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洪禹， 约克大学政治学硕士
转自：哲学基础（ID: zhexuejichu）
本人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都说过了，中国古代家国不分，政治权力和家长权力是合体状态，是一体两面，两个权力既能统治下位者，也能教育下位者。皇帝是社会的家长，可以对社会上每个人进行私德上的教育，同时也是统治者，也有维护安全和秩序的职责；家长是家族中的皇帝，不仅能在私德上对晚辈进行教育，同时也能对晚辈的身体和财产进行惩罚，甚至可以生杀予夺。这两个权力都彼此在渗透原本应该属于对方管辖的领域。
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及格条件，就是国和家相互分离，公私相互分离，以及政府的公共权力要保护私人领域；政府的公权力不能对人的私德进行教育，同时家长的权力应该主要局限于教育之内，不能对子女的生命权、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强行剥夺；同时，如果家长掌握政府的公权力的话，也不能为子女谋利。
而之前很多文章都说过了，这种家国不分会造成公私不分，天下是皇帝的私产，而非需要大家一起维护的公共领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而无法给私人领域划定一个确定的、不能侵犯的边界，也就无法保护个人及其私人领域——这也就能在文化观念和制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古代在强势的皇帝统治下，个人的基本权利（比如财产权）和人身自由都统统得不到保障，和公共管理差，甚至很容易崩溃的原因。比如汉武帝的“算缗”、“告缗”和盐铁国营（盐铁本来是私人商业组织运营，汉武帝通过暴力和收买强行收归国有），结果是灾难性的，自己也差点玩崩了；秦始皇和隋炀帝大规模征发民众做苦力，满足自己的功业需要，最后也把自己折腾崩了。
这两种权力合体的话，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会对专制型-顺从型的政治文化进行强有力的塑造（比如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所以会走向一种非常稳固的政治和家庭双专制。到这里，各位读者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这样一种政治文化，配合着血缘家长制下的熟人社会，恰恰是中国现在很多家庭中，家长专制文化和男权文化过浓的来源。
进入到近现代后，可能模糊性的边界在于晚清-民国，法律上明面上剥夺了父母对子女近乎于政治权力上的统治权。起码法律已经有明文限制，父母不能再对子女的生命和财产进行强行剥夺；但是，现在为止，中国有很多家庭的模式依然是专制的——很多父母过于强调服从，而没有平衡好感情、尊重和沟通，对子女的打骂超越了教育及其惩罚应有的边界，以及会对子女法律上的个人权利进行侵犯。
这样一种专制型-顺从型的政治文化，在现在专制模式的家庭中，有以下三点体现比较明显：
1. 传统中国人缺少“即使家庭成员之间，第一关系也是抽象的法律人关系”的观念
父母和孩子严格意义上第一关系是自然人关系，进而是法律关系，因为彼此伤害对方的权利，严格意义上是违法的。欧美国家因为经历过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传播，认为人有自然的平等；中世纪又有日耳曼政治和法律模式奠定的权利意识，加上二战后宪政法治的普及，所以欧美国家的人很容易有“即使是家人之间，也要尊重对方的权利”这样一种观念，同时也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2. 传统中国人有“父母恩赐论”的观念。
中国传统有这样一种模糊意识：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对孩子生命的恩赐；再养育孩子，就恩上加恩了。这样一种来源可能来源于血缘家长制下，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农耕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来源及其相应的技术也是从家族长辈那里得来，进而就会对家族长辈有感恩之情。比如《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三国时期孔融说“父母是生孩子的工具（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缸器，寄盛其中）”，被曹操以不孝之名给杀了。其实从初高中生物的角度来说，孔融说的没什么问题。
而欧美从古希腊时期就是多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地缘又破碎且开放，很容易产生人口流动，再来个基督教的加成，认为所有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很容易打破这种血缘家长制的父母恩赐观。
其实这套“父母恩赐论”，非常容易推翻。我们根据一些常识，再来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
1. 父母生孩子是自己的意愿，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常识
2.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欲望，孩子也不例外
3. 孩子小时候并没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那么1+2+3就能得出结论：父母生孩子是自己的意愿，必须要对孩子进行养育和教育，这是基本的义务，直到孩子可以自己处理生活为止。
3. 传统中国人有一元论的价值观。
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文化中，总是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成熟的和不成熟的，理性的和不理性的，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分的特别绝对；进而也对生活方式，甚至人生的进程抱有一种近乎唯一正确的标准。
在传统中国人的文化中，就认为妇女和儿童是不成熟的，不理性的，底层次的，比如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生活中也有谚语“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话暗含的意思，就是作为父亲和丈夫就是理性的、成熟的、高层次的，应该对妻子和孩子进行教育。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好，但是中国传统家庭中似乎不太允许妻子和孩子对自己提出质疑，父权和夫权是绝对的权威。比如三国时期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在自己的八个儿子面前有这样的权威：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恐怕司马防这样一种父亲的形象，是很多中国人自己生活中父亲的形象，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就觉得这是父亲唯一正确的形象。
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就有一种“什么年龄段，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执念：不管家境如何，到了岁数就必须要自己挣钱，有一些家境稍微富裕的父母，也没有尽量让子女有更多人生选择的意识；到了一定岁数，就必须要结婚，那些大龄单身男女，被各种七大姑八大姨催婚，和被长辈逼着相亲，并不尊重这些子女自己的择偶标准和婚恋观。
而这种一元论，以及背后对不同者的不宽容心态，就一定会导致绝对主义的专制，专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不受限制、不受挑战、不受质疑的状态。
这种对异己的不宽容和价值观的一元，就导致的以赛亚·伯林在苏联观察到的苏联政界存在：政治政策的不同>真理的对错是非问题>政治上敌与友；根据本人在知乎上对一些父母专制问题的观察，中国的专制家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孩子和父母在一些生活中非基础原则的行为和观念上的不同>父母就要和子女争论真理是非问题>父母要用自己的真理强迫孩子>孩子只能选择服从或者对立。
其实这个时候父母争的就不是真理了，而是绝对的权威与服从。
这个模式下，受害者不仅仅是妻子和孩子，恐怕父母和丈夫本身，也可能会成为受害者。法兰克福学派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放到这种模式下，就是：权力不受限制，掌权者本身也会受到伤害。中国古代皇权专制政治如此（中国古代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是38%，心智失常的几率极大，同时太子和皇族也是一个至危之地），家庭也是如此。这种传统专制模式下的现在中国家庭，因为服从本位替代了家庭生活中应有的感情本位，很容易导致感情的疏离甚至是破裂，反过来父母和丈夫也很容易成为这种模式的受害者。
各位读者感觉到了，似乎传统中国专制家庭模式好难；放心，还有更深更难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多元价值观和多元生活方式的存在，使得孩子本能地就想要更多的自由，这就必然要与一元化的专制模式产生冲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孩子在家庭中也必须先受到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以及道德教育等，才能有一个还不错的人生。
中国传统专制家庭模式遇到现代社会，恰恰这里就出了一个问题：由于过于强调服从，没有平衡好服从与感情之间的关系，所以使得父母过于强调权威的同时，也在逐步化解掉自己原本应该奠基于感情的权威；没有这种感情和权威，孩子的教育还能不能弄好，恐怕是个问题。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有两段话说到：“最初应该借助于恐惧和敬畏，来建立起对子女的权威，但随着子女的逐渐长大，便要用爱和友谊来维系这种权威。”“你对儿子所定的规则应该越少越好，宁可少于而不多余表面上看来是绝对必须的。如果你定的规则太多，使他受不了，结果必定不外是两种：或者是，儿子必定时时受到惩罚，而惩罚过于频繁结果就不会好；或者是，儿子违犯了某些规则你却不加以惩罚，结果他势必轻视这些规则，而你的威信在他的心目中也就降低了。”洛克说的正是一个权威与感情之间的相互支撑，相互平衡的关系。
从生活经验来说，父母确实有时候能判断出来，什么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绝对正确的，那么多多少少要与孩子的自由产生冲突；也不可否认，有时候父母的强制确实是出于“对孩子好”的目的，且这种目的在一定范围内，拥有完备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应该来说，还是要非常注意手段和方法，尽量不能用暴力和强制的办法去解决，也要分不同的年龄段和具体的事情。
不仅仅是对孩子教育，我们在现代的家庭生活中，应该维护以下三个核心原则：
1. 感情原则：
家庭不是总讲道理的地方，而是应该讲感情的地方；或者说，那些“小道理”不能违背“感情”这个大道理，更不能总是用暴力强迫家人服从这些小道理。当然具体这些边界在哪儿，可能需要每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一个实际的平衡。
奥克肖特对人类中“公民性联合体”和“事业型联合体”有个分类：一般来说，事业型联合体具有特定的目的，同时也只由认可并愿意追求这些目标的人构成，但同时组织成本相对低，也可以自由进入或者退出，比如社团、协会或者公司；公民联合体（奥克肖特专指国家）一般组织成本相对高，而且加入和退出的成本也非常高，但不具有特定的目的，只承担基本的职能以及强制性地维护某些基本规则，其成员在遵守这些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可以完全自由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生活目标。
我个人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公民性联合体：在家庭之内，家庭成员在满足基本尊重、基本照顾和感情满足的前提下，可以去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目标；家庭也承担着财产共享、生活照顾和感情满足的基本职能；如果家庭总是去讲太多那些具体的小道理，很容易把这些小道理变成一个一个要去实现的目标，从而家庭会变成事业型联合体；同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成家和分家的成本都非常高，而且每个人都有对家庭的基本责任。
2. 尊重原则：
家人之间虽然存在法律边界，但是像上个原则中说的，家其实应该讲感情的地方，不能时时刻刻总讲法律，恐怕这样家庭就是一个只讲权利、不讲感情的地方；家人之间更应该是一个能够尊重彼此之间的自由与平等，也能温情脉脉的地方。
家庭之间彼此之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意识：这是属于对方的尊严、权利与自由，我不能侵犯。当然实际生活中，这个边界却不能总是很清晰，因为生活中犬牙交错，无意或者是半有意的侵犯对方，可能无法避免；但是应该还是要知道，对方清晰或者模糊表达“不”的时候，就是自己应该停止自己行为的时候。
3. 沟通原则：
家长和丈夫有时候做事情，不愿意和孩子或者妻子沟通，这背后的心态，就有点上边说的“一元论”的价值观：总是认为妻子和孩子是不理性的、低层次、不成熟的，所以拒绝沟通。但是现实生活中，孩子和妻子有时候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甚至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对于自己可能就是真理，所以也必须要和孩子妻子沟通，才能体验到每个人的想法，进而做事情的时候能照顾到每个人。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说道：“儿童一到会说话的年龄，就懂得道理了；假如我的观察不错的话，他们希望被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比我们能想象到的年岁还要早。他们这种自尊的态度是应当得到爱护的，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使它成为支配儿童的最好的工具。”洛克的意思很明显：其实孩子是不是成熟的理性人这个问题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如果他能被当做成熟的理性人去沟通交流，反而有利于他成长为成熟的理性人。
同样，如果很多事情，总是把家人当做低层次的、不理性的、不成熟的人对待，不去沟通，不去照顾他们的想法，恐怕这种关系中的感情能不能维护，本身也是问题。通过沟通，就是践行对家人的尊重，才能更好的维护感情。
如果没有这些核心原则，恐怕传统的专制中国家庭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很难避免持续性的伤害性冲突，甚至是相互疏远相互远离；有这些原则，不一定有良好的家庭关系，但没有，家庭关系一定没有一个稳定性的基础保障。
读到这儿读者似乎就有疑问了：之前的文章不是一直强调权利与自由吗？这篇文章否定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家庭模式，怎么又开始强调教育、家庭，甚至是家长的权威了呢？是因为父母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与孩子的个人自由并不冲突，合理的权威不是专制，父母需要基于感情的权威，在生活中教导孩子如何照顾自己和他人，如何追求幸福的生活，如何正确的使用自由与权利，如何找到自己自由的边界。如果没有父母权威的帮助和扶持，子女能否成长为一个自主、自立、自由的成熟理性人，能否能与社会和政治相融合，就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之所以这么强调家庭，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背景已经隐去，家庭成为个人生活的核心价值。生活照顾和财产共享是人类从古至今大部分家庭都承担的职能，但现代社会中，家庭还有两个职能更为突出：幸福的寄托和子女的社会化。
人很难摆脱原始的感情动力而纯靠其他欲望驱动的去生活，如果失去家庭感情支撑，恐怕其他动力和欲望能不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疑问；同样，家庭也是一个孩子童年时期社会化的必要场所，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长的权威，必须先受到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以及道德教育等，才能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参与和维护社会和政治的运转。
回到家国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政治与家庭并不是谁一定容纳谁，谁一定大于谁的问题，而是一个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的关系。政治与家庭的分离，说到底是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幸福与德性的实现固然是人生在世的最高目标，但这个是一个私事，是主观且相对的，那么绝不能通过政治来实现；权利保障是个人、社会和家庭共同需要的底线，但这个是一个公事，需要政府来维护。
政治并非不需要德性，但政治本身不能培养德性，如果政治总是去追求对人德性的培养，那么一定会带来对个人的强制，结果德性非但不能实现，只怕连最低的目标——和平与安全，都难以保障：人类要么陷入持久的战争状态，要么只能接受残酷的家长专制。归根到底，政治只能维持自己最低的目标，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把德性和幸福这个人生的最高目标寄托于家庭。没有德性支撑的政治社会，无法长治久安；没有权利和自由作为底线的家庭教育，时刻面临家长专制的危险。
毫无疑问，由于家庭承载着子女社会化和道德教育的功能，传统中国的专制家庭模式是很难让一个孩子，摆脱专制型-顺从型的人格与文化。在这种家庭环境下，孩子不太可能习得为什么和如何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权利，在公共领域有沟通和商量的精神，进而成为一个自由、多元、开放、民主的现代社会需要的人；中国如果想进入一个自由、多元、开放、民主、繁荣、富强的现代国家，家庭模式也就必须要进行转变。
这篇文章我开头看似在说政治，其实是通过中国古代“家国不分”的双专制模式，转到对传统专制家庭模式的透视；传统专制家庭模式问题和现代家庭原则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到政治，就希望能启发更多人思考吧。
除了本人的思考与论述，其他灵感和资料来源于：与小学同学的讨论；本人的其他文章；《论语》，《孝经》；陈寿、裴松之，《三国志》；张宏杰，《权力的面孔》；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及讲课资料；约翰·洛克，《教育漫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