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在红学史上也有反派,蔡元培简直就是反派的代表。当然,此处的正反,只是以学术观点而言。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在当今红学领域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在诸多红学史家的论述中尤为明显。郭豫适认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从小说《红楼梦》里宰割下来的东西,跟他所摘取的史事等互相比附”,实质是“把文学创作和社会历史混为一谈”①。白盾认为蔡元培眼中的《红楼梦》“就成为一部猜谜大全,而消解了它的全部艺术魁力”②。韩进廉在论及蔡元培的错误之时说道：“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已经对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庸俗化的理解且不论,在客观上盖由对曹雪芹的身世一无所知所致。”③诸如此类评价,还有很多,无需再多罗列。 也有许多学者在思考蔡元培红学观点的积极作用,如刘梦溪指出：“《红楼梦》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有多种层次和多种角度,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是确实的,蔡元培看到并指出这一点,不愧有识之见。他指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也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④以《红楼梦》中有反满思想,是刘梦溪与蔡元培观点上的一致,因而出现这种评价。 作为新红学的对立面,《石头记索隐》成为胡适批判的标靶,也成为猜笨迷的笨伯。此种风气自胡适始,至今却也并未结束。正如苗怀明在《风起红楼》中所说：“他屡屡以索隐派代表人物的身份受到红学家们的轮番批评,成为他们批评旧红学的一面靶子,被脸谱化、丑化。”⑤ 然而,任何一种学说的形成,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作为红学史上不可迈过的一步,索隐红学有其传承,也有其意义,作为其中的代表,《石头记索隐》也就成为一个标本,供我们深入了解其学理、机制,以祛除脸谱化与丑化的批评,反思索隐红学的价值与意义。本文拟从《石头记索隐》的写作过程、蔡元培的小说观与《石头记索隐》的写作等入手,对《石头记索隐》作一研究,并期方家批评。 一、《石头记索隐》的写作与出版 蔡元培于何时始读《红楼梦》,此已不可考。按其自述,他首次接触古典小说,是光绪六年间借同学的一部《三国演义》。其时,蔡元培尚就学于王子庄,而王先生因科举中禁止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与辞藻,故而禁止学生读小说等杂书。蔡元培的“放胆阅书”，是十七岁进学以后的事了。 苗怀明认为，蔡元培研究《红楼梦》当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其佐证来源于蔡元培农历九月的两篇日记。初一日的日记为： 甲戌朔 鸡鸣进城，回馆已食时矣。阅《郎潜纪闻》。⑥ 初六日，又有一则日记涉及此书： 阅《郎潜纪闻》十四卷，《燕下乡胜录》十六卷竟。鄞陈康褀钧堂著，皆取国朝人诗文集笔记之属，刺取记国闻者。⑦ 《燕下乡胜录》即《郎潜纪闻二笔》，陈康褀记其师徐柳泉所言索隐《红楼梦》中的内容来源于此书。故而，苗先生以此来断定蔡元培研究《红楼梦》始于此时是有依据的。 蔡元培的日记始于1894年的6月，其时他以二甲庶吉士被授为翰林院编修，生活以读书与交友为主，日记也多记读书书目。此两条日记足证蔡元培至迟此时接触到了《红楼梦》索隐类研究。初六日日记中载蔡元培读《南史·何偃传》《何允传》《张绪传》《张壞传》等，又读《郎潜纪闻初笔》十四卷、《郎潜纪闻二笔》十六卷，可见蔡元培并非专门阅读。 另，徐柳泉所言《红楼梦》索隐内容，为“明珠家事说”之一种。此条条目为《姜西溟典试获咎之冤》： 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园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沉痛之也。⑧ 陈康褀也明言其书是为“网罗掌故”，其目的非因《红楼梦》，只是在当时的传闻中，《红楼梦》的创作是为姜宸英鸣不平，故而录之。蔡元培日记所言，《郎潜纪闻》为“皆取国朝人诗文集笔记之属，刺取记国闻者”，这与他读书的兴趣密切相关，如他在1935年所写的《我的读书经验》中写到的读书目的：“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止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⑨正因此种癖好，《郎潜纪闻》才会进入他的视野。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蔡元培因读《郎潜纪闻》，受到“明珠家事说”的影响，并不是为研究《红楼梦》才去阅读《郎潜纪闻》。但在《石头记索隐》中关于薛宝钗与高江村、妙玉与姜宸英之间的影射关系，与徐柳泉显系一脉相承。蔡元培亦自承“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⑩。在1919年所写的《传略》中，也提及此事，道：“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⑪这其中的源流是非常清晰的。 1896年农历六月十七日，蔡元培的一则日记，与《红楼梦》有直接关联： 十有七日辛巳晴。《郎潜笔记》述徐柳泉(时栋)说《红楼梦》小说,十二金钗,皆明太傅食客；妙玉即姜湛园，宝钗即高澹人。以是推之，黛玉当是竹垞。所谓西方灵河岸上，谓浙西秀水。绛珠草，朱也。盐政林如海，以海盐记之。潇湘馆影竹垞还泪指诗。史湘云是陈其年，其年前身是善卷山房诵经猿，故第四十九回有孙行者来了之噱。第五十回所制灯谜，是耍的猴儿。宝琴是吴汉槎，槎尝谪宁古塔，故宝琴有从小儿所走过地方的古迹不少，又称见过真国女孩子，三春疑指徐氏昆弟，春者东海也，刘姥姥当是沈归愚。 《随园诗话》卷二: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某书籍张船山语，谓《红楼梦》八十回以后，其友高兰墅所补。⑫ 此是蔡元培关于《红楼梦》研究之后的结论。所谓“以是推之”,是将徐柳泉所言作为基础,中间当含有两重涵义： 其一,从内容上而言,“金陵十二钗”皆影明珠食客。 其二,从方法上而言,陈康褀所记徐柳泉确认妙玉影姜宸英的推论方法,为蔡元培所借用。 明珠食客,框定了影射范围；徐柳泉论证妙玉影姜宸英,恰是后期蔡元培所整理的三法。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蔡元培为说明所作索隐的严谨,以三法来作说明：“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⑬如“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是为姓名相关者；“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为轶事有征者；“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与“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园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则是品性相类者与轶事有征者之综合。蔡元培确定林黛玉影射朱彝尊,以第二、三法求之；史湘云影射陈其年,薛宝琴影射吴汉槎,大多以三法之一求之；三春影射昆山三徐,刘姥姥影射沈归愚,蔡元培则并未论证。 在此时,蔡元培所作的《红楼梦》札记,与清代笔记中的索隐内容极为类似,并未显示出特殊之处。本条日记后半部分有对曹雪芹、高鹗资料的摘录,说明此时的蔡元培对《红楼梦》已经产生浓厚的兴趣。 1896年农历九月四日,蔡元培读到了张新之评《红楼梦》。日记中记载： 闲人评红楼,可谓一时无两觉。王雪香、姚某伯诸人所缀,皆吃语矣。⑭ 时隔两年,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1898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言内意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下)方,用资印证。固知唐丧笔札,庶亦贤于博奕:
此条日记内容较多,前已有许多变化。如增加了贾母、宝玉、王熙凤、李纨等人的影射对象,将探春明确为影射徐乾学,惜春影射对象更改为严绳孙,宝琴映射对象更改为冒辟疆,刘老老更改为影射颇受明珠信任的家仆安三。这种更改,也说明了蔡元培的审慎。这则日记中所记载的影射对象,与《石头记索隐》还有很多不同之处。至于元春、迎春、秋菱等,因其未标明,不宜妄加揣度。 在蔡元培1899年至1916年之间的日记中,或因缺失,或因未记,这种直接与《石头记索隐》内容有关的记载再未出现,且也缺少其他佐证材料,这就使得考察蔡元培写作的进程无法进行。但我们仍可从其日记中,去考察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写作模式。 从时间角度而言,蔡元培写作《石头记索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蔡元培对此有明确表述：“左之札记,专以阐证本事,于所不知则阙之。”⑯如此来看,《石头记索隐》是札记的综合。 蔡元培的日记也证明了此点。在《石头记索隐》出版以后,蔡元培仍然在做着《红楼梦》的研究。如1917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就有关于《红楼梦》的内容： 二十九日早车来京。…… 《清朝野史大观》第九卷八十五页,官僚雅集杯姓名,康熙朝士有“官僚雅集杯”,盖其时士人互相招邀。杯以白金为之,分别大小,如沓杯式,白质黑章,外界乌丝花草,内镌诸公姓氏、里居,旁镌官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为次,首汤斌,字潜庵,河南睢州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张英,字敦复,安徽桐城人,……次王士桢,字既亭,山东新城人。皆一时同官坊局讲读者。 《石头记》四十回:“刘老老道,有木头的杯取个来……凤姐儿笑道……这木头可比不得瓷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的。刘老老听了心下战栗道……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从没见有木头杯的……鸳鸯笑道……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子整刓的十个大套杯来……刘老老……惊的是一连一个挨次大小分下来……喜的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以及图印……王夫人道……只吃这头一杯罢……刘老老道……我还是小杯吃罢,把这大杯收著……鸳鸯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老老两手捧着呷。”即指官僚雅集杯也。 《大观》九卷二十六页,计东云、陈其年性情各异。计改亭东云:予与陈其年同读书于宋司业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东舍,灯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迟。其年好为惊艳绝丽之文,予嗜苍凉古质之作。两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石头记》中,有宝玉晨赴黛玉处,黛玉与湘云未起事。又有说湘云喜说话,夜分不睡事。又十卷三十叶,鸿博主试之被嘲。鸿博科之初开,以议修明史始,自高等者授官过优,外间遂有野翰林之目,此举主试为宝泜杜文端、高阳李文勤、益都冯文毅、昆山叶文敏四公,有以诗讽之者云云。 《石头记》贾母称史太君,大观园为山子野所构造,又林四娘疑即指主司四人,林者翰林也。又或为四布衣、朱竹垞等。林四娘,秦良玉也。其夫曰恒王。恒字之右为亘,即宣字,良玉之夫为石柱宣抚使也。良与娘同音,林即林黛玉之林,以其名字有玉字也。⑰ 此种论证方式与《石头记索隐》一脉相承，正是《石头记索隐》出版之时所谓“闕之”之遗事。此种记录尚复不少，如1918年1月26日、9月29日的日记中均有补遗，但在《石头记索隐》的后续出版中又未补入。此或为《石头记索隐》未成型之前的样貌。尤应注意的是，这种札记性质，足以证明蔡元培对于《石头记索隐》中的内容，并非特意搜集，而是与其读书相伴随的。在形成了一种固定认知，如“金陵十二钗”影射“明珠食客”的看法之后，在阅读中遇到与此相关的内容，则会记于札记之中。这也可由《石头记索隐》的体例作为佐证：在《石头记索隐》中，对于不同人物的影射对象的阐述，也有着明确的分界，且同一人物的影射阐释中，也有着不同材料的运用，如对于薛宝钗影高江村的论述中，蔡元培就曾列举《啸亭杂录》《檐曝杂记》《诗钞小传》《塞北小钞》《汉名臣传》《东华录》等诸多书籍之中的内容。故其积累阶段，是以阅读为指导的。 在1914年农历十月二日《致蒋维乔函》中，蔡元培提及《石头记索隐》：“弟现着手于《红楼梦疏证》，写定即寄奉。”⑱应在此时，这些札记才开始进行综合整理。在《自写年谱》中，蔡元培记有： 我在留德、留法时期,尝抽空编书,所编如《中国伦理学史》《哲学概说(论)》等,均售稿于商务印书馆。催《石头记索隐》,用租赁版权办法。⑲ 这两条记载，可以证明《石头记索隐》大致成型的时间。 这里，尤应注意“疏证”二字。疏证本为古书注解的一种方式，是对注解的注解，意为疏通与考证，其体例是汇集资料，对古书注释或原文加以辨析、考证。故而在蔡元培的认知中，他所作的对本事的追索是文本的考据。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对此有明确的阐释： 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既胡先生所谓之“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然则考证情节,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排斥之？⑳ 以此“考证”而观“疏证”之名,自是合适。蔡元培本为严谨博学之人,又自旧学之中走出,对书名是非常考究的。 蔡元培在1915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的《复蒋维乔函》中说道：“《石头记索隐》本未成之作,故不免有戛然而止之状。加一结束语,则阅者不至疑杂志所载为未完,其善。特于别纸写一条,以备登入。”㉑1916年蔡元培应《小说月报》要求整理旧稿,将《石头记索隐》分为六期发表。蔡元培所言结束语,为《石头记索隐》最末一段： 右所证明,虽不及百之一二,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决非牵强傅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㉒ 此段内容,显系回应《石头记索隐》开篇所提的“民族主义”“政治小说”等内容,从而在整体上使《石头记索隐》具有了完本的样貌。但实际上,《石头记索隐》在整体上仍有脱节之嫌。如其“政治小说”等论,并未与对人与事的比附相融合,以致苗怀明有“从全书内容来看,蔡元培重点在利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来索隐历史人物,对反清排满思想并未着笔,读者也难以产生这样的印象”㉓的阅读体验,此亦可证《石头记索隐》为札记整理而来的结论——正因如此,“政治小说”“民族主义”等才会与本事比附形成脱节。 在此时,《红楼梦疏证》已更名为《石头记索隐》。这次更名或因蔡元培对整部书稿有较大的改变有关。从《石头记索隐》的初始面貌为本事“疏证”的札记来看,“民族主义”与“政治小说”的提出,是在这种札记基础上的升华,是针对于整部《红楼梦》义理的认知。这也使得整部书稿脱离了“疏证”的性质,而以“索隐”名之,则颇为合适。索隐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㉔,“政治小说”等正可谓“钩深致远”之论。 1917年,《石头记索隐》由商务印书馆印为单行本,后附孟森《董小宛考》。其中缘由,在张元济1916年11月22日致蔡元培的信件中有记载： 兄前撰《红楼梦疏证》,奉示拟再加修饰,自为发行。前谷兄曾经谈及,并未有一定办法。现在上海同业发行《红楼梦索隐》一种,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敞见著作权仍为尊有,照租赁著作权章程(附呈一分),版税照定价十分之一,似比自印自售较为简净,未知尊意以为何如？再如蒙俯允,拟将孟莼苏所著《董小宛考》附入后幅,此项定价可以除去计算。敬祈裁核示复,以便遵办。㉕ 在张元济的建议之下,《石头记索隐》以租赁版权的方式得以发行。而所附《董小宛考》,是为了针对《红楼梦索隐》中的“顺治与董小宛”说。至此时,红学索隐之中影响力最大的《石头记索隐》得以发行并广泛传播。
二、蔡元培的小说观与《石头记索隐》的写作 蔡元培的小说观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此过程当与其阅读《红楼梦》有诸多关联。 在1898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蔡元培明确道出其喜读小说的原因在于小说“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言内意外,寄托遥深”,通过“读诗逆志”之法,产生“寻味无穷”的阅读体验。其追寻的是小说中的“意外”之言,这在蔡元培认为,是符合小说作者的创作预期的。而“言内意外,寄托遥思”,又成为蔡元培评判小说优劣的标准。 在1899年农历六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将《茶花女遗事》与《红楼梦》进行比较： 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入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催《红楼梦》有此境耳。㉖ 蔡元培将中西小说进行比较,显示出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在这里也涉及到蔡元培小说评价的两个点：“深入无浅语”与“幽矫刻挚”。“深入无浅语”,是指作者对社会的认知程度在小说文本中的反映,而“刻挚”为真挚恳切,在于创作的态度。其中“幽矫”二字尤应重视,是与隐含之真事有关。所谓“幽”者,隐也；“矫”者,假托也。假托于小说,隐藏有本事,这与言内意外,寄托遥深是一致的。 在1901年写成的《学堂教科论》中,蔡元培写道： 小说者,民史之流也。群学家曰：前史体例,其于事变也,志其然而不志其所以然,且于君公帝王之事,虽小而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虽大而不载；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无可稽。我国史记，自太史公以外，皆此类耳。近世乃有小说，虽多寓言，颇详民俗，而文理浅近，尤有语言文字合一之趣。若能祛猥亵怪诞之弊，而纬以正大确实之意，则善矣。㉗ 在这里蔡元培明确了小说的本质，即“民史”。民史一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形态相关联。《汉书·艺文志》中言及小说家时道：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种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㉘ 所谓稗官，颜师古注为“小官”，其作用为“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㉙。这就确定了小说出现的最初原因，是为了体现风俗，又因多为“道听途说”，纵有可采，也仅是“刍荛狂夫之议”。小说也就被冠上了小道的头衔。但蔡元培是重视小说的，他对小说的理解来源于《汉书·艺文志》，如其将小说视为“稗官野史”，他也重视小说之中所展现出来的民俗，这与“闾巷风俗”一致，也即恢复到小说的最初功用之上。又因史书“志其然而不志其所以然，且于君公帝王之事，虽小而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虽大而不载”的缺陷，小说也就具有了“补正史之阙”的作用。其所言近世小说之弊病，以及“纬以正大确实之意”，亦属小说评价问题：好的小说应该有大的题旨。 1935年，蔡元培在《追悼曾孟朴先生》一文中，写到了他对一干小说的阅读体验： 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曾发表过《石头记索隐》一小册。但我所用心的,并不只《石头记》,如旧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鑑》,以至于最近出版的《轰天雷》、《海上花列传》等,都是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他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以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㉚ 蔡元培对《孽海花》的喜爱,源自于其影射的人物与轶事,以及对时代风俗的反映,又因这些内容为蔡元培所“习闻”的,也就更容易形成共鸣。 结合上文论述,我们可大致厘清蔡元培对于小说的评价标准是有一进程的,他最初认识到小说是需要有言外之意的,能够反映风俗,补史之隙,最终却落实到小说要有着“正大确实之意”。这就为蔡元培的“索隐”奠定了基础。而“索隐”的指向中,也就有了两个层面：其一为本事；另一为“正大确实之意”。前者是对作者“幽矫”本事的发掘,后者是对作者“幽矫”本事的目的阐发。前者为本事比附,后者为小说的意义阐发。 之所以如此,还要从蔡元培的治学倾向来理解。在蔡元培自写的《传略》中,他写自己治学的偏好： 孑民之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其治史,则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以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不能为战史、经济史及地理、官职之考据。盖其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㉛ 与他的治学倾向相结合,在决定了《石头记索隐》中的影射人物多为文人的同时,蔡元培又因对“大义”的追求,使得成稿《石头记索隐》由本事探索转及义的阐发。但至少到1898年,这种转化并未产生。其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正如日记中所写的“唐丧笔札”。这一阶段蔡元培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仍是基于其个人的喜好,处于游戏笔墨的状态。蔡元培所作的工作仍然是本事层面的索隐,对于“正大确实之意”并未有阐发。“民族主义”的引入,生成“政治小说”的判断,这在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创作过程中,当属于其生成“正大确实之意”的评价标准之时,或这种评价标准本就由研究《红楼梦》而得。 在《石头记索隐》中,蔡元培开篇即道《红楼梦》是政治小说,作者所持为“民族主义”,书中的本事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㉜,而此正是蔡元培理解的《红楼梦》的“正大确实之意”。 首先要论及的是“民族主义”。《石头记索隐》中曾提及《乘光舍笔记》： 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㉝ 或有学者认为蔡元培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来源于《乘光舍笔记》,但这种可能较小。理由如下： 1.在《蔡元培日记》中,未曾出现过《乘光舍笔记》的阅读记录。此或与1914、1915、1916三年日记缺失有关。但这至少说明在蔡元培早期写作《石头记索隐》的过程中并未读到此书。 2.蔡元培对《乘光舍笔记》作者的称呼为“近人”,此说明蔡元培并未阅读到这本书的原件。1915年广益书局出版石溪散人所编《红楼梦名家题咏》,其中收入《乘光舍笔记》,由是得以传播,此时其作者为谁已不可知,这或是蔡元培称之为“近人”的缘由。 3.蔡元培措辞为“尤与鄙见相合”,而非是受其影响。也即是蔡元培已生成《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的观点,在《乘光舍笔记》中得以印证。 故而我们并不能以蔡元培可能阅读到《乘光舍笔记》的时间,作为蔡元培生成“民族主义”“政治小说”等观点的时间,而应该是其自身有了“民族主义”的思考的时间来作为参考点。 有学者认为,蔡元培写作《石头记索隐》,目的在于宣扬“民族主义”,此在诸多红学史家论述中颇为常见,近年学界对此多有反思。如冉利华以蔡元培的民族观作为基点,来反观“宣扬民族主义”这一观点的内在错位；㉞陈荣阳以《石头记索隐》出版时期已是1917年,其时“排满”已功成身退,“五族共和”才是主体。㉟两位学者从蔡元培的创作与出版两个角度,来分析蔡元培写作及出版《石头记索隐》与“民族主义”并无多大关联,其论述是可信的。 然而,《石头记索隐》中毕竟将《红楼梦》确定为与“民族主义”有关的小说,这与蔡元培不可能脱离关系。蔡元培关于“民族主义”的阐发,集中于1903年所作《释仇满》,而《学堂教科论》作于1901年。其时,蔡元培在身份上也完成了由翰林向革命者的转变,在思想上自然与1896年初记《红楼梦》之时有了极大的变化。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的“革命家看见排满”,不同人读相同作品,会产生不同的旨趣。当“民族主义”进入到蔡元培的视野之中时，基于《红楼梦》的写实性，也就有了相应的体现，这正是读者与小说之间的互动。 “百日维新”之后，满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怎样对待满族，尖锐者如邹容，平和者如蔡元培，都曾参与讨论。蔡元培虽平和，但心中仍是持有“民族主义”的政见的，只是他所仇视的，并非民族学意义上的满族，而是政治上享有特权，又腐败、没落，阻碍历史发展进程的特权阶级。但蔡元培承认满汉之间的分界，这与蔡元培的生活经历以及所了解到的史实有关。在《释仇满》一文中，蔡元培曾提及“道咸之间刻文集者，尚时存仇满洲之微文”㊱，这反映出历史上汉族文人之中“仇满”心态的延续，又因在蔡元培所索本事中，牵扯诸多遗民及顺康时期文人，故而蔡元培才会推断《红楼梦》的作者持“民族主义”，而其所推断出来的作者的“民族主义”，自可与蔡元培所持“民族主义”有区别。 “排满”本就为政治思想的外放，由“民族主义”至“政治小说”，这在蔡元培而言是一个必然。 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从而引发了学者对小说之社会功用的思考。虽“政治小说”的提出本是对创作而言，蔡元培也曾于1904年写过白话小说《新年梦》，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表达。但这并未局限学者们的发挥，政治小说也很快被应用到古典小说的研究之中。这种风气也会对蔡元培形成影响。 曾主持《苏报》，与蔡元培有密切交往的陈范，后改名为陈蜕，他在《列石头记於子部说》中写道： 《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於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其意多借宝玉行为谈论而见,而喻以补天石,谓非此则世不治也；胎中带来,谓非此则人性不灵也。㊲ 在陈蜕看来,《红楼梦》一书足以与诸子相并列,蕴含“大同之旨”,有治国之主张。在《梦雨楼石头记总评》中,陈蜕又提出,《红楼梦》是“社会平等书”的看法,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书。陈蜕的结论源于红学索隐的方法,如认为“十二女伶喻脏腑”,秦可卿为“镜光”,史湘云为“水光”,作者在声光化电、佛理、生理等诸学无所不知等等。㊳ 另有一种解读方式,涉及到小说的社会应用。孙宝瑄在1901年7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其与吴宝初、章太炎等人小聚时候的一段趣谈： 枚叔辈戏以《石头》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凤姐；钱恂,平儿；樊增祥、梁鼎芬,袭人；汪穰卿,刘老老；张百熙,史湘云；赵舒翘,赵姨娘；刘坤一,贾政；黄公度,贾赦；文廷式,贾瑞；杨崇伊,妙玉；大阿哥,薛蟠；翟鸿玑,薛宝钗；蒋国亮,李纨；沈鹏、金梁、章炳麟,焦大。余为增数人日：谭嗣同，晴雯；李鸿章,探春；汤寿潜、孙宝琦,薛宝钗；寿富,尤三姐；吴保初,柳湘莲；宋恕、夏增佑、孙渐,空空道人。㊴ 他们在趣谈之时,以《红楼梦》中人物比拟当世人物：既以小说人物形象来对当世人物进行评价,也以当世人物的行为风评,显示对小说人物的认知。这是一种互动式的比拟。如以康有为对应林黛玉,以梁启超对应紫鹃,再以慈禧对应贾母,以荣禄、张之洞等对应王熙凤,这本身是带有政治态度的,显示出比拟者的政治倾向。 章太炎等的比拟,可理解为相似性的比附,而政治小说的社会功用,就在这种比附中产生。但其中也是有着差异的。如章太炎将此过程称之为“戏拟”,而陈蜕则认定为确实。与蔡元培相比较,无疑陈蜕与之更相类似。二者的分界在于：其一为政治性的应用；另一为研究中的认知。 无论是章太炎,还是陈蜕,都与蔡元培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交往集中于蔡元培在上海的时间段内,也即是1901年至1907年之间。此也可作为蔡元培生成《红楼梦》为“政治小说”观念的一个时间佐证。当形成这种观念之后,蔡元培在整理《红楼梦疏证》之时,将其作为开篇,并将其更名为《石头记索隐》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 《红楼梦》的索隐经历了断简残篇式的阅读感悟笔记,在二十世纪一零年代终成高潮。《石头记索隐》虽非其中的开山之作,但从影响角度而言却是最大的。 从蔡元培创作《石头记索隐》的过程而言,是经历了由札记至成篇,由本事比附至意义阐发的阶段。这与蔡元培自身身份的转变有关。这在《石头记索隐》中都有所体现,反映出蔡元培的个人倾向。从身份来说,蔡元培经历了由翰林至革命者的转变,因而形成了“民族主义”“政治小说”的结论；由《石头记索隐》的比附对象来说,又体现了蔡元培的治学倾向,正因熟悉文人的事迹,在他眼中的《红楼梦》本事才会是文人之事。因而以单纯的“革命家看见排满”,并不能完整释读蔡元培的索隐旨趣。 从索隐红学的整体而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所具有的代表性自不必多言,以发生的角度来研究其产生机理,自可明晰索隐者经历与观点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索隐结论各不相同的产生缘由。索隐从根本上是一种阅读的主观体现，如蔡元培在接受了“十二钗”影“明珠食客”的先置结论之后，其所产生的阅读体验，就会依据这种先置而改变。与近世索隐不同的是，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阐释，虽自本事比附的基础上产生，但这本身也自阅读而生成。此种现象非仅红学索隐，在众多非文学性解读中也大量存在，红学史中也有着诸多体现，并成为《红楼梦》经典化过程中的附加，此是研究者应当予以关注的。 ①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社版出1980年版,第148页。 ②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社版出1997年版,第134页。 ③韩进廉《红学史稿》,河北人民社版出1981年版,第14页。 ④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社版出2005年版,第168页。 ⑤苗怀明《风起红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⑥⑦⑫⑭⑮⑰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社版出北京大学2010年版,第20、20、43、50、94、242、112页。 ⑧陈康褀《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4页。 ⑨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引自文明国编《蔡元培自述》(报日人民社版出2011年版,第208页)。 ⑩⑯㉒㉜㉝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社版出2008年版,第7、7、7、6、7页。 ⑪㉛蔡元培《传略》,引自文明国编《蔡元培自述》(第135、124页)。 ⑬⑳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见《石头记索隐》,第7、2—4页。 ⑱蔡元培《致蒋维乔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6页。 ⑲蔡元培《自写年谱》,引自文明国编《蔡元培自述》(第75页)。 ㉑蔡元培《复蒋维乔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第241页。 ㉓苗怀明《最是平生会心事——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4期。 ㉔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98页。 ㉕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60页。 ㉗蔡元培《学堂教科论》,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145页。 ㉘㉙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1745页。 ㉚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565页。 ㉞冉利华《创造国语的文学——蔡元培创作〈石头记索隐〉的动机新探》,《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1期。 ㉟陈荣阳《文人蔡元培的心史:〈石头记索隐〉新谈》,《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2辑。 ㊱蔡元培《释仇满》,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172页。 ㊲陈蜕《列石头记於子部说》,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9页。 ㊳陈蜕《梦雨楼石头记总评》,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270—271页。 ㊴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人民社版出2015年版,第360页。
|
|
|
来自： 昵称37581541 > 《红楼赏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