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龙国 | 汉代钱币叠铸技术再研究——以五铢叠铸为中心

寂寞红山 2024-05-16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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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古代叠范铸钱工艺进行了研究，把叠范铸钱发展历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其中汉代经历了初级和中级两个阶段，初级和中级叠铸又被西汉中晚期的上林三官和新莽时期的直流浇铸分开。至王莽第三次改制时，初级叠铸发展到中级叠铸。在此基础上，文中对学术界分歧较大的部分五铢钱叠铸范和遗址的年代、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们的年代可能在更始至建武十七年铸钱之间，是中央统揽铸钱大权的空档时期、地方铸钱的遗存。

汉代钱币叠铸技术又称叠范铸钱，简称叠铸。汉代钱币均为范铸，按浇铸方式可分直流浇铸（或称块范铸钱工艺）和叠铸两种，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就叠范铸钱的历史而言，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其中汉代就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叠铸技术不仅占据了汉代铸钱技术的半壁江山，而且使用时间长，约占汉代铸钱的三分之二时间，是研究汉代铸钱的重要方面，对认识叠铸钱范和铸钱遗址的性质、年代等具有重要帮助。关于汉代叠范铸钱技术的发展历程，有学者曾做过深入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空间，尤其是五铢钱叠铸问题，学界意见分歧较大，有必要再加探讨。

西汉时期铸钱工艺的发展脉络清晰。西汉早期的半两钱和郡国时期的五铢钱是在全国各地分铸的，自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实行上林三官专铸以后，即在西汉上林苑及汉长安城中铸造五铢钱。早期铸造半两和郡国五铢所用范模多种多样，各地铸造工艺差别明显，有直流浇铸工艺，也有叠铸工艺。从上林三官铸钱开始，统一采用直流浇铸工艺，即以金属铸范与陶质背范合范铸钱，这种工艺一直沿用到王莽第三次改制时期。从王莽第三次改制开始，利用更先进的叠铸工艺，到第四次改制时，这种叠铸工艺已完全取代直流浇铸工艺。

在以往的发现当中，有一部分五铢叠铸钱范和铸钱遗址，关于它们的性质和年代问题，学界意见并不一致。本文拟结合叠铸技术的发展历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一下五铢叠铸钱范及铸钱遗址的年代和性质问题。

一　叠铸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

关于叠范铸钱的问题，姜宝莲、秦建明、杨君、周卫荣、黄娟等学者都作过研究。姜宝莲、秦建明认为叠范铸钱大约秦末就已出现，早期的属于单面范浇铸，上林三官铸钱时期放弃叠铸，王莽时期叠铸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应用[1]。杨君、周卫荣对叠范铸钱在汉代的存在和演变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并把叠范铸钱划分为发轫、发展、繁荣三个时期，秦末至汉初为发轫期，武帝铸郡国五铢至王莽之前为发展期，王莽至东汉末为繁荣期[2]。黄娟根据考古发现的铜质钱范，对战国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演变进行了探讨，认为叠铸工艺在秦末汉初已有雏形，西汉晚期发展完备[3]。笔者也曾对王莽时期的铸钱工艺进行研究，从出土的钱范分析，认为叠铸技术的再次兴起，应发生于王莽第三次改制时期[4]。

叠铸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叠铸钱范。目前发现的叠铸钱范，有陶母范、陶铸范和铜模三种[5]。根据钱范的形制和浇铸技术，笔者把叠范铸钱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初级叠铸与杨君、周卫荣的发轫期相同；中级叠铸与杨君、周卫荣的发展期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起自西汉后期一直延续到北朝时期；高级叠铸发现于南方的六朝，萧梁时期叠铸技术发展到高峰，其后范铸工艺被翻砂工艺取代，叠范铸钱工艺退出历史舞台。上林三官铸钱时期只用直流浇铸不用叠铸工艺，因此，在初级与中级叠铸之间有一个直流浇铸时期。

初级阶段为平背无郭、单范叠铸。西汉初期不少地方采用这一技术铸造半两钱，有字的一面为面范，无字的一面成为另一块面范的背范，一范两用，无需专门制作背范。该技术简便实用，仿造门槛低，铸出的钱币无凸起的郭，标准化不高，很容易被人“磨裕”取铜。（图一：1）

图一　三个阶段叠铸工艺钱范模

1. 西安钱币博物馆藏半两铜模　2. 西安三桥更始二年铜模　3. 南京出土“公式女钱”陶铸范

中级阶段为正背带郭、双范、榫卯扣合叠铸。中级叠铸是在初级叠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生了突破性飞跃。中级叠铸正、背钱型均被设计在一块范面上，钱型正、背带郭，以中心点为原点对称分布，范面周围有对应的榫卯，把同一块金属模模印的两块陶范片榫卯扣合，钱型正、背面形成浇铸的范腔。（图一：2）这种技术需要刻制祖模，用祖模模印陶母范，再用陶母范铸造金属模，以金属模模印泥范片，泥范片经晾干、烘范，制成层层相叠的范包，然后浇铸钱币。

高级阶段为正背带郭、单范双面、无榫卯叠铸，以六朝时期五铢钱叠铸技术为代表。钱范均为正方形，由上下两块模具一次压制而成，范的两面皆有钱腔，一面为钱型正面，另一面为钱型背面，使用无榫卯结构、中心对称、双面钱型范片层层相叠，上下范面互为正背范，合范后，制成范包即可浇铸。这种技术一范两用，节省了制范成本，提高了铸钱效率，把叠铸技术发展到顶峰。（图一：3）本文暂以东汉为研究下限，六朝超出我们探讨范围，在此不作细述。汉代400多年的历史，叠范铸钱占了三分之二的时间。根据发现的钱范，我们把汉代铸钱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西汉早期，初级叠铸与平背直流浇铸并行。无论是叠铸，还是直流浇铸，所铸钱币均为半两钱，钱文凸起，钱背平整。因各地传统差异，两种技术流行区域不同，如关中地区常见平背叠铸半两陶范，山东地区则常见直流浇铸半两石范。

第二期，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正、背带郭直流浇铸。此时所铸钱币包括了五铢钱和王莽第一、二次改制的钱币以及第三次改制的部分钱币。上林三官五铢都是利用直流浇铸工艺铸造的。这种工艺需要用金属面范和陶背范合范浇铸，铸出的钱币正、背带郭，有的五铢钱正面还带有半星或穿上一横等记号。

第三期，王莽至东汉时期，中级叠铸。王莽在铸钱方面进行了四次改制，从第三次改制开始使用中级叠铸工艺，但直流浇铸工艺并未完全退出，直到第四次改制才完全淘汰了直流浇铸工艺，全部采用中级叠铸工艺。

从汉代铸钱的三个时期来看，中级叠铸工艺的大量应用始于王莽第三次改制之时，此时出现的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多是用这种工艺铸造的。因为新莽不铸五铢钱，所以叠铸五铢钱范及遗址的年代，要么早于新莽时期，要么晚于新莽时期。

二　五铢钱叠铸范的年代

五铢钱叠铸铜模，年代明确的有更始二年（24年）和建武十七年（41年）两种。这些铜模均呈椭圆形，内有8枚钱型，正、背各4枚，有圆形榫卯，铜模背部有十字加强筋。两种五铢铜模特征比较明显。更始铜模，有的穿上有一横，“五”字交笔缓曲或较直，“朱”字方折或略带圆意。建武铜模，均无记号，“五”字宽大，交笔缓曲，“朱”字上部多圆折。（图二）

图二　五铢铜模

1. 更始二年（西安三桥）　2. 建武十七年（民国旧藏）

最近，杨君对更始二年五铢叠铸钱范进行了研究，包括6件铜模和2件陶母范。铜模中，包括了西安三桥镇后卫寨、西安北郊孟家村发现的2件。孟家村1件五铢铜模，残存5枚钱型，正面2枚、背面3枚，正面的2枚穿上均带一横。两件陶母范发现于西安，其中1件仅存一半，上面有4枚钱型，正、背各2枚，是铸造铜模的陶范。（图三）另1件发现于好汉庙，是铸造铜模背面的陶母范，其上残存两字，原释为“用作”，经杨君辨认应为“更始”。根据这些范模，杨君将更始钱范概括为四个特点：椭圆形，8枚钱型，半球状榫和背部十字加强筋。关于更始五铢的铸造地点，杨君认为存世更始五铢铜模、陶母范都出自今西安地区，更始五铢钱窖藏也大都出自西安及周边地区，在新莽覆亡后，更始帝刘玄入都长安，不改于旧，继续在锺官铸造五铢[6]。从发现的情况看，还是在王莽时期的前、后锺官铸造。还有1件背铭“长乐未央，贵如侯王”的五铢叠铸铜模，上有8枚钱型，有的钱型穿上有一横，也属于更始钱范的形制[7]。

图三　西安叠铸五铢陶母范

（杨君：《中国钱币》2022年第5期）

另有部分五铢叠铸范，与更始及建武范形制不同。此类钱范的形制有圆角长方形、圆角方形、折角方形、八角形、内弧圆形等，材质有铜模和陶铸范两种。黄娟收集了陕西及其他省市发现的20件铜模[8]。实际上，见于著录及公私收藏的远不止此数。

黄娟收集的陕西11件铜模，包括西安北郊孟家村3件、三桥后卫寨1件、麟游3件、临潼1件、岐山3件。其中，孟家村的1件与后卫寨的铜模，杨君已认定为更始钱范。孟家村另2件铜模，呈内弧圆形，范面上有6枚钱型，正、背各3枚，但文字不清[9]。

麟游3件铜模，其一背面有阳文“多得五铢千万”，圆角长方形，范面上有6枚钱型，正、背各3枚，“五”字交笔较缓，“朱”字上折下弯，其中2枚有穿下半星，1枚穿上一横，且“朱”字出头较长。其二有阳文“大万”，圆角方形，钱范面上有4枚钱型，正、背各2枚，1枚穿下一横。其三无铭文，形制与第一件相同，钱范面上有6枚钱型，正、背各3枚，左边一枚无记号，中间一枚穿下带半星，右边一枚穿上一横[10]。麟游这3件铜模榫卯结构相同，均呈长方形，与更始和建武钱范明显不同。（图四）

图四　麟游五铢叠铸铜模

（《秦汉钱范》第233-234页）

临潼铜模，1980年出土于城关芷阳村，圆角方形，有4枚钱型，正、背各2枚，钱范背有凸起的十字形[11]。

黄娟收集的其他省市的9件铜模中，河南南阳5件，均为八角形，“朱”字上带圆折意[12]；安徽潜山2件，均为折角方形，“朱”字圆折[13]；四川西昌1件，椭圆形，有五铢钱型8枚，正、背各4枚，可能是东汉初期的官方正版钱范[14]；河北石家庄1件，钱范背有“建武十七年”铭文[15]。

叠铸五铢陶铸范发现于山西夏县师冯村窑址，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叠铸五铢范包，大概也出土于师冯窑址[16]。

上述河南、河北等地所见钱范年代均为东汉时期，大家较少异议，唯《秦汉钱范》把潜山铜模列在六朝范中[17]。只有陕西铜模及山西夏县的陶范年代，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蒋若是把麟游3件铜模和《小校经阁金文》所录“日利”铜模判定为西汉郡国五铢时期[18]。杨君、周卫荣认为，麟游铜模的年代属郡国五铢时期，夏县师冯及中国钱币博物馆所藏五铢陶范包的年代属宣帝时期[19]。黄娟认为，陕西发现的铜模年代均属西汉晚期，此时五铢钱铜模已经成熟，但叠铸工艺并未广泛应用于五铢钱生产，直到王莽第四次改制，叠铸工艺才完全取代直流浇铸成为主流。

笔者对王莽之前中级叠铸工艺已发展成熟的看法持保留意见，认为陕西五铢叠铸铜模及夏县师冯五铢陶范包的时代应属西汉晚期，具体地讲，它们的年代应在王莽政权灭亡之后。对铜模的类型划分，除了考虑钱范形制外，还应考虑钱型的变化。关于叠铸五铢钱范的年代，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从叠铸工艺的发展脉络看，郡国五铢时期，初级叠铸尚未发展到中级叠铸阶段，因此，上述五铢叠铸范模绝非郡国时期的遗物。

2.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到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撤销技巧、六厩，西汉政府实行上林三官专铸，考古已经发现上林三官铸钱遗址及大量钱范，并未发现这一时期的五铢叠铸钱范[20]。因此，夏县师冯陶范包的年代也不会是宣帝时期。

3.西汉末年至东汉，已经发现更始二年和建武十七年的五铢叠铸铜模，上述被定为西汉晚期的铜模，五铢钱型更接近更始二年铜模上的五铢钱型。尤其是麟游铜模，“五”字交笔较缓，有的“朱”上笔弯曲，与郡国五铢的特征相差较大。

4.铜模背面的铭文，是西汉晚期的流行语，尤其是新莽及其以后最为流行。麟游范模背后的“万”字写法同“日入大万”锺，都是阳文简化写法[21]。

5.兆伦锺官和好汉庙遗址均发现铸造金属模的陶背范[22]，好汉庙遗址既有铸造货泉金属模的陶面范，也有“更始”铭文的陶背范。党顺民在好汉庙遗址还捡到1件五铢钱叠铸陶母范，范面上只剩下3枚钱型，2枚较清楚，正、背各1枚，钱径2.6、穿径1厘米，与新莽铸钱范同出，也可能是更始时期或以后的遗物[23]。（图五）据此可知，这种叠铸陶范多属王莽第三次改制及其以后的遗物。

图五　西安好汉庙叠铸陶母范

（《新莽钱范》，第156页）

笔者认为，上述陕西及山西发现的叠铸钱范年代，时间范围在建始二年至建武十七年之间。其间虽有更始铸钱，但因其影响力有限，地方铸钱多未采用更始钱范，而是各行其道，造成钱范形制多样的局面。而地方铸钱，受铜材限制较大，因而山西夏县出现了铸造铁钱的情况。

三　五铢钱叠铸遗址的年代和性质

关于铸钱技术的考察，我们既要关注钱范，又要关注铸钱遗址。就整个五铢钱的铸造而言，各地发现的五铢钱铸造遗址，郡国时期有各郡国官方的，也有民间盗铸的。上林三官铸钱时期，官方铸钱遗址均位于都城及附近的上林苑内，其他地区不见。目前发现的五铢钱叠铸遗址有陕西耀县、岐山唐家岭、四川西昌、河南南阳、山西夏县、山东临淄等。

耀县铸钱遗址，发现五铢钱、叠铸五铢钱陶范、铜渣等。五铢陶母范，直径2.6厘米，穿径1厘米。“五”字交笔较缓，“朱”字上折下弯。五铢钱形制与陶母范相同，钱径2.5厘米，穿径1厘米[24]。遗址年代应在西汉末到东汉初。（图六：1，2）

图六　东汉五铢钱和叠铸范模

1. 耀县陶母范　2. 耀县五铢钱　3. 西昌五铢钱　4. 南阳铜模　5. 岐山铜模

岐山唐家岭遗址，发现铜模3件，形制相同，均为椭圆形，上有钱型8枚，正、背各4枚，相间分布。“五”字交笔弯曲，“朱”字上折下弯。钱径2.7厘米，穿径0.9厘米。同出的还有铜渣块，可能是一处铸钱遗址。作者认为，铜模形制与更始范和建武范相似，年代为西汉末至东汉初[25]。（图六：5）

西昌东坪村铸钱遗址，发现炼铜炉、烘范炉等铸钱遗迹，出土了铜矿石、铜渣块、铜锭、五铢铜模各1件，石刀范1件，其他还有陶条形范和饼形范。五铢铜模，椭圆形，三角形榫卯，上有钱型8枚，正、背各4枚，钱型直径2.6厘米，穿径1.1厘米。调查时在遗址内采集到12枚五铢钱，其中有3枚完整，钱径2.5厘米，穿径1厘米。“五”字交笔甚曲，“铢”字的“金”字头呈等腰三角形，下面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这是一处汉代大型冶铜铸币遗址。（图六：3）西昌石嘉公社还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货泉铜模5块，小铜锤2件、铜锭17块。铜模呈圆角长方形，有货泉钱型8枚，正、背各4枚。东坪与石嘉相距仅3公里。东坪村始铸时间上限不晚于王莽时期，主要生产时间在东汉[26]。

南阳宛城铸钱遗址，位于汉宛城西城墙以东，现南阳市皇冠商厦附近。遗址发现红烧土块、木炭屑、铜渣、炉渣、滑石，出土5件五铢铜模、加工过的鹿角以及筒瓦、板瓦、瓦当、罐、瓮碎片。铜模呈折角长方形，有钱型6枚，正、背各3枚。钱径2.6厘米，穿径1厘米。还发现圆筒形陶排水管道和儿童瓮棺葬，是一处东汉时期的铸钱遗址[27]。（图六：4）

临淄刘家寨铸钱遗址，发现叠铸钱树1件，铜块6块，五铢钱百余枚。钱树残存12层，每层6枚铜钱，但仅存1枚较完整的五铢。一个钱枝上有2个横浇道，各带1枚未铸全的五铢钱。出土的五铢钱与钱树上的五铢钱相同，有穿上一横与无记号两种，五铢钱径2.7厘米，作者认为年代为西汉晚期[28]。出土遗物表明，附近应有一处铸钱遗址。（图七：1）

图七　叠铸五铢及陶铸范

1. 临淄刘家寨五铢钱　2. 夏县师冯陶铸范

（《中国钱币》2006年第2期）

夏县师冯村铸钱遗址，2001年清理2座窑址，出土五铢叠铸陶范包，浇铸过的钱范上都有铁液，应是铸铁钱的，窑址被东汉墓叠压。范面上钱型直径分别为2.45厘米、2.5厘米、2.6厘米、2.7厘米，“五”字弯曲较大，“朱”字上折下弯，有的穿上一横。遗址中还出土11枚铁质五铢，但文字不清。同时出土的还有鼎形器、六角承、圆承、轮形构件的陶范。清理者认为是一处私铸、盗铸作坊遗址，最初判断年代为东汉中晚期，后来又改为西汉晚期[29]。（图七：2）

上述遗址多数属东汉时期。对临淄刘家寨和夏县师冯铸钱遗址，报道者虽认为年代是西汉晚期，但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有学者根据五铢钱及钱范上的钱型，把临淄五铢钱叠铸遗物定为郡国时期，夏县师冯五铢钱叠铸窑址定为宣帝前后[30]。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首先，郡国五铢时期，多为直流浇铸范，中级叠铸技术尚未出现，临淄叠铸五铢钱，“五”字交笔弯曲，与郡国时代的特征不符。其次，从夏县师冯和临淄刘家寨钱范及五铢钱实物看，“五”字弯曲较甚，正面穿上有的带一横，有的不带，其特征与西汉宣、元、成时期钱范上的钱型相近，而这一时期，仍为上林三官专铸，铸钱地点在西汉上林苑和汉长安城内，显然，夏县师冯和临淄刘家寨窑址并不属于上林三官铸钱时期。再次，夏县师冯陶铸范制作规整，绝非私铸、盗铸所能为，且夏县所铸为铁钱，亦非国家强盛时期所为。1992年，夏县禹王城曾发现一座烘范窑，窑中所出叠铸陶范，有圆承、六角承范、齿轮范。从其上的“东三”铭文看，是西汉中晚期设在河东郡的铸造作坊，所铸产品为铁器。该报道说，师冯的六角承和圆承套范与禹王城相同，认为师冯陶范年代为东汉早期[31]。禹王城烘范窑的年代定为西汉中晚期没有问题，但对于师冯陶范的年代，与同年《中国钱币》第2期发表的结论并不一致。叠铸工艺在铸造车马器和农具方面应用比较广泛，在汉长安城手工业作坊区就发现大量的叠铸范，这种叠铸有单范产品，如柱形体的圆承、六角承、六角釭、车輨及齿轮、权、镇等，也有双合范产品，如圆环、马衔、带扣等。禹王城铸造技术与汉长安城手工业作坊技术一脉相承，五铢钱正背带郭，也是双面合范，只不过因双面形制不同而更加复杂。中级叠范铸钱可能是在上述双面合范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综合判断，夏县师冯和临淄刘家寨五铢钱叠铸遗存年代很可能属西汉晚期至东汉建武铸钱之前。

西汉晚期到东汉建武十七年，有两个时段铸钱情况不太明确。一是从汉成帝建始二年到王莽居摄二年（7年），其间38年时间；二是从更始二年到建武十七年，其间17年时间。从汉成帝撤销技巧和六厩到新莽始铸钱，只有锺官铸钱，还是其他地方也铸钱？从现在发现的情况看，直到王莽第一次改制依然实行锺官专铸，地方并未铸钱。王莽第一次改制时，社会上有大量的五铢钱流通，虽然推行一刀平五千和契刀五百，但大额钱币并未对货币流通造成太大压力。从第二次改制起，政府禁用五铢钱，只允许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作为流通货币，锺官专铸不能解决流通紧缺的问题，因此采取郡国分铸的政策，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发现的更始钱范均出自西安地区，说明更始政权因时间短暂及控制力有限而未达到其他地区。

黄娟推测，汉成帝时钱币可能已不完全由上林三官铸造[32]。但这一推测，既没有文献证据，也没有考古证据。如果从汉成帝建始二年地方开始铸钱，那么夏县师冯和临淄刘家寨窑址就是地方铸钱的遗存，中级叠铸技术的出现就被提前到建始二年以后，新莽时期出现的中级叠铸技术便有了前奏。现在发现的更始和建武铜模，形制为椭圆形，范面上有8个钱型，榫卯为圆形，是国家统揽铸钱的正版钱范。除以上两种钱范外，其他五铢钱铜模，形制多样，有4或6个钱型，有的钱型上还带有记号，榫卯多为长方形，可能是没有国家统揽铸钱情况下出现的地方铸造遗存。一般而言，国家技术要优于地方技术，尤其是在铸钱方面，是前者影响后者，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师冯和临淄的铸钱遗存可能是新莽政权覆灭以后的遗存，具体时间应在更始至建武十七年之间，而不可能早到新莽之前。

四　东汉铸钱问题

从更始二年到建武十七年，其间17年时间，社会仍在铸钱。从居延汉简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看，仍然延续了新莽时期地方分铸的政策。这种分铸政策是中央提供祖范（直流浇铸）和金属范模（叠铸），地方组织铸造。但所铸何钱，尚有争议。徐承泰认为，铸行的货币主要是货泉钱[33]。白云翔也认为，自新莽灭亡至建武十六年重新铸行五铢钱的17年间，货泉就是当时主要的流通货币。东汉建武十六年重新铸行五铢钱之后，货泉并没有完全退出市场，而是仍然在流通和使用[34]。刘玄“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重启了五铢的铸造。从居延汉简中“设作五铢钱”看，当时也铸造五铢钱。

将军使者大（太）守议，货钱古恶小萃（碎）不为用政，更旧制，设作五铢钱，欲便百姓，钱行未能。一六·一一（乙十四版）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发冢贩卖衣物于都市者。（EPF22·37）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府书曰：奸黠吏民作使宾客私铸作钱薄小，不如法度，及盗发冢公卖衣物于都市，虽知莫谴苛，百姓患苦之。（EPF22·38A）

书到自今以来，独令县官铸作钱，令应法度，禁吏民毋得铸作钱及挟不行钱，辄行法诸贩卖发冢衣物于都市，辄收没入县官，四时言犯者名。（EPF22·39）

不如旧时行钱法渡，自政法罚，令长吏知之，及铸钱所依长吏豪彊者名，有无四时言。（EPF22·41）[35]

上面所举四条简文，显系指同一件事。因有明确的纪年，说明东汉在建武十六年以前是铸造过货币的，而且铸造的是五铢。新莽政权灭亡后，更始政权曾短时恢复五铢，在当时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推测有的地方铸五铢，有的地方铸新莽泉货。在东汉墓葬中经常发现随葬货泉和五铢同处一墓的情况，应是铸币混乱的表现。

文献所载，东汉建武十六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36]。“是岁”指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此年决定恢复五铢钱的铸造。从建武十七年铜模看，东汉政府铸钱始于建武十七年。所谓“始行五铢钱”，指中央统揽铸币，结束以前铸钱混乱的局面，颁布新的五铢钱正版钱范。铸币政策延续了新莽时期中央总辖、地方分铸的政策。但是，目前发现的东汉铸钱遗址较少，有关的情况还知之甚少。

五　结语

以上对叠范铸钱工艺进行了研究，并把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其中汉代占了初级和中级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又被上林三官和新莽时期的直流浇铸分开。至王莽第三次改制时，叠铸技术才再次兴起，并从西汉早期的初级叠铸发展为中级叠铸。关于学术界分歧较大的部分五铢叠铸范和遗址年代、性质的探讨，最终涉及到叠铸工艺的发展阶段问题，尤其是中级叠铸工艺出现的时间问题。有人认为，郡国和上林三官时期已存在中级叠铸工艺，因此才有了王莽中级叠铸工艺的使用。这一观点缺乏考古证据，郡国铸钱时间很短，目前所见多是直流浇铸的钱范。上林三官铸钱遗址中未发现三官铸钱时期的五铢钱叠铸范。汉成帝建始二年撤销技巧和六厩之后，除了更始五铢钱范外，在前、后锺官遗址也未发现五铢钱叠铸范。本文所讨论的五铢钱叠铸范和遗址均发现于西汉都城以外的地区，属于地方铸钱遗存。因此，可以排除王莽改制前存在中级叠铸的可能性。这批五铢钱叠铸范和遗址的年代应在更始至建武十七年铸钱之间，是中央统揽铸钱大权空档时期的地方铸钱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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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姜宝莲，秦建明.汉锺官铸钱遗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87-193.

[2]杨君，周卫荣.汉代叠范铸钱发展历程考索[J].中国钱币，2006(2)；周卫荣，孟祥伟，李君，陈旭.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105-156.

[3]黄娟.考古发现的铜质钱范与战国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演变[J].考古，2018(5).

[4]徐龙国.王莽时期铸钱研究[J].考古，2022(12).

[5]本文所用铸钱术语，参考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206-212.

[6]杨君.更始五铢考辨[J].中国钱币，2022(5).

[7]陕西省钱币学会.秦汉钱范[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262.

[8][32]黄娟.考古发现的铜质钱范与战国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演变[J].考古，2018(5).

[9]陕西省钱币学会.秦汉钱范[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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