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 亞醜方簋：高18.5 cm
商末周初 銅亞醜方尊：高39.1 cm
商末周初 銅亞醜方觚：高43.3 cm
三件青銅器都是以獸面為主紋，以雲雷紋為地，具八道高棱脊的方形器，均有「亞醜」銘。方形器在商代晚期數量稀少，大多發現於高級貴族墓葬中。「亞醜」為氏族徽記，可能是文獻中的薄姑氏，是商王在東方的主要盟國，今山東青州一帶為其活動範圍。這三件傳世器，質地精美，紋飾雄強；方尊與方觚原藏於熱河避暑山莊，方簋藏於北京景山的壽皇殿。
商末周初 銅亞醜方觚
商晚期 銅倗祖丁鼎
高85.5 cm，重94.65 kg
倗祖丁鼎是商末周初盛行的大型蹄足鼎，應是在商周之際特殊禮儀活動中的盛食祭器。頸部飾帶狀獸面紋一道，柱足獸面紋作高浮雕獠牙猙獰狀，亦是此期獸面紋樣的典範。銘文三字，是族徽與親屬稱謂的組合，乃早期彝銘的通例。鼎重94.65公斤，是本院最重的器物，原置於清宮養心殿門廳。鼎彝重器、邦國至寶，倗祖丁鼎確可當之而無憾！
商晚期 銅乳丁紋羊首罍
高37.3 cm，口徑 31.3 cm
罍為大型盛酒器。此器體態宏偉，紋飾豐富多姿，四個高浮雕的羊首、間隔以扁平的立鳥，腹部的乳釘雷紋、繁麗突點與鉤狀棱脊，一起營造出視覺的強烈張力。全器造型與諸多裝飾特徵，雖具有商文化中心區的青銅器特徵，卻又透露著商代中原作風與南方裝飾手法的完美結合。器身身厚底薄，亦為某些南方銅器的區域特性。
西周早期 銅鳳紋方座簋
通高27.2 cm，腹深11.6 cm，口徑22.6 cm，方座高10.4 cm，寬18.5 cm
簋與鼎，是青銅禮器中重要的盛食器組合，鼎用以盛肉，簋則盛黍稷稻粱。方座簋盛行於西周初早期（約西元前1050-950年左右），型制多樣，紋飾富麗，可作為西周禮制重食文化之代表。此簋以大量的牛頭裝飾鋬把與方座之四隅，是西周初早期武王、成王時在周王畿附近（今寶雞市一帶）流行的銅禮器造型，宏富壯美，頗能透顯周初的開國氣象。
西周晚期 銅人足獸鋬匜
高24.5 cm，口徑17.1 X 34.2 cm，重5.2 kg
「匜」與「盤」是古代行盥禮的必備禮器：受洗者雙手置於「盤」上，侍者以「匜」裝水，從上方澆於受洗者雙手。「匜」的器身大多寬廣有如水瓢，一側有流，以便倒水，另一側有把手，方便持拿。本器把手如龍，而最特殊的是器底的四足，為雙手交握的小人，似為異族僕役者，在青銅器中較為罕見。以人形作器足的風氣，大約盛行於西周晚期，延續至西漢
西周早中期之際 銅服方尊
口（外）徑19.7 cm，高22.6 cm，底徑11.2 X 10.8 cm，腹圍50.3 cm，腹深17.5 cm
服方尊原藏於清宮內府，製作年代在西周昭王、穆王時期。和傳統方尊的形制相比，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器腹兩側有向上延伸彎轉的象鼻形雙耳，是相當罕見的設計。鑄銘三行十四字：「服肇夙夕明享，作文考日辛寶尊彝。」大意是說本器主人「服」為了紀念先父「日辛」而鑄製此件宗廟禮器，用以早晚向先祖獻祭酒食。
西周晚期 銅毛公鼎
高53.8 cm，口徑47 cm
器形簡樸端正的毛公鼎，以其器腹內壁的銘文而為國之重寶。銘文全長五百字，為迄今所知最長的青銅器銘文。銘文內容見證了西周「宣王中興」的歷史，其以古雅精奧的文風表達了宣王對毛公的諄諄告誡、殷切期待，任重道遠之情，今日讀來仍令人為之動容。
新 銅嘉量
通高25.6 cm，口徑34 cm
王莽新朝以「復古改制」著名，嘉量便是在新朝始建國元年（9 C.E.），根據《周禮》所製作的標準量器。全器的五個量體上各以一篇銘文說明其尺寸、量值及容積計算方法，可知量體間的關係，也因此可據以考定音律、以及西漢時圓周率的精度已細密至3.1566。新莽時期頒佈天下郡國的嘉量，僅此一完整器存世，乃當之無愧的國寶。
西周晚期 銅宗周鐘
高65.6 cm
宗周鐘為清宮舊藏，見於《西清古鑑》之中，是西周晚期厲王自作用器，端凝穩重，王氣自顯，是青銅器中稀有的周王自作器。器身鑄有十七行共一百二十三字的銘文，記載厲王親征南國，令南夷、東夷等二十六國俱皆臣服，功業非凡，於是鑄鐘銘記，祈求福澤子孫，江山永存。本鐘在鼓部正中和側邊可以敲出兩個不同頻率的音響，故可稱為雙音鐘，製作精巧，實屬重器。
戰國早期 銅曾姬壺一對
通高78.3 cm
曾姬壺一對，為帶蓋垂腹圓角方壺形式，體積巨大，氣勢雄渾。傳為民國二十一年安徽壽縣出土器。兩器器口內壁鑄有相同銘文，內容記述楚王來自曾國的夫人，過世後歸葬於漾陵，希望後世子孫保存使用這件器物。此銘內容奇特，長年來為學者競相研究考釋的對象。其富於韻律的詞句，宛如一首悠遠的古詩，在兩周金文中又尤為特別。
西周晚期 銅散氏盤
口徑54.6 cm，高20.6 cm，腹深9.8 cm，底徑41.4 cm
散氏盤於清康熙年間出土，嘉慶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壽，散氏盤是貢入宮中的壽禮，從此成為內府重器。盤內共鑄銘三五０字，記述西周時夨國向散氏轉讓田地的過程。起因是夨國侵犯了散邑，所以用田地來賠償散，銘文詳細記述踏勘田界的路綫。此銘是《周禮?秋官?司寇》中「書于宗彝」的「治地之約」之實例，是考察西周土地契約制度的珍貴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