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十余年，华语独立电影圈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无论数量和质量，独立纪录片均要好于独立剧情片。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当剧情片步入谷底时，台湾电影在纪录片方面做出了特色，大有所成，一度成为了文化现象。由于社会样本大，内陆纪录片偏向热门议题，剑走偏锋的尤其多，而港台纪录片则偏向人文生活类，成熟而稳重。
从题材内容到出现时间，《三生三世聂华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台湾出产的《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片名里面，聂华苓的名字被有意突显。有人不免要怀疑，影片会不会是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部纪录片的好坏，有时候往往取决于创作者和拍摄对象的关系，选择一个好的拍摄对象，片子就成就了一大半。
《三生三世聂华苓》的拍摄极其流畅、自然，那显然要归功于陈安琪和聂华苓的现实关系。导演陈安琪是聂华苓的旧识，说起来认识了三十多年，她在素材积累、关系互动上的优势，那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再则是聂华苓本人的魅力，她的气质和气场、在语言方面的组织能力以及她所从事的写作和写作计划，这些东西无需陈安琪的抛砖引玉，她自个就能表达自如，讲故事都有自己的节奏。
反之看《他们在岛屿写作》，创作者要以外来者的身份介入，先行阅读、再做观察，最后才是拍摄周期（必然是有预算和明文的时间限定）。他们不一定了解作家的真实状态，甚至不一定了解作家的作品本身，不免要捉襟见肘。而此类问题，在《三生三世聂华苓》中是不存在的，陈安琪拥有一个近乎随心所欲的拍摄状态。聂华苓本就是一个生动的、情感充沛的人物，哪怕从人物性格本身，她都是一个喜欢放声大笑的老太太，特点突出，性格鲜明，无需刻意在镜头前呈现出某种高贵姿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三生三世聂华苓》的讲述起于聂华苓的身世，One Tree Three Lives。她是永远的外来者，生命被分成了三段人生。陈安琪（或者说聂华苓）提供了大量的照片文稿，加上一些有趣的编排，令观众会忘掉她是一个作家的身份。在这部分内容，聂华苓并非是一个高高在上、需要被仰望的对象，她只是一个被时势所改变的中国人，没有太过神奇的风云际会。
讲完了聂华苓的人生前半场，电影方才切入聂华苓和丈夫安格尔所从事的“国际写作计划”，那也是他们的写作梦想，事关文学的追求跟理想。莫言、苏童、白先勇等人亮相说法，那是一部纪录片常规意义上的好料，也是我对这部电影的最初预判——招来一堆人，大家谈谈对聂华苓的看法。再不然，加入导演本人，她准备好一系列问题，由聂华苓一一对答。这是最简单明了的做法，也是偷懒省事的做法。好在看得出，《三生三世聂华苓》有意识地减少这部分内容的出现，毕竟对完全不了解聂华苓的观众来说，大家的说法有助于提升对聂华苓的认知，至少是对她所从事的工作的认知。面对这么熟悉的一个拍摄对象，陈安琪也有必要引用一些别人的说法，以免偏听，或者不近人情。
在电影里，聂华苓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而并非苦守着文学的牧羊人。她的爱情比她所表现出来的思念还要刻骨铭心，她的爱荷华生活比她的短篇小说还要有故事，她的个人形象也远比她的身份头衔要真实和有趣。回到国际写作计划，实际上，聂华苓和安格尔组织一批又一批的人出来也非较量比试。文无第一，他们更看重的是作家之间的交流。尽管有人或许会说，作家无需彼此交流，他们只需要就作品进行交流。然而，这显然也剥夺了作家是普通人的一面。作品人人都可以阅读，但作家真人真事，那还得当面请教。就连《他们在岛屿写作》，纪录片要做的，无非就是还原作家的真实一面，走进他们的文学以及个人生活。
这个层面上，国际写作计划就是一个放松的沙龙聚会，令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变得更为立体，也为作家打开了通往国际的窗口，有利于文学的传播。写作不再是与青灯和烛火相伴的煎熬，而是一种更为放松的交流形式，一种可以让更多人所感知的快乐。它不是一个厚实的奖项，而是一次珍贵的精神盛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