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提及“创新”,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联想到技术发明、专利项目、科研成果。相对于理工学科有形的物质创新,文科的创新应当如何界定?这同时牵扯到文科的学科特点与培养目标、文科的创新要素与考评机制、文科的创新成果及其社会效应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为此我们特别邀集南京大学五位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的教授共话“文科生创新”,探讨如何真正以文科的视角创新文科。
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话题,内容涉及对文科创新内涵与外延的各自界定,对本科生通识教育改革的看法评价,对相关院系近年来改革措施的经验介绍,对推动学科交叉与全球科研创新格局并轨的热切呼吁,以及从宏观层面对当前国内文科教育的问题反思献言,还提出了文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理性化模型的愿景。相信他们作出的种种思考,能为进一步掀起高校文科教育教学思想讨论,和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评估与发展献计,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
莫砺锋
人文学科研究者必须具备极其丰厚的知识积累,并不断回首、反思,才可能有所突破。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创新”主要是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获得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如果一味催促文科生早出创新成果,多半会揠苗助长。
关键是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
相对理科生,文科生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知识。原因可能在于理科的知识更新较为迅速,有些知识的更新是以否定旧知识为前提,除非专门研究科学史,就不必深入了解那些业已被否定的知识,这样就能较早地进入本学科的前沿。而人文学科几乎在每一个研究课题上都积累了非常繁复的知识,如果不了解该课题的来龙去脉,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人文学科领域内的新与旧往往并不意味着是非或对错,甚至也不一定是新比旧距离真理更近。换句话说,人文学科的发展过程并不呈直线上升的态势,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传统性非常强烈的学科,研究者必须时时回首、反思,必须在极其丰厚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所突破。所以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创新”主要是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
我于1 9 7 9年9月考进南大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读研究生,导师程千帆先生讲完《校雠学》和《杜诗研究》这两门课后,对我们说:“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们了,接下来你们就好好地读书吧!”两年以后,我硕士毕业,接着又在程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当时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程先生就没有再给我开课,只是开了一个书目让我自己研读。等到1984年10月,我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当时的研究生培养规模较小,有关的规章制度还没有建设完善,所以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培养模式似乎有点不规范,至少不如现在这般体系完整、制度严密。继我之后在程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蒋寅、张伯伟、张宏生、曹虹、程章灿、巩本栋等人也是在基本相同的教学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如今都已成为本学科内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说明那种模式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为什么当时的课程数量不如现今繁多,规章制度也没有如今这般周密,教学效果却并不逊于如今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程千帆先生独特的教学理念。他亲自开讲的两门课都不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培育能力为主旨。比如《校雠学》这门课,程先生并没有像同类著作那样大谈其学术源流,而是把讲授的重点放在如何运用方法上面,诸如如何运用目录学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并厘清学术源流,如何运用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方法来考核材料之精粗真伪。《杜诗研究》课上,程先生是把杜诗学研究中尚有开拓余地的内容分成十多个专题,结合他本人研究杜诗的心得,提出新的观点进行讨论,从而诱导学生进行思考。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果便是程先生与我以及同门张宏生三人合作的《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全书收入关于杜诗的11篇专题论文,虽然文章是后来整理成稿的,但其观点全是在课堂上形成的。由于程先生启发我们进行讨论、思考的专题都是在杜诗学研究中比较前沿的课题,所以这种讨论自身就含有创新意义。显然,这种教学模式既以传授方法为主要内容,又包含着创新理念,它给学生带来的裨益与那种以灌输知识为主的课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需要补充的是,程先生当时并不要求我们“早出成果”,他甚至反对我们过早发表论文。程先生注重的是培养我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使学生具备长远发展的学术前景。
庄子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即使限定在学生阶段,需要掌握的知识也无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内彻底完成。所以与其增加课时总量,或增进课堂传授知识的密度,还不如让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正确途径与运用知识的有效方法,这样,学生自会在课外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取知识,并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古人早就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这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其学习应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其学习内容也应转变为以培育能力为主。不言而喻,这种能力培育肯定是包含创新意识在内的。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教师单方面的事情,而应该由师生双方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历史学学部
茅家琦
首先,文科学生一定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高校本科教育也应朝着通识教育的方向发展。其次,文科生创新要注重提升思辨水平,培养敏锐的思维分析能力。另外,教师也应该发挥引领作用。授课不是说书,应该诱导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及时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在师生互动中提升研究能力。
扩大知识面,提高思辨水平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工作者,我想主要从文史哲基础学科培养学者这个角度来谈谈理论人才的创新问题。我觉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衡量理论家创新成果的标准,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符合我们中国哲学经常讲的“天人合一”。
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不单对人生经验起步不久的年轻学生而言,就是对在教研岗位工作多年的老师来说,创新也需要扎实、系统的学科知识的积累。文科学者的创新不像理科工作者那样可能在三十多岁就出重大的科研成果。在人文社会领域要形成真正突破前人、富于开创性的成果往往得经历一段更长的“潜伏期”,所以文科学者即使年过花甲却仍有可能处在事业上的“青春期”——因为自身学术水平的积累在不断地丰厚。所以真正要讲创新,就万万不能急于求成,止步和满足于庸俗化、低层次、重复性的研究成果。
我首先强调文科生一定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现在本科教育的方向是向通识教育发展。我上世纪40年代末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要选修伦理学、逻辑学这样“不相干”的课程。文史哲的课程体系也是打通了的,比如历史系学生得学西方哲学,中文系学生必修中国通史。后来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仿照苏联模式使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学生的视野就变得比较狭窄。这个情况延续到现在,就是一些正值盛年的老师由于年轻时学科知识背景单一,不但对自身的学术研究产生滞阻,也影响了课堂教学对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人担心宽口径的通识教育会牺牲课程知识结构的深度,我觉得这是教学水平的问题。一个知识面丰富、学术功底笃厚的老师能够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地传达学科知识的精髓。好比讲历史课,就不能照本宣科地停留在对简单史实的重复再现上,而应结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视角,在对历史现象作观察和解读时注意启发学生进行思路开阔的学理分析。钱学森认为科学创新的思想火花是从不同领域的大跨度联想激活的,我想文科创新也是一样,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才能触类旁通。我建议校图书馆大库和各院系图书馆也能够对所有学生开放借书,充分提高资源利用率。虽然这可能给管理上带来不便,但从人才培养的长远角度考虑,应该给部分有志于学术深造的同学创造机会。
其次,文科生创新要注重提高思辨水平,培养敏锐的思维分析能力。我们现在很少有具备较高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目前所做的工作多是材料的发掘、搜集、编写,古籍的校勘、整理、补遗,真正的理论成果还比较欠缺。比如最近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都很火,整个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成果颇丰,但目前的成果一般都集中在历史资料集的编纂,而没有通过对史实的研究更加深入、完整地认识日本、认识中国,提供解读历史、剖析国民性全新的视角。今天如果要谈日本,一些学者引经据典还是绕不过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我想现在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做学位论文,应该考虑如何从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提取、迸发创新欲望,要形成自觉的推进学术界研究往纵深开掘的意识,在选题上费心下一番工夫,而不要为图省事选择一个无关痛痒的命题,堆积资料就算完事。思辨能力还体现在看问题要形成全面客观、不偏不倚的视角。比如前些年国学热在大陆重新兴起,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只讲其推动社会前进、弘扬民族创造力的伟大之处,也不能只看到其中封建性的糟粕而采取全盘否定、割裂历史的极端态度。
另外,促进文科生创新,教师应该发挥引领性的作用。学生也要有求真创新的学术信念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哲学学部
张异宾
对研究生而言,我认为方法论创新才是最重要的方面。不管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的创新,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作品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以何种方式来解读文本。而新的观念体系的形成需要一整套系统性方法论训练,这正是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重点,也是文科生创新的基础。
鼓励个性,注重方法论的传递与创新
讲文科生创新首先面临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体制在设立培养目标之初就有问题。西方人文教育传统讲求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注重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中培植和张扬人的个性。而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知识的传递就不是针对学生个体特征进行灵活的设计,而是以刻板的教学方式、齐整的培养目标、单一的评价标准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从根本上说是谈不上创造性的。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本科前教育很难培养真正热衷于思考、个性活跃、素质全面的创新型人才,这就需要在高等教育中调动学生的自省精神,以弥补其在成长过程中个性精神元素的缺失——这种自省意识的觉醒应该成为创新的起点。创造性的迸发往往不是因为外在压力的施予,而是源自内在兴趣的激发。创新型人才对某种知识、理论有一种如痴如狂的追求,并以此作为自己生命实现的通道。
本科阶段主要还是打下一个比较宽泛的学科知识的基础,因为没有较为完善的知识积累不可能产生结合之上新的顿悟与思考。对研究生而言,我认为方法论创新才是最重要的方面。不管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作品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以何种方式来解读文本,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体系,就得接受一整套系统的方法论训练,这正是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重点,也是文科生创新的基础。要真正进入理论层面的研究,首先要建立起一个严谨缜密的、具有独立个性的面对世界的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光由知识堆砌而成的。研究生学习的目的主要不是知识的掌握,而是学习老师面对一个文本时分析理解的逻辑思维过程,更深处是一种语境。做创新研究的前提是要真正找到和大师对话的途径,就像冯友兰先生讲过的“照着说”和“接着说”。要找到研究领域的“真问题”,就得回到大师的“终结之处”重新出发,解决过去以为解决了的问题,那才是创新真正的开始。
真正在学术界卓有成就的人,往往是把创新当成一种生命的实现方式而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功利化追求。这涉及对个人素质恰如其分的估计,因此初学阶段不要滥用创新这个概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为学生在一篇学年论文、乃至毕业论文里真正要关注的,恐怕还不是提供了多少重要的创新点,而是自己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学理化的训练过程中获得了多少进步。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点一滴踏踏实实更具体也更实在的追求。
就环境而言,我认为文科需要改进教学方式。导师指导学生就应该鼓励学生与自己不一样,才有可能创造一种自由宽松、富有活力的氛围。我们的教育很大程度上还属于“同质型”教育,不鼓励学生在课堂讨论中反对老师,这就导致了我们无法形成西方的流派——像法兰克福学派里每一个学者的思想和其他人都不一样,这样一代一代相斥相容地不断向前推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持一种观点,只是不断地复制老师,那就很难实现超越。老师也得承认自己的不足与错误,提供给学生一种激发创造性的温床,创造一种能让他们感觉到未来是有希望的环境。
另外我们还要鼓励文科教师在团队建设和方法论上自觉。学术研究到了眼下这个时代,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以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为例,是什么使得这批中年学者在全国有如此高的地位?我想是一种共有的方法论特征,也应当依托这种方法论的自觉来薪火相传地建设学术梯队。在现今西化的教育体制下,仍然沿用古典式的让学生“体知”的方式开展教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方法论的传递和学统的继承,这样就无法建立起学派。
文科生创新还应当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对话的胸襟与抱负。南京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许多优秀的创新团队,在那种高水平实验室中,理科学生天生就具有冲击国内一流和世界一流的条件。在基础文科方面,我们的传统优势恰恰是典籍和思想史研究,在当代前沿领域发出的声音还比较微弱。当代性不是光研究当代的东西,而是研究当代的东西为我们所用,使我们古代的典籍文化能够有全新的视域与方法论,使我们的“故纸堆”焕发新的光彩,与西方最前沿的理论发生对话。
经济学学部
刘志彪
从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长远角度看,应该取消文理分科。在大学就是取消选课限制。本科生的培养在于为今后的创新打下基础,因而学生可以主修某个学科再辅修一个学科,并任意选修其他课程。南京大学如果能率先在全国这么做,我相信能比其他高校早一二十年培养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的创新拔尖人才。
以开放选课建立创新制度的支撑体系
“文科生创新”就我理解主要是针对学校的教育培养体制来讲,即怎么为学生创新创造一种基础和氛围。这些年高校科研成果出了不少,但真正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这跟学校教育提供给学生的知识结构有很大关系。
以本科教学为例,哈佛等世界一流大学本科生入学后并不急着分专业,而是就某个主要方向选择专业核心课程(在总学分中只占七八门课),其他学分可以在学校所开全部课程中任意选取。能不能给本科生提供足够数量的选修课,是衡量一所大学基础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有人统计过,哈佛大学可以给本科生提供的选修课总数达三四千门,而且只要有学生选就必须开课。这样一种宽口径、基础厚实的培养机制,使得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而不是方便管理的教学计划进行选课,才真正有利于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目前我们把专业分得太细,使得课程知识面非常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博士可以改一个名字叫“窄士”,其创新能力的培养从本科开始就受到影响。当然,中国的大学不可能一下子走到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路子上去,这跟教育投入、师资队伍、管理水平等因素都有关。
国外一流大学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培养不是按照专业进行区分,而是由N个学科相组合,并以项目进行组织的交叉型培养模式。比如一个关涉全球化问题的项目,能集中来自政治、经济、管理、法律、环境、社会学等各门专业的老师交叉授课,学生每人必须选择两到三名不同院系方向的导师。而在中国,每个院系有各自的利益,工作量考核、绩效奖金、学生归属,都算不清楚,没法进行类似改革。但跨学科的交叉创新领域正是当前产生激动人心的创新成果极其重要的突破口,不同系科高水平研究人才的项目组织联合手段也使专家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更符合实际情况。
讲文科生创新,必须建立创新制度的支撑体系,塑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基础和条件。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用理科的方法来管理文科,比如强调科研项目必须投入多少钱,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等。这些问题也不能说不重要,但不是问题的根本。我认为制约学生创新的根本就在于中国文科教育体制与国际脱轨,人为地把学生分为文科、理科就不科学。目前的高中文理分科是为了管理方便,并不能真正减轻学生负担,问题的根本是由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太少而导致高考竞争的无比激烈。从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长远角度看,应该取消文理分科。在大学就是取消选课限制。学生爱学什么就让他学什么去本科生的培养在于为今后的创新打下基础,可以主修某个学科再辅修一个学科,并任意选修其他课程。南京大学如果能率先在全国这么做,我相信能比其他高校早一二十年培养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的创新拔尖人才。
一个学生无论怎么勤奋努力但他的知识面太窄,就相当于一个走路不稳的瘸子。只熟悉一个学科的知识只能在该学科内纵向挖掘进行创新,这在单门学科知识积累日见丰厚的今天已经十分困难——当然也许有少数专才能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交叉扩散型的创新才是更普遍的趋势。即使在原学科内就某个问题深入钻研,也需要其他学科知识基础做支撑触类旁通。南大化学系熊仁根教授就念过化学、物理、汽车三个方向的博士后。他专门研究汽车刹车时产生的电火花中的化学反应——正是凭借跨学科领域的综合背景,才能做出独到而富于创见的成果。如果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注意学科间的融合、交叉,就不能解决学生创新的基础来源。数学家丘成桐说过,做学问就像垒金字塔,下底宽才能垒得高。一个人要想在某方面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文化知识基底不宽、不厚是不行的。匡亚明学院早些时候也进行了改革,但目前只在人文学科内进行文史哲的综合教学,还没有与社会科学领域发生融合,我认为应该在全校范围内进一步打破学科限制,使选课制度真正放开。
管理学学部
叶继元
良好的文科创新机制至关重要,当前主要应建立健全良好的学术秩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相对于理工科而言,文科的研究对象更复杂,涉及的因素更多,文科的创新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并且需要实践的检验,不确定性大,要真正看到事物的真相,难度很大,因此对文科研究的评价和管理机制要宽松。
建立健全良好的学术秩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
谈到创新,不少同学容易片面理解。一是神化,总以为创新太难,高不可攀,与己无关,从而产生畏惧情绪;另一种则是矮化,总以为与众不同即可,不问这“不同”是否有根据,一味地为创新而创新,搞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研究。其实,创新与积累密不可分。当下学风堪忧,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因此当前建立必要的学术门槛,强调研究的质量,对学生加强学术规范和创新关系的教育是当务之急,不能揠苗助长。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创新,而学术规范的目的也是创新。没有学术规范、秩序、良好的氛围与评价机制,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什么样的研究是创新——尤其对于文科创新的认定更是如此。
国内外对创新的层次有不同分法,措辞也不一样。国内较公认的分法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吸收、消化再创新。原始创新是最高层次、也是难度最高的创新,是一种颠覆性的、根本上的、填补重大空白的创新——当然也应包括新概念、新定律和原理等理论创新。第二个层次是集成创新,是指将各个好的、精华的部分集中组合在一起,达到整体最优效果的创新。集成不是简单的连入、堆积、混合、叠加,而是有机融合,形成自己独特观点的一种能力。这种创新对文科特别有意义,因为文科尤其强调广阅博采,融会贯通。再一个是吸收消化再创新,特别是对于落后国家以及相对不成熟的学科来说更有意义,因为可以从先进国家、成熟的学科里学到许多现成的知识,但切忌生搬硬套。还有一种浅层次的创新是移植创新,是把已成熟的成果,如原理、方法、结构、材料、用途等转移到新的领域,用来解决新问题。它是最简单、最常见、也最有效的一种创新,特别适合于当下中国文科生应用。
文科研究的创新主要表现在观点、研究方法、资料的发掘、应用和解释、论证和结论方面,特别强调积累,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思考和社会实践。本科时期就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搞搞“小创新”,要贯穿于每门课程的学习、作业、提问、写作中,一旦有“新”意,就要及时鼓励和表扬,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创新的积累也不仅仅表现在专业知识方面,还应包括素质、情感等方面,比如思维方式以及意志力、坚韧性、抗挫折性等情商方面的培养,这些都可以为以后的“大创新”做铺垫。大凡真正的创新,总是从不理解到有所了解直至真正理解的过程,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就非常重要。
从外部环境来说,良好的文科创新机制至关重要,当前主要是建立健全良好的学术秩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相对于理工科而言,文科的研究对象更复杂,涉及的因素更多,文科的创新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确定性大,真正要看到事物的真相,难度很大,因此,对文科研究的评价和管理机制要宽松。当然我们反对自说自话、不能检验、不能交流的自娱自乐的“玄学”式研究。整个文科研究的学术环境、评价机制及生源素质、导师的水平、时间和精力、教育方式等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导师一般都比较忙,学生多,教学科研工作量大、任务紧,用于学生身上的时间不够,而要真正培养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是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当然,目前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在逐步好转。
文科的发展前景很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综合实力有了明显提高,这与人们的思想解放、学术的进步紧密相关。中国要有更大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文科的繁荣发展。制度层面的改革与设计,舆论的监督与管理,人类精神的坚守与重塑,都依赖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哲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的发展。目前制约文科研究工作进一步繁荣的一个瓶颈就是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合理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成果、人员和机构等问题,包括有无创新、有多少创新的问题,这也是国际性的难题。相信经过广大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梦寐以求的、利于后世学人的公正合理的学术秩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能够逐步建立起来。
2009年第8期
中国研究生
陆啸 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