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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夫子的地位是神圣的，因此他的教诲也就成为了至理名言，他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又说，“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告诫世人，政治清明时，尽可言直行正，献言献策；假如天下失道，则行可正，言论则要变得圆滑一些，甚至要莫谈国事。这些看风使舵，投机骑墙的思想被后来的人实践成了为自己的怯懦行为辩护的理由，也造就了奴性心理的来源。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离经叛道，愚忠献媚，委屈求全，落井下石的荒诞闹剧。“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风向标”，成为做人的准则，“一慢二看三通过”成为了办事的原则。“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鲁迅：《坟?论睁了眼看》）加之，我们的文化精神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和消解机制，用柏杨先生的话说，就像一个巨大的“酱缸”，任何文化陷进去，都会被重新腌制，改变了其原有的味道。例如，在中国，读书不是为了探求人生的意义，而是为了做官；数学与历法不是用来解释宇宙万象，而是拿来作占卜算卦之用；政治不是为了治国安民，而是演变成了一种权术和阴谋。在这样的败坏风气下，连正直而善良的巴金也不得不屈从，违心地发表文章批评胡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文化中缺少西方的“罪感文化”，因此，很少有悔改的观念，也很少有罪恶的意识。不以忏悔作精神基础的进步是危险的，它无法对真理和正义负责。 2．因此，中国现实生活原本是很安逸，很舒适的，前提是只要你不去思考，不去睁开眼睛用良心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不去计较什么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不去计较什么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不去对腐败和强权的恣虐横行表示愤慨，不去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困难表示同情和救助，就完全可以使生活沉沦并快乐着。 3．与上述思想所不同的是，俄罗斯知识者的始祖拉吉舍夫追求的是良心至上，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使你害怕。”拉吉舍夫不愧是十八世代俄罗斯最卓越的人，他的思想与中国固有的主流思想之间的差距乃是信仰的差距，若不找到我们自己所信的，并在精神上实践它，是决难跨越的。拉吉舍夫显然接受了圣经中悔改能使人良心坚强的思想。 4．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总要受到现实的制约。如果想反抗和摆脱这一切，那只能以人格受到误解与中伤，生命遭受的迫害与摧残作为代价。但这值得吗？不少人对此望而却步，默默地低下了头，继续承受着谎言与愚昧的羞辱，承受着自我灵魂的煎熬与挣扎。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肯与现实妥协，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献身，为自我的人格与艺术的灵魂而涅磐。这些人在生活中，只能是孤寂的、无助的，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甚至被耻笑为不识时务。但他们是勇者，是先知，历史终会给他们公正的评价。 5．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与世界各国知识分子的看法，从其思想轨迹而言并无什么不同。首先，出于社会人道主义，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富人的骄奢和穷人的贫困。其次，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资本主义世界所爆发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破坏与毁灭，也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动荡不安，人类和平遭受到战争的威胁。所有这一切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认同。许多知识分子崇尚社会主义，把“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作为理想目标；把“消灭私有制度”和“实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境界而必须采取的手段。但是，在追求这种理想的时候，他们并未真正经历和体验过“计划经济”社会下的社会体制，也未真正思考过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究竟能够给人民带来什么？甚至他们都未曾怀疑过苏联、东欧、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 6．哈耶克则不同，他曾亲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目睹希特勒上台，他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个体服从集体”、“全民族最高利益”、“国家至上主义”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警告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具体含义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做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产品将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不管在理论上唱什么样高调，什么“有计划、按比例”，什么“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管计划的政府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在这样的体制下，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 7．哈耶克关于计划经济必将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的这个结论，目前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是，“效率损失”并不是哈耶克抨击计划经济制度的主要依据，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极权主义，即人的自由权利的损失。道理很简单，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许多人反思，资本主义“盲目生产”与社会主义“计划失误”同样会所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与浪费，既然如此，能不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实行“彻底的竞争”来提高效率呢？或者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能不能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走一条所谓“中间道路”(即混合经济)。对此，哈耶克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观点十分明确，任何经济体制的运作无法脱离政治制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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