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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富顺县志·职官志》言：“设官分职，原以治民。理民之官，惟令最亲。大县繁剧，爰贰以丞。盐务殷冗，两丞并称。是有专责，更不经征。和衷共济，各奏尔能。”48个字道出了封建王朝“设官分职”的共通性与富顺地域设官的特殊性，可见职官分职在普遍的基础上也有针对性，其职责更随政区变革、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 主官是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查《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史籍，可见在不同时期，富顺主官除了随行政区划的调整而称谓有别以外，其职责也不尽相同。 宋、元、明、清主官职责  观宋、元、明、清四代，剔除细微差别，富顺知监、知州及知县的主要职责有四： 一是治民。所谓“治民”，是对人的管理，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这其中包括宣谕读法、修志续史、旌表贤良、祈福祀神、兴学贡士、赈灾恤孤等。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孔子的意思是，治国无非“安上”与“治民”，而“安上治民”最好的方法是用尊敬之“礼”。基层地方官上统于朝廷，中统于督、抚（按）、藩、臬、道，直统于府、州，下有僚属、胥吏和乡民等，处于承上启下的轴承之位，治民无方大则殃及国之安定，小则影响个人前途，因此这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富顺历史上“学问渊博，礼贤下士”的清乾隆知县段玉裁正是这样的“治民”楷模。他莅任时以人为本，实行“吏不扰民”政策，对乡贤名宦、义士孝子、节妇淑女尊敬有加，任内重教兴学、续 修县志、广励前贤，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因素，出现了“盗寝讼简”、政通人和的局面，被老百姓奉为一代“循吏”。 二是钱谷。所谓“钱谷”，即货币和谷物，借指钱粮、赋税、徭役之事。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国家维持运转所需主要依靠农业，征税催粮自然成为地方官的重要职责。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农为本，非常重视户口、土地的登记造册，这既是教化百姓、征调赋役、实施管理的主要依据和重要途径，也是考核地方官缺一不可的科目，故基层地方官不敢有丝毫懈怠。当然，贤能循良的好官往往既能完成赋税征收、差役遣派之务，也能体恤百姓之苦。如明隆庆初年知县刘方，“尝审册籍，清查飞粮隐匿诸弊。”当遇到叙州府增加本县徭役时，刘知县以“粮重地狭，土瘠民贫”抗议力争，终得以免除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后来，贤能的刘知县升为镇江同知。 三是刑名。所谓“刑名”，就是处理司法、刑狱事务。地方主官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基层法官，政务之外，司法审判是他们的重要职责，诸如“纠其奸慝”“严缉捕”“决讼断辟”等都需要“躬亲厥职而勤慎焉”。凡是辖地范围内发生的民事纠纷案、偷盗抢劫案乃至人命关天案，地方主官都是案件的裁定者。一般情况下，除一些民事纠纷等小事可以当堂裁决外，大案原则上还要等待上司批复。在清代富顺，有一个运用“情理”断案的典型例子。说的是清乾隆年间的知县袁锡夔，“性明察，每听断，折衷情理，两造（即原告被告双方）称服。”时县上有兄弟六人为争财产而告至县衙，正巧碰上袁知县捧阅丧兄的家信，悲痛之余竟然在大堂之上“声泪俱下”。六兄弟受知县手足之情感染，顿时懊悔不已，随即“互相揖让”，案子不审即息。袁知县善用“情理”断案，这绝对是封建时代“断狱凭理，理之所穷，情以通之”的生动案例。 四是盐政。富顺早在东汉章帝时期即“凿井汲泉，蜀中所独”，后于北周因盐设县，北宋时又“以县掌煎盐升为富义监”，丰富的盐卤资源以及丰厚的盐利逐渐成就“银富顺”“川省精华之地”的美誉，成为历代士子争相出仕的地方。旧时官场有一个传言，说省府衙门里所挂的“富顺”标识牌磨损得最为厉害，因为大家都想到“盐政甲乎全川”的“蜀之繁邑”谋一个“肥缺”，摸的人多了牌子自然变得光亮而滑腻。传说的背后揭示了富顺的特殊地位，侧面反映了富顺主官还要多一个职责——盐务管理，包括盐业产销、盐税征收、盐场治安等。阅读历代富顺旧志，自宋至清均有关于盐政的记录，如宋知监赵希益“井灶盐弊一切革除”，明知县查伟“所议盐法悉准先哲裴公《管榷条例》”。特别是清知县吴鼎立，结合盐政之管理实践著有《自流井风物名实说》（又名《自流井图说》）一文，详述清中叶以前富顺的盐场分布、集资经营盐井的原则和雇佣关系、捣井方法、井病治理及使用工具等，文后还附有《烧盐法》《枧说》及李榕著《自流井记》。 综上，自宋代以朝臣担任地方主官以来，富顺的主官均以“知”字打头，“知×事”成为他们的共同称号。作为“主持”“执掌”一级政权的基层官员，其职责在各个朝代大体相同，几乎都是集行政、财政、司法等诸权于一身，扮演着政治家、会计师、法官、农林水利专家、学者、道德楷模等不同角色。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芝麻官”，而是实实在在的“州牧”“县宰”，不仅事务繁杂，而且权重责大，即使号称“民之父母”也毫不为过（尽管有某些人可能德不配位）。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在主官之外配置了数量不等的佐属官，以协助主官办理各种各样的业务。 宋、元、明、清部分佐属官职责  总体上，富顺的佐属官设置在宋、元两朝较少，而明、清时期稍多。其中，宋、元佐官均名“判官”，明、清佐官则叫“县丞（主簿）”，在权责上稍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的直属官“典史”尽管不入流（九品之下），但权力极大，其职责由最初的“典文移出纳”扩大至掌管缉捕、稽查狱囚、治安等，若县丞、主簿空缺则兼领其事，几乎无所不管，故“典史”一职均由吏部铨选、皇帝签批任命，属于“朝廷命官”。而学官的数量、职责及品阶随朝代变化情况，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示出教育对形成富顺“才子之乡”称谓的促进作用。比较特殊的是，清代“把总”（含外委把总）本是汉军绿营“汛”的军事长官，但从其职责看，他们充当的却是警察的角色，这种军警合一的模式取代了之前由监尉、县丞、主簿等职官的岗位，应该是清代富顺的一大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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