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颖 | 从肥袋足鬲看商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的文化互动

摘要：肥袋足鬲是商时期在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共有的一类器物。虽然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肥袋足鬲形态存在差异，但在面对商文化的扩张过程中，不同地区的肥袋足鬲消长、中断与复兴的时间却几乎相同。肥袋足鬲所体现的文化传播，反映了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与晋陕高原地区人群的交流与互动。晚商时期使用肥袋足鬲的人群往往与佩戴卷云形金耳饰的人群在空间上重合，反映了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共性。

陶鬲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陶器之一。因其器形复杂，往往是考古学文化识别的标志器物。自安特生[1]以降，考古学家大都关注此类器物，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讨论相关陶鬲的演变规律与传播过程，借以讨论考古学文化和人群的流变。如李水城所说，鬲“是把握和理解中国本土早期文化（晚新石器时代一青铜时代）的一把钥匙”[2]。

商时期，商王朝的北境地区考古学文化众多[3]，人群复杂。在明长城东段地区的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晋中及晋陕高原南流黄河区域内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众多，晚商时期的甲骨文甚至记录了北境地区的不少方国，这是既往研究已经较为明确的。

不同考古学文化以及文献记载的不同人群的存在，相应产生的问题是，这些考古学文化与人群之间的分布区域是否有线索可循，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人群间又是否存在交流。同时，如果存在交流，这种交流又是否存在历史基础？既往因材料所限，上述问题只能停留在预设之中，但近年来在铜器所反映的上层交流之外，商时期太行山两麓与南流黄河两岸地区肥袋足鬲的新发现为传播、互动提供了新的线索，显示出在商时期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与晋中以北，甚至黄河西岸的陕北东部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可看出商文化在上述地区的进退，似可以由肥袋足鬲对上述问题略作讨论。

本文所说的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主要指太行山北段东麓的山前冲积平原地区及其与燕山相夹的桑干河谷地区，以及太行山西麓的山间盆地的今山西忻州、阳泉至静乐一线。本文所指的晋陕高原地区，主要指南流黄河两岸地区，南界大体在渭南东北部的韩城、合阳至吉县、河津一线。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地区考古学材料目前并不系统，本文对肥袋足鬲的梳理，只能是粗线条的观察。

一、早商时期的肥袋足鬲

早商时期在华北平原北缘至晋陕高原地区所共见的肥袋足鬲深袋足，斜鼓腹较肥，无明显实足跟，口沿有矮领和高领区别，有的外另加蛇纹，大略可分为三型（图一）。

图一 早商时期不同地区的肥袋足鬲

A型　矮领肥袋足鬲。此类陶鬲绝大多数为夹砂空锥足，年代偏晚阶段部分空锥足下加装粗矮的实足跟，甚至柱足。其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最为常见，在东起潮白河东岸、西至桑干河流域坝下地区、北抵燕山、南至唐河流域的地区都有发现。典型遗址如蓟县围坊[4]、蓟县张家园[5]、大厂大坨头[6]、易县下岳各庄[7]、房山塔照[8]、房山镇江营[9]、昌平雪山[10]、昌平张营川[11]、怀来官庄[12]、宣化李大人庄[13]等有一定比例的此类器物。在太行山西麓的忻定盆地和晋中盆地也有零星发现，如原平唐昌[14]等遗址。

B型　高领肥袋足鬲。此类陶鬲与A型矮领肥袋足鬲形态相近，但领部更高，分布区域较A型鬲的分布区域更大。除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广泛分布外，在晋中和晋陕高原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太原光社[15]、汾阳杏花村[16]及黄河西岸的神木石峁[17]等遗址可为代表。

C型　蛇纹肥袋足鬲。其袋足与空锥足A、B型陶鬲相同，形态演变规律当亦相近，时代越晚袋足间夹角越小。此类陶鬲数量很少，但非常有特色。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至忻定盆地、晋陕高原都有零星发现，如昌平张营、忻州尹村[18]、佳县石摞摞山[19]、神木石峁等遗址。

上述早商时期的肥袋足鬲，大体从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一期阶段延续至二里岗上层阶段。相关遗存的年代论证过程，我在其他文章中有过分析[20]，这里不再赘述。简言之，A型矮领肥袋足鬲，相当于二里岗下层阶段在各地都已基本出现；B型高领肥袋足鬲和C型蛇纹肥袋足鬲，至迟在相当于二里岗上层阶段时都已在各地出现。各类肥袋足鬲数量减少或消失的时间，大体在二里岗上层二期阶段。需要格外说明的是，唐昌遗址调查中所采集到的肥袋足鬲（图一，10），与晋中地区杏花遗址、冀西北地区官庄二里岗下层时期的深袋足鬲十分相似，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同类器也比较近似，但其卷沿较宽、领部较高较斜侈，不似张营遗址同类器那样直。因此唐昌遗址相关早商时期遗存可能较张营H84等遗存为早，而与官庄遗址所发现的二里岗下层遗存的年代相近。

早商时期各地肥袋足鬲在同时期所在地的考古学文化中的占比并不相同。虽然目前无法明确地给出精确比例，但大体比例构成尚可描述。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以张营、塔照等遗址来看，早商时期陶鬲在所有陶器组成中一般占30%左右，到早商偏晚阶段略有下降，约在23%左右，A、B两型肥袋足鬲在偏早阶段约占所有陶鬲的半数左右，可以说是当地陶鬲的常见种类，甚至是主体。在早商偏晚阶段（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肥袋足鬲总量开始下降的同时，商式鬲开始出现在当地，在空锥足下加装实足跟的陶鬲数量也明显增多。太行山以西的忻定盆地考古材料稀缺，以唐昌及尹村零星的考古材料观察，似乎当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尹村类型”时间延续较长，未被二里岗文化中断，但肥袋足鬲显然不占优势。在晋中盆地，肥袋足鬲数量极少，同时期当地最常见的是高领鼓腹实锥足鬲和所谓之“中间型”鬲。在晋中盆地北部边缘的太原光社遗址曾零星发现一些联裆带实足跟甚至柱足的肥袋足鬲，但数量不多，形态与张营、塔照的同类器比较接近。在南流黄河两岸，情况与晋中盆地接近，虽科学发掘材料极少，肥袋足鬲少见，但在州川河的调查中曾零星发现早商时期类似当地二里头文化时期延续而来的高领花边肥袋足鬲。

C型蛇纹鬲在各地数量都不多，但无论是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还是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都见到了此类器物的身影，且明显在东西两端较为常见。东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和忻定盆地，有3%左右的蛇纹肥袋足鬲，而西端以石峁遗址为代表，似乎蛇纹肥袋足鬲也较常见。

从分布和数量来看，整个二里岗时期，A、B型肥袋足鬲在华北平原北缘到南流黄河的东西区域中，越靠近太行山东麓地区，数量越多；C型蛇纹肥袋足鬲则在偏北的区域中较常见，地域越靠南越少。

早商时期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是大坨头文化的分布区域[21]。流行的肥袋足鬲是当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各类无实足跟深袋足鬲的发展延续，在永定河北岸的山前冲积平原乃至壶流河下游地区，肥袋足鬲数量较多。但在商文化进入这一区域后，肥袋足鬲的数量明显减少。在太行山以西的忻定盆地中，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尹村类型”是否在二里岗时期仍有延续尚不确定，在二里岗文化进入忻定盆地以后，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归属目前还不明晰。但唐昌发现的肥袋足鬲与太行山以东相同，不排除在二里岗时期的偏早阶段，忻定盆地及以北地区属于大坨头文化的分布区，或者存在与后者有亲缘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晋中地区与南流黄河两岸，在二里岗时期似乎是肥袋足鬲的分布边缘区域，个别高领肥袋足鬲偶有所见。在南流黄河两岸二里岗偏晚阶段出现的蛇纹肥袋足鬲，发掘者认为与朱开沟文化有关[22]。但与典型的朱开沟文化相比[23]，南流黄河西岸发现的数量不算太多，种类也相对单调，多为鼓腹有花边或口沿有鋬手的，似乎在器类的选择上有地域偏好。

二、晚商时期的肥袋足鬲

本文研究区域中因为基础工作和发现原因，晚商时期考古材料并不平衡。除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材料较丰富外，其他各地材料都较少。忻定盆地、晋中地区晚商时期遗存稀少，桑干河流域几乎没有线索，南流黄河东岸有零星调查资料，西岸则集中在个别遗址之中。虽然相关考古材料并不均衡，但晚商时期上述地区的肥袋足鬲仍有较强的地域共性。总体来看，各地共见的肥袋足鬲与早商时期最大的差别，在于多有实足跟。按实足跟是否明显，大体可分三类，一类为形体较大的带实足跟肥袋足鬲，一类为形体较小的带实足跟附耳肥袋足鬲，还有一类为实足跟不明显的肥袋足鬲，结合器物细节差别可粗分为五型（图二）。

图二 晚商时期不同地区的肥袋足鬲

A型　高领肥袋足实足跟鬲。一般侈口高领，领部多加花边式附加堆纹，颈、裆部多见鋬手或偶有附加堆纹。此类陶鬲肥硕，形体较大，高度多在40~50厘米，多夹砂褐陶，陶质较疏松，绳纹滚压较细且散乱，是十分有特色的一个器类，广泛见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既往在易县七里庄[24]、涞水渐村[25]、涞水张家洼[26]、安新辛庄克[27]、房山塔照、昌平雪山等遗址多有所见。在忻定盆地、晋中地区有零星发现，如忻州刘沟[28]、汾阳杏花村[29]、阳曲东青善[30]等遗址，在吕梁山西麓州川河的调查中也曾有个别线索[31]。

B型　卷沿肥袋足实足跟鬲。一般侈口卷沿，形体肥矮，实足跟尖且小，有的口沿做花边状，有的甚至在裆部加贴附加堆纹。此类器物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较少，仅在房山塔照、涞水张家洼有零星发现。在晋中盆地和南流黄河两岸较为常见，以离石双务都[32]、柳林高红[33]、清涧李家崖[34]、清涧辛庄[35]、府谷柳树峁圪梁[36]等遗址发现较为典型。

C型　附耳肥袋足鬲。数量不多，但十分有特色，是晚商时期一种较为独特的类型。此类陶鬲领部、肩部多有附加堆纹装饰，有的堆纹形态近似蛇纹鬲风格，宽带状附耳自肩部至口沿，有双耳、三耳的区别。陶鬲有实足跟，但不高。虽然标本数量不多，但似乎形态总体演变趋势是逐渐变小变低矮。此类器物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最为常见，在容城上坡[37]、易县北福地[38]、易县七里庄、涞水张家洼、涞水渐村、唐县洪城[39]等地都有发现。在太行山以西的阳曲东青善、清涧李家崖也曾有零星发现。

D型　高领肥袋足无实足跟鬲。形体较大，袋足肥硕，领部或颈部多加花边式附加堆纹，裆部多见鋬手或偶有附加堆纹。整体形态与有实足跟的肥袋足鬲接近，演变规律亦相近。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发现较多，在涞水渐村、蓟县围坊、蓟县青池[40]等遗址都有所见。在南流黄河两岸，离石双务都、吉县挂甲山[41]、清涧李家崖、清涧辛庄等遗址也有一定的数量。

E型　肥袋足空锥足鬲。此类陶鬲形体不大，一般高度不超过40厘米，绳纹自腹部滚压至口沿，沿下亦有绳纹，一般口沿都为压印式花边。其在太行山两麓地区发现较少，仅在涞水、易县各遗址和忻州刘沟、静乐丰润[42]遗址有零星发现。但在南流黄河两岸数量较多，离石后赵家沟[43]、石楼崖底[44]、石楼寺山[45]、吉县挂甲山、清涧李家崖、清涧辛庄等遗址发现较多。

上述晚商时期的肥袋足鬲，虽然形态有别，文化属性也有不同，但在晚商时期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到晋陕高原地区的广袤区域内，肥袋足鬲再次流行，说明相关区域内的文化共性。从年代上看，这些肥袋足鬲大体可从相当于殷墟一期延续至殷墟四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肥袋足鬲有一定的时代差异，部分肥袋足鬲在殷墟也有发现，可根据殷墟遗址的伴出器物卡定相对年代并推测其延续时间[46]。A、B、C三型陶鬲在殷墟一期时已出现在殷墟遗址群中，至殷墟三期以后，无论是来自于南流黄河两岸晋陕高原地区的花边肥袋足鬲，还是来自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附耳肥袋足鬲、带鋬手肥袋足鬲、高领花边肥袋足鬲，在殷墟遗址都有所见。D型、E型肥袋足鬲在殷墟出现略晚，但在殷墟二期以后也有所发现。可以比较明确地看出，无论是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还是在晋陕高原地区，同一地区的早商阶段与晚商阶段的肥袋足鬲并不能完全延续，在二里岗上层阶段以后至殷墟一期之前，都存在中断。

各类肥袋足鬲在不同地区的占比并不相同。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各类肥袋足鬲数量众多，始终占据陶鬲的主流。年代偏晚阶段，肥袋足鬲腹部逐渐变瘦削，颈部变长。太行山以西的忻定盆地至阳曲盆地一线，晚商时期遗存稀少，但零星所见的陶鬲，却与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最为接近，各类带花边、附耳鬲皆有发现。忻州刘沟遗址装饰花边的肥袋足鬲与太行山以东的同类器物高度相似。在晋中地区，虽然在晚商时期遗存发现不多，但若将发现的零星地点串联，最北部可以杏花墓地为代表，中部有灵石旌介、浮山桥北墓地，南端似乎可达晋西南，年代可贯穿整个晚商时期。这一地理空间范围中，耸肩、鼓腹的肥袋足鬲有一定数量，但并不占优势。在南流黄河两岸的李家崖文化分布核心区，肥袋足鬲形态各异，口、足部变化众多，甚至还有部分饰以蛇纹，但肥袋足鬲的数量却是当地炊器组合中最多的。

从分布区域看，肥袋足鬲在整个晚商时期仍然以华北平原北缘和晋陕高原地区更为常见，晋中地区当是其分布的南界。在东西两端之间的静乐、阳曲及忻定盆地，虽然目前考古材料不多，但肥袋足鬲似乎可以将东西两端连接起来。晚商时期肥袋足鬲上加饰蛇纹，仅见于晋陕高原地区，而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有部分双耳鬲上加饰折线或平行线的堆纹，可能与早商蛇纹肥袋足鬲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晚商时期的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是围坊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围，该文化器物组合中陶鬲形态多样，变化亦较复杂，但各类直领的花边鬲、双耳鬲多为肥袋足形态，是本地土著遗存的主流样态。在当地部分罐形鬲、瓮形鬲也有肥足作风，这当是本地大坨头文化的延续，但这些陶鬲在当地的占比并不多。晋中地区是“杏花类遗存”的分布范围，肥袋足鬲不占优势，但有一定数量。晚商时期晋陕高原地区是李家崖文化的分布范围，这一地区中肥袋足鬲数量、种类极多，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类。晚商时期在忻定盆地可能还存在一支考古学文化，以忻州刘沟、阳曲东青善为代表。此类遗存以带花边的肥袋足鬲为代表，与李家崖文化、围坊三期文化都有一些相似，但似乎更接近围坊三期文化。种种迹象皆暗示围坊三期文化的西界已经跨过太行山，甚至不排除围坊三期文化有深入阳曲盆地一带的可能。阳曲、静乐盆地一线，当是围坊三期文化与李家崖文化交流的前沿过渡地带，这一带的肥袋足鬲究竟属于围坊三期文化还是李家崖文化，尚待证实。

三、肥袋足鬲所见的考古学文化时空变化

肥袋足鬲在不同地区的兴衰消长，是文化与人群变化的指标。在商王朝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器类也是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商王朝与“广义”非商系地方土著人群互动的一个标志。

早商和晚商时期不同地区的肥袋足鬲，在时间和地域有一定的共性。但不同地区的肥袋足鬲的发展几乎都在二里岗上层二期阶段分别经历了中断，而中断的同时，当地往往开始出现二里岗商文化的因素。可以说，造成早晚商阶段间各地肥袋足鬲发展中断的原因，就是二里岗商文化的扩张。

如果我们以二里岗上层阶段商文化的扩张地域来看，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是商王朝最兴盛的时期，时间跨度最长，商文化向北进行了大规模扩张。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商文化发现相当普遍，最北到达太行山北端的张家口地区，蔚县庄窠、前堡、四十里坡几处遗址可为代表[47]。商文化所到之处，虽然比例不高，但当地的大坨头文化迅速衰败，肥袋足鬲的比例也随之减少。大部分大坨头文化遗址，在商文化出现后也相继衰败废弃，昌平张营、涞水富位等遗址即可作为例证。

在太行山西麓的忻定盆地，尹村遗址曾发现随葬有二里岗文化陶鬲的墓葬，所葬陶鬲无论陶质、陶色，还是器形与纹饰特征，与河南所出二里岗文化陶鬲完全相同，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偏早阶段，说明至迟在二里岗上层阶段商文化已经进入当地。

忻州西北即与河套地区相邻，位于后者的朱开沟遗址发现有本阶段（偏晚）商文化因素器物，这是商文化因素器物在北方发现最边远的地点。虽然目前在南流黄河两岸的保德至清涧一线尚未发现二里岗时期商文化的线索，但当地的肥袋足鬲的发展却在二里岗商文化发现之后的阶段中断了。甚至于在南流黄河两岸至今尚无明确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阶段至殷墟一期前后的遗存被发现。比如石峁遗址在所谓“蛇纹鬲”类遗存之后，遗址彻底被废弃。而李家崖文化的兴起，也无法与“蛇纹鬲”类遗存直接衔接。

上述现象说明，以各类“肥袋足鬲”为代表的地方考古学文化，在商文化进入当地后，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文化中断或衰败，长期沿用的遗址也往往被废弃。

二里岗上层文化急速扩张，也快速收缩，似乎颇有“强不可久持兮”的味道。

晚商时期，在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商文化全面收缩到易水以南地区。在二里岗上层文化退出后，大坨头文化遗留在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与商文化遗风结合形成了围坊三期文化。从出现的时间早晚来看，这支考古学文化以潮白河为界，西早东晚。这一态势体现出的考古学格局与变迁暗示，该文化当与因二里岗上层文化进入而退出的土著人群回归有直接关系。在壶流河支流洋河流域，以肥袋足鬲为代表的地方考古学文化复兴，形成了李大人庄类遗存。围坊三期文化和李大人庄类遗存似乎是独立的新生的地方土著遗存，二者之间尚看不出有交流的痕迹。

在太行山以西，二里岗商文化的退出，更使得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格局性的变化。殷墟文化所能直接控制的，仅有晋东南的长治盆地。在晋西南与晋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地区土著性甚为突出，但也能明显看出殷墟文化对本地有限但十分清晰的影响。

在晋中地区，商文化的退出使得土著文化因素再次抬头。新发展出的杏花类遗存或“杏花文化”中，以各类矮领卷沿鬲为主，但也有少量的花边或颈部施加附加堆纹的肥袋足鬲。但这些肥袋足鬲明显不是杏花类遗存的主体，而应该是其分布区以北地区的文化影响。

在南流黄河两岸，新形成的李家崖文化相当强势，其发达的铜器群所反映出的文化水平高度十分惊人。但该文化陶器群对南方影响力有限，在黄河以东，其影响南端大体在吉县，向东南不逾吕梁山，未能进入晋中盆地和临汾盆地；在黄河以西，关中东部的韩城一带似乎有零星分布。总体上其核心分布区仍在南流黄河两岸的晋陕高原。

刘沟遗址新发现的肥袋足鬲，说明围坊三期文化穿过太行山进入了忻定盆地，而东青善、丰润遗址发现的肥袋足鬲，和忻定盆地发现的带有李家崖文化风格的小口瓮（图三，8），则似乎暗示了围坊三期文化经阳曲、静乐向西传播和李家崖文化向东发展的可能。围坊三期文化以肥袋足鬲为代表的遗存，能否通过静乐盆地向西沿芦芽山、云中山进入吕梁山区，进而与李家崖文化发生碰撞，现在尚无法确定。但肥足鬲的分布和跨区域流行，暗示了晚商时期不同地域考古学文化在晋陕高原与太行山两麓有东西向交流的可能。

图三 忻定盆地所见的商文化和李家崖文化因素陶器

肥袋足鬲在不同地区的传承与中断，及其在东西向不同空间的传播，连带的另一重要学术问题，便是商文化向北方扩张的路线。

刘绪曾推测有三条路线值得关注，一是商文化从豫西溯黄河而上直接到达；二是商文化从冀西北张家口地区溯桑干河而上，经雁北再达河套地区；三是商文化从冀中石家庄地区溯滹沱河而上经忻州达河套地区[48]。前两条路线至今尚无任何线索，商文化既未沿黄河两岸溯河而上，也没有迹象经大同盆地向西至河套。以忻定盆地早商与晚商时期商文化的发现推测，从冀中石家庄地区溯滹沱河而上经忻州达河套地区的路线，是有零星线索可为佐证的[49]（图三）。在这条路线上，晚商时期又恰是肥袋足鬲零星出现，可断续连绵的地区。

肥袋足鬲与商文化同时出现，却都可以断续绵延在自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至晋陕高原地区的较大空间的同一线路之上，不会只是巧合。这种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是北方长城沿线东段不同但文化上都使用肥袋足鬲的人群，在面对商王朝扩张时的土著文化的消长与中断过程。

四、余论

在梳理肥袋足鬲分布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晚商时期，有一类卷云形金属耳饰往往与肥袋足鬲分布在同一区域，可作为不同地区人群的共同文化偏好。

这种金属耳饰穿耳一端成尖，下坠一端作卷云状，有的在穿耳端加穿绿松石珠，以金质为多，偶见铜质。在昌平雪山[50]、太谷白燕[51]、忻州刘沟、连沟寺[52]、洪洞万安上村[53]（图四，1）、永和下辛角[54]、郑家沟[55]、石楼后兰家沟[56]（图四，2~4）、清涧寨沟后刘家塔[57]等遗址皆有发现。卷云状耳饰出现较晚，所见皆在晚商时期。韩金秋认为此类器物是石楼类型的特有器物[58]，但忻州刘沟、连沟寺、昌平雪山及清涧后刘家塔出土同类器物显示，此物的分布已经远不止于吕梁山西麓，而是在东起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至南流黄河西岸的广大区域皆有所见。

图四 卷云形金耳饰

虽然目前考古材料还不太多，但已发现的此类耳饰与肥袋足鬲的分布区域高度重合，应是同一地区不同人群在器用选择上的共性所致。

商时期，商王朝的北境地区考古学文化众多[59]，人群复杂。到晚商阶段，在甲骨文记载中，位于安阳西、北方向方国众多[60]。虽然现在无法将之一一与不同地方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但这些族群或方国应该就位于明长城东段地区的华北平原北缘地区、晋中及晋陕高原南流黄河区域内。这些被称为“方”的人群在器用选择上，有一定的共性。

在梳理晚商时期北境地区的铜器墓时，笔者已试图说明，有非控制区与冲突甚至敌对威胁人群存在，晚商时期王朝的边地管理必然需有针对性的地方机构与团体应对，商王朝的边地行政机构和地方贵族首领的管理方式也有不同[61]。而这些与商文化接近甚至是商王朝直属机构所要面对的，既有使用铜礼器的上层土著贵族，但更多是使用肥袋足鬲的中下层大众，他们中的一部分还同时佩戴有卷云形耳饰。这类人群多数被甲骨文称为“方”，有的还能拥有较多的铜容器并具备铸铜技术，甚至拥有规模宏大的墓葬。这些人群与商王朝或对峙或交流，当不是偶然。以肥袋足鬲的分布、消长与传播互动为线索，管窥商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共性，目前仅有诸多线索，本文的探索仅在揭示此现象，以求教于方家。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田野工作坊诸友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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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an Gunnar Anders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M].London，1934:221.安特生在该书中曾提到：“在中国，鬲与其他生活器皿相比或许有着复杂而怪异的造型，成为中国整个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象征。”

[2]李水城.华夏边缘与文化互动：以长城沿线西段的陶鬲为例[C]//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3]常怀颖.夏商时期古冀州的考古学研究（文化谱系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4]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19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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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J].考古，1993(4).

[6]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66(1).

[7]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8(4).

[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9]同[8].

[10]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昌平雪山发掘报告（稿本）[M].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64.

[1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怀来县官庄遗址发掘报告[C]//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13]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1990(5).

[14]侯毅.山西滹沱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C]//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15]a.寿田.太原光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遭遇[J].文物参考资料，1957(1).

b.解希恭.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J].文物，1962(4/5).

[16]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7]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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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2008~2017年陕西夏商周考古综述[J].考古与文物，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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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阎向东.论忻定及太原盆地夏时期考古学文化[D].北京：北京大学，1998.

[1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考古圣地华章陕西——陕西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23.

[20]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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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4年 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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