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学习

1983年，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Richard Clark发表了Reconsidering Research on Learning from Media一文，对从1912年开始至1980年代间的媒体比较研究进行了全面考察，阐述了他在学习与媒体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学习与媒体并无 必然的相关，媒体并不能够必然地改进学习，真正改进学习的是教学中采用的各种方法，而不是媒体。他举例子说，媒体之于学习，一如使用交通工具运送蔬菜一 样，使用马车还是牛车并不必然改变所运送之蔬菜的营养成分。因此，他呼吁教育技术不要在沉迷于媒体比较研究的迷梦之中了，而是应该把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对 各种教学方法的设计与发展上。

Richard Clark的文章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指导1991年，斯坦福国际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的Robert Kozma才发表了一篇回应文章，对Richard Clark的观点进行反驳。在这篇题为Learning with Media的论文中，Robert Kozma认为既有媒体比较研究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媒体对学习无所助益，因为这些媒体比较研究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样，Robert Kozma还认为，媒体与方法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二者事实上是内在一体的，方法蕴含在媒体之中，媒体是方法的载体。针对不同的媒体特性，在具体的教学中所应该采用的方法因而也应该不同。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来说，总是存在着某种最优的媒体及其对应的方法。这样，Robert Kozma在破除了媒体万能论的迷梦时，同时确立了一种更加理性的媒体观。基于媒体与方法内在一体，媒体对学习影响殊巨这一基本立场，Robert Kozma认为教育技术学的未来研究还是不能放弃媒体比较研究，而是应该继续把媒体比较研究进行下去，只不过需要在研究设计上更加精致与科学。在Robert Kozma看来，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媒体比较研究，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针对某一特定内容的最有的教学媒体及其教学方法。

针对为什么Richard Clark的文章发表了8年之后，Robert Kozma才作为另一阵营的代表站出来针锋相对这一问题，我认为这是与当时教育技术领域内两种研究阵营的势力彼此之间消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1958年 的《国防教育法案》颁布为标志，教育技术进入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伴随着电视媒体的出现及其大众化并在教育领域中广泛应用，这一时期媒体派占据着 主导地位。但是，在1970年代以后，伴随着政府拨款的削减以及学术研究上的后继乏力，媒体派的教育技术研究逐渐走了下坡路。而在此时，以加涅为代表的一 批具有浓厚心理学背景的学者进入了对教育技术问题的研究，系统发展了建基于学习心理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教学设计，一时间风光无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习 派的学者们才试图争夺教育技术领域内的话语权与主导权。Richard Clark此时发表的这篇文章背后的深层意涵即在于此。

如果媒体与学习并无必然关联，真正对学习有影响的不是媒体而是方法的 话，那么言外之意很明确，就是教育技术的研究主流不应该再是传统的从视听教学发展起来的教学媒体研究，而是应该转向对学习的基本机制及其规律的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教育技术应该研究的是以学习心理学为基础的教学方法，而不是教学媒体。这样一来，媒体派的理论家与学者们在事实上就丧失了教育技术领域内的话语 权与主导权，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然而，不幸的是，1970年代-1980年代间并无新兴媒体出现并被引入教育技术领域，人们对1950-1960年代 出现的电视媒体的热情早已丧失殆尽，加之媒体派教育技术研究的经验传统及其基础理论创新上的无力以及整个理论体现上的不完整，面对学习派的咄咄逼人以及强 势进攻，他们并无什么有效的办法可以应对。此时他们只能选择沉默。

然而，1990年代后，微型计算机的出现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使 媒体派教育技术专家们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计算机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所具有的截然不同与传统媒体的特性使得媒体派教育技术学者们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 Robert Kozma作为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他所发表的Learning with Media一文无疑意味着媒体派专家们的绝地反击。幸运的是，伴随在微型计算机之后的是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媒体技术的飞速进步与迅速登场为媒体派专家们撑 足了底气。一场针对学习与媒体的大争论，一场争夺学科话语权与主导权的斗争终于无可避免了。而事实上，对学习与媒体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成了理论取 向的学习派与技术取向的媒体派二者之间龃龉不断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