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 凡
世界金融危机的到来，把相当一部分涉矿企业推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外矿业，6月炎炎烈日伴随而来的是两个让人热议并足以令人警觉的地震事件：6月5日，力拓集团董事会已撤销对今年2月12日宣布的195亿美元交易的推荐，并将依据双方签署的合作与执行协议向中铝支付1.95亿美元的“分手费”；6月23日，美国与欧盟当天就中国限制出口稀有金属，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也就在这个当口。6月22日，国土资源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受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委托召开“走出国门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培训研讨班”。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来自各省（区、市）国土资源厅（局）、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国际合作主管人员和各地勘单位、矿业公司主管的近百名代表以极大的热情认真地听专家讲课。举办这个培训班，按相关负责人的说法，目的是面对当前金融危机形势，结合开展地质找矿大讨论，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和发展需求，尽量减少投资风险。
一个很实用的会议，展示了很多实用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陈丽萍的报告——“境外矿业投资环境”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
由于全球资源的分布不均，境外矿产资源的勘查与开发早已为各国经济发展所关注。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跨国矿业公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境外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体系。比较起来，中国矿业“走出去”，起步晚，阻力大。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矿业应该做怎样的思考？
6月25日，记者找到正在办公室忙碌的陈丽萍。她告诉记者，培训班上的报告，主要基于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参与“金融危机及今后我国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政策研究”的全体研究人员对中国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分析，并得到了很多部门和单位的帮助。研究的结论是：在投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方面，境外并不是可以任意驰骋的天堂，需要因势利导，适应新形势，进行周密规划。需要应对各种考验，做充分的准备。
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中国企业逆势而为地“抄底”，由于实力悬殊，这种“抄底”很有点“蛇吞象”的味道
记者：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怎样的国际矿业形势？
陈丽萍：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金融危机，正值全球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之际，随着这场危机的不断扩散和加深，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不断旺盛的矿产品需求、不断高涨的矿产品价格和不断利好的矿业形势戛然而止。
如果说金融危机初期对矿业的杀伤力还不明显，那么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金融危机对矿产品生产国的影响超过预期，部分矿业公司或关闭、或裁员、或减产。越来越多的国家爆出金融危机对该国矿业产生影响。
与北美和非洲相比，亚洲的情况要滞后些。2008年下半年，亚洲国家信心十足，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美欧的衰退恰好是亚洲发展的机会”。但随着危机的深入，亚洲矿业也逐渐受到影响。
记者：在这样的国际矿业背景下，我国境外矿业投资是不是也在萎缩？
陈丽萍：恰恰相反，我们在逆势而为。不少公司认为现在是矿业投资“抄底”的机遇。2008年1月～2009年4月，发生和拟议78例矿业境外并购案，涉案总金额733亿美元，并购主体以大型国有控股集团公司为主。中国矿山企业和很多西方跨国公司实力其实很悬殊，所以，这种“抄底”，很有点“蛇吞象”的味道。
“走出去”这条路布满荆棘，一些国家或组织“搅局”的行为，给我国“走出去”增加了有形无形的困难
记者：我国矿山企业境外投资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陈丽萍：问题很多。
首先，就是我们遭遇了舆论的围攻。我国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这金融危机，在他们奄奄一息时，中国企业的“不差钱”气势，让中国资源行业再次陷入国际舆论的漩涡。对于中国矿业的“抢购风”，西方媒体的声音非常有敌意。他们评论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对矿产品的需求决定了中国不会停下海外控制资源的步伐，更何况中国关注的不是眼前，而是未来”。刚刚发生的力拓中铝分手事件，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舆论。由舆论影响民众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在澳大利亚，“中国将把澳大利亚的矿业资产国有化”等舆论声势高涨。有的甚至说：“我国不应把资源放在残酷的北京老板手里，中铝今天控制力拓，明天就会发展为中国投资公司(CIC)控制我们的公路、公共交通或私有化的水公司。”就在中铝力拓分手后，伦敦《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不会放弃其全球投资战略。如果这家公司是私有的，再也不会有银行给他贷款。但是现在中国的四家国有银行排着队借他钱，准备让他进行新的投资。”
当然，也有不那么情绪化的分析认为，“中国应从以往并购失败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应事先进行试探性沟通。”一些评论提出，中国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进行并购，但是矿业投资的持续周期将考验中国未来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实施这样的战略。他们说，“中国公司不至于很快主宰世界，中国境外投资基本上是小额交易，且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海外相互竞争，更注重自己的利润，而非国家战略。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力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强。”“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资金链断裂，很多矿业公司别无选择地接受中国的出资并购。对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濒临破产的矿业公司来说，中国也许是第一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况且中国的资金注入可能会缓解下一轮周期矿产品价格的报复性反弹。”
记者：我国境外投资活动空间大吗？
陈丽萍：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资源消费国及国际组织应对中国“走出去”战略采取很多措施，缩小了我们的空间。比如，日本等国对中国涉资源政策反应迅速。2005年9月，中国核能发展计划刚公布，日本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就加快了战略部署，着手全球布点，占据海外铀矿。三井发言人当下表示，“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印度虽然缺乏全方位的国家协调政策，但印度的大型家族企业和中型企业在“技术密集型”和“高度复杂性”行业领域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印度政府启动了一家投资公司，专门购买海外煤炭和金属公司的权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欧洲国家在这个时候扮演了“搅局”的角色。比如刚果（金）与中国政府签署一项价值92.5亿美元的协议。根据协议，刚果（金）承诺向中国提供上百万吨的铜和钴，以换取公路、铁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最近访问刚果时说，如果刚果接受中国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取消减免非洲债务。
记者：中国从2005年以来，发生了三个影响较大的境外矿业并购失败案例，一个是2005年中海油对美国的尤尼科，一个是2005年中国五矿对加拿大的诺兰达，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铝业对澳大利亚的力拓，这说明了什么？
陈丽萍：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投资受阻或被强加苛刻条件。并购失败就不必说了，一些已经收购的案例，如五矿对OZ、鞍钢对金达必等，都被附加苛刻条款。企业花了大价钱，却几乎没有决策控制权。
记者：这种情况是不是只发生在发达国家？
陈丽萍：不是。势头已经延伸到发展中国家。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中国企业到越南勘探、开采资源，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与质疑。中国矿业企业和美国矿业企业在越南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企业能获得特别优待，而中国企业却被看作有资源和领土野心而受到限制。
记者：我知道中国境外勘查投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
陈丽萍：对。西方国家境外投资，常常从投资环境排名靠前的国家比如欧洲、美洲国家下手。而我们，由于投资环境好的地盘大都已经被占，多从投资风险大的，比如非洲、亚洲国家着手，当然在亚洲的投资也有地缘上的考虑。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风险问题。比如政府索贿、变卦、低效；地质资料或缺或作假；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遭遇地雷、绑架等；矿业权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作伙伴欺诈、社区协议缺乏不确定性；缺乏必要的劳工、配套基础设施、设备、服务等；自然条件恶劣等。此外，我国境外勘查投资还遇到一些特有的困难，比如项目资金投入不足，企业又无融资能力，矿业权面临丧失风险；不熟悉国际惯例，提高了制度成本；地勘单位体制境外准入面临困难；矿产专业、外语、法律人才匮乏等。
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在支持本国矿业“走出去”，但西方国家做得很巧妙，让“走出去”成为企业战略而非国家战略
记者：为什么中国矿业在境外投资会如此艰难？
陈丽萍：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和资源形势发生变化。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矿产资源供应紧张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相当长时间内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旺盛。中国经济增长的这股力量，不管西方国家承认与否，都是让他们很不舒服的事情。
第二，发达国家及资源大国实行投资保护政策。2007年，美国国会批准通过《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加强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与限制；根据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政策及《1989年外商并购法规》的规定，由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同时对于国有企业有更严格的审查程序。2008年，澳大利亚政府又出台了针对外资审查委员会工作的6条指导意见；2008年5月5日，由普京签署了《有关外资进入对国防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性意义行业程序》的联邦法。规定13大类42种经营活动被视为战略性行业，限制外资进入战略性行业。可以预见，这种投资保护主义趋势还将进一步蔓延。
第三，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源民族主义或最大限度获利。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很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矿业权协议条款的重新谈判、调高税率、提高国有企业参股的比例、战略性资源国有化、矿业权重新审查等各种手段，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前些年，在矿业低迷时，一些国家把降低矿业税费作为引资手段，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但随着近年矿业公司利润的提高，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矿业税费，重点是提高权利金征收比例。
第四，发展中国家战略矿产政策普遍存在不确定性。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复杂的土地准入、环境和社区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企业不熟悉的。
记者：我们自身有问题吗？
陈丽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策略没有根据国际环境变化进行相应调整。还有，我们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地勘单位事业商业不分的特殊体制和运作机制抑制了国内适合勘查的各类政策的产生，国内企业实力培养本身缺乏合适的土壤。最简单的例证是我们事业单位的主体资格在很多国家都不合格。
从政府的角度看，缺乏统一协调联动的管理主体；没有及时消除和减少中国企业不利的内外部影响；勘查投资体系不健全；服务不到位。行政配置资源，导致政府和企业定位扭曲。有些政策，政府初衷是好的，但实行起来效果适得其反。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在支持本国矿业“走出去”，但西方国家做得很巧妙，是用普惠和间接政策，而不是直接补贴。
记者：企业的问题在哪里？
陈丽萍：很多企业不是在自身核心竞争力下功夫，而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支持上。一些企业盲目地走出去，对境外投资环境、西方勘查商业文化以及要投资的项目缺乏必要的了解，很多国家的矿业权准入、土地准入、社区准入、环境标准、勘查投入税务处理、资源储量估算和分类分级方法同我国完全不同。还有个别企业好大喜功，加之媒体不当宣传，过早暴露投资意图，让原本商业行为，被秀成了政绩。有些钻国内外政策不健全、监管不力的空子，获非法利益。此外，同已经有成熟历史的西方竞争对手相比，我国地矿企业国际化历史短、经验不足。
矿产资源供应紧张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需要更多的智慧
记者：您对今后全球矿业投资环境变化的趋势怎么看？
陈丽萍：我们认为，第一，经济复苏后全球原材料将更加短缺。高涨的矿产品需求将趋缓，但矿产品需求的基本面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中长期发展势头良好，仍将维持一段时期，继续承担拉动全球矿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作用。矿产品价格可能会因为投机资本介入逐步回升。
第二，尽管各国出台救助计划，但经济危机对非洲、拉丁美洲矿业的影响将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并最终将影响老挝、印度等亚洲国家。
第三，和上个经济周期一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鼓励矿业投资的政策，包括取消投资限制、税收减免、提高矿业权安全保障等。但社区问题和环境问题将日趋突出。
第四，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非洲国家可能会关注本国未来资源需求问题，资源民族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和矿业发展经济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但在这一轮周期中，吸引投资将居于主要位置。
第五，矿业公司重组将会加剧。矿业公司将受低价格高成本的双重挤压，大公司勉强度日，中等规模公司可能成为并购对象，很多小公司将难以熬过金融危机。矿业并购将会增加。目前对于企业来说，现金为王，降低成本、缩减投资、拓宽融资渠道是企业的主流。这其中确实有很多机会。
第六，国际组织、美国、日本、欧洲等将成为制衡中国实施境外矿业投资战略的力量。国家支持力度越大，如果措施不当，遇到的阻力就可能越大。这其中也不排除境外矿业企业可能混水摸鱼，一起分得中国政府的支持资源。
记者：如此，您对中国勘查企业“走出去”有什么建议？
陈丽萍：我觉得，投资决策前应多做案头工作，了解境外投资环境和其他企业经验教训。金融危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可从现有公司和项目中寻求机会，应该通过间接投资（股权投资）学习国际商业惯例。应多关注周边国家，毕竟成本低，文化障碍小。勘查项目应选择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此外，对外国合作伙伴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快调整境外勘查开发投资的指导思想：要从长计议。以培养勘查开发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让“走出去”成为企业战略而非国家战略；要充分意识到国内市场是低成本高效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最佳运动场；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减少行政配置走出去支持资源的各项优惠措施。同时，要促进各方面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整合和协调政府部门职能，促进勘查企业与矿山开采及冶炼加工企业境外项目方面的联姻，整合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信息、政策和资金。此外，应全面改善中国境内外投资环境，建立促进竞争、优胜劣汰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涉及市场主体准入、矿业权准入、资本市场、财政税收等各方面。还有，要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制度逐步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毕竟游戏规则是人家定的。中国要想实现矿产资源国际化战略，就要使中国的制度体系尽可能国际化，老强调中国特色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不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