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官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2-06-17 这种保官，实际上成了结党营私，肯用这种手段的官吏，当然也不会是勤政爱民的模范官僚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江南松江府城突然骚动起来。府衙前连日聚起成千上万的人，偶尔还传来哭喊声；秀才们抄写檄文贴遍街巷，引来众人驻足观看；一群人搬砖运石，将城门堵塞，又有人撕裂布裙，制成大旗；还有三五文士搬来桌柜，摆开账簿，宣布接受捐款。 这是松江士民要挽留知府李多见。 李多见，字子行，号思弦，前一年十月刚刚调任松江。他莅任之后，立志昭雪民冤，凡是向衙门提交的诉讼一概受理，甚至重新审理百年前的旧案，剖析入微，公心明断。他的施政风格是尊重文士、爱惜小民，对巨室大姓毫不容情。但知府才做了三个月，正当商民期待他大展雄才之际，竟因误触了某项死板的制度要被罢官，于是松江人群起保官：在府衙前聚集的，是在探听消息；张贴檄文的，是要动员市民；堵塞城门的，是为了扩大声势冀以感动上官；所挥舞的大旗，上书“攀留李太爷”，迎风飘举；临街募捐，则是打算为李知府修建生祠。 负责江南治安的苏松常镇兵备道江铎闻报大惊，以为松江要借机造反，赶忙统领大军兵临城下，严阵以待。虽然在华亭县令的解释下，江铎勉强相信这并不是一场直接对抗朝廷的武装斗争，但这么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这么高效率的社会动员，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他进城之后，立即将为首的几个秀才捉进监狱，又把松江府内比较活跃的一些吏员差役狠狠收拾一顿，既打击了松江民气，又警告了知府李多见。李多见离开松江那天，大雨如注，送行的人群填塞道路，交通为之瘫痪。 松江人的愿望再强烈，对本地官员的任命却没有任何发言权，这次抗议活动没有酿成流血事件，已属万幸。朝廷对民众要求留任地方官的举动不予支持，是两种心理的共同作用：一种是确保政治权力不受民意挟制，二是根本怀疑这种民意的真实性。 雍正七年，江都知县陆朝玑也因为被罢官引发保官行动，据说乡民铺户纷纷担柴送米，表示慰留。雍正评论道，一县之内，良莠不齐，官做得再好，也难做到人人满意，担柴送米容或有之，要说全县人人如此就未免夸张了。退一步说，假如他真能取得所有人的欢心，那就说明此人是个不得罪人的乡愿，更不是什么好官。 雍正帝果然精明。好官固然有，然而要好到令治下百姓依依不舍的地步，并不多见。更多的情况，往往是地方官要调任到偏远贫苦地区，舍不得手上肥缺，鼓动士绅所为；更有无良官吏，贿买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挟民自重，希图留任。所以清代初年就有人说，从来没见过升任美缺而被挽留的官员。那些领导保官活动的名流们，大都不过是逢迎官府，投其所好而已。 最恶劣的是地方上一些地痞棍徒，结成团伙，发起对被罢黜或者降级官员的保官行动，万一成功，他们就以功臣自居，把持官府，从中渔利。地方官因为受过他们的好处，也不得不处处忍让，任其胡作非为。这种保官，实际上成了结党营私。肯用这种手段的官吏，当然也不会是勤政爱民的模范官僚。 康熙五十一年江南科场案，引发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的互相弹劾，结果双方各有士民上书，要求将本官留任。仔细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上书的人多为官员指使，更离谱的是，不少人在两方的请愿书上都有列名，显系顺水人情。 这种事情出得多了，也无怪乎朝廷将挽留官员的民意视若无物。即使上面提到的李多见，根据松江地方志的记载，挽留他的行动之所以闹得这么大，部分原因在于上级官府的强硬态度，激化了地方社会的反抗情绪，也不完全是出于拥戴好官。 值得一提的是，保官事件的领导者大多是有功名的举人或秀才，一般的观念也认为他们理应参与地方政务，发挥积极作用。然而保官行动既然这么不“纯洁”，朝野对类似行为的评价日趋负面，不免也连累到作为地方精英的知识阶层，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地方祸害。更何况许多举人秀才本身就以交结官府、包揽词讼为生，又或者沦落为劣绅乡霸的帮凶，就更强化了这种印象。 上面的处处提防与下面的不守规矩，共同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互不信任的态度，其结果是，对国家而言，保官行动成为威胁政治秩序的不良举动，对地方而言，则又变成侵蚀吏治的腐化因素。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作者：段志强／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