，希雪芹在乾隆时期写入书中的那些“西洋”药、画、自鸣钟、金星玻璃等等名色都要研究，而尤其对那时已经难得的老怀表——洋全壳而带中国十二时辰，他视如珍宝，以为奇器！ 我觉得，这种学者是一种“性情中人”，也就是“痴人”一流。这种人有感情，有意味，不鄙俗，不名利薰心，无机诈坏心……。与这种人结交，可以敦品励行，切磋琢磨。 后来，他果然邀我去晤谈——原来他是从胡适先生那儿知道我的。
我按约会专程进城拜访。那时，北京城看不到汽车，闻不到“尾气”，只有燕大的海蓝色、大校徽的校车，在大街上一过，人人注目，神气得很！我坐校车到西安门下了车。西安门？哪儿有这“怪门”？无怪你不知道。原来京师是“四安”皆门：天安、地安、东安、西安。 天安门今日成了首都的标志，所以巍然独存。另外的三“安”，则先后拆掉了。就中，东安门消失最早，我未及见；我却有幸眼见地安、西安二门，而且多次出入于门中。（东华门外的东安门早就没有了，还有桥，也都“改造”了。地安门拆得最晚）那门都是三间木结构，并不高大——与天安门迥然殊异。可是这却是当初进皇城的入口。 却说我访方先生是到了西安门外，紧靠皇城根往北走一段路，没费大事就找到了他的寓所，是个相当豁亮的院子。 记得赵万里先生先已在此，虽然并非什么正式“介绍人”，但赵先生实际上是起了介绍作用的热心人（我拜访胡适先生，也是如此）。 方先生人很有趣，我一入座，便“一见如故”，几句话后，从怀里把他心爱的宝物掏出来，让我欣赏。我接过来看时，正是他书中写的那块老怀表。 这种表好象牌子叫“有喴”，个头儿挺大，一掌是握不过来的，反正面可开。表壳似是银质，按钮两面都是玻璃“蒙子”，表面三针，周围印着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这时方才意识清楚：昼夜分12时，是中华的；那“拉丁数码”标出的，则是每一中华古时分为两时，合为24时——而这种时，自始及今就叫成了“小时”，用以分别于我们的传统的12辰。今日人人还说“×小时”，却一点也不知道那“小”是怎么一回事了。表背，透过玻璃，尽现内部机轮走动，也有一个“工字摆”，发出悦耳清脆有韵的振响。方先生见我欣赏之态，满面是笑，其高兴“得意”的心情流露无遗。 我们谈论了一回“西洋事物”，我提到“福郎西牙”的“金星玻璃”，同窗许政扬兄拟议应是法文Vitrine（玻璃匣子）的译音（很后来法译本方定为应是Aventrine。但提端启示，仍应归功许兄）。但我不知“依弗哪”——给晴雯贴头疼的药膏究为何字。记得方先生告知我可查某书，能得其出处。可是我不懂法文，终未记住（后来杨宪益先生英译时，特意来函问此字）。 此次晤谈，十分愉快。我因城中无亲友“落脚”处，必须赶回学校，只得告辞——以图再作尽兴之谈。 可是这“后会”自然难定。后来见香港报上有方先生长文——还是大讲“宝玉用的十二时辰怀表”，不禁开颜，想见这位“痴人”已然痴到何等境界。 他大概是离开大陆后到台湾去了。那册《方豪文存》，已很敝旧了，幸而未遭散失——除了我，谁也想不到那本旧书上还“隐含”着许多“故事”。 诗曰： 倾盖相逢语笑真，平和喜悦性情人。 探怀示我时辰尊，“宝玉当年佩在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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