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
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子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
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
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译文
六月二十六日，
韩愈白，李生足下：
你来信的文辞立意很高，而那提问的态度是多么谦卑和恭敬呀。能够这样，谁不愿把把立言之道告诉你呢？儒家的仁义道德归属于你指日可待，何况乎表述道德的文呢？不过我只是所谓望见孔子的门墙而并未登堂入室的人，怎么足以能辨别是或非呢？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跟你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所说的要著书立说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很相似并很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你的“立言”之志，是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所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呢？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已胜过别人并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那就不要希望它能够很快实现，不要被势利所引诱，（要像）培养树木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实，（像）给灯加油而等它放出光芒。根长得旺盛果实就能预期成熟，灯油充足灯光就明亮，仁义之人，他的文辞必然和气可亲。
不过还是有困难之处，我所做到的，自己也不知道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还是没有？虽然如此，我学习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不是夏商周三代西东两汉的书就不敢看，不合乎圣人志意的就不敢存留心中，静处的时候像忘掉了什么，行走时好像遗失了什么，矜持的样子像在思考，茫茫然像是着了迷。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的时候，想要把那些陈旧的言词去掉，这是很艰难的呀！把文章拿给别人看时，不把别人的非难和讥笑放在心上。像这种情况也有不少年，我还是不改（自己的主张）。这样之后才能识别古书（中道理）的真与假，以及那些虽然正确但还不够完善的内容，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务必去除那些不正确和不完善的，这才慢慢有了心得。
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来的时候，文思就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了。再拿这些文章给别人看时，非笑它我就高兴，称赞它我就担忧，因为文章里还存有时人的意思和看法。象这样又有些年，然后才真是象大水浩荡一样（文思奔涌）了。我又担心文章中还有杂而不纯的地方，于是从相反方向对文章提出诘难、挑剔，平心静气地考察它，直到辞义都纯正了，然后才放手去写。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加深自己的修养。在仁义的道路上行进，在《诗》《书》的源泉里游弋，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头，终我一生都这样做而已。
道德，就像水；语言，就像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那么凡是能漂浮的东西大小都能浮起来。道德和语言的关系也是这样，道德充足，那么语言的短长与声音的扬抑就都会适当。虽然这样，难道就敢说自己的文章接近成功了吗！即使接近成功了，被人用时，别人能得到什么呢？尽管如此，等待被被人任用的人，大概就像器物（被用与否）吧？用或不用都属于别人。君子就不这样，思考问题本着仁义原则，自己行事有一定规范，被任用就在人们中推行道，不被用就把道传给弟子，把道借文章流传下去为后世效法。象这样，是值得高兴呢，还是不值得高兴呢？
有志于学习古代立言者的人很少了。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必为今人所弃，我实在为有志于古的人高兴，也为他悲伤，我一再称赞那些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只是为了勉励他们，并非敢（随意）表扬那些可以表扬、批评那些可以批评的人。向我问道人有很多了，想到你的意图不在于功利，所以姑且对你讲这些话。韩愈语。
作者生平
韩愈（768--824）唐代
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
河南河阳（今河南
孟县）人。郡望
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
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
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
裴度征讨淮西
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
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
袁州。不久回朝，历官
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
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
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
散文家。
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
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
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
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
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补充韩愈个人社会评价
闳中肆外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
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
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
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
学养修文
但“德”是不是天生可致，文是不是因道生可不学而能？不是，韩愈在《原性》一文中虽然提出了“性三品”说，在此说中，他认为人性是秉天命而成的，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教育只能在等级差别之内发生作用，但并不是说因此就不需要教育和学习。教育和学习的作用是：对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使君为圣明之君，臣为忠孝之臣；对于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和学习对这部分人的改造起着重要作用，这部分人占社会的大多数。但具体如何学养以
修文呢？在《答李翊书》书中，作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源正流清
韩愈自述他为文之初，在积累的过程中，“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就是说要写好文章，不仅要积累，而且积累要纯正，源正才能流清。这里，他所说的“三代两汉之书”，是指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只把“三代两汉之书”视为正源，这要结合其人生经历和一贯的文学主张来加以理解。他生活在“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那时佛教泛滥，道教盛行，作为
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反而削弱了。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来说，唐王朝的统治开始动摇了。国家的多难，人生的不幸（指其因直谏先后两次被贬），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造就了他敢于进取、勇于奋斗的良好品格。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佛老，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力图改革
齐梁以来那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发起了“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即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要统一起来，写作的目的要体现和宣扬儒家的仁义之道。因此，他这里所指的“三代两汉之书”也应该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这，他在《原道》中说的很明白：“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
（二）入境浸思
怎样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汲取清流作为自己的创作之源呢？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几句话：“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这里，他强调一个“入境浸思”以“内化察省”的过程。学习，要品味咀嚼，时时思考体会，要入乎其境，进入
庐山之中，才能感受庐山的氤氲之气。“入”是以“勤”字为前提，“处若忘，行若遗”不管是“处”是“行”，都要不辍其思。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阐述了这个“勤”字的重要。他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戏；形成于思，毁于随。”要想取得学业的长进，靠近“古之立言”者，就必须经过这个艰苦的涅盘过程。《符读书城南》他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中空。”另外，“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入”还必须有一个“收视反听”的过程。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可作为上面一句话的很好的诠释：“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即学道学文要专心一致，入定省察，不为外物干扰。
（三）入境去芜
入乎其境，还要能出乎其外。跳出庐山，跳上云端，才能清晰的俯视庐山的峰峰岭岭。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在这里，韩愈谈到了出乎其境的几个方面：
去陈言
韩愈强调文章的“复古”，强调观“三代两汉之书”但并不是要求不加选择，生吞活剥。相反，在《答李翊书》书中，他提出“陈言务去”的写做准则——“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在《答刘正夫书》中他也强调了这一点：“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学古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要学习文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反之，一味地模仿古人，只能成为别人的奴隶。“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上襄阳于相公书》）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为文“抒立其言，自成一家新语”（同上），要立意新颖，内容丰富，文辞要挥洒自如，不能“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同上），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辉煌的成就正是他一面学习古人，一面又能推陈出新，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的结果。
去伪言
他在强调观古书时“入定”、“茫乎其若迷”，并不是要求人们“尽信书”，《答
李翊书》书中的这句“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告诉李翊，古书也有正伪之分，也有正而不至之文，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要在“积累”、“浸思”以及尝试“注于手”的基础上加以辩识。读古书能辨析真伪，必须有真知灼见，学道学文两方面都有所得，然后才能做到。这是韩愈告诉学生所应达到的一种境界。他的学生李汉所撰《昌黎先生文集序》有“书礼剔其伪”一语，应该也是得之于老师的绪论。韩愈在《论荀子》中所称“荀与杨（雄），大醇而小疵”，即是“虽正而不至焉者” 之类。
去俗言
《答李翊书》书中有句话：“其（指作者所写的文章）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它的寓意是极其深刻的。韩愈虽然主张学古，虽然主张“文以载道”，但他并没有抹杀“文”的根本属性——“个性”。“学古”，正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千篇一律的骈俪文风；“载道”，正是为了传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他是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的“随意婉转”、“率性而作”。这其中的“意”与“性”，既不是人云亦云的俗说，也不是刻意反观的奇说，而是来自于济世救物的坚明之志与生活的不断撞击中发出的火光。他的“不平则鸣”说可为诠释。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这里，他一反“主文而谲谏”、“温柔敦厚”之类的要求。继承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及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着”。“柔靡”者，是遁世之音；“
和顺”者，多为“悦俗”之音。强调“发愤”，则是鼓励直言不讳，大胆地抒发感情和批判现实。这才是不媚俗的“救世之音”。
行游养正
饱读了圣贤之书，把握了作文技巧，是不是就完成了任务可以任意为文了呢？不是。韩愈在《答李翊书》的后半部分说：“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为文是终身之事，要有源头活水，才会有不竭的创作之源。另外，要认准方向，源头要正，源流要清。要做到这些，必须注重一个“养”字。如何“养正”呢？在这里，韩愈提出了两个主要方法：一为“行”，一为“游”。“行”就是要带着“仁义”之心，怀揣“经济苍生”之志，去立身行事。不仅要以“仁义”为标准，时时省察自己有无偏离方向，而且在自己的行动中去撒播“仁义”之种，推行“仁义”之道。“游”就是要反观源头，从源头中寻找行事的圭臬，从源头中寻找精神动力。让自己时时能正道直行，刻刻能力量充盈。通过“行游养正”，就会不辍其志、不惮其苦，百折不回，九死不悔。这样，就有了伟大的人格力量，有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他的内在东西，就会像发光的太阳，自内而外辐照万物，自会使川媚而山辉，辅化为道道亮丽的风景！这样，文章就会滔然随地而出，信手信腕皆成律度。关于这一点，他同样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诠释了自己的主张。在行动上，他虽屡遭贬谪，仍不辍进取之志。多难的人生，反而为他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在《荆潭唱和集序》中，他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穷言易好”的这一现象。他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
草野。至若
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时时能“养正”之人，就不会被困难击倒，穷且益坚，“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在“独善其身”之时，仍不忘“兼济天下”。反之，“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安于现状，不事“行养”，所写之文，只是附庸风雅、自鸣得意的浅薄之作，当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气盛言宜
韩愈在《答李翊书》书的后半部分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的“气”是什么呢？早在先秦时代，
孟子就提出了“气”的概念，提出了“知言养气”说，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句话：“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是指对于作品的鉴别力。“养气”，是一种内省的修养功夫。他所说的“气”，是指自我修养达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同义与道相辅而行，经过义的长期积累而产生。他的“知言养气”说基本上是讲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到了魏晋时期，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他把“气”引入创作批评之中。但他这里的“气”，基本上是就作品所体现的创作主体的个性而言的。到了韩愈这里，他把创作主题的人格修养和作品的创作个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的观点。他所说的“气”，就创作主体而言，内蓄为气质、性格；就创作对象而言，发而为个性、风格。他认为，气胜则言宜，有了这股气，就会“发之而当，成文而类”；“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有了这股气，文章就会气韵生动的鲜活起来，成为合于时用的“道”的载体。那些冗词、矫词、卑词自会淘尽，似秋末的秋末的狂飙摇撼着树林，将枯枝折断而曳去；像
火山口升腾的熔岩，将蒸汽送到高空，把大气加以涤荡。要写好文章，就要时时刻刻注意雕塑自己的个性，立志以高其气，修德以洁其气，培情以养其气；让氤氲之气充塞创作主体，成为发而为个体文本的最丰富的源泉和最高的范本。
浅论道德与义利观
——从韩愈《答李翊书》说起
[1]
毛闯宇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的确，道德修养，好比是水；语言，好比水上浮的东西。修养深厚，那么语言或长或短，音韵或高或低都会相宜。说明为人与为文是不能分开的，学文应以立行为本，以立言为表，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做“仁义之人”，才能“其言蔼如也”。韩愈还认为，治学应“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君子应“处心有道，行己有方”，才能正确对待用与不用。这些深刻的见解和积极的处世态度，不仅对当年的李翊颇有教益，而且对今人也不无启迪作用。
在当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义利观，应该怎样处世立身呢？何谓“义”？义，就是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也可理解为合乎正义或公益的举动，或应尽的责任。与义有关的成语很多，如仗义执言、义无反顾、义形于色、忘恩负义等。而“利”容易解释，即“好处”、“金钱”、“利益”，与利有关的成语也很多，如利出一孔、利市三倍、利令智昏、利欲熏心等。从义与利的这些成语中也可以看出与人的品性、道德密不可分。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义利观，有不同的处世态度和方式。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绝不会去做损人利己的事；而一个品性低劣的人也决不会有奉献精神。我们应做一个讲究信誉、讲究仁义道德的君子，不要做贪利的小人。如果商人不讲商德，必将成为唯利是图的奸商，
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遭千人骂、万人咒。如果当官的不讲
官德，就必然会以权谋私、利令智昏，堕落为贪官，受法律严惩、遭百姓唾弃。
当前，许多人开工厂、办公等，当起了老板。有的老板有仁义之心，如上海普欣食品有限公司的蒋瑞康老板，在“做人”上下功夫，不贪、不搞家族制，对工人以诚相待，以信誉为准则，从不拖欠、克扣工人一分钱。蒋老板用人格魅力赢得了工人们的赞赏。但是，有的老板不讲仁义道德，心狠手辣，千方百计拖欠、克扣工人的血汗钱。甚至有些煤矿老板，不去加强安全措施，不顾工人死活，硬要工人多采煤，生产事故频频发生，惨案一桩接一桩，真令人发指！其实，老板的义利观、老板的人品高下，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重义必兴，重利必衰。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虽然在有些人那里，除了金钱，别无所爱，除了利己，别无所求，实惠是他们的信仰，金钱是他们的宠物。但是，生活中重义轻利的人毕竟占多数，否则社会怎么能前进呢？
巴金在生前说得好，“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这真是金子一般的语言，它像一声春雷，使迷醉的人们惊醒；它是一股清风，荡涤着铜臭浊气。
中华民族是道德之邦。司马迁、韩愈、文天祥、
岳飞、林则除、孙中山、
鲁迅、雷锋、巴金……大批的仁人志士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义看得重于泰山，而他们的生命之花，却是常开不败的。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他们的崇高美德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当前，
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们树起道德新标杆。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学习这些仁人志士的义利观，学习他们的处世为人，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多作奉献，努力为社会增添一点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