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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长征，陈毅留守的作用是什么？没有他，苏区就彻底没了！  陈毅和毛泽东 陈毅的名头很响，称号也很多，有“诗人元帅”、“外交元帅”、“政工元帅”以及“儒帅”，正因为他有多方面的才能和贡献，才使得他的军事贡献没有被突出。 于是给人产生了错觉：陈毅不会打仗，这种言论流传甚广，以至于到今天很多不明所以的军迷一提陈毅的第一印象就是不会打仗。 事实上这个评价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严谨的，要论综合军事贡献，陈毅在元帅中绝对是响当当的，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坐镇一方的战略大区一把手，岂是谁都能当得了的？实际上，陈毅的军事贡献是被低估了的。 不说别的，单说中国革命的早些时候，陈毅至少有过三次扭转乾坤的表现，这三次功绩都是历史性的。 第一是南昌起义面临失败的时候，是他站出来协助朱德改编队伍，加强党团员的领导，最终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和毛泽东实现井冈山会师。可以说，没有陈毅，就没有湘南起义，就没有井冈山会师，也就没有中国第一支红军队伍——红4军。 第三次是在皖南事变中，在新四军的危急时刻，他再次站出来和刘少奇一起重建军部，把部队的发展重心从皖南转向苏北，使新四军涅槃重生。 不过，今天重要讲的是陈毅第二次历史贡献：在红军主力长征后，保存苏区有生力量，改正规战为游击战——如果不是陈毅，苏区仅余的部队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在陈毅一生所有功绩中，这是最被低估的一次。  饶漱石、邓小平、陈毅和康生 1934年的陈毅，陷入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绪之中。 这一年，年仅33岁的陈毅“仕途”算是很顺利。 他是江西军区总指挥（司令员）兼政委，江西军区在所有军区中算是最大的军区之一，也是我军最早成立的军区之一，负责指挥独立第2、3、4、5、6师以及江西军区所有的地方部队，所辖地区超过10个县，包括了中央苏区的大部分，红都瑞金就在江西军区。 1934年1月份，陈毅专程从前线回到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还被第二次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二等红星奖章是高级军事将领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只有“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将领才有获奖资格，一等奖章是颁发给最高领导人如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的。 还有，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不久，11月份，陈毅就被任命为西方军总指挥，指挥第23师、警卫师、独立2、3、4、11和12团的军事行动。西方军的指挥机关和江西省军区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总指挥兼政委陈毅，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但在个人“顺利”的同时，陈毅的内心极度痛苦。 他深深敬重的毛泽东被迫离开指挥岗位，这让陈毅很不理解。他和毛泽东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配合十分默契，甚至毛泽东在出征之前，都会把自己最珍贵的书稿等特交由陈毅保管。陈毅深知毛泽东对红军的重要性，自从古田会议之后他就彻底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 第二次宁都会议上，陈毅作为江西军区总指挥列席了会议，他不顾有些人的白眼，坚持在会上发言，介绍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缔造第一支红军、打破敌军三次反“围剿”的功绩，想以此说明红军离不开毛泽东。 同时，他和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一起，建议上级派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为江西省委的同志们做报告，这其中是对毛泽东一种变相的支持，想让他利用这个讲台申述自己的观点。 可惜陈毅的努力没能成功。 在被迫参加的反对邓小平等人的会议上，陈毅和罗荣桓一样，不肯发言，实在被逼急了，就派出一个青年干部发言支持毛泽东和邓小平，随后，不等上面查办，就把这个小青年派到下面的军分区去任职并保护起来。 不让毛泽东指挥红军，陈毅非常困惑，却也没有办法。好在他的工作成绩是相当显著的，特别是在“扩红”方面，仅在5月份就扩大了2.5万人的队伍，其中最突出的是兴国的工作，陈毅亲自到兴国出席“兴国模范师”的誓师大会。 令陈毅没想到的是，他即将遇到自己平生的转折点。  彭雪枫、陈毅和张云逸 1934年8月28日，陈毅到达老营盘，这里多山，是红军和敌军进行血战的前沿阵地。陈毅在红3军团第6师的阵地视察，做完指示之后，刚要离开前敌指挥部，敌军1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冲了上来，一颗子弹正好击中陈毅的右胯骨，陈毅顿时眼前一黑，倒在了血泊之中。 陈毅受伤之后，并没有立即做手术，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虽然从外表看伤势好了一些，烧也退下去了，但受伤的地方总是疼痛难忍，腿都伸不直，更别说下床走动了。 他心急如焚，正在此时，他听到了消息，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而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来找他谈过这个事情。 陈毅本来应该动手术，否则有瘫痪的危险。但因为他是住在云石山医院，那里没有电源，没法拍片子，没法拍片子就不能做手术，陈毅躺在病床上干着急。 一直到10月9日这一天，陈毅看到医院已经在收拾行装，医疗设备、药品甚至空的病床都已经打包装箱，看样子马上就要走了。陈毅没有办法，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周恩来是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认识的老战友，后来又在南昌起义中重逢，当时周恩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接到陈毅的来信，立即前来探视陈毅，他让人立即给陈毅拍片子，但所有的装备都已经装箱，周恩来命令把箱子打开重新安装好，并命令把电台所用的汽油发电机送来医院，这样才给陈毅拍了片子。 照片显示，陈毅的粉碎性骨折，体内有不少碎骨，必须马上手术，一刻也不能耽误。 手术和伤痛让陈毅很痛苦，但更痛苦的是他即将被留在苏区的决定。 1934年10月10日下午，陈毅从手术麻醉中醒来，这时，距离红军开始长征只剩几个小时时间了。  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和叶挺 陈毅立即强忍疼痛，让人把自己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在那里，他见到了博古。博古一见陈毅，热情地握手，询问他的伤情，最后告诉他，中央准备把他留在苏区，一是因为他的伤情，二是因为他在江西很熟，又懂军事，也有声望。 陈毅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还要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 总司令的眼眶湿润了，但做决定的不是他，他只是和蔼地劝说陈毅，说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听从组织安排，我会和他们讲的。 周恩来告诉陈毅，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中央苏区会成立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同时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周恩来还告诉陈毅，中央准备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军区，统一指挥留在苏区的部队。 对于跟着大部队长征，陈毅已经不做这种指望了，博古之所以把他留下来，确实有现实的因素，他懂军事，有声望，可以帮助不懂军事的项英，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因为支持毛泽东而得罪了有些人，陈毅“光明磊落，心直口快，博古等有些讨厌他”……其实谁都知道，像这样受了重伤的高级干部留在苏区面对敌军的重兵围剿，肯定是凶多吉少。 但陈毅很快就释然了，留下来做工作他是没有意见的，他不做，这个工作也得有人做嘛。 所以，现在他急着要见项英了。 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出身，又去过莫斯科，意志顽强、斗志旺盛，但总体而言他是支持李、博等人的，和陈毅的军事观点有很大出入，陈毅有点担心，两人能搞好关系吗？ 不出陈毅所料，他和项英之间果然出现了巨大分歧。  李一氓、袁国平、粟裕、陈毅、王集成、周恩来、邓子恢和项英 项英对陈毅是相当关心的，他在10月12日送完最后一批长征西去的队伍后，立即来看陈毅。而且之后的岁月两人一直保持良好的私交，不管是在三年红军游击战中，还是新四军一起共事的日子里，两人都是很好的朋友，一起走过艰难险阻，一起面对枪林弹雨，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不过，这不代表两人没有分歧。特别是项英不懂军事，但又为人刚愎，自以为是，这时陈毅不得不实话实说了。 项英告诉陈毅，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还有1.6万人，中央划定了基本游击区和必须要坚守的阵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附近进行游击战争，适当时候配合大部队恢复中央苏区，保卫苏区，保卫革命果实。 陈毅听了之后憋了很久才最终说也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的想法和项英说的完全不一样。 陈毅说，现在红军主力西去了不假，我们还有1.6万人也不假，可是这1.6万人不是主力军，多是地方部队，战斗力比较弱，而且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3万多伤员需要安置呢！敌军不会因为红军主力走了就减轻对苏区的压力，相反他们会更加疯狂地进攻围剿，反革命的风暴马上就要来了！ 所以，陈毅最后的结论是，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现实，做好打游击的准备。 具体措施上，陈毅建议尽快把干部和队伍疏散开，从正规战（阵地战）改打游击战，这样既可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又避免与敌硬碰硬，可以有效保存有生力量。同时，他建议项英让留在苏区的高级干部如生病的瞿秋白和上了年纪的何叔衡等人，以及老弱妇孺们，都尽快隐蔽到白区去，否则苏区打起仗来，环境会十分恶劣。 可惜，项英听不进陈毅的话。 他是中央留在苏区的总负责人，他肩负着中央委托的进行“正规战”、保卫根据地的使命，就算他觉得陈毅的话有道理，也不能擅自改变中央的规定。  项英、周恩来和叶挺 10月14日，也就是主力长征西去4天之后，留守中央苏区的高级干部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和陈毅正式就职。 但因为红军主力刚刚长征，暂时还不能公布战略转移的情况，因此，在红军进入湖南省境之前，不能对普通干部战士说明实情，因此不管是政府告示还是苏区报纸以及内部行文，统统都沿用原来的名义。 这次会议上只是项英侃侃而谈，陈毅只是简短地讲了几句话。 几天之后，22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长征中的中革军委发来指示，要求成立中央军区，以统一指挥留在苏区的各支武装力量。在电文中，任命了3位主要的军事干部，而奇怪之处也在这里：当初留下陈毅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懂军事，可以有效帮助项英，但在这份任命通知里，完全没有提到陈毅的名字。 中央苏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龚楚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这样，陈毅没有任何军职，只是一个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这和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时的情况一模一样，只留一个政府主席的空架子）。 红军主力走后，敌军继续对苏区进行围攻，虽然他们也似乎意识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具体是什么，没人说得清，只是感觉红军的抵抗没有那么激烈了，但吃过红军诱敌深入大亏的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在由留守部队与红军主力换防期间，并体而言还比较顺利。 直到一个月后，敌人才完全弄清楚：红军主力已经战略转移了，留在苏区的都是些战斗力较弱的地方部队，敌军的进攻炮火瞬间猛烈起来。 10月14日，兴国失陷。 10月26日，宁都失陷。 11月7日，汀州失陷。 11月10日，红都瑞金失陷（距离红军长征整整一个月）。 11月17日，于都失陷。 至此，中央苏区基本沦于敌军之手。残忍野蛮的敌军毫无人性，每到一地必然大开杀戒，在苏区刚刚失陷之初，就有70多万人被杀： 于都被杀3600人，宁都被杀4700人，兴国被杀2100人，会昌被杀1000人，长汀被杀3200人，红都瑞金最惨，一共被残杀有1.8万人！  陈毅和邓小平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其实能做的并不多，他作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其实主要就是后勤、宣传、群众工作。 项英一再要陈毅安心养病，但在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劣的情况下，陈毅哪能总躺在病床上呢？ 伤情稍微好一点，他就挣扎着下床，忙着跟各方人士谈话，在谈话中，陈毅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现在红军主力西去了，中央苏区也大部沦陷，但因为不能把这个消息公开，所以政府各机关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该有的部门一个不落，都还存在着，大家各干各的，各司其职，各谋其政，既分散力量，又不利用机动，如果是在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样没问题，但如今是非常时期，还这样官僚主义，是要害死人的！ 于是，陈毅在红军主力刚刚进入湖南，就立即对政府部门进行压缩和整编，把粮食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军事工业局和红军供给部这好几个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财经委员会。 同时，大力对留在苏区的家属进行疏散，更加严酷的大战就要打响，这么多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聚集在瑞金一带，不仅目的太大，一旦打起来，损失太大。必须尽快把大家安排到下面去，有安置在乡村的，有想办法回到自己家乡的，也有动员到白区的。 陈毅自己的夫人赖月明就是这个时候被疏散的，他们结婚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只有两年半，而且因为战争，两人聚少离多。赖月明这一走，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赖月明才知道自己当年的夫君竟然没有死！ 和赖月明一样被疏散的，还有毛泽覃的夫人贺怡、毛泽东的儿子小毛，以及项英的夫人张亮等人。 陈毅深知最困难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到各个工厂特别是兵工厂和被服厂等和军事直接相关的企业，把机器设备拆开埋起来，还专门把几十吨钨钞埋到于都河的河滩。 在这个过程中，陈毅只要有机会，就会试图说服项英，不要再和敌人硬拼，而是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法，和敌人打游击。 但项英没有打过游击，他也没有多少指挥经验，他受所谓正规战的熏陶更深，既没有游击战的基因，也没有游击战的意识。在他的主持之下，留守红军于11月22日一举歼敌半个旅，击溃半个旅——这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苏区取得的最大胜利，可也是唯一的胜利，不仅如此，这一仗还暴露了红军的实力，彼此以后，红军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不久之后，几乎是红军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会昌也落入了敌军之手。  身穿65式军装的聂荣臻和陈毅 随着局势越来越差、越来越危险，项英终于意识到陈毅是对的，于是，他开始向游击战思维转变：游击训练班也开起来了，各地的分局和军分会也组织起来了。 只不过，现在才想起打游击战，似乎是有点晚了，敌人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进入12月以后，赣南和闽西寒冷异常，敌军已经派遣了十几个师把中央苏区分割包围，连蚕食带鲸吞，项英和陈毅的容身之地越来越小，这意味着真正的风暴马上就要来了。 尤其重要的是，虽然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但真正应该做的事情项英还是没有做，那就是留守红军的主力第24师以及几个地方上的独立团仍然是以正规军的姿态存在着，并没有分散到各地去深入打游击的计划。 陈毅很着急，这时他们能够活动的“地盘”，仅限于一个方圆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小三角地带，位于瑞金、会昌、宁都和于都的交界地带，在这个小三角区的外面，就是杀气腾腾的敌军端着刺刀，准备往里冲，随时准备拉网合围。 陈毅最急的在于，虽然在自己的一再劝说之下，项英终于能够认清形势，不再坚持正规战，但这要经过中央同意的。虽然他们一连向上面发了几封电报进行请求，但回电迟迟没来。没有中央的许可，项英也不敢擅自改变红军的作战方式，更不能向各军分区传达更改战法的作战命令。 到第二年的1月份，局势几乎已经不能再坏，指挥和调度将近失灵，留守红军屡战屡败，损失很大。重压之下的项英决心不再等中央的指示，他委托陈毅写一份全面转入游击战的方针，直接下发至各省委、特委和军分区。 这标志着，项英终于醒悟，可惜的是，项英醒悟得太晚了。这时各个苏区已经被敌军完全分割包围，像铁桶一般，至于和更远地方的苏区的联系，也因为电台故障而无法打通。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苏区几乎已经全部丧失，连这块小小的三角区，也马上就将成为巨石下的一颗鸡蛋。敌军想一举把留守红军一网打尽，项英快急疯了，连接发电请示最后的行动方针，直到2月5日，中央才给出最后指示，一改往日的语气，同意由正规战改为游击战： 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在同一封电报中，决定成立与游击战相适应的中革军委分会，以项英为主席，陈毅和贺昌等人参加。 同时，电报说，“决议详情续告”。  开国大典上的陈毅、刘伯承和贺龙 读过这份电报之后，嗅觉敏感的陈毅马上感觉到，这封电报和以往差别太大了。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中央一直主张阵地战、正规战，并且把擅长神出鬼没打游击战的毛泽东调离军事红军岗位，这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一反常态？ 而且，这次来电的并非中革军委，而是中央书记处。 不管怎么样，有两点是值得庆祝的，第一是中革军委终于认清现实，准备改打游击战，虽然之前的教训过于惨痛，早打游击战，就不至于让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也不至于丢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也就不会失败了，但这个迟来的正确决定来得再迟，毕竟是个正确的决定啊。 第二，陈毅终于有了参与军事决策之权，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了。 过了一周以后，即2月13日，项英和陈毅等到了那封中央书记处的“详情”。这份“详情”确实是很详细，把项英和陈毅在开展游击战中的几乎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甚至以连为单位的游击队基干应有多少，如何分布，什么情况下设置独立营，什么情况下设置独立团，又如何坚持既独立又集中的斗争，何时独立何时集中，又如何发动群众，如果运输弹药，如何发展干部等，讲得十分详细。 甚至，连分局应该配置一个独立团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 陈毅看了这份电报，十分兴奋，以后中央苏区应如何坚持游击战，这封电报几乎考虑了所有的问题。在兴奋之余，陈毅在思考一个问题，他对红军的最高领导层是十分熟悉的，周恩来、朱德、李德、王稼祥等人，陈毅摇摇头，能写出这样详尽而系统的游击战指导文章的，只有毛泽东！ 莫非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了？ 陈毅的猜测是正确的，1月中旬，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返军事指挥岗位，红军又回到了那个神出鬼没、所向无敌的状态。 2月28日，项英和陈毅接到了中央传达的关于遵义会议的决议。  油画“遵义会议” 1935年2月4日正是春节，在过完了这个春节之后，中央苏区迎来了她的谢幕演出：苏维埃共和国最后一次文艺会演在井塘村进行，演出只有一个主持人，那就是诗人革命家瞿秋白。 在接到中央让他们开展游击战的电报后，项英和陈毅以及贺昌等人立即做出安排，但还是太晚了。 所有的9路突围人马中，只有3路顺利地冲了出去：曾参加过“一大”的陈潭秋和谭震林率几百人去了闽西，龚楚率近千人前去湘南，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率不到100人也去了闽西，其它6路则在突围中被打散，其中阮啸仙、贺昌、周以栗、梁柏台和刘伯坚等重要领导人，全部壮烈牺牲！ 项英和陈毅是最后离开的，陈毅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必须完成，那就是重伤员的安置。在红军主力离开苏区长征时，整个苏区共有6000多名重伤员，经过一番努力，安置了4000多名，还剩2000人。 陈毅有时坐着担架，有时拄着拐杖，握着那些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的手，动员他们收容重伤员，陈毅说：“把他们带回家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 这2000多重伤员很快安置完了。 3月10日，项英和陈毅把突围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到下午5点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中央的回电，但是，电报密码却换成了他们所不认识的，因此，电报的内容没法翻译，也就不知道中央的意见如何。但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和中央从此失去联系。 项英和陈毅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他们两人相互搀扶着，在倾盆大雨中开始突围。当时天气很冷，项英和陈毅被冷雨浇透，又在突围中失散，直到第二天天亮才重新汇合，这时再重新打量一下周围，他们只剩200多战士！ 项英和陈毅没有犹豫，带着这200多战士钻入了莽莽的大山。 南方八省的三年红军游击战争正式开始了，虽然在这场并没有统一指挥的战争中，项英和陈毅的职位最高，但事实上由于各地都被敌军重兵隔离，又没有电台，实际是各自为战的。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41年3月24日，担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而曾和他并肩作战的陈毅已经在江北打开了局面，并成为新四军代军长。 1955年，中央军委对全军将士大授衔，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名列第6，位于贺龙之后，罗荣桓之前。 最后，简述一下陈毅这次扭转乾坤的表现，用一句话概括：如果早听陈毅的意见，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也正是因为有了陈毅的游击战主张，才使苏区留下了更多的革命火种，终于在抗战初期汇成了燎原之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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