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若干问题

虛怀若谷 202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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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初，战斗在南方地区的大部分红军游击队陆续集中整训、改编，最终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完成了从分散的游击分队到正规游击兵团的转变。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整编问题时，往往习惯性地表述为“某某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某某部队”。而事实上，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与编入新四军并不能简单直接划等号，其间还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并就教于同道。

一、全国抗战开始时南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数量

从1934年秋冬红军主力退出长江南北各根据地进行长征后，留在南方地区的红军和地方部队在国民党军的连续进攻下，大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余部逐步分散在多个区域，坚持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性的抗战开始，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成了国共两党谈判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周恩来语）。经过三年苦战，当时保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究竟有多少？始终没有一个详尽的统计。时至今日，相关的军史、党史著述在论及南方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的数量时，仍然或语焉不详，或说法不一。

关于南方游击区的数量，从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注释（25）提出8省（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14个地区（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的传统说法，到1988年12月中央军委同意确认闽中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独立区域，从而形成了“8省15个地区”的主流观点。但也有国内学者提出过“10省16个地区”和“14省21个地区”的观点。

关于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数量，长期以来最具权威性的文献资料是原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1942年所撰之《抗战五周年讲话稿》（又名《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一文，从组成“新四军的基础”的角度，分别列举了闽西南、湘鄂赣、闽东、闽赣浙、浙江平阳、中央苏区（瑞金）、皖南、湘鄂、赣南及桂东、鄂豫皖、鄂豫边、湘南12个区域红军游击队的数量，合计“总共大小十四个游击队，约八千人左右”。但该数字不包括未编入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而1989年6月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在“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词条中，分别记叙了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1937年下半年的大致人数，合计约10000人。除琼崖游击区300余人外，其他13个地区（也即编入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合计为9600余人，比赖传珠的统计多了1600多人。

笔者认为，凡是在1934年10月至1937年10月期间南方各省有红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区域，都可以列入南方游击区的范围。但具体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开始这个特定时间节点，则只应将当时尚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各游击区作为统计对象。基于此，笔者依据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统计，结论是此时实际存在的游击区域应为13省17个地区。各区具体情况如下：

1、赣粤边（含湘粤赣）游击区：在中共中央分局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的领导下，保存有邓金莲、张日清、游世雄等率领的4支红军游击队，即油山游击大队、北山游击大队、三南游击支队、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共约500余人，活动于大庾、信丰、南雄、全南、龙南、桂东等县境内。

2、闽赣边游击区：保存有3支红军游击队，即钟德胜率领的瑞金游击队，胡荣佳、彭胜标率领的汀瑞游击队，刘国兴率领的武阳游击队，共约300人。分别活动于瑞金、长汀县境内。

3、闽西游击区：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下，保存有番号为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一、二、三、四、五、七支队和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永定、永东、永浦各县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游击队，共约1300人。活动于永定、上杭、龙岩、武平、连城、大埔等县境内。

4、闽粤边游击区：在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下，保存有3支红军游击队，即卢胜、何鸣率领的闽南抗日第一、三支队和何浚率领的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约800余人。活动于平和、云霄、诏安、漳浦等县境内。

5、皖浙赣边游击区：在中共皖浙赣省委关英等领导下，保存有5支红军游击队，即杨文翰率领的赣东北游击大队，田英率领的都湖鄱彭游击队，熊刚、刘毓标率领皖浙赣独立团，阙怀仰率领的上浙皖独立营，王丰庆、李步新、杨汉生率领的皖赣独立营，约300 余人，活动于祁门、休宁、歙县、婺源、德兴、浮梁、都昌等县境内。

6、浙南游击区：保存有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粟裕等领导的挺进师，约400人，活动于遂昌、衢州、云和、平阳、泰顺、丽水等县境内。

7、闽北（含闽赣浙）游击区：保存有中共闽北分区委黄道等领导的闽北独立师，约600人。以武夷山为依托，活动于崇安、建阳、邵武、光泽、资阳、广丰等县境内。

8、闽东游击区：保存有中共闽东特委叶飞等领导的闽东独立师，约920人，活动于宁德、屏南、古田、福安、寿宁、霞浦、福鼎等县境内。

9、闽中游击区：保存有中共闽中工委刘突军、杨采衡等领导的番号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一纵队，约200余人，活动于福清、莆田、仙游、永泰县境内。

10、湘鄂赣边游击区：在中共湘鄂赣省委傅秋涛等领导下，保存有红军第十六师390余人，以及赣北游击队、平修铜游击队、修武崇通游击队等约500余人，活动于平江、修水、铜鼓、德安、瑞昌等县境内。

11、湘赣边游击区：在中共湘赣临时省委谭余保等领导下，保存有段焕竞、刘培善率领的湘赣红色独立团，约330人，活动于酃县、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宜春、安福、永新、宁冈、莲花等县境内。

12、湘南游击区：保存有中共湘南特委领导的2支红军游击队。一是李林率领的湘南赤色游击大队约70人，活动于宜章骑田岭一带山区，一是刘厚总率领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约100人，活动于耒阳、安仁县境内。

13、鄂豫皖边游击区：保存有高敬亭领导的由红军、地方部队和便衣队组成的游击武装，包括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一营、特务营、手枪团共800余人，顾士多、李士怀率领的鄂东北独立团140 多人，各地便衣队约300人，共计1200余人，活动于商城、黄安、麻城、罗田、英山、霍山、潜山等县境内。

14、鄂豫边游击区：保存有中共鄂豫边省委周骏鸣、王国华等领导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约200余人，活动于确山、信阳、桐柏、唐河、泌阳等县境内。

15、琼崖游击区：保存有中共琼崖特委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司令部7个支队，约300余人，活动于海南岛。

16、川陕游击区：保存有刘子才、赵明恩率领的巴山游击营约100人，活动于汉中、通江、广元、南江、南郑、旺苍等县境内。

17、滇桂黔边游击区：保存有中共桂西边区特委领导的2支红军游击队，即韦商振率领的滇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黄彪率领的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共约1500余人，活动于田东、东兰、百色等县境内。

综上所述，全国抗战开始时南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实力之和应为约10000人，分布于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西、广西、云南、贵州13省的17个区域。

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最初改编——取得合法地位

南方大部分红军游击队在实现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2次“改编”。最初的改编是从红军游击队变为合法的抗日武装，第二次改编才是编入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进行的谈判中，对如何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双方立场各异。中共方面提出的最初方案是：“将其改编为民团式保卫团，千人以上的队伍亦如此”，但国民党方面表示要“在调查后进行编遣，其首领必须离开”。中共则认为这是“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193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改编办法，“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争取大的部队编为各省独立团或保安团，小的编成保安队或民团保甲”。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原则之下，可与当地国民党驻军或政府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显而易见，“取得合法地位”就是红军游击队最初改编的基本目的。

实际上，早自1937年2 月开始，南方部分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和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主张后，就已开始以不同方式向当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当局试探性地提出举行合作抗日谈判的主张。其中闽西南、闽粤边、闽浙、闽赣、鄂豫边、鄂豫皖等地区的国共双方代表均进行了实质性的接触。而最早达成协议却又最不成功的例子，是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1937年6月26日，中共闽粤边特委代表与国民党粤军第一五七师代表在漳州正式签定协议，将闽南抗日第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800余人集中在平和县小溪改编为国民党闽粤保安独立大队，但7月16日该部在按国民党军要求开进漳浦县城“点名发饷”时，却被包围缴械，只有卢胜、王胜等80余人逃出，随后重新组建了红军第三团，继续坚持斗争。“漳浦事件”导致中共方面在改编中对国民党的戒心大大上升。故而中共中央在8月1日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并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确立以必须坚持独立性、拒绝国民党安插人、严防暗袭为核心的改编原则。在这一背景下，各地红军游击队的初次改编也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大致有以下几类情况：

一是按照谈判协议到指定地点集中整编并改变番号，但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如：

闽西：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与国民党粤军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一、二、三、四、五、七支队和各县人民抗日义勇军于1937年8月集中于龙岩白沙、平和芦溪整编，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汀漳师管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约1200余人。支队长谢育才。

湘鄂赣边：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代表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红军第十六师和各分区、各县游击队陆续集中于平江嘉义镇整编，于1937年9月至11月改编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约1000余人。司令员傅秋涛。

湘粤赣边：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通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协议，所属2个大队200余人下山到桂东县沙田集中整训，1937年10月8日改番号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游世雄。不久发展到500余人。

赣粤边：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代表与国民党大庾县当局谈判达成的协议，活动于油山、北山、信康赣地区的游击队200余人和三南游击支队100余人于1937年10月至11月先后集中于大庾县池江整训，改番号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曹跃军，政委刘震英。

浙南：根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挺进师于1937年10月由遂昌开赴平阳北港山门街集中整编，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约500人。司令员粟裕、政委刘英。

闽东：根据中共闽东特委代表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谈判达成的协议，闽东人民抗日红军于1937年12 月宣布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集中于宁德桃花溪后开赴屏南进行整编。

皖浙赣边：根据中共皖赣特委代表和国民党闽赣浙皖边绥靖主任公署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都湖鄱彭游击队、皖浙赣独立团、上浙皖独立营、皖赣独立营陆续集中于祁门县舍会山，于1938年1月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共300余人，支队长熊刚，政委王丰庆，旋即开赴浮梁瑶里整训。

闽北：根据中共闽赣省委代表同国民党江西当局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闽北独立师700余人于1937年11月陆续集中于铅山县石塘镇进行整编，改番号为闽赣边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支队长饶守坤。

闽赣边：根据中共汀瑞中心县委代表同国民党瑞金地方当局谈判达成的协议，由瑞金、汀瑞、武阳3支游击队于1937年10月合编的汀瑞游击支队于11月在武阳石水湾整编，改番号为汀瑞抗日游击支队，共300 余人。支队长钟德胜、政委胡荣佳。

二是根据谈判协议集中整编，但仍使用红军的番号。如：

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各部队和地方武装、便衣队于1937年10月下旬陆续向黄安七里坪集中，共约1800余人。分别在七里坪和礼山宣化店、黄陂站一带整训。

湘赣边：湘赣边红色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共300余人于1937年11月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铁镜山等地下山，集中于莲花县垄上村进行整编。

湘南：1938年2 月上旬，李林率湘南赤色游击大队从广东乐昌到湖南宜章赤石三望坪集中整训，改番号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共70余人枪，不久发展至130 余人枪。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改番号为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队长刘厚总，政委林长春，于3 月到达耒阳县江头刘家祠集中整训。不久发展至170多人。

三是在谈判前或过程中主动改换了原红军的番号。如：

鄂豫边：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8月先后主动改番号为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共200余人。团长周骏鸣，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王国华。

闽粤边：“漳浦事件”后重新组建的闽粤边红军第三团于1937年10月主动改番号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150余人。支队长卢胜。至12 月下旬发展到300余人。

四是按照谈判协议集中整训，被编入当地的国民党军。如：

闽中：根据中共闽中工委代表与国民党莆田县当局谈判达成的协议，闽中义勇军第七路军一纵队200人于1937年10月中旬集中在莆田广化寺整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师特务大队，大队长刘突军；11月中旬移防到泉州承天寺。

滇桂黔边：根据中共桂西区特委代表与国民党百色区民团指挥部谈判达成的协议，滇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共2000多人于1937年11月集中于田州，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第八、九独立团。

三、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第二次改编——编入新四军

南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是在经历了一个国共双方围绕着领导权问题不断斗争和妥协的复杂过程后，才逐步实现的。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经蒋介石核定的通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一任命是叶挺于7月份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上海会面时接受了周以个人名义提议叶出面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建议后，利用上层各种关系积极活动所取得的结果。但由于事先未与中共方面沟通，加之10 月 12 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的电令，单方面公开发布了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并擅自宣布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编遣调用。从而引发了中共方面的强烈抵触，怀疑这是国民党方面的“阴谋”，对叶挺的政治倾向也颇多顾虑。结果在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问题上，国民党方面表现得很积极，中共方面反而态度消极，试图另寻他途。

自1937年8月起，在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博古、叶剑英等先后向中央提出将鄂豫皖、湘鄂赣、湘赣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的补充团、旅、队，或将南方各地游击队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的建议。10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同意闽西、闽粤边游击队张鼎丞、何鸣两部归叶挺指挥，但条件是国民党必须将“漳浦事件”中被扣的何鸣部人枪先行交还，并公开承认错误，且不能干涉红军游击队改编的一切内部人事，闽西、闽粤边红军武装驻在原地，不移住他处。其他游击队的改编，待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10 月底，中共中央又提出各地游击队集中五分之三编为一个军，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反对国民党提出的游击队全部集中的要求，反对国民党派遣、插入任何人的方案。而国民党方面也拒绝了中共关于新四军归八路军节制的建议。直到11月初叶挺、项英先后到延安，中共中央在了解了叶挺的政治态度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情况后，才确定了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方案。而新四军的编制，也由最初的“编两师四旅八团”，到“拟编7个支队”，最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共编4个旅级游击支队。各地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具体情况是：

湘鄂赣边的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下辖3个营，共1100余人。

湘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队一大队（后改称第一支队二团一营），共400 余人。

赣粤边的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二营，共700 余人。

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和皖浙赣边的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三营，共400 余人。

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一、三营，四团二营，共1200余人。

闽赣边区的汀瑞抗日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二营，共300余人。

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一营，共400 余人。

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共500余人。

闽赣边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共1500 余人。

闽东的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共1300余人。

上述各部于1938年2月中旬至4月中旬陆续抵达浙江开化集结，完成了第一、二、三支队的组编后，向皖南岩寺集中。

鄂豫皖的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红二四四团一营、新兵营组成第七团，鄂东北独立团和军特务营合编为第九团，军手枪团和部分新兵组成手枪团，共约1800人。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下辖2个大队（后改称营）和1个特务连，共400人。1938年2月下旬收编了安可祥、段永祥2支土匪部队后，部队扩大到1300余人。

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与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于1938年4月在耒阳县江头刘家祠会合，分别改称新四军暂编第一、二大队，共约300人。随后离开耒阳赴岩寺，改编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最后编入新四军的是由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师特务大队。该部于1938年3月11日在泉州承天寺被国民党方面派兵包围强行缴械，是谓“泉州事件”。经过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福州办事处等多方交涉，国民党福建地方军政当局被迫把该部人员送到福州洪山桥，将枪械全部清点发还。该部随即开赴皖南，于5月抵达太平县新四军军部，编为军部特务营第二连，约100余人。至此，新四军全军完成改编。

除上述各部之外，还有3支红军游击队拒绝下山接受改编。

一是皖浙赣边杨文翰率领的赣东北游击队，他不仅将先后前来磨盘山劝说其下山改编的包括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在内的6人误作“叛徒”错杀，而且率百余人的游击队在磨盘山、三县岭一带一直坚持游击作战到1943 年10月，最终失败后被国民党杀害。

二是赣北地区刘为泗率领的赣北游击大队，他也将前来劝说其下山改编的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政委明安楼、省苏维埃部长林海清作为“叛徒”错杀。1938年3月在新组成的中共赣北工委领导下，该部以九江岷山为中心坚持开展游击战争；7月九江被日军占领后，该部改番号为赣北抗日游击大队，转入对日作战。1939年2月在岷山驻地被国民党江西省保安第十八团包围解除武装，领导骨干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