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林散之书法比较（上）
曹利华乔何
一、相似的人生经历
在现代书法史上，论草书的成就，于右任、毛泽东、林散之是可以齐名的，从狂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似乎更突出一些，于是我们提出了毛泽东为“现代狂草第一人”的观点。那么于右任和林散之呢？我们本想比出个高低，但是越比越觉得难，因为两人有许多相近、相似、甚至相同之处。
于、林二人不仅所处的时代相近（于右任生于1879年，卒于1964年，林散之生于1898，卒于1989年）、寿龄相近龄相近（于右任85岁，林散之91岁）、幼年境遇相近（于右任不满三岁丧母，遂寄居伯母房氏外家，6岁即随乡童牧羊，7岁读私塾，12岁因家贫，课余在纸炮房帮工；林散之，6岁在村里读私塾，14岁父亲病故，被接到城内外婆家读书，15岁去南京学画人像）、青年经历相近（于右任,17岁入县学，成为秀才。20岁恰逢叶尔凯出任陕西学政，出试题以观风全省，于右任作答，叶激赏，誉为“西北奇才”。21岁被委任三原粥厂厂长，负责赈济灾民，自此步入社会；林散之18岁在姐夫范期仁家教书，24岁工楷书，29岁完成《山水类编》，32岁从师黄宾虹函授书画，35岁家乡因水灾造成饿殍载道，居无定所。乃挺身而出，义务担任“圩董”，向政府申请面粉，救济灾民，声名大振）。
在后来的人生阅历上，二人也有着相近之处。
于右任1906年在日本得识孙中山先生，"做彻夜之谈，并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作主编，作记者，评论时政，"为民请命"，"辟谣邪而振民气"。先生文章辞锋劲健，文笔犀利。1912年先生即在南京临时政符任职。嗣后，南北议和，袁逆称帝，先生与中山先生再举义旗，讨袁北伐。1918年回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北伐段祺瑞。此后长期任国民党监察院长。林散之1937年在乌江两次遭日机轰炸险些丧命，41年日寇进驻乌江，邻居两人被打死，他幸免逃脱，在日寇铁蹄下，林散之发出“乱世人命不如鸡”的呼声，质问“浩劫之成谁所使”，写下了《今诗十九首》，对侵略者和汉奸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和鞭挞：“忽传敌人下丰台，又报倭人海上来。记得乌江冬月八，伏尸满地血流街。”“千年奇事一朝看，买卖官场上下贪。中国不亡真奇事，问他哪个有心肝。”49年解放林散之欣喜若狂，写下了“东风初解冻，小鸟正呼晴”的诗句。50年被推选为江浦县人大代表，1959年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
于、林二人的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苦难的童年，不屈的奋争，为国且为民，为艺先铸心。
二、相似的求艺道路
现在有不少书评者硬是将于右任和林散之划为碑派，说：“对草书的关注，自然与于右任试图开拓、深化碑学创作领域有关，但颇可玩味的是，于右任在其《标准草书序》中，却始终未将他对草书的重视与碑学的拓展、深化联系起来，而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强调了草书的重要性”，“这当然是更为宏大的书法目标，但它却偏离了于右任的草书审美意图。但是这种意图谬误，在于右任的碑草书创作实践中却得到了有效的矫正”。（姜寿田《现代书法家批评》8—9页）真是这样的吗？是于右任“谬误”了“意图”，还是我们“谬误”了于右任的“意图”？ “林散之的卓荦之处在于他冲破董书的局限，融以汉碑隶法┅┅这成为林散之草书至为关键之处”。（同上25—26页）“融以汉碑隶法”是对的，但是“融”到哪里呢？闭口不说一个“帖”字。两个有如此深厚功底都被誉为“草圣”的书法大家，能犯下如此低能幼稚的错误，确实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否真是这样，我们将从他们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得到答案。
这里首先要强调一个观念问题：碑与帖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没有谁先进谁落后之分。当李世民推崇王羲之时，有扬帖抑碑之嫌；当康有为力荐北碑时，同样有扬碑抑帖之过。作为今天的我们，碑与帖只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的书法风格和流派，都是我们今天发展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以碑学为主，或以帖学为主，或以碑帖兼容，都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扬帖抑碑不可取，扬碑抑帖同样不可取，因为它们都违背了书法创作的规律。
于右任和林散之之所以被誉为“草圣”，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偏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碑与帖在他们那里，是根据自身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水平和需要灵活运用。他们从来没有将碑与帖分离开来，更没有标榜自己属于什么派，他们需要的只是吸收知识和营养，因此他们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攀登上了世人瞩目的艺术颠峰（上）
转载于《中国书画报》2008年7月3日 
于右任、林散之书法比较（中） 曹利华乔何
对于他们的书艺之路，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段论，即帖—碑—帖。
在于右任、林散之开始学书的阶段，正是康有为“尊魏卑唐”之说十分流行的时代，“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但是他们没有受其影响，而是按照学书的规律，打好基础，先掌握书法的基本法则，然后求其发展。
于右任在40岁之前，先从唐楷入手，反复临写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墨迹，对赵孟頫也下过很大工夫，甚至对毛汉诗“所写王羲之十七鹅，每一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也能习写一二。1919年，于右任41岁书写的《刘仲贞墓誌》，既有王羲之的遒媚劲健，又有王献之的灵姿秀出，虞世南、李北海、赵孟頫的笔意和态势也间或其中。此间，他也开始了从帖向碑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推崇《广武将军碑》，他说：“我最初学魏碑与汉魏，后发现了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得大受用，由是渐变作风。”此碑书法正处于我国文字由隶变楷的演化过度阶段。这个时期隶法已经极其成熟，楷法还没有从隶书中全部脱胎出来，而是含蓄地孕育其中。这种似隶似楷的书体画细长均匀，结字平直宽博。同《三老忌日碑》、《好大王碑》相近。结体有点像现代的美术字。然而行笔恣肆，气象朴茂，时呈逸宕之势，无雷同刻板之弊。在古代碑刻中称得上一朵奇葩。从于右任所写的碑志来看，纯魏楷的碑文很少，大多碑帖相融，刚柔相济，超凡拔俗。于右任从来就是将碑帖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在创作中根据不同的内容、对象、环境等因素来书写不同风格的作品。但是从他一生创作的风格来看，“帖”还是主导。明确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开创和推广《标准草书》，而收集的标准字体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二王、怀素、孙过庭等等这样的帖学书家的字体，而他75岁书写的融碑于帖的今草《心经》，也自然可以戴上“草圣”的桂冠。
林散之走的几乎与于右任同一条路，也是帖—碑—帖。林散之16岁从乡亲范培开学习唐碑，20岁时，林散之得拜和县张栗庵为师，学书晋唐，于褚遂良、米芾尤精至。32岁拜黄宾虹为师，研习书画，这对林散之的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新、董思白诛公，皆力学之。”他还说：“六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新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为了攀登草书的顶峰，他对汉碑抱以极大的热情，他说：“必回头，苦干二十年，痛下功夫。人不知鬼不觉，如呆子一样，把汉人的碑刻一一摹下。”在专注草书之时，他又对王铎的书法加以吸收、借鉴和改造，王铎虽然是二王一路。但是他又能博采众长，融于一体，很符合林散之的性格特征，正如赵朴初1994年悼唁挽联中所书：“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
三、相似的艺术特色
于右任和林散之都不善于篆书和隶书，于右任这方面的作品基本没有见到，林散之成功的作品也不多见（所见临《西狭颂》败笔不少）。这是不是因为篆书与隶书有过多的装饰性而被轻看，而篆意和隶意常常被作为笔意蕴含在其它书体中。这样的书法大家不在少数。
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艺术特色我们用博大、精致、超迈六个字来概括：
博大
宽阔的胸怀：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总是把国家、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于右任30岁创办“民呼报”，刊登启事曰：“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闢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林散之56岁高龄还任江浦现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写下对联：“封山育林此事重要，农田水利今时所需。”是时江浦县干旱，他亲自组织农民抗旱救灾。他们从不把书作当作谋取功利的手段，据于右任的随身侍役任平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于右任传世墨宝六万余件，但留给后代的是购买文房四宝的欠款条。林散之在他垂暮之年，将自己的书画精品210件捐赠了出来，避免日后“家族内的纷争，对子孙自主独立创业不利”。书法艺术只是他们的人生感悟和精神寄语。
傅山认为作字之本在于作人，故他极推重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以为书法的关键不在笔力而在人本身的品格修养，一旦大节有亏，笔墨是无法弥补其不足的，他最推重颜真卿之书，原因就在于鲁公的节气高迈，故他说只须有颜平原太守时抵御安禄山叛乱的凛然正气，笔下自会有压倒一切，足以吞灭强虏的千钧之力。于右任和林散之正是具有这样博大胸怀的人。
于右任和林散之都是从唐楷到魏楷至汉碑，他们的楷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宽博。于右任书写的碑志虽然一碑一面目，一年一境界，但是宽博是它们的共性，如《秋先烈纪念碑记》，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撰文，歌颂先烈之伟业，激励民众前仆后继。于右任采用底边宽大、体势开张、重心安定的结构以及方圆相融，刚柔相济的线条表现出坚定、沉着、稳健的态势。书法的文字内容与书写的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林散之1963年所书的小楷《爱庐诗》风格宽松自如，点画圆润细腻，柔韧而遒劲，已臻于化境。晚年的作品，既融合各家，又贯通诸体，渗入隶意，其风格平正宽博。（中）
转载于《中国书画报》2008年7月7日
于右任、林散之书法比较(下)
曹利华 乔何
二、精致
精致对于人的要求就是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坚忍不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于右任和林散之做人是这样，作书同样是这样。他们从不把书法作为纯艺术来看待。中国的文字，从古至今都具有双重功能，即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只有当我们把书法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对待的时候，书法的审美功能才不会被削弱，且会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这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性。有的人总是想将文字的表义功能去除，将文字纯艺术化，这是无视书法的独特性的无知表现。
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行书可以用“精致”二字来概括。行书看似随意，其实写好非常难。王羲之的《兰亭序》之所以耐看，就在于潇洒随意中透着精致。行书是成熟最晚的一种书体。它需要楷书的稳健、草书的流畅，行笔中还要有篆意和隶意。如果没有对其他书体的把握能力，是很难写好行书的。行书的便捷往往又和文字的实用功能相联系，常常用来书写表情达意的诗文和信函。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行书正是体现了这些特征。如于右任《致望儿、瑛媳函》、《致冯玉祥函》，林散之自作诗《太湖旧游五首》、《书孟浩然〈春晓〉》等。虽然于右任的行书偏于坚挺，而林散之的行书显得平和，但是精致是他们的共性：字体古雅，笔力精到，遒劲精美，含蓄多趣。或字字区别，极富个性；或映带相关，连绵一气；下笔有源，使转有法，意在笔先，熟能生巧，已达到神化自若的境界。正如苏轼评论智永所说：“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平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一，乃识其奇趣。”
三、超迈
于右任和林散之书法的最高成就当属草书，他们都被誉为“草圣”。
于右任的草书成就，不能不首推他所倡导的“标准草书”。他从实用和审美的角度确立了“标准草书”的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1931年，“草书社”成立。他和社中诸贤从所选的六十余万字中，确立了1000字作为草书“标准字”，其中涉及古今书家近150位,最多的是王羲之223字，其次是怀素136字，再次孙过庭64字，而占一个字的竟达75人。尚有77个字在古今字迹中找不到满意的，于右任与草书社同人就自己仿古意补。《标准草书》自1936年出版以来，共修改了九次，最后一次是他82岁时修改的，可见其决心之大、治学之严。
于右任倡导、推广标准草书的过程，也是他探索草书艺术、提升艺术水平的过程。他的书法，从帖入手，经过对魏碑、汉碑的吸收，此时又回到帖，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重复，而是一次质的飞跃。我们只要将他早期的草书作品（于右任中年学草），如《赵母曹太夫人墓表》（创作于1936年），和他晚期的作品，如《心经》（创作于1953年）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前者用笔圆润，势（笔势）单力（力度）薄,而后者却是别有洞天：有《石门铭》之遗韵，用笔方圆兼备，沉着痛快；有《广武》之古雅，天趣浑然，气象朴茂；有《争坐位帖》之气势，笔画飞动，顿挫郁勃。总之，字体草（为主）行（为辅）相间，字形大小相杂，起伏跌宕，有如错落有致的音符，传递着佛门的乐章；线条粗中有涩，细而有韧，使转灵活自如，形断意连，又如写意的画卷，倾诉着恬淡的情怀。我们无法辨别这是佛法的心境，还是书法的魅力。这样的书法作品确实很难用“神品”、“妙品”来概括，因为它不但综合了各种书体和流派的风格特征，而且融合了太多的现代人的趣味和表现，因而用“超迈”来概括是绝对不为过的。
林散之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奇迹。在那样动荡的年代，有多少有识之士、有用之材被淹没、断送和消沉了。可是林散之却傲然挺立，与海峡那边的璀灿之星（于右任）隔海相望。不屈与奋斗是人的本性。他83岁时，还写下这样一首诗：“足登太白峰，手揽娥眉月。金顶天下奇，时观太古雪。”林散之正是这样一个永不停步、永远向上攀登的人。他对书法同样是如此。60岁时，他开始学习草书。由于他有良好的绘画基础，又有较好的书法功底，加之他对汉碑的刻苦临习，使他终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林体”草书。他运用黄宾虹的“月移壁”绘画技法，使他的草书线条出现了大量的渴笔枯笔，获得了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他将汉碑的瘦劲挺健、流利婉转、纵横跌宕等特点有机地融入到草书中，使他的草书凝重老辣，达到了草书很难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
好的草书必须做到刚柔相济。而刚柔相济如何在笔法中体现出来？明代赵宦光在《寒山帚谈》中提出三个方面：一是线条的直与曲，二是运笔的折与转，三是笔画的捺与裹。前者刚，后者柔。曲直、转折容易做到，轻重与首尾难以把握。林散之做到了，而且超越了。
当然，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书并非完美无缺，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作品来看（他们从未把书法作品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对索要者，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他们的作品流散于民间的极多），狂草尚未有足以代表他们水准的作品。而就草书本身来看，于右任枯笔过少，柔有余而刚不足；林散之却是枯笔过多，刚有余而柔不足。两人又是一种互补关系。然而，他们的遗憾只能用我们的想象来弥补了。（下）
转载于《中国书画报》2008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