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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 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穀，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穀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译文】那小的迷惑会使人改变方向，大的迷惑会使人改变本性。从哪里知道是这样呢？自从虞舜推崇仁义用以扰乱天下人的本性，天下人没有不为仁义奔走效命的，这不是用仁义改变人的本性吗？ 为此试作如下论述。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天下人没有不用外物来改变本性的，小人为求私利舍弃生命，读书人为求美名舍弃生命，大夫为求保持和扩充领地舍弃生命，圣人为求天下人的幸福舍弃生命。故此上面四类人，他们的事业不同，名声称谓各异，但是在伤害本性、为所求舍弃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臧和穀，二人同去放羊都丢失了羊。问臧当时作什么事，则说拿着竹简在读书，问穀当时作什么事，则说和人玩博塞游戏了。这二个人所作的事不同，在丢失羊上是相同的。 伯夷为求名死于首阳山下，盗跖为求利死于东陵之上，这二个人死的原因不同，在残生伤性上都是等同的。何必去认定伯夷之所行为是，盗跖之所行为非呢！天下人都是为所求舍弃性命的。那些为求仁义而死的，世俗之人则称之为君子；为求货财而死的，世俗之人则称之为小人。为所求而死是一样的，有的称君子，有的称小人；假如就残生损性来看，则盗跖也就是伯夷，在他们之间又从何选择君子和小人呢！ 【说明】按照庄子的理解，人都是要死的，既然都是要死的，那还论什么是非善恶呢？所以庄子的话又偏激了。正因为人的死因不同，活着的人才有惋惜与幸灾乐祸的心情。为大众利益而死的人，重于泰山，人们为之唏嘘惋惜；为自己利益而死的人，轻于鸿毛，人们为之幸灾乐祸。为损害别人的利益而死的人，人们为之拍手称快。怎么能说君子与小人是一样的呢？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既然活着，就要活得有质量，活得幸福，活得快乐，谁也不愿意活着的一生是失败的、窝囊的、痛苦的一生。既然人活的质量不一样，当然就要讲究人的行为方式。比如臧之读书丢了羊，那么读书以后的他就再也不会丢羊了。而榖之玩游戏丢了羊，那么他以后还会不断地丢羊，他们的命运就会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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