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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光庆（1944-），男，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历史词汇学、中国诠释学。 ［摘要］《易传》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站在人文文化的高度，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转化，共同建构起了一种新“易道”，而这种“易道”又代表了轴心时期形成的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然而，作为诠释性著作，《易传》是如何开拓中国卜筮之书《易经》哲学化道路的呢？要想更好地回答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最好是首先集中深入探讨《易传》共同创立的《易经》诠释方法论。因为，正是《易传》共同创立之诠释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建构起全新的《易经》文本观念，创立起卦爻象哲学化、卦爻辞哲学化的诠释方法，开拓出了中国卜筮之书《易经》哲学化的全新道路。 ［关键词］《易传》；哲学化；诠释方法论 引 言 根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基于当时原始宗教的信仰，周代太卜掌握着三种卜筮的方法，相应地就有三种书籍，号称“三易”，一曰《连山》，一曰《归臧》，一曰《周易》[1](P25)。但是，自西汉以后，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学人通常所说的《周易》，则是包括《易经》与《易传》两部分。概而言之，《易经》就是西周时代《周易》的“经”化，实际上是形成于西周早期的卜筮之书；《易传》是形成于战国后期至汉代初期的诠释《易经》的著作，二者在时间上相距七百多年。而当代学者高度重视的则是，《易传》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站在人文文化的高度，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转化，共同建构起了一种新“易道”，而这种“易道”又代表了轴心时期形成的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正因为如此，作为诠释《易经》的著作，《易传》也就逐渐获得了公认的“经”的地位，得以与《易经》并列，共同组成新的《周易》，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经典——“五经”之首，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主要源头之一。 然而，《易传》毕竟只是诠释《易经》的著作，而且包括着《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种十篇，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内容和体例也很不相同，它们何以就能于战国时代后期，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站在人文文化的高度，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转化，共同建构起了一种“易道”呢？或者说，作为《易经》的诠释著作，《易传》是如何开拓中国卜筮之书《易经》的哲学化道路的呢？这一问题理所当然地也受到了当代学者的高度重视。为此，就我们所见，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中，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哲学史》中，金景芳先生在《学易四种》中，黄沛荣先生在《易学乾坤》中，余敦康先生在《易学今昔》中，王博先生在《易传通论》中，杨庆中先生在《周易经传研究》中，都先后作了拓展性的研究。可是，这一问题既重要，又复杂，还很艰深，难免如《系辞传》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因而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我们深受学者们先前研究的启发，并且进而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想更好地回答《易传》是如何开拓中国卜筮之书《易经》哲学化道路的问题，最好是首先集中深入探讨《易传》共同创立的《易经》诠释方法论，因为从根本上说，正是《易传》共同创立之诠释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开拓出了中国卜筮之书《易经》哲学化的全新道路。 一、建构关于《易经》之新的文本观念 研究表明，西周时代的原始宗教，引导中华先民信仰天神、地示、人鬼，以祭祀的方式或卜筮的方式窥探天神、地示、人鬼对于某人某事的意向，预测某人某事的吉凶，从而引为行动的指南，是西周时代中华先民行事的基本准则。而当时的《周易》亦即后来的《易经》，就是这样的卜筮之书，它很可能形成于西周时代的卜史之手，是一部在原有基础上经过加工编辑而成的作品。作为一部卜筮之书，《易经》有其独特的结构方式。首先，它的构成单位是卦，全书包括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卦名，都由分为阴阳的六爻组成。其次，它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象，包括卦象和爻象；都有辞，包括卦辞和爻辞。卦辞系在卦象之后，爻辞系在爻象之后，作为对卦爻象的解释与说明。再次，它的卦象和爻象既是人设的预测吉凶的符号，又是由操作蓍草通过数学运算而确定的。《易经》的这种独特的结构方式，表明其卜筮活动中包含着中华先民的某些理性思考。《易传》所要诠释的，就是这样一部个性鲜明的卜筮之书。 而论及《易传》，首先必须明了，它虽然包括着七种十篇，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内容和体例也并不相同，但是，其七种著作却能相互关联，相互分工，相互补充，具有特定的协同性和整体性。大致说来，《彖传》是逐卦解释其卦名、卦象与卦辞，《象传》是逐卦解释其卦象、卦名、爻象和爻辞，《系辞传》是通论全书渊源与基本原理，《文言传》只限于解说乾坤两卦之大义，《说卦传》主要论述八卦的意义，《序卦传》陈述六十四卦序次的理据，《杂卦传》则将六十四卦两两对举，论列其意蕴。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结构都具有特定协同性和整体性的《易传》，其作者大都为文化精英，呼吸新的时代精神，感受新的时代需要。在重新审视《易经》的过程中，发现其特性中以前未为人们所知的要素，共同建构起了关于《易经》的全新的文本观念。而《易传》对于《易经》的诠释，正是从其新的文本观念出发的，《易传》创立新的诠释方法论，也同样是从其新的文本观念出发的。因此，《易传》关于《易经》的文本观念，早已成为了《易传》诠释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想更好地探讨《易传》对于《易经》的诠释方法论，首先就应该研究《易传》关于《易经》之新的文本观念。 而根据我们的考察，《易传》突破传统的卜筮视域以重新审视《易经》，由此共同建构起来的关于《易经》的全新的文本观念，既贯通于各篇的诠释实践，同时，又主要是由其通论全书大义之著作《系辞传》表述的，其基本内涵十分丰富，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易经》的最初来源。《系辞传》对此有了开拓性的发掘：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照《系辞传》的追叙：1.是包牺氏（伏羲氏）首创了八卦，后世则又有不断的发展。2.包牺氏（伏羲氏）首创八卦，又是基于仰观天象、俯察地貌、细看鸟兽的纹理、考究大地的内蕴，也就是基于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细致考察。3.包牺氏（伏羲氏）首创八卦，主要是运用了比拟与象征的手法，亦即运用卦象和爻象，比拟天下各种复杂的事物，象征天下各种奇妙的运动，从而借此引导人们观照其融会变通。4.在此基础上，包牺氏（伏羲氏）还进而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分析，及各种规律的会通归纳，并且由此判断吉凶、启示方向、指导人们的实践。这就是《易经》的主要来源，也是八卦能够“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根本原因。而在我们看来，《易传》在论述《易经》的最初来源时，突破无数的传说，径直强调其创造者对外部世界进行细致的考察分析、对事物演变规律进行理性的会通归纳，是有其依据的，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为它对《易经》的诠释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关于《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传》对此有了很深入的探究：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按照《系辞传》的探究成果：1.在《易经》里，八卦的卦象确立以后，全部六十四卦的卦象和爻象也都包含在其中了，阴阳爻的错综排列、卦象爻象的种种变化也就表现在其中了。2.阴爻和阳爻是确立《易》卦的根本，它们的变化流通，反映了人间顺合时宜的道理。了解吉凶的原因，贵在懂得阴爻阳爻的运作是否得宜；了解天地规律，贵在观照阴爻阳爻的变化是否合时。3.阴与阳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也是易道的核心内容，衍生万物是易道的美德，成就万物是易道的本性，不断使万物变易新生是易道的基本特征。4.易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可是一旦揲动蓍卦使阴阳相感，则又立可伸展开张而广知天下之事。因此，易道深广能够洞察天地万物之情理，易道幽微能够成就天下大小事物，易道神异能够安静无为而使得天下大治。5.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易经》蕴含有四个方面的圣人之道，用《易》指导言论的人尊崇它的卦爻辞，用《易》指导行动的人尊崇它的卦爻变化，用《易》指导制器的人尊崇它的卦爻取象，用《易》问卜决疑的人尊崇它的卦爻占断。而在我们看来，《易传》在论述《易经》的基本原理时，强调阴爻和阳爻是确立《易》卦的根本，强调阴爻和阳爻的变化流通反映了人间顺合时宜的道理，颇有辩证意识，在那上古时代，是很能启人神思的。 第三，关于《易经》的主要功能。《系辞传》对此有了很全面的总结：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之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 按照《系辞传》的系统性总结：1.因为《易》的创造是取法天地的，所以掌握了易道就能普遍洞悉天下的道理，就能知晓所有隐蔽神秘的事情，就能推演事物的本始而反求事物的结局，就能把握关于死生的规律。2.观察卦爻之象和卦爻之辞可以明了吉凶，推演阴阳的变化可以明了事物的变化，所以君子闲静时，往往观察卦爻之象而揣摩卦爻之辞，将要行动时，必定观察卦爻象的变化而玩味卦爻辞的判断。3.《易经》论证与表达的方式极为出色，既能运用恰当的概念辨析事物，又能运用准确的言辞判断事理，直接论及的事物虽然有限，而喻指的事类却又无限，旨意深远，文辞讲究，所论之事看似直白，而其意蕴却又非常深奥。4.概而言之，《易经》能够沟通物情而成就事功，并且包罗着天下所有的道理。因此，应该学习圣人灵活地运用易道，了解天下的物情，成就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难；应该学习圣人真诚地运用易道，洁净心灵，安静形体，淡定地预测将来的事态，积累以往的经验，引导百姓并与之共忧同乐。5.总而言之，《易经》所包含的道理，广大周备，其中有天的运行法则，有人的发展规律，有地的深厚奥秘。因此，《易经》必然成为社会精英与广大民众的行动指南。而在我们看来，《易传》在论述《易经》的主要功能时，强调《易》的创造是取法天地运行的，强调灵活地运用易道，发掘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了解天下的物情、成就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难，虽然有些夸张，实际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易传》就是这样，发掘了《易经》的最初来源，分析了《易经》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易经》的主要功能，还点明了《易经》的表达方式，以《系辞传》为代表，《易传》也就突破了传统的卜筮视域，在相互协作中共同建构起了关于《易经》之全新的文本观念。这一全新的文本观念，融入了时代精神，焕发着时代特征，既形成于对《易经》的重新审视，彰显出了《易经》的本来面貌；又开启了对《易经》的进一步反思，拓展了对于易道的哲学化道路。这样的文本观念，是突破性的、创造性的，是正确的、深刻的，所以能够成为《易传》创立的诠释方法论的正确出发点和有机构成部分。尽管如此，《系辞传》却又严肃地指出：虽然早已就有能够沟通物情而成就事功，并且包罗着天下所有的道理的《易经》在那里，但是，在现实社会里，对于“易道”，却又往往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对于《易经》经典，需要创立正确的诠释方法论，需要遵循正确的诠释方法论进行深入的诠释。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易传》作者自觉担当的使命！ 二、创立卦爻象哲学化的诠释方法 在本来的意义上，作为原始宗教的经典，《易经》主要是由卦爻象、卦爻辞等基本要素组成的，其本质特征之一在于卦爻象，这在世界古代各国的原始宗教里，都是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为了更好地诠释《易经》的哲学大义，《易传》首先必须面对其寓意复杂、运作多变的卦爻象，因而首先也就创立了卦爻象哲学化的诠释方法。 《易经》的“卦爻象”，包括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卦象和每一卦的三种或六种爻象，他们都是由“—”与“- -”两种最基本的符号重叠构成的。这两种最基本的符号，本来是由筮数转译的，但是，由于其书写形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对立情形，因而包含了筮数本已具有的吉凶含义。然而，《系辞传》对于“卦爻象”有一种全新的解释：“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按照这种解释，“象”的实质就是“像”，就是以卦爻象比拟事物的形态，象征事物的内蕴；卦爻象乃是对于天下万事万物概括而巧妙的反映。如此一来，“卦爻象”也就成为了认知事物形态、反映事物变化、描写世界特性，故而具有深厚哲学意蕴的符号组合。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易传》创立起了几种促使卦爻象哲学化的具体诠释方法： (一)发掘筮数与卦爻象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 本来，《易经》是“揲蓍成卦”的，也就是在卜筮的过程中，通过计数蓍草变化的数目来确定卦象，然后又通过对卦象的分析推演以预测吉凶。而《易传》则强调：“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系辞传》）。也就是说：对于“揲蓍成卦”的过程与规律，要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观察、深入地玩味，从而能够“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亦即认知天下万物之象、判定天地万物之理。于是，《易经》原本是通过筮数的变化确定卦象并判定吉凶的过程，原本是筮数与卦象之间的计数确定关系，在《易传》眼里，便升华为通过考察过去事物变化的规律来推断事物发展之未来的过程，筮数与卦象之间因而也就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关系。在这一新的意义上，他们认定：“极数知来之谓占。”（《系辞传》）正是以此为理论根据，《易传》的作者们共同建构起发掘筮数与卦爻象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的诠释方法。请看《系辞传》中最为典型的一例：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本来，【乾】卦六爻所包含的蓍草有二百一十六，【坤】卦六爻所包含的蓍草有一百四十四，总数为三百六十根，这是筮数与卦象之间的计数确定关系；可是《系辞传》将其解释为乃“当期之日（相当于一年的日数）”，于是，这三百六十根的总数，就能反映出天地之间寒暑更迭、万物荣枯、一年一循环的规律，因而富有哲学意味。本来，《易经》上下篇六十四卦总共包含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根蓍草，也是其筮数与卦象之间的计数确定关系；可是《系辞传》解释说此乃“当万物之数（相当于宇宙万物的数目）”，于是，它们就演变为反映出寰宇之内万物的大致种类与相互关联，因而更加富有哲学意味。本来，按照《易经》的操作规则，四营而成爻、十八变而成卦，仍然是其筮数与卦象之间的计数确定关系。可是，《系辞传》进而指出，八卦是成就事物的基础，再将其引申扩展，触类旁通，那么全天下所能取象之事物都包罗其中了。于是，《易经》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变得具有天地全图或宇宙图式的功能，因而富有无限的哲学意味。就是通过这样的诠释，《易传》的作者们就在发掘筮数与卦爻象逻辑关联的过程中，很自然地阐发出了极其丰富的哲学义理。 (二)发掘内外卦象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 按照传统《易》学的看法，《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分别是由八卦按照一定规则与逻辑两两重叠而成的，因而传统《易》学就有“伏羲画卦”“文王重卦”之说。《易传》对此高度关注，重新审视，不仅在理论上予以新的发掘，而且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尽可能联系实际以彰显两卦重叠的逻辑关联，从中阐发出哲学义理。为此，《说卦传》郑重指出：“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是告知人们：宇宙中有天道、地道、人道，每道分成两类（阴阳、柔刚、仁义）；《易经》取象之，故而把象征三道的三画重叠起来，并使六画亦即六个不同的爻位分别形成各卦，以表现天文、地文、人文亦即宇宙各类现象及其演变规律。《系辞传》特别强调：“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这是提醒人们：六十四卦的卦象，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象，还有它们象征的事事物物及其演变规律，都蕴藏在这重叠的规则与逻辑之中。而《象传》，则进而以此为理论依据，将重叠而成的六画卦分为内、外两卦，然后大力发掘内外卦象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据此以阐发哲学义理。例如： 天行，健（乾）。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其所解释的【乾】卦卦象而言，其内外卦皆为乾，乾既为天又为健；所以《象传》就发掘此卦内外卦象的逻辑关联，并据此解释为“天行，（则）健（乾）”。然而，《象传》还未就此止步，而是由其卦象卦名引出人事，在此基础上阐发出哲学义理：“君子以自强不息。”它所强调的乃是：根据【乾】卦的启示，君子应该领悟天道，取法天道，不断地修身治国，永远的自强不息。《象传》阐发的这一哲学义理引发共识，影响深远，被中国古代许多文化精英引为修身治国的格言，并逐渐升华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又如：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就其所解释的【谦】卦卦象而言，其内卦为艮，象山，其外卦为坤，表示大地。所以《象传》就依此解释为“地中有山”。山体本来是高高的，现在却处于地下，岂不就显示出了谦而能下的样子吗？所以其卦名为“谦”。这就是《象传》发掘出来的此卦内外卦象的逻辑关联，并据此对其卦名做出了人文解释。然而，《象传》还要继续前行，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伦理哲学义理：“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它所强调的乃是，根据【谦】卦的启示，君子应该培育谦虚的德性，平等地看待事事物物，减其有余以补其不足，衡量事物多寡而公平施予，并由此出发建构社会的公平。应该说，这里所表达出来的，乃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永恒希望，所以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三)融入相应哲学观念以阐发哲学义理 我们已经知道，《易传》的作者们努力地发掘筮数与卦爻象之间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努力发掘内外卦象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我们更加必须知道，面对《易经》这样的象数，《易传》的作者们还在此基础上，尽力分析其运作规律，发掘其解释空间，巧妙地融入战国时代兴起的格外富有活力的哲学观念，尤其是时的观念、阴阳刚柔观念、天道人道观念，从而在标注性诠释中实现其哲学转化，建构起新的“易道”。 第一，融入时的观念。名词“时”，本义为季节，逐渐引申为时势、时宜，有时还特指人生的某种特定处境。春秋战国时代，哲人学者对“时”有着深入的探讨和普遍的强调。《老子》第八章就曾倡导：“事善能，动善时”；郭店楚简更以《穷达以时》名篇，指出“穷达以时，幽明不再”。而《易传》则将这种时的观念予以发展，融入对卦爻象的诠释之中[2](P231-232)。譬如，《彖传》在诠释艮卦之卦名、卦象时就指明：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本来，艮为卦名，其卦象为山，将其解释为止息是符合《易经》原意的。但是《彖传》却又不失时机地融入新型的时的观念，从中阐发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的人生哲理，将其象数哲学化，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又如，《彖传》在诠释益卦之卦名、卦象时指明： 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本来，益为卦名，其卦象为上{乾}损去一阳而下{坤}受益一阳，将其解释为损上益下是符合《易经》原意的；进而说到“民悦无疆”，则已经是有所发挥。但是《彖传》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融入时的观念，从而阐发出“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深刻哲理，不仅将其象数哲学化，而且使“益”之道更为深刻圆满，从理论上给人以更大的启发，从实践中给人以切实的指导。 第二，融入阴阳刚柔观念。名词“阳”，本指山南水北向着日光的一面；名词“阴”，本指山北水南背着日光的一面。西周末期，文化精英史官伯阳父便别开生面地以阴阳二气解释地震成因，论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到了战国中期，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更是提出：“凡论必以阴阳（之）大义”，并初步建构起涵盖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的阴阳学说。[3](P12-15)在此基础上，《系辞传》进而申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在强调：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阴阳两面，阴阳相互配合便有了刚柔之体及其演变，这便构成了易道；而衍生万物是易道的美德，成就万物是易道的本性，所以阴阳化育之功深不可测。基于这一新的理论，《易传》便将阴阳刚柔观念融入对于《易经》卦爻象的诠释之中，从而阐发出丰富的哲学大义。例如：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泰·彖传》） 否，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否·彖传》） 就泰卦而言，其卦名“泰”是通畅之意，其卦象是下乾表日气上腾、上坤（川）表川水下注，因而象征天地通泰。就否卦而言，其卦名“否”是闭塞之意，其卦象是上乾表乾阳上蒸、下坤表坤阴内敛，因而象征天地隔塞。《彖传》在进行诠释时，融入了阴阳刚柔观念，将其引领到社会领域，使之或为“内阳而外阴”“内柔而外刚”“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或为“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这样一来，不仅较为有力地解释出泰之为泰、否之为否的深层原因，而且较为顺畅地说明了社会结构必须“内君子而外小人”而不能“内小人而外君子”的深层道理，从而使泰卦、否卦卦辞焕发出哲学、社会学的深远意义。 第三，融入天道人道观念。在上古时期，中国学问的最高境界，是“究天人之际”，亦即探讨天与人的互动关系。或曰“天人合一”，或曰“天人相分”，或曰“天人相胜”，许多哲人学者都在探索，都在争论，都在建构自己特色鲜明的“天人之论”。而《易传》则选取、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成果，进而倡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系辞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章”（《说卦传》）。结合实际而运用这样的观念，《易传》努力把象数解释为一套由阴阳规律所支配而象征着天道人道变化的符号系统，以推天道而明人事，并且将其融入对于卦爻象的诠释之中[4](P13-15)，从而实现其哲学化的改造。且以《彖传》为例： 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大观在上，顺而巽。……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 革，水火相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通观以上诸例可以看到：第一，它的诠释，都是对卦名、卦象的诠释，既从这里出发，又从这里引申，阐发出深厚的义理。第二，它的诠释，都是以“天人相通”“天人相感”理论为依据，由天道说到人道，突出二者之间的通感关系，并将重心落实到人道。第三，它建构起了“天施地生”的宇宙观，强调天与地的结合是万物产生的总体原因，这就确立了天地作为万物本原的地位。而且，天的角色是主动施与，地的角色是产生万物，地的产生万物离不开天的主动施与。第四，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它建构起了人道本于天道、推天道以明人道、圣人以神道设教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天地以顺动，圣人也就必须以顺动；天之神道致使四时不忒，圣人也就应该以神道设教而致使天下服。如此一来，《易经》就滋生出了政治哲学的意味。这里应该顺便论及的是，一些现代学人总以为“神道设教”是利用神鬼祸福的迷信说教对人进行精神统治，其实是失诸偏颇的。按照《彖传》本来的语意，“以神道设教”，就是倡导以天道设教，亦即借鉴天地运行规律以设置顺天应人的道德教化，其中有着颇多的合理要素。第五，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它还初步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革命”的理论：“革命”就是顺应时宜不断变革以消除旧命。天地是不断革命的，所以能够四时更替、有序运行，万物因此也能应时滋生发展；商汤周武是起而革命了的，所以顺从了天道，应合了人心，取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成就。因此，“革命”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这种“革命”理论，这才是易道的核心！ 就是这样，《易传》作者基于自己感受时代需要而形成的指导思想，在诠释《易经》卦爻象的实际过程中，努力发掘筮数与卦爻象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努力发掘内外卦象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努力拓展其解释空间以融入时的观念、阴阳刚柔观念、天道人道观念，以阐发哲学义理，创立起卦爻象哲学化的诠释方法，从而以传解经，牵经合传，使得原始宗教的卜筮活动与规则理性化、哲学化，从而在标注性诠释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建构起了颇能适应时代需要的全新“易道”。 三、创立卦爻辞哲学化的诠释方法 “《易》本为卜筮而作”（《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但是，在商周之际，中华先民在发明卜筮时，最初只有八卦，稍后重为六十四卦，卜筮者按照卦爻的形象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而那些记叙占问何事和判断何种吉凶的辞句，即为筮辞。后来，文化精英为使卜筮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将那些本为原始记录的筮辞收集起来，进行加工、整理、编辑，使之对应化、系统化，使之具有更多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且作为卜筮的依据和对卦象、爻象的解释，这就成为了卦辞和爻辞，统称卦爻辞。根据李镜池先生的研究：从卦爻辞的内容上来看，《易经》中的许多卦都有一个中心思想，而整部《易经》则广泛记录了西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包括行旅、战争、享祀、饮食、渔猎、畜牧、农耕、居处，以及家庭生活、妇女孕育、疾病、刑赏讼狱，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周人由渔猎经济向畜牧经济、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转型。[5](P33-34)而且，分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易经》的卦爻辞里，还别具匠心地凝聚着一些故事、诗歌、格言、警句、谚语，既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蕴含着深刻而生动的人生哲理。①所以，与卦爻象相比，卦爻辞也就更多地突显出《易经》的本质特征，更加有力地成为《易经》的主体部分，同时也潜藏着更大的诠释空间。正是因为如此，《易传》作者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创立起了几种促使卦爻辞实现哲学化的具体诠释方法。 (一)发掘卦爻象与卦爻辞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 本来，筮辞是记叙占问何事和判断何种吉凶的词句，但是，在后来加工、整理、编篡并使之系统化而成为卦爻辞的过程中，编辑者特别注重想方设法使卦爻辞明白地揭示卦爻象所判断的吉凶，想方设法使卦爻辞合理地解释卦爻象对于吉凶判断的理据，从而加强卦爻辞、卦爻象乃至整个《易经》的说服力。这就是《系辞传》指出的：“《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这样一来，与那些作为原始记录的筮辞相比较，加工整理之后的卦爻辞，不仅必然更多地要讲出吉凶之“意”与“理”，而且必然更多地要显示出它与卦爻象的逻辑关联。这就是《系辞传》论断的：“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只有如此，卦爻辞才能更加明白地揭示卦爻象所判断的吉凶，才能更加合理地解释卦爻象对于吉凶判断的理据，才能更加增强自己乃至整个《易经》的说服力。于是，在《易经》中，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逻辑关联，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十分引入注目，卜筮者要高度地关注它，诠释者更要高度地关注它，确如《系辞传》指明的：“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易传》作者便努力发掘卦爻象与卦爻辞的逻辑关联，据此以阐发哲学义理。例如《彖传》对于【明夷】卦卦辞“利艰贞”的诠释： 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为了更深入地诠释好卦辞，《彖传》首先根据卦象来解释卦名。因为其卦象是离下坤上，而离为火为日，坤为地，所以便说“明入地中，明夷”。以此为基础，《彖传》就顺势发掘卦爻象与卦爻辞的逻辑关联。因为经过发掘，离有文明之德而坤有柔顺之德，离居内卦而坤居外卦，所以便依据这一逻辑关联而解释说“内文明而外柔顺”。这既是“利艰贞”亦即利于在艰难之中收敛美德智慧以守住正义底线的理据，也是蒙大难时君子应有的行为方式，周文王就是范例。通过《彖传》如此发掘、如此诠释，君子在艰难之中收敛美德智慧以守住正义底线的伦理大义与行为方式，就有力地彰显出来而成为世人的榜样。还有，遭遇内难而能坚定意志的箕子也是这样的范例，同样可以说明问题。又如《彖传》对于【渐】卦卦辞“女归吉，利贞”的诠释： 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卦辞只说“女归吉，利贞”，意谓女子出嫁吉祥，卜问有利。可是《彖传》却大加发挥，说是“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意谓女子出嫁吉祥，循序渐进，便可得到适宜的居所，如此前往则能建立事功；遵循正道前进，便能善正国人之心，便能立足于刚健中正之道。《彖传》所阐发的义理当然是正确而又深刻的，可是其诠释根据何在呢？如果诠释根据不足又何以使人信服呢？似乎料到人们有这样的疑问，《彖传》作者最后道出了诠释根据：“止而巽，动不穷也。”原来，【渐】卦的卦象是：内卦为艮，亦即止，谓静而不躁；外卦为巽，亦即逊，谓谦敬和顺；内心安静不躁而外表谦敬和顺，那么其行动自然也就永远不会受困，自然也就能建立事功。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彖传》前面所作的解释，根据就在于它发掘出来的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的逻辑关联，所以完全是可信的。 (二)发掘语词意义与新型课题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哲学义理 辞者，是主要表示判断的言语。卦爻辞就是系连在卦爻后面而对卦象和爻象进行解释、表述判断的言语，它理所当然地是由语词组合而成的，亦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司部》所谓“积词而为辞”。而诠释卦爻辞，自然也就必须从诠释其语词做起，这也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的优良传统。然而，词汇学理论却又告诉我们：汉语中的每一个语词，往往都具有一系列词义，它的每一个词义亦即义位，使用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往往又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与风格，形成不同的义位变体。这就意味着，解释使用状态中的同一个语词的同一个词义亦即义位，必须从其所在的语境出发，必须联系所在语境以解释词义亦即义位。只有如此，其解释才可能是准确的、圆满的、生动的。这也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的优良传统。卦爻辞的语词意义当然也不例外。它们本来都是在卜筮活动中运用的，其原有语境就是卜筮活动，要想解释好其语词意义，就必须从其所在的卜筮语境出发，必须联系所在的卜筮语境进行解释。对于这一道理，《易传》作者本来是有其深刻体会的。可是，他们是在战国时代的社会环境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有着他们自己的文化观念、知识结构和社会担当。为了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为了阐发更多的义理，他们在诠释卦爻辞的过程中，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引来宇宙课题、社会课题、人生课题等新型课题，使那些卦爻辞超出原来的卜筮语境，而与宇宙课题、社会课题、人生课题等新型课题发生关联。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诠释卦爻辞语词意义的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转换其语境，实际上更多的是从新型课题之语境出发，联系新型课题之语境以进行诠释。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还由此出发，大力发掘卦爻辞语词意义与宇宙课题、社会课题、人生课题等新型课题之间的新型逻辑关联，并紧扣这些新型逻辑关联以阐发其哲学义理，以增强其诠释的说服力。例如《文言传》对《易经》【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诠释：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本来，卦辞“元亨，利贞”是处于卜筮语境的，意谓“大通顺，占问有利”。但是《文言传》作者在诠释中却首先引进人生课题，使卦辞超出原来的卜筮语境，而与人生课题这一新型课题发生关联，从而进入人生课题之语境中。然后，他们又从新的人生课题之语境出发，对卦辞“元亨，利贞”进行新的诠释，故而强调：元是众善之首，亨是美的会合，利是义的体现，贞是治事的根本。十分明显，通过这样一番诠释，“元亨，利贞”在新的人生课题语境中，焕发出了深厚的伦理哲学意味。然而，《文言传》作者并不满足这一成绩，而是继续前进，又致力于发掘其卦辞语词新义与人生课题之间的逻辑关联，终于由此阐发出更新的哲学大义：“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试从语义逻辑上看，“元”既是众善之首，可不又是体仁足以长人吗？“亨”既是美的会合，可不又是嘉会足以合礼吗？“利”既是义的体现，可不又是利物足以和义吗？“贞”既是治事的根本，可不又是贞固足以干事吗？如此富有逻辑性的阐发，自然能顺利地将儒家的人生观理论推向新的境界。特别有味的是到了最后，《文言传》作者还不忘回应一句“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使得全部诠释都能切题，都显得逻辑顺畅，并且由此而更加圆满。又如《系辞传》对《易经》【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诠释：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仔细体察就能知道，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虽然本在卜筮语境之中，语言也很朴实，但却蕴含着使人警惕的哲理。因为它倡言的是，必须时时忧虑良好的机遇有可能转瞬即逝。而《系辞传》则以孔子的名义，进而又使这一爻辞进入社会课题之语境，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从中发掘卦爻辞语词意义与新型课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以阐发其政治哲学义理，引导人们认识到：危难是由于安逸其位而放松警惕，灭亡是由于保守现状而忘记忧惧，祸乱是由于自恃整治而不知戒惕。那么，依据这里的逻辑进行推理，结论自然是：君子居安而思危，已存而忧亡，方治而虑乱，便能够使自身安全并保有国家。显然，它所阐发出来的这一哲学义理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三)融入相应哲学观念以阐发哲学义理 本文已经论述过，面对《易经》复杂的卦爻象，《易传》总是尽力分析其运作规律，发掘其解释空间，巧妙地融入那个时代兴起的相应哲学观念，从而在标注性诠释中实现其哲学转化，建构起新的“易道”。在此基础上，我们更要论述，面对《易经》美妙的卦爻辞，《易传》更是分析其语词意义，解析其结构规律，发掘其解释空间，巧妙地融入当时特具活力的时的观念、阴阳刚柔观念、天道人道观念，从而在发挥性诠释中实现其哲学转化，建构起新的“易道”。然而，由于有了前文的基础，而且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以所融入的时的观念、阴阳刚柔观念、天道人道观念为纲而一一分开论述，而是径直就分析其典型例证以作综合的说明。首先请看《彖传》对《易经》【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诠释。而我们之所以首先就选取这一例证，是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文言传》对这段卦辞的诠释，现在再来分析《彖传》对这段卦辞的诠释，就便于将二者对照、比较，从而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如果说，《文言传》作者在诠释这段卦辞时，首先是引进了人生课题，使卦辞超出原来的卜筮语境，而与人生课题这一新型课题发生关联，从而进入人生课题之语境；那么，《彖传》作者在诠释这段卦辞时，则首先是引进了新的宇宙课题，融入了新的天道观念，使卦辞超出原来的卜筮语境，而与宇宙课题这一新型课题发生关联，从而进入了宇宙课题之语境。他们起笔即强调：乾元之气太美妙了，它使万物得以萌生，并且统领主宰大自然的运作过程。从诠释的角度看，他们这是从宇宙课题之语境出发，融入天道观念以诠释“乾、元”二词，从中阐发哲学大义；从文章的角度看，这一段诠释话语简直就像是一篇《天道论》之恢宏有力的发端。你看，他们接着又申论：云雨以时兴降，各种物类在大气的流动中成长；太阳终而复始地运行，宇宙上下四方之位于是确立。由乾元之气促成的天道规律性运动变化，使得万物成就本性、各得其所、安宁祥和。在他们的进一步诠释中，乾即是天，天即是万物之始，万物都赖天道才得到形体和性命。这就像是那篇《天道论》的中心思想，其实也是他们为中国古代哲学贡献出来的天道理论，而《易经》【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更是由此而顺畅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化。 接下来，请看《系辞传》对《易经》【同人】卦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啕而后笑”的一番诠释：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本来，《易经》【同人】卦的主旨，就是依据社会经验讲述集合众人以从事的重要性。而其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啕而后笑”，虽是卜筮中判断吉凶之语，却也蕴含着集合众人以从事终将能够成功的哲理。然而，《系辞传》却不满足于这些已经显露的哲理，而是以孔子的名义，极力由探寻其应该交待而尚未交待的理据入手，发掘其诠释空间，融入儒家人道观念，终于阐发出一番更为深厚的哲学义理：君子处事之道，无论行动还是静处，无论沉默还是议论，只要是与众人同心同德，便能无坚不摧，锐不可当；而那沟通众人心灵的言语，就像花儿一样芬芳！在此，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系辞传》此处阐发出来的这些哲学义理，早已为中华先民所认同、所实践、所不断发展，早已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形式成为汉语中广泛流传的成语，早已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最后请看《系辞传》对《易经》【解】卦上六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的一种别样风格的诠释：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细察【解】卦上六爻辞的本来意思，不过是记述了一件公侯射获城墙上的一只猛禽的事情，用以隐喻晦事解去，从而表示结局“无不利”。但是，《系辞传》作者却又促使这段爻辞超出原来的卜筮语境，而与人生课题发生密切关联，从而进入人生课题之语境，然后又悄然融入儒家人道观念，从而能够以“器”隐喻人的修养德能，并在诠释过程中依其逻辑自然地引出“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隐含修养德能，等待时机行动）”的人生准则。这一凝聚着丰富人生经验因而影响深远的人生准则，既是《系辞传》作者从这段爻辞里阐发出来的哲学大义，也是他们对于不断丰富儒家人道理论的一项贡献，而这段爻辞也就由此而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化。 探究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易传》的作者们，作为在战国后期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本着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知识结构，本着自己的社会担当与文化使命，在诠释卦爻象、卦爻辞的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引来并融入宇宙课题、社会课题、人生课题等新型课题，在相互协作中共同建构起了关于《易经》之全新的文本观念，创立起几种促使卦爻象哲学化的诠释方法，创立起几种促使卦爻辞哲学化的诠释方法，大胆而又切实地从事诠释实践，终于开拓出了中国卜筮之书——《易经》哲学化的全新道路，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的全新“易道”。而《易传》所建构起来的“易道”，运用《系辞传》的话来说就是：“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按照当代学者余敦康先生的研究结论就是：《易传》建构起来的“易道”，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完整结构，既包含着统贯天人的整体思维模式，又贯穿着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价值理想，还显示出立足于和谐的操作系统，因而得以“全面地代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6\](P10-35)而从本文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在诠释中建构起来的“易道”，其实也正是《易传》作者创立并运用卦爻象哲学化的诠释方法，创立并运用卦爻辞哲学化的诠释方法，深入诠释《易经》的主要效应，它对于中国卜筮之书的哲学化道路，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说明。 注释 ①关于《易经》中的诗歌，笔者曾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试论周易中的歌诗》一文，读者可以参看。 参考文献 [1] 王博.易传通论\[M\].北京：中国书店，2003. [2] 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李镜池.周易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1978. [6] 余敦康.易学今昔\[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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