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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是一部天文气象医学 一、从瞎子摸象说起 摸着象腿的瞎子说：“不对，大象是一根圆柱。” 摸着象肚子的瞎子说：“不对，大象分明是一堵墙。” 摸着象牙的瞎子说：“你们都错了，我觉得大象像尖尖的牛角一样。” 显然，这些瞎子都错了，但是他们仍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后镜面王哈哈大笑地说：“你们这些盲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大象，也不了解大象的全貌，却在这里争论是非，真是可笑。”接着，他转身看着那些文人学者，说：“尤其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你们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那种自作聪明的模样，和那些摸象的盲人又有什么两样呢？” 盲人摸象的故事虽然荒唐，但却是现实的写照。如有位王姓学者研究《黄帝内经》的方法和批评中医的方式、语言，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可笑。如他在《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一文中说：“《黄帝内经》里，用天人感应观念逆向推导出来的脏腑、疾病十分荒唐。请看：《素·剌禁论》：肝生于左，肺生（笔者按：“肺生”的“生”字，原文是“藏”字）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剌中胆，一（笔者按：“一”字后漏掉个“日”字）半死，其动为呕。 显然，这位学者没有读懂原文，就自以为是地指责为“昏话，胡话”，对于“左肝右肺”之说，其实早就有不少人借此来否认中医理论，大肆攻击中医学不科学，说中医理论太荒谬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代医家之所以没能解开“左肝右肺”这个谜，主要是犯了知识面不宽的毛病，用《内经》解《内经》，是解释不了的。必须扩大知识面。其实，《内经》中许多重要基础理论来自《周易》，所谓“医理源于易理”，若舍易论医，《内经》中的许多秘密就难以完全揭开。 根椐上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这句话，体现了《洛书》后天八卦方位图。这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左右”二字，当然不是指人体的左右位置。这个“左右”不但是阴阳之道路，而且具有“地气左转，自西而东以升天；天气右旋，自东而西以降于地”的运行方向。“左”，又代表东方春温之气；“右”又代表西方秋凉之气。“人与天地相应也”，只因肝之特征与“左”之特性相应，故以“肝”应“左”也；因肺之特征与“右”之特性相应，故以“肺”应“右”也。此乃《内经》“左肝右肺”之说之所由来也。 所以我们将“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解释如下： “肝生于左”：生，《广雅》：“生，出也。”出，《考工记》玉人注：“向上谓之出”。左，乃《五运行大论》中“下者左行”之“左”。张介宾注：“下者左行，言地气左转，自西而东以升于天”。故“肝生于左者”，谓肝气从左向上升也。 “肺藏于右”：藏，《词源》：“藏，潜匿”也。潜，《中华大字典》：“潜，沈也”，“沈，下也。”匿，《中华大字典》：“匿，藏也，避也。”“避，避席，下席也”。是知“避”与“匿”皆有“下”义。“潜匿”为同义词连用。右，乃《五运行大论》中“上者右行”之“右”。张介宾注：“上者右行，言天气右旋，自东而西以降于地”。故“肺藏于右”者，谓肺气从右下降也。 可见，《内经》“左肝右肺”之说，其理全从《易》理而来，说“中医理论”是“昏话，胡话”者，是其知识面不广，不了解中国古文化之过也。 这位王姓学者，把《内经》说得一无是处，全是胡说，全是昏话。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说：“对于古人的心理迷障所造成的历史迷障，我们经过努力，却可以使之部分消解；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前提是，避免用别种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所表象的体验去投射、规范中国文化，亦即首先清除我们自己心中的一大迷障。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心灵中已充斥着西方文化观念；而对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以及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而言，则更须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否则，他们就永远不能洞见中国文化的真谛。” 《内经》是中国人的《内经》，一个皈依了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自然看不惯中国人自己的《内经》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严格地说，是中国人没有自我，把自我溶合在群体之中，所以中国人的体验是天人合一之大一统。而西方人却是有“自我”的。近代科学只是机械宇宙之象，在机械运动的体验世界中，物、我是分裂的；我是旁观的研究者，我只是在观察、模拟（如实验、数学模型等）客观的物质运动，在机械宇宙的支配下，“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与我为一”世界，自然被目为神秘主义的世界；“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参”的体验之象，便被斥为迷信。《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说：“我们说，文化，是体验的一种显现方式，是体验的一个表象；易言之，文化表象着体验，不同的文化形态，表象着不同的体验世界。因而，对一个体验世界而言是‘真’的文化表象，对另一个体验世界来说就可能是‘不真’的。”所以，我们说《内经》是一部经典，而王学者却说是一派谎言、胡说，这很清楚地说明王学者的体验世界与我们完全不同。 我觉得 有位学者在其“养生大道第1节：走进《黄帝内经》的神妙世界（1）”中说：“《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我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活到一百岁。”我却认为，《黄帝内经》着重是在说明人类的疾病从何而来，来自气象变化？来自行星运动？然而行星运动决定着气象变化。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异常现象，必然会引起其对应区内的气象异常而发生流行性疾病，可见《黄帝内经》的神妙世界不是“养生宝典”这四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我们认为其“神妙”之处就在于“天文”与“气象”这“四个字”。 三千年来，被医家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着一个令人惊奇的、神秘而复杂的理论——五运六气学说。它是中医理论中最为玄妙的部分，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天文气象医学。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大论，是《内经》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运气说。运气说又称“五运六气”说，它将天文学、气象学与祖国医学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天文气象医学——《黄帝内经》。 民间天文学家栾巨庆，在他的《行星运动影响大气环流变异》一文中说：“我们认为，行星运动能影响大气环流变异。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一论点尚未被气象界所接受。因为在传统气象理论看来，八大行星对地球的引力加在一起还不到月亮的万分之一，月球对地球的引力虽是潮汐的主要因素，但它对大气起潮影响的具体数据尚未找到；相对而言，行星的力量就更微不足道了。再从日、月对地球的增温来看，北半球冬季气压高，夏季低，冬、夏气压有32百帕之差，气温有 我们认为，“言天文不言气象，言气象不言天文”，这是现代科学中的概念思维有悖于天体间实际存在的系统论。就是这种概念思维在天文与气象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围墙，使这两个学科“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在地球作为天体中的一员，天文对气象真的不会产生影响吗？地球上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与天文之间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吗？可是《黄帝内经》与此相反，言天文必言气象，言气象必言天文。说明天文与气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合乎天体间实际存在的系统论。 《黄帝内以》时代，人们并没有现代化仪器，却能发布出准确的天气预报来指导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观察天文。就是观察天上的恒星、行星、月球发生某种对应关系时所形成的某种几何图形。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有关天文理论的论述，如《天元纪大论》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廖廖数语，清楚地道出了天体宇宙运行的规律。它认为：太空是浩瀚无垠，太阳系是九星悬朗，肯定了太阳系的九大行星说，而且指出金星、木星、土星、火星、水星、月亮、太阳为七曜，它们是周旋运动的，并且是除自转外还有一定的轨迹相互旋转，太阳系所构成的“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是对地球本身有直接影响作用的，地球乃地球上的一切生物的生生化化，生存与繁衍的兴衰变化，甚至地球及地球上的各物种的自然灾害无一不是与“七曜周旋”的活动规律有关。 《内经》对于太阳系的论述，“九星悬朗”的九大行星说和“七曜周旋”的星球运动说，不但从时间上早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的“星球运动”学说几千年之久，而且从理论上比哥白尼和伽利略更有独到精辟之处，“七曜周旋”所给地球造成的寒暑四季分明，地球生物的生生化化，甚至“七曜周旋”给人类造成的直接影响，当时的哥白尼和伽利略是不得而知的，甚至现代科学对其中许多问题仍是无法解释清楚，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星球运动”说距今也不过几百年之久，而《内经》的太阳系“九星悬朗”和“七曜周旋”的星球运动理论，早在上古的“三皇五帝”时，就写进“内经”的《天元纪大论》中了。 《内经》对于“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完全是依据天象的变化而阐述的。首先在《素问·气交变大论》中指出：“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为了使后人重视，又在《素问·著至教论》中强调指出：“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说明《内经》是很重视天文与气象、天地人三才的。 《内经》认为，“五运”来源于“天干化五运。”而“天干”又是如何化出“五运”呢？在《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说：“鬼臾区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在《天元纪大论》中又强调指出：“臣闻之：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说明“天干化五运”：即“戊癸化火”主火运，“甲己化土”主土运，“丁壬化木”主木运，“乙庚化金”主金运，“丙辛化水”主水运。 “天干化五运”，具体又是如何“化”的呢？《内经》在《素问·五运行大论》中的阐述，就涉及到二十八宿星了。这二十八宿是天体上的恒星。它们的名目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是东方七宿，又称苍龙星座；斗、牛、女、虚、危、室、壁，是北方七宿，又称玄武星座；奎、娄、胃、昴、毕、觜、参，是西方七宿；又称白虎星座；井、鬼、柳、星、张、翼、轸，是南方七宿，又称朱雀星座。 自唐以后，把二十八宿作为划分天区的主体，此二十八宿以后便被用来作为划分星空区域的基础。二十八宿划分星空的方法，即通过二十八宿星距的二十八条赤经线，把天空分划作二十八个区域，并以之观察星空的各种变化。在干支定位方面：甲乙属东方，丙丁属南方，戊己属中央，庚辛属西方，壬癸属北方。 在二十八宿的位置方面，《内经》在《五运行大论》说：“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黄今 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 （1）、“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 说明牛宿、女宿在北方偏东之“癸”位；奎宿、壁宿当西北之“戊”位。所谓“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即古代望星家可以在西北方牛、女、奎、壁诸宿之间看到“丹气”，丹即红色，在五行属性上属火，所以，“戊癸化火”主火运。 （2）、“黄今 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 说明心宿、尾宿当东方偏北之“甲”位；角宿、轸宿，当东南方“己”位。所谓“黄今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即古代望星家可以在东南方心、尾、角、轸诸宿之间看到“黄气”，黄色在五行属性上属土，所以，“甲己化土”主土运。 （3）、“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 说明危宿、室宿当北方偏西之“壬”位；柳宿、鬼宿当南方偏西之“丁”位。所谓“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即古代望星家可以在西南及西北方危、室、柳、鬼诸宿之间看到青气，青色在五行属性上属木，所以，“丁壬化木”主木运。 （4）、“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 说明亢宿、氐宿当东方偏南之“乙”位；昴宿、毕宿当西方偏南之“庚”位，所谓“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即古代望星家可以在西南及东南方亢、氐、昴、毕诸宿之间看到白气。白色在五行属性上属金，所以，“乙庚化金”主金运。 （5）、“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 说明张宿、翼宿位于南方偏东之“丙”；娄宿、胃宿位于西方偏北之“辛”位，所谓“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即古代望星家可以在东南及西北方张、翼、娄、胃诸宿之间看到黑气。黑色在五行属性上属水，所以，“丙辛化水”主水运。 对于“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一句，张介宾解释说：“余尝考周天七政躔度，列春分二月中，日缠壁初,以次而南，三月入奎娄，四月入胃昴毕，五月入觜参，六月入井鬼，七月入柳星张，秋分八月中，日缠翼末，以交于轸，循次而北，九月入角亢，十月入氐房心，十一月入尾箕，十二月入斗牛，正月入女虚危，至二月复交于春分而入奎壁矣，是日之长也，时之暖也，万物之发生也，皆从奎壁始。日之短也，时之寒也，万物之收藏也，皆从角轸始，故曰春分司启，秋分司闭，夫既司启闭，要分门户而何？然自奎壁而南，日就阳道，故曰天门，角轸而北，日就阴道，故曰地户。”（《类经图翼·奎壁角轸天地门户说》）这就是说明每年春分以后白天逐渐增长，气候逐渐变暖，万物生长欣欣向荣，而春分时太阳的运行正在奎宿、壁宿之位，天干定位正在“戊”位。这就是所谓“自奎壁而南，日就阳道，故曰天门”。每年秋分以后，白天逐渐变短，气候逐渐变凉，万物逐渐转向收藏状态，而秋分时太阳的运行正在角轸之位，天干定位正在“己”位。这就是所谓“角轸而北，日就阴道，故曰地户”。这就是说，每年的春分秋分为气候变化的转折点，由阴转阳的节气就是天门，由阳转阴的节气就是地户。 总之，《内经》所论五运与天门、地户，完全是根据天文与气象的变化而来。 《内经》运气学说中的五运与六气，可以说是同时发生在同一时空中，其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都是二者合化起作用的。气运合化后导致岁运太过、不及的变化——运和气的盛衰。 运和气的盛衰，运者，天文（行星）也；气者，气象也。运和气的盛衰，也就是天文与气象的盛衰。《素问·五运行大论》曰：“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其中“上”字，即是指“天文”；“下”字，即是指“气象”。气生运为相得、为顺化；气克运为天刑，运生气为小逆，运克气为不和，皆为不相得。顺化之年，变化较为平和，小逆及不和之年，变化较大，天刑之年变化则特别剧烈。 《内经》认为，无论运或气，只要它们遇着同一性质（指五行性质）的变化，必然有同一气象的反映，便谓之同化。运气同化包括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和太乙天符五种: 1、天符：凡值年岁运与司天之气，五行性质相同而同化的，称为天符。《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帝曰：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火运之岁，上见少阳、少阴；金运之岁，上见阳明；木运之岁，上见厥阴；水运之岁，上见太阳。奈何？岐伯曰：天之与会也。故《天元册》曰天符。”以己丑年为例，甲己化土，可知己丑年为土运不及之年，逢丑逢未为太阴湿土司天，所以己丑年岁运与司天之气的五行属性相同而同化，便为天符之年。甲子六十年中有十二年为天符：乙卯、乙酉、丙辰、丙戍、丁已、丁亥、戊子、戊午、己未、己丑、戊寅、戊申。 2、岁会：凡值年岁运与同年年支在五行属性上相同而同化的，称为岁会。《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所谓岁会，气之平也”。“土运临四季”者，以辰、戍、丑、未分布在四个季月（辰为季春，戍为季秋，丑为季冬，未为季夏），同属于土寄王之支也。以乙酉年为例，乙庚化金，可知乙酉年为金运不及之年，年支为酉，酉位西方属金，所以乙酉年岁运与年支的五行属性相同而同化，便为岁会之年。甲子六十年中有八年为岁会：甲辰、甲戍、己丑、己未、乙酉、丁卯、戊午、丙子。其中己丑、己未、乙酉、戊午四年又属天符，因此，单纯岁会之年，只有甲辰、甲戍、丁卯、丙子四年。 3、同天符：凡岁运太过而与在泉之气在五行属性上相同而同化的，称为同天符。《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太过而同地化者亦三，……甲辰、甲戍太宫，下加太阴；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阴；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阳明。……加者何谓？岐伯曰：太过而加同天符。”所谓“下加”者，即在泉之气。因运和气的关系是：司天之气在上，岁运之气居中，在泉之气在下。故以在泉之气为下加也。以庚子年为例，乙庚化金，可知庚子年为金运太过之年，子午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所以庚子年金运太过与在泉之气燥金相合，五行性质相同而同化，便为同天符之年。甲子六十年中，同天花板符之年共有六年：甲辰、四戍、庚子、庚午、壬寅、壬申。其中甲辰、甲戍既属同天符，又属岁会。因此。单纯同天符者，只有四年。 4、同岁会：凡岁运不及之气与在泉之气相合而同化的，称为同岁会。《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癸已、癸亥少征，下加少阳；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阳；癸卯、癸酉少征，下加少阴。……不及而加，同岁会也”。以辛丑年为例，丙辛化水，辛为阴干，可知辛丑年为水运不及之年，丑未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所以辛丑年水运不及与在泉之气寒水相合五行性质相同而同化，便为同岁会之年。甲子六十年中，同岁会者有六年：辛未、辛丑、癸卯、癸酉、癸已、癸亥。 5、太乙天符：既是天符，又是岁会，便称为太乙天符。也就是司天之气、岁运之气与岁支之气在五行属性上都相同。《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天符岁会何如？岐伯曰：太乙天符之会也”。以戊午年为例，戊癸化火，为火运之岁，又逢少阴君火司天，即所谓“火运之岁，上见少阴”之天符，且地支午为已午火，即所谓“火运临午”之岁会。所以戊午是太乙天符年。甲子六十年中，太乙天符有四年：戊午、乙酉、己丑、己未。 一般来说，逢天符和同天符之年，气候变化较大；值岁会和同岁会之年，气候变化较小；而在太乙天符之年，气候变化最剧烈。《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天符为执法，岁会为行令，太乙天符为贵人，邪中之奈何？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 总的来说，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太乙天符等，都是在运气相合的基础上变化出来的。但需要说明的：第一点是岁运太过之年，岁气来得都比较早，岁运不及之年，岁气来得都比较迟；第二点是如遇平气之年，则不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其变化一般都相对地减小。这两点也很重要。 而行星运动却是岁运太过、不及的主要因素，《气交变大论》说：“不及其太过，而上应五星”。可见，气候的太过、不及是异常天气的体现，其之所以异常，是受行星运动的影响。 有人根据岁运的太过、不及与天津地区的气象资料进行对比，结果是使人相信的。如1928年（戊辰）为“火运太过”，该年夏季最高气温达 所以，《黄帝内经》认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异常现象会引起异常的气象，异常的气象会引起对应区内的流行性疾病。关于这一理论，在《气交变大论篇》中有详细的论述： “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 “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 “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上应镇星。” “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肃杀而甚，则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上应太白星。” “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 “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悉萎苍乾，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 “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凝惨而甚，则阳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上应荧惑、辰星。”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酸，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 “岁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烁以行，上应荧惑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 “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 《内经》在此论述了“五星应五运”的问题。五星应五运就是：岁星应木运太过，荧惑星应火运太过，镇星应土运太过，太白星应金运太过，辰星应水运太过。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与地球本身以及太阳、月亮和太阳系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球和五星都是以太阳为中心，沿各自的轨迹运动，都受太阳活动周期的影响。用于推测气候变化的五运六气学说，把气候变化与五星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五星应五运的过程中，由于天地之气交发生突然的变化，而五星的星象未能产生与此种突然变化的相应改变。故《气交变大论》说：“承天而行之，故无妄动，无不应也。卒然而动者，气之交变也，其不应焉。故曰：应常不应卒。”运气学说产生年深日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界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尤其是一些瞬息变化的气象表现，往往与运气学说所演绎的结果有一些偏离现象。这些偏离现象，多数情况下是属突然变化的特殊现象，因而就必然与运气学说所演绎的一般规律不相应，决不能因其“应常不应卒”而否定运气学说的内容。 一、岁运太过，本气专胜流行。在自然界有相应的物化表现，在人体亦有相应的内脏呈偏胜而为患。如： “岁木太过，风气流行。”故有“云物飞动，草木不宁”之自然现象。在人体则见肝气亢盛，升发太过，故见“善怒，眩冒，巅疾”之病。 火运太过，“炎暑流行”，故有“火燔炳，水泉涸，物焦槁”之自然现象。在人体则见心火炽盛，心神被扰之症，故见“谵妄狂越”之病。 土运太过，“雨湿流行”，故有“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的自然现象。在人体则见脾湿不运，故见水液不化的“腹满溏泄肠鸣”之病。 金运太过，“燥气流行”，故有“草木敛，苍干凋陨”的自然现象。在人体“肺喜润恶燥”，故见“咳逆甚而血溢”之病。 水运太过，“寒气流行”，故有“雨冰雪霜不时降”的自然现象。在人体，则寒使肾阳受损，火不暖土，故见“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之病。 二、岁运太过，会发生复气。 当岁运太过，使所胜之气受克制，其子气便为复气，即《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说“微者复微，甚者复甚”之义。 如木运太过，“脾土受邪”。肺为土之子，脾土受凌，金气为复，以制太过之木。在人体则见金气乘木，肝气不能疏泄的“反胁痛”之病。 火运太过，“肺金受邪”，肾为金之子。肺金受凌，寒水之气为复气，以制太过的火气，故见水气制火而发生“谵妄狂越”之病。 土运太过，“肾水受邪”，木为水之子，肾水受凌，风木之气为复之。以制太过之土气。在人体，肝木横犯脾土，则见“腹满溏泄肠鸣。”之病。 金运太过，“肝木受邪”。心为木之子，肝木受凌，火热之气为复气以制约太过的燥金之气。所以人会出现“肤胁不可反侧，咳逆甚而血溢”等肺气壅盛逆上之病。 水运太过，“邪害心火”，脾为火之子，心火受凌，湿土之气为复气，以制约太过的水气。人体则有脾湿太甚的“腹满，肠鸣，溏泄及食不化”之病。 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过程，也是自然界气候本身的一个“胜复”过程。这个“胜复”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自然气候中的自稳调节现象。 显然，《内经》具体阐述了“人与天地相应”、“与日月相参”，《内经》认为，自然界中的这种自调规律，同样可以运用于人体的变化。如果人体处于自调状态，就是生理状态；反之，如果处于失调状态时，那就是病理状态。说明了天文气象的变化与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这完全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所以《内经》在《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说：“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帝曰：何谓气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这就是说，人是从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的“气交”之中，即是从天文与气象的运动变化中走出来的。故谓《黄帝内经》为一部天文气象医学。因此，《内经》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对医生提出了严格要求：“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为了强调这个要求，又在《灵枢·官针篇》提出：“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三、《内经》对五星的认识 《内经》对五大行星的认识，认为五星各由五行之气组成，也就是把天上的五大行星看成地上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应天之气，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应四时，上为镇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应四时，上为辰星。又在《素问·气交变大论》中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上应岁星；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上应荧惑星；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上应镇星；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上应太白星；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上应辰星。 《内经》关于五星在天空中运行的情况，黄帝问于岐伯，岐伯说：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也；小常之一，其化减；小常之二，是谓临视，省下之过与其德也。对于这段论述，说明五星在天空中的运行有顺即以道（指行星向前进方向视运动），有留（行星在某处不动），有逆（行星向后运行），有守（在某处不动超过比较长的时间），有环（不是沿原来的路线，由逆行转向顺行，其运行轨迹画出一个环）等情况。看来，《内经》对行星视运动的情况是了解的。 总之，《内经》对五大行星的认识，是与岁运、善恶吉凶等相联系的。因此，对五星的时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顺，留守有多少，形见有善恶，宿属有胜负，征应有吉凶，都加以观察，然而并未作具体说明。根据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的光芒、运行、远近、留走而知其灾与德。如原文说：“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说明运星的光芒大于正常一倍的，是谓淫胜之气（或报复之气）亢盛，“大常之二，其眚即发也”，说明运星的光芒大于正常两倍，意味着灾眚即将发生。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说明岁运太过，被运星所克制的星（畏星）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并兼见所不胜之克星的色泽。岁运不及，所不胜及所胜之星光芒倍增。如岁木不及则太白星、镇星光芒皆强。《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近。”说明运星变大，则喜怒之事相应发生得近，运星变小，则祸福降临相应发生较远。总而言之，依据五星的行速、光度、方向、轨道可推测自然界的灾、德、祸、福、吉、凶、善、恶。对自然界而言，有利即为福，不利即为祸，这种预测天象与自然人事的关系，属于古代的星占术。 从古天文学得知，行星在天空星座的背景上，自西往东走，称为顺行，反之称为逆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帛书《五星占》中论及金星时，也有“其逆留，留所不利”等描述。一般地说行星顺行时间多，逆行时间少。在星座背上不动称为留。顺行可由快而慢而留，以至于逆行，逆行亦可由快而慢而留，以至于复顺行。行星在视野中是从西往东行走的，其之所以发生留、逆等各种复杂的运动现象，完全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地球不在太阳系的中心，而是太阳系的行星之一，并和其他行星一道沿着各自的圆周轨道绕太阳运转。由于我们在运动的地球上观察在运动之中的其它行星，因而就发生了太阳、地球、其它行星三者的这种关系。 《气交变大论》所言星，无疑是五大行星。所说变星的“应近则小，应远则大”，是指肉眼观察五星时星体的小或大。张介宾注解说：“所应者近而微，其星则小，所应者远而甚，其星则大。”说明在肉眼观察中，运星的星体比较小，则地面的变化也就小，变化时间也比较短；运星的星体比较大，则地面的变化也就大，变化的时间也比较长。肉眼观察运星的大小与运星距离地面的远近密切相关，距离地面近就大，距离地面远就小。这就是说，运星距地面远，其相应变化就小；距离地面近，其相应变化就大。 《内经》对五星光芒的认识有五种亮度变化，即：芒而大倍常之一，大常之二，常，小常之一，小常之二。《气交变大论》对五星所言，“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就是运星的光亮度比平常大一倍时，地面上相应的气化及物化现象就会亢盛。如火星的光亮度大一倍于正常时，则地面上就会比一般情况下炎热，植物的生长现象也比一般加快。其谓“大常之二，其眚即也”，就是看到运星的亮度比平常所见大两倍时，则灾变即刻就要发生。其谓“常”，就是指平常情况而言。其谓“小常之一”，即运星的亮度比平常小一倍，则地面气候就比一般凉爽，夏天应热不热，因而植物生长也比正常缓慢，是谓“其化减”也。其谓“小常之二”，是谓临视，省下之过与其德也。说明运星的亮度比正常小二倍，也就是黯然失色。所谓“临视”，是指认真考察；所谓“省下之过与其德”，是指考察地面上的气候变化及物化现象，哪些是正常，哪些是反常，并据此总结出其变化规律。 《内经》对五星的认识与人间祸福联系起来，即德者福之，过者伐之；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气交变大论》对五星所言，“德者福之，过者伐之”，德，就是指自然气候及物化现象正常；过，是指不正常；福，是指对生命现象有利；伐，是指以生命现象有损害。这就是说，自然气候及物化现象正常，对人体及各种生命现象就好；反之就不好，就有损害。其谓“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所谓大，是谓五星“下而近则大”，所谓小，是谓五星“高而远则小”。显然，《内经》是在论述五星变化及其与地面物化的关系并解释运星在肉眼观察中为什么有大有小的原因。所谓“高而远则小”，是指运星位置比较高，距离地面比较远，那么，在肉眼观察中运星的形体就小。所谓“下而近则大”，是指运星位置比较低，距离地面比较近，那么，在肉眼观察中运星的形体就比较大。其谓“大则喜怒迩”，其中“喜怒”二字，应理解为突然的变化。“迩”，是近的意思。此即说明运星大的时候对地面上的影响就比较大，也就是突然的变化比较多。其谓“小则祸福远”中之“祸福”，也是指变化现象，即正常的变化就是“福”，反常的变化就是“祸”。这说明运星小的时候对地面上的影响不大，因其距离地面远影响就不大了。 《内经》认为岁运太过、不及与平气，是天体星辰运动变化的结果。如岁运太过，运星在运行中就离开正常轨道偏北。张介宾注此说：“北越，越出应行之度而近于北也。盖北为紫微太一所居之位。运星不守其度而北越近之，其恃强骄肆之气可见。”说明岁运太过之年，其主岁之星向北运行。若运和气之间是一种调和状态，为运气相得之年，或平气之年，则运星各自按正常轨道运行，没有什么特殊变化。可见，岁运太过、不及、平气等年份，是从天体星辰变化中得来。 《内经》对五星之间在自然变化时的亮度和颜色上变化的论述。若“岁运太过”则“畏星失色而兼其母”，此谓岁运太过之年，畏星黯然无光同时兼见其母星的颜色。例如岁木太过之年，则镇星黯然无光同时兼见红色。若岁运“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此谓岁运不及之年，运星黯然无光，同时还兼见其所不胜之星的颜色，例如岁木不及之年，则岁星黯然无光同时兼见白色。这也就是王冰注中所谓的：“木兼白色，火兼玄色，土兼苍色，金兼赤色，水兼黄色，是谓兼不胜也。” 《内经》认为五星的变化与时令季节变化不相应的反常现象，是谓“时至有盛衰”，如“芒而大倍常之一”，“大常之二”，就是“盛”；“小常之一”，“小常之二”，就是“衰”。说明天体上的五星在运行中有正常或反常的各种现象，所以地面上的气化或物化现象也有相应的正常或反常的各种变化。显然，没有天体上星辰的正常运行也就没有地面上的正常气候和物化现象。 四、《内经》对医学气象学的贡献 一、《黄帝内经》对医学气象学的贡献 （一）把“十二时”和经气相配合 十二时，是汉代“太初历”的内容之一，特点为“以一日分十二时，而以干支为纪”，即以十二时（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日失 、哺时、日入、黄昏、人定）分别配属于十二地支，组成“十二辰”以纪一日，其划分原则是以太阳出没视运动为依据。 《黄帝内经》作的重要发展，是把“十二辰”与人体经气相配合，从而奠定了中医时间医学的基础，为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把斗纲月建与经气相配属 把斗纲月建和经气相配属，记载于《素问·脉解篇》。所谓“斗纲月建”指古人以北斗星围绕北极星旋转一年，其斗杓旋指十二地支与月份相配属的纪月法。即北斗星的斗柄上有魁、衡、杓三星，其连线旋指十二地支的关系。十二地支在此代表划分天空的十二个区域。所谓斗杓建月，指正月黄昏时候斗杓旋至寅位，夜半衡星旋指寅位，平旦则为魁星旋指寅位，此即为正月建寅。二月黄昏时候，杓则旋至卯位，夜半衡星旋指卯位，平旦则为魁星旋指卯位，即为二建月卯，余月仿此，共建十二月。总之，斗纲建月为北斗视运动配月份的方法。中医在此基础上配以经气，经纪一年内经气的变化，并和相应的气候、物候、病候相配应，用以推测一年的疾病变化，对疾病的病因发病学方面有一定的意义。如： 正月建寅，太阳经气所主，寒冻待解，阳气初生，阴寒尚盛，万物初萌，易患足太阳、少阴膀胱及肾之疾患，如腰椎痛、足跛、厥、喑痱等。 三月建辰，厥阴经气所主，阳气振发，万物始荣，然天气虽暖却阳中有阴（尚有阴寒之气），易患足厥阴、少阳肝胆疾患，如癫疝、少腹肿、嗌干、腰脊痛之类。 五月建午，阳明经气所主，虽阳气盛极，却一阴始生（“五月盛阳之阴”），易患足阳明、太阴，胃脾疾患，如厥、恶人与火、独闭户牖、头痛鼻鼽腹肿…… 十月建亥，少阴经气所主，秋气始至，微霜始下，万物方杀，易患少阴、肺经疾患，如面黑如地色（秋气内夺肾精）咳满，血见于鼻等。 十一月建子，太阴经气所主，阴盛阳尽，万物皆茂于中，故多患太阴阳明脾胃病，如胀、恶、呕等疾患。 （三）、把二十四节气和五运六气相配合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天文、气象学的辉煌成就，对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都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黄帝内经》把二十四节气和五运六气相配合，扩大了二十四节气的应用范畴，是对二十四节气的发展。《内经》运气学说把二十四节气和六气相对应，每一气包含四个节气，如太阳寒水对应小雪到大寒四个节气，少阳相火对应小满到大暑四个节气，使对气候的预测更为细致。比四季对应二十四节气更为实用。 二、《黄帝内经》气化与气象 气化指气的运动变化，气即风、热、火、湿、燥、寒六气。产生六气气化的根源在于宇宙运动。正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弱曰刚，幽显继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即指出宇宙运动是气化的源泉，气化又是物化的基础，生命产生于气化，正如《易·系辞》所说：“生生之谓易”。 运气学说认识到了六气运动的周期性规律，提出了二十四节气一纪的年周期，四年一纪的中周期及六十年一纪的大周期，为中医气象的周期性预测奠定了基础。 运气学说还提出六气各有所化的运动规律，起到了天气及地气的交通作用，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化作矣。”以及“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运气学说还论述了六气的转化问题，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即所谓各归不胜而为化（《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运气学说论述了六气之间的依存制约规律，并通过标本中气理论进行阐述，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标本中气即体现六气之间的水火、燥湿、阴阳的依存制约关系。此外，运气学说还认为六气之间存在着平衡原理。即认为由于六气之间存在着“胜复郁发”“亢害承制”现象，因此使气化能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所谓“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即是（《素问·气交变大论》）。 上述运气学说论述的气化现象体现了气象变化的规律，奠定了中医医学气象学的理论基础。 三、运气学说发展了气象预测 运气学说具有独特的气象预测优势。运气学说采用天干地支相合六轮，从而预测每年一纪，四年一纪及六十年的气象。 （一）预测全年气象 （二）测一年中的阶段性气象 一年中的阶段性气象分为主运、主气（固定性气候）及客运、客气（轮转气候）两大类。 1、主运、主气推算法 初运（木运）：大寒——春分后十三日。 二运（火运）：春分后十三日——芒种后十日。 三运（土运）：芒种后十日——处暑后七日。 四运（金运）：处暑后七日——立冬后四日。 五运（水运）：立冬后四日——大寒。 主气：属于固定的地气，即一年分为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为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其次序乃为始于木而终于水。即： 初之气（厥阴风木）：大寒——春分前六十日。 二之气（少阴君火）：春分——小满前六十日。 三之气（少阳相火）：小满——大暑前六十日。 四之气（太阴湿土）：大暑——秋分前六十日。 五之气（阳明燥金）：秋分——小寒前六十日。 终之气（太阳寒水）：小雪——大寒。 2、客运、客气推算法 客运；同样把一年分为五步。每步仍然为七十三日零五刻。客运的次序是：初运为大运的五行属性，其余四运则按五行相生关系推算。如1990年为庚午年，乙庚金运，故大运为金。则客运的初运为金运，二运为水运，三运为木运，四运为火运，五运为土运。余仿此类推。 六步的次序是先三阴，后三阳。即厥阴（一阴）→少阴（二阴）→太阴（三阴）→少阳（一阳）→阳明（二阳）→太阳（三阳）。各气的具体位置是：主岁之气为司天（即三之气），在司天的下方相对应的为在泉之气（即终之气）为与主岁相对之气。其余左右四个间气则按先三阴后三阳的次序排列于司天、在泉之左右。如：1990年为庚午年，主岁之气为地支午，子午少阴君火司天，故三之气（司天之气）为少阴君火。与少阴（二阴）相对之气为阳明（二阳）燥金，故终之气（在泉之气）为阳明燥金，其余厥阴风木，太阴湿土分别为司天左右二间气，少阳相火，太阳寒水又分别列为在泉左右二间气。 （三）远期气象推算法 运气理论除具有预测五年、六年、十年、十二年的周期气象之外，还具有遥测三十年、六十年的周期气象。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即言三十年周期内可遥测七百二十气，六十年周期内则可遥测一千四百四十气。 远期气象推算法为运气预测气象的一大优势。运气学说，具有推测六十年甚至更远的气象。只要求得某年的甲子表干支符号，便可预测该年气象情况，包括公元前后任何一年的气象皆可遥测。下面举例说明之： 例如欲测公元后20001年的运气气象，则先求出该年的干支符号，再进一步推算。具体方法是：“干”为20001年的个位数“ 又如倒推公元前578年运气气象，同样应先求得该年的干支符号，据辛酉为公元 1 年推算法，公元前的年代都是从辛酉左边负数推算，则“干”同样为578年的个位数“— 四、运气学说气候与病候 《内经》运气学说重视气候与病候的关系，奠定了医学气象学的理论基础。天是一个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天地气候无时无刻不作用于人体，病候是反常气候对生命体作用的结果。 （一）运气气象与发病 1、大运太过不及与发病 所谓太过，指阳干太过年，即逢十天干之奇数，其气偏盛，不及则指阴干不及年，即遇十天干之偶数，其气偏弱。如甲和己同为土运，甲为奇数则为土运太过，己为偶数又为土运不及之年。运气气象强调运太过则本气流行，不胜之气受爿戈 ，相应的脏器则受累。如壬午年，木运太过，风气流行，脾病生焉，则多患肝气太过及脾运不及之病。正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餮泄，食减……”。而岁木不及之年，如丁卯年则为本气不足，克气盛行，由于木气不足金气来克，则多病肝肺，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木不及，燥乃大行……民病中清，月去 胁痛……”。 2、六气司天，在泉与发病的关系 司天、在泉之气皆为淫胜之气，司天胜气在上半年发病情况，而在泉胜气则影响着下半年的发病，其余左右四间气对人体也分别具有一定的影响。除本气过盛外，还出现被克受伐之症状，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怫热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寒热咳喘、唾血、鼽衄……”。又如：“岁阳明在泉，燥淫所胜，……民病喜呕……心胁痛……甚则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反外热”。可见，少阴司天，火气淫胜则出现心气过亢症之外，还易出现肺金被克伐的病症。 3、胜复郁发之气对发病的影响 胜气指太过之年，过盛之本气，如丁卯年，木运太过，木气往往成为胜气，相应的肝、脾则易发病，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曰：“发生之纪（木运太过）……其动掉眩巅疾……其藏肝脾……其病吐利”。 复气为制约亢盛之气的运气，一般为胜气的所不胜之气。如木气为胜气，则金气为复气，金克木，肝易受病。正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曰：“发生之纪（木运太过）……不务其德则收气复（金气来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雕零，邪乃伤肝”。即指出木运太过，金气来复，邪乃伤肝的发病规律。 郁气指被亢盛之气所抑压之气，如木气太过成为胜气，土气被抑，成为郁气，脾土则相应易病。再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厥阴司天之政（木气成为胜气）……四之气（土之气）溽暑湿热相薄……民病黄瘅而为月付 肿”。指出木气司天成为亢气，脾土之气被郁而易致病。 发气为被郁之气到一定程度时的暴发，如土气被郁，到一定的时候，成为郁气发作，脾土相应发病。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曰：“郁极乃发，待时而作也”。“土郁之发，岩若震惊，雷殷气交，埃昏黄黑……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甚则心痛胁月真 ,呕吐霍乱，饮发注下，月付 肿身重。” 4、运气相合对发病的影响 运气相合对发病的影响，包括运气同化与运气相临。 （1）、运气同化与病候：即逢天符年、岁会年、太乙天符年、同天符年、同岁会年对发病皆有一定影响。 天符与病候：指大运与司天气的五行属性皆相同的年份；由于胜气偏盛故相应脏气易发病。如丙辰年，大运和司天之气的五行属性皆为水，因水气偏盛，故易罹肾病及心病（水克火）。 岁会与病候：指大运和岁支的五行属性及五方正位相同，子（北方）午（南方）卯（东方）酉（西方）辰戍丑未（中央）为五方正位。岁会年由于气偏盛而易致相应的脏气发病。如庚申年，大运和岁支的五行属性皆为金，金气偏盛，故相应的肺及肝（金克木）易受累而发病。太乙天符与病候：太乙天符年即是天符与岁会皆相同的年份，其气大盛，相应的胜气易发病。如戊午年大运，司天及岁支之气皆属火，火气大盛，故易罹心肺（火克金）之疾患。 同天符与病候：同天符年为年干太过并与在泉之气的五行属性相同的年份。如庚子年，大运为金，在泉之气亦为金，金气偏盛，故相应的肺及肝（金克木）易发病。 同岁会与病候：同岁会年为年干不及并与在泉之气的五行属性相同的年份，和发病也有一定的关系。如辛丑年，大运及在泉之气的五行属性皆为水，水气偏盛，故相应的肾及心（水克火）易发病。 （2）、运气相临与病候：运气相临，主要视其大运与司天之气的五行生克关系而定运气盛衰。 运盛气衰：运生气或运克气都叫运盛气衰，气候决定于运。例如：辛亥年，年干为辛（水），年支是木，水生木为运生气，为运盛气衰（小逆），故当年的气候取决于运。气候为水气偏盛，相应为肾及心病。又如：甲辰年，大运为土，年支是水，为运克气（不和），乃为运盛气衰，气候决定于运，土气偏盛，故相应为脾肾之病。 气盛运衰：气生运或气克运谓之气盛运衰，气候决定于气。例如：己亥年，大运为土，司天为木，木克土为气克运（天刑），气盛运衰，气候取决于气。因此气候应为木气偏盛，相应为肝脾发病。甲子年，大运是土，司天为火，火生土，气生运，为气盛运衰，应为火气偏盛，故其病相应为心、脾。 （3）、客主加临与病候：客主加临指轮转的客气加在固定的主气上，叫做“客主加临”，所谓轮转的客气指司天在泉和四间气。 客主加临关系尤其要提及“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及其与病候的关系。运气学说把少阴君火称为“君”，少阳相火谓之“臣”，指客气少阴君火轮转于主气三之气少阳相火则顺；反之，少阳相火加 （二）运气气象与温病病因发病学的关系 运气学说在六淫病因发病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提出“谨守病机，无失气宜。”尤其在强调火热病因病机方面，运气学说有着突出的贡献。运气七篇《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即有九条为火热病机。运气理论提出火、热司天占全年 1/3 的时间，突出火热病机在六淫病机中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运气七篇《六元正纪大论》还提出了温病可发于一年四季的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温发于春的局限，为温病的病因发病学及流行病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曰：“凡此太阳司天之政……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如厉，温病乃作……”。“凡此阳明司天之政……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少阳司天之政……三之气，天布政，火暑至……民病热中”。“太阴司天之政……四之气，畏火临……民病腠理热、血暴溢疟”。“少阴司天之政……五之气……其病温”。“厥阴司天之政……终之气……其病温厉”。《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温病可以发 于四季的这一卓越见解。为温病学的病因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对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清代吴鞠通在运气七篇的影响下，将《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转载于《原病篇》，并将火热病机贯穿于《温病条辨》的自始至终，说明运气学说对温病病因发病学及流行病学的杰出贡献。 五、《黄帝内经》重视季节气象与病候的关系 《黄帝内经》除重视气候对温病、流行病的影响之外，还非常强调季节与疾病的发生关系，《黄帝内经》在强调季节对人体生理影响的基础上，重视季节与病候的关系，如论述了季节对脏气的影响，其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阴气初胜，湿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乃去”（《素问·水热穴论》）。并且还强调了四季与经气的关系，如《素问·四时逆从论》曰：“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由于在生理上人体与四时之气密切相关，因此在病理方面也受其影响而发病，这就是季节病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餮泄；夏伤于暑，秋必 疒亥 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 《内经》还强调不能和四时相违勃，否则百病皆生。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即是。 六、《黄帝内经》重视六淫气象与病候 六淫指不正常的六气，即风、寒、湿、热、燥、火，为中医气象病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对六淫病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如“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燥狂越皆属于火”……尤其体现了内六淫与外六淫之间的关系。外六淫与人体脏腑作用后，引起的病理称为内六淫，如风气内通于肝，邪风袭入，与肝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疾病即为“内六淫”。诸如春季外风引动内风突然出现的“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皆是。而外风直接作用于人体发生的痒疹、风疹、伤风……即为“外六淫”，如《素问·风论》说：“风气藏于皮肤之间……，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而属于以脏腑功能失调为主表现出来的症状，类似六淫病症的则称为“类六淫”，如在冬季发作或因精神因素诱发的肝阳上亢所致头晕、目眩等即是。 总之，无论“外六淫”、“内六淫”，或“类六淫”都和六淫有一定的关系，说明六淫气象在病因发病学中的重要意义。 《内经》还强调了六淫与季节病、地方病的关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餮泄；夏伤于暑，秋必疒亥 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即是。《素问·异法方宜论》尤其突出六淫与地方病的关系，如说到：“东方之域……鱼盐之地……鱼者使人热中……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金玉之域……其民陵居而多风……其病生于内。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风寒冰冽……藏寒生满病。南方者……阳之所盛处也，雾露之所聚也……其病挛痹。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病多痿厥寒热。” 《内经》尤其突出了六淫与心理精神疾患的发病关系。如《素问·风论》曰：“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其它，寒热淫邪对精神疾患的影响就更普遍了。如《素问·热论》论述到：“其病两感于寒者……三日，不知人，六日死”。病机十九条：“诸躁狂越皆属于火”即是。《伤寒论》及《温病条辨》中更有大量的六淫导致精神神志疾患的论述。如《伤寒论》212条“伤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温病条辨》中焦篇：“阳明温病，下利谵语，阳明脉实，或滑疾者，小承气汤主之”。皆由于感受六淫而诱发精神方面疾病的例证。足见六淫和人体精神疾患的发作，关系是比较大的。 《黄帝内经》天文气象医学的发展 全面而系统地讨论天文气象与医学关系的，是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天文气象医学理论的形成。《黄帝内经》对时间序列的年、季、月、日、时等各种时间节段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后的关系，均有深刻的阐述。举凡五脏之功能，气血之运行，水液之代谢，色脉之浮沉，无一不与月相、时序相对应。基于这一道理，《内经》提出“顺应四时以养生”，“必先岁气”以治病的治疗原则。要求医生必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先知日之寒温，月之盛衰，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于身”，把天文气象因素置于诊断、治疗的突出位置，初步确立了天文气象治疗学的理论。 尤其可贵的是，《内经》中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即通常所谓的“运气七篇大论”，这就是《内经》中的运气学说。运气学说对天文气象与人体、天文气象与疾病的关系作了初步的理论阐述。天文气象之所以对人体有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因为人与自然界有着共同的物质本源，并遵循着共同的运动规律。运气学说认为，在辽阔无限的太虚之中，充满有生化能力的大气，是一切有形物体之本原。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草木、鸟兽鱼虫，莫不是太虚大气凝聚所致。太虚大气在天地间永不休止地上下升降运动着，统摄着地上一切生物的生长、化育及衰亡。由于天空诸多恒星之照耀，日月五星之运转，大地乃有昼夜之别，寒暑之序，刚柔之体，也就是阴阳之对峙。太虚大气与地之形质相结合，有寒暑往来，晦明变化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生命。生命经过无数代的“生生化化”，才能化出千千万万的品类来。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是最复杂的生物，《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人的生命是在阴阳消长、四时昼夜的施化作用下产生的，因此，各种生理现象无不打上天文气象的烙印。 天文气象医学理论形成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临床应用方面。自东汉至今的漫长过程中，天文气象医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东汉至五代，也就是汉晋隋唐时期 东汉以后，中医临床迅速发展；辨证论治体系初步确立；病因、病机渐趋详明；方剂、药物日益丰富。相形之下，天文气象医学理论则发展缓慢。托名秦越人所撰《黄帝八十一难经》，实际是后汉著作。此书对《黄帝内经》中的许多问题有重要发明，其中对气血运行之应天度（天文气象）的论述，五俞穴配五行、应四时、合五脏的论述，为后世子午流注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被尊为医圣的张 仲景，在他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许多应用天文气角诊断疾病、判断病情变化、推断预后的论述。他根据《黄帝内经》理论和自身经验，提出六经病“欲解时”的具体时间；根据证状出现、加剧或消失的时间判断疾病性质、传变与否、预后好恶等等的方法，至今仍为中医临床医生所尊崇。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黄帝针灸虫段蟆忌》一书问世，该书主要论述“人气”随月相的逐日变化而日在不同位置。是当日针灸禁忌之处。误剌、误灸，均可引起不良后果，并指出日食、月食之日，人体阳气、阴气大逆乱，更不能随意施治。这种强调气血随月相盈亏有逐日变化的理论，无疑对针灸逐日选穴方法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唐代天文气象医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养生方面。伟大医家孙思邈禀承《黄帝内经》脏气法时之旨，详述五脏六腑发病的时间特征和病情“间”、“甚”、“慧”、“死”的一般规律，提出了顺时养生的具体方法。后世所传《孙真人卫生歌》、《孙真人摄生论》等虽然文字有所变更，但都与孙氏顺应四时调理饮食、起居、导引吐纳方法一脉相承，是天文气象医学理论在养生方面的具体运用。 2、两宋元明时期 北宋中叶以后，运气学说逐渐推广。由于宋朝政府的提倡，运气更被提到医学的首要地位。此时的医家，治病“必先岁气”，把年干支、季气运等作为诊治疾病的首要因素，天文气象医学因之有所发展。李东垣据“天地四时之阴阳，人之十二脏应之”之理创脾胃气机说，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治疗上，李氏对因时用药有突出贡献。李氏所制方剂，后面多有“季节加减法”；并明确提出“春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春夏不宜桂枝，秋冬不用麻黄”的因时用药方法。 时间对药物性能的影响也受到注意。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卷中，肯定了药物性能与岁时、季节的联系，指出采药需遵“六气岁物”的原则，用药需循“五运六淫用药式”，才能收到预期效果，并把时间对生物的影响应用到中药理论之中。 北宋中叶以后，运气学说倍受重视，故两宋元明的医家诊病，用药时都较重视年辰、节令、日时，这从明王肯堂医案集可见一斑。王氏医案中首载诊病的年、月、日、时；辨证用药中时时顾及岁时节令。清初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书写病案格式时，要求首标年辰之干支，月份、日期、节令等，以为诊病辨证之凭据。表明此期间天文气象医学理论已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3、清代至近代 明末清初，社会的动乱导致传染病的流行，大小疾疫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因而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和研究，于是温病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在温病学说的形成过程中，天文气象医学，特别是五运六气学说起到了特殊重要作用。所谓“温病”，是指感受四时温热病毒引起的急性热病，它因天文气象（季节）的不同而有不同性质，侵犯人体所致的损伤、病证传变、转归亦随之各异。故而温病中又有许多不同类型。有的以发病季节命名，如春温、冬温，有的以四时主气命名，如风温、暑温、湿温、秋燥等，都是以运气主气六步及主运五季为依据的。特别是温与暑的区别，《黄帝内经》虽有“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之训，但“先”、“后”各应以多少日为期？何以“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未能给予确切的解释。运用天文气象理论则上述问题可迎刃而解。吴鞠能《温病条辨》认为温病发生与岁时年辰的关系。吴氏明确指出：“叙气运，原温病之始也。每岁之温，在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气客气，相加临而然也。”这就为逐年温病的发生在迟早、轻重不同，提出了客观的、气候方面的原因。因而治疗温病亦必须熟悉气运盛衰规律，才能正确把握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情形，随时裁定方药。雷少逸在其《时病论》一书序言中提出：温病“必按四时五运六气而分治之”，“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其何时而变，决其何时而解，随时斟酌。”不少医家就是依据时辰、节令、年辰的性质判断疾病的发生、病情的变化或预断死期的。吴鞠通谓伏暑一病，“子、午、丑、未之年为多”；叶香岩谓“哺时必失血，申酉崩漏至”等，都是天文气象医学理论运用于医疗实践的体现。总之，清代医家运用天文气象医学理论发展发温病学说，创立了温病依时定名，因病立法，据证因时遣药制方的一整套理论原则，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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