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艺术上无新意、内容上无深度的平庸之作

最近看到顾德希主编的新版《语文》教材，我大吃一惊：他们竟然将《许三观卖血记》和《秦腔》这样的艺术性很差、趣味格调很低的劣作选了进来！

关于选入《许三观卖血记》的理由，编选者是这样解释的：要让学生了解“讲故事”有多种手法，传统的是一种，《许三观卖血记》又是另外一种；主人公把自己的血作为商品，这很值得深思，让学生得以更深层地认识社会。

在我看来，“编选者”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我至少两遍的细致而沉闷的阅读经验，余华这部小说“讲故事”的方法，既不高明，也缺乏独创性；他对人物的描写，简单而粗俗，表现出一种病态的情绪和阴暗的心理。总之，《许三观卖血记》乃是一部艺术上无新意、内容上无深度的平庸之作，既没有艺术上的美感，也没有道德上的诗意，完全不适合中学生阅读，根本不适合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为什么说《许三观卖血记》在艺术上缺乏新意呢？这是因为它的近乎冷酷的“零度叙述”策略，完全来自对法国“新小说”的模仿。从塑造人物的角度看，像把人物当做物件和道具的法国“新小说派”一样，余华缺乏写实的耐心，缺乏对人物的爱意和尊重，习惯以僵硬、刻板的方式反复描写机械的动作，而忽略了对人物的心理内容的关注和探索；而从“讲故事”的角度看，余华的小说缺乏情节演进的逻辑感和连续性，而是表现出一种转换和跳跃的任意性，这使小说的故事情节常常给人一种莫明其妙的突兀感和荒诞感。从细节描写的角度看，余华的小说过多依赖主观的想象，缺乏充分的事实感和真实感，显得虚假而空洞。

事实上，追本溯源，法国“新小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很大的文学现象。“新小说”作家嘲笑巴尔扎克、司汤达等十九世纪文学的伟大经验，拒绝对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人道主义”的叙述和“心理学”意义上的描写。他们选择了一种“物化主义”的叙事方式，——作者从不关心人物的动机和目的，通过一种反复、象征、夸张的技巧，描写人物的毫无心理内容的动作，表现出对人的一种极其冷漠的态度。这种拿“人”当“物”的写法，一直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而余华几乎从一开始，采取的就是罗伯·格里耶的这种“反小说”的技巧。如果说有创新的话，那就是余华将罗伯·格里耶式的冷漠，发展到了冷酷的程度，使冷酷成为一种稳定的心情态度，甚至成为一种世界观。

由于余华的作品是对外国小说的中国化组装，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西方人想象中的落后的“中国”和愚昧的“中国人”，所以，就像张艺谋的电影一样，余华的小说也很容易获得来自西方的认同和奖赏。

法国的《目光》杂志就这样评价《许三观卖血记》：“在这里，我们读到了独一无二、不可缺少的和卓越的想象力。”

法国《共和报》的评价也不低：“作者以卓越博大的胸怀，以其简洁人道的笔触，讲述了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

法国《读书》杂志的赞词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小说，是外表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法国人如果用这样的话来评价《伊凡·伊里奇之死》、《嘉尔曼》、《变形记》和《老人与海》，或者《阿Q正传》、《金锁记》、《棋王》和《黑骏马》，那我们认为他是在严肃地谈论文学，倘若他这样评价余华的小说，我们要说他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者，简直是在羞辱和挖苦人了。

相比之下，比利时的《展望报》的评价就要含蓄一点：“显然，余华是唯一能够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讲述了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揆诸事实，这些评价实在是靠不住的：什么叫“独一无二”？这些法国记者如果稍微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学，稍微知道一些“新小说派”的情况，就断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胡话，因为，余华的写作完全是对法国“新小说”的模仿，根本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卓越想象力”可言。由于以上原因，比利时的《展望报》的“唯一”和“冷静”的赞美也是虚假的、无效的。

其实，余华的小说也属于我在批评贾平凹时所说的那种应该警惕的“消极写作”，因为，它不仅在艺术上是不成熟的，而且，从精神境界和趣味格调上看，它更是令人失望。余华的写作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暴力主义倾向。他几乎将写作当做施暴的狂欢。他对描写残忍的行为和血腥的场面，充满一种令人费解的执着和陶醉。鲜血是余华小说最常见的意象，正像他用“鲜血梅花”做小说的题目一样，他常常将“鲜血”描写得像“梅花”一样灿烂，一样美丽。刀和斧等凶器，是余华小说中须臾不可少的道具。说脏话、吐口水、打耳光、互相折磨，是余华小说中人物的日常作业。凡此种种，使他的作品给人一种极其消极的阅读印象。

一切伟大的文学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精神现象，是一种伟大的伦理现象，或者说，首先意味着对生活的真挚的眷恋、对人们的朴实的爱意。然而，余华的小说在伦理精神上是没有根基的，在价值理念上是虚无和空洞的。这使他只是把他笔下的人物当做物，而不是当做人。那些有时被他拿数字命名的人物没有成长史，尤其没有心理发展史和精神成长史。他们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以一种近乎游戏的方式开始说话，开始行动。

比如，在《许三观卖血记》里，大约从1948年或1949年开始，许三观一共卖血十次左右，但是，除了第十八章所写的1958年的因为饥饿的卖血和后来为了二乐“回城”送礼的第六次卖血，还有一点社会内容，其它的几次卖血大都属于“做”出来的。尤其那第一次和第三次卖血，几乎完全莫明其妙，许三观看见别人去卖血：“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的血也痒起来了”，于是，他就跟着别人一起去卖血了：

他走去的时候心里想着林芬芳，他觉得林芬芳对他真是好，他去摸她的脚，她让他摸了，他去摸她的大腿根，她让他摸了，他跳起来捏住她的两个奶子，她也让他捏了，他想干什么，她都让他干成了。林芬芳都摔断了腿，还让他干那种事，他把她的腿碰疼了，她只是哼哼哈哈叫了几声。

作者对人物的情感的描写显然是丑陋的、低俗的，也是简单的、缺乏人性内容的。我们从中看见的，是他一贯的风格和习气：情感冷漠而苍白，想像随意而任性，描写外在而浅薄，语言干瘪而呆板。这实在是一种应该批评的病象，而不是应该学习的榜样，更不应该被推荐给中学生去阅读。我想请教那些编写《语文》教材的专家先生们：你到底要孩子们从这样的作品里学习什么呢？

令人更为费解的是，余华用了很多的笔墨写卖血的过程，但对人内心的感受却完全采取冷漠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卖血仿佛轻松好玩的事。事实上，就在许三观跟叔叔聊完“卖血”的事情，作者立即就让许三观跟着两个人“走在路上”去卖血。但是，此后从第二章到第十章的六十多页的篇幅里，余华几乎没有涉及任何与“卖血”有关的事象，而是不厌其烦地写许三观如何争风吃醋，写他如何凭着“口袋里的钱”把许玉兰骗到手，写许玉兰如何骂街、如何在产房里放粗口，写许玉兰如何怂恿许三观去杀自己从前的相好：

许三观，你就容得下别人欺负你的女人……许三观，我求你把何小勇劈了，厨房里的菜刀我昨天还磨过，你去把何小勇劈了。

因为许三观怀疑一乐是许玉兰和何小勇的孩子，所以，作者利用这一点做足了文章，人物之间你来我往，互相伤害，甚至对孩子，余华也不放过，也要像在《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和《世事如烟》中所设计的那样，让他们互相折磨。二乐因为说一乐是母亲跟别人生的：

一乐给了二乐一个嘴巴，二乐也哇哇地哭了起来。许三观在屋里听到了，心想一乐这杂种竟然打我的儿子，他跑出去，对准一乐的脸就是一巴掌，把一乐掴到了墙边，他指着一乐说：“小杂种，你爹欺负了我，你还想欺负我儿子。”

最为恶劣的是，许三观竟然这样教导自己的两个亲生的儿子，要他们替自己报仇：

长大了要替我去报复何小勇。你们认识何小勇的两个女儿吗？认识，你们知道何小勇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只要能认出来就行。你们记住，等你们长大以后，你们去把何小勇的两个女儿强奸了。

……许三观的两个儿子听说要去强奸何小勇的两个女儿，张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许三观问他们：

“你们长大以后做些什么？”

两个儿子说：“把何小勇的女儿强奸了。”

许三观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去卖血了。

难道，这就是“作者”的“卓越博大的胸怀”吗？这就是“简洁人道的笔触”吗？这就是“精妙绝伦”和“完美结合”吗？这就是“生动感人的故事”吗？事实上，即使在被选入《语文》课本的《许三观卖血记》第二十八章，似乎也看不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其中所表现的与其说是人物的“逆来顺受、平静从容的态度”，毋宁说是作者在写作上的一种冷漠而无聊的游戏态度。

《许三观卖血记》不仅冷漠，而且粗俗；不仅不是优秀作品，而且实在是一部趣味低下、庸俗不堪的游戏之作，其中充满了令人恶心的污言秽语，体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无教养、反文化倾向。尽管有人对统计式的实证批评不以为然，但我仍然认为没有什么比数据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许三观卖血记》里的污言秽语，同贾平凹的《怀念狼》和《秦腔》里的粗鄙话语一样多，一样严重，一样令人叹为观止：

表现“屁股（放屁）”秽语事象至少5次；

表现“裤裆（裤头、裤衩）”秽语事象至少7次；

表现“王八蛋（小崽子、狗娘养的）”骂人事象至少18次；

表现“婊子（妓女、骚女人、破鞋、烂货、下贱女人、骚娘们）”骂人事象至少11次；

表现“做乌龟（老乌龟）”秽语事象至少12次；

表现“强奸”秽语事象至少5次；

表现“野种”骂人事象至少4次；

表现“禽兽不如”骂人事象至少3次。

可见，《许三观卖血记》不仅艺术上缺乏独创性，而且在趣味上也没有臻达较高的境界，或者，毋宁说，简直就是以粗俗为高雅，以口腔发泄为赏心乐事。低级趣味，这是余华许多作品的严重问题。朱光潜先生说：

我以为文学本身上的最大毛病是低级趣味。所谓'低级趣味’就是当爱好的东西不爱好，不当爱好的东西偏特别爱好。古人有'嗜痂成癖’的故事，就饮食说，爱吃疮疤是一种低级趣味。在文学上，无论创作或是欣赏，类似'嗜痂成癖’的毛病很多。

在创作上，余华就是爱了“不当爱”的东西。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一个真正的士，在做人上，是既不“违情以趋时”，也不“躐径以取容”的。在我看来，编写教材也需要有这样的德性，也需要不为一时的潮流裹挟的定力和守旧的勇气，尤其需要克服盲目趋新求变的心态。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教材编选者，要帮助学生了解、喜爱“虽旧却好”的“真经”，而不是讨好他们，顺着他们心思，把一些“虽新却坏”的“伪经”供上神龛。在教材编写上趋时媚俗，或许可以得到一时的利惠，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误人子弟的，因而，是断断不可为的。

立定脚跟勿随顺，要把真经度与人。这既是人们对语文教材编选者的期待和要求，也是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为人师表者”应该念兹在兹、努力做到的。

2007年9月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