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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色恐怖到温暖红楼--“三生三世”聂华苓，气度与侠义横亘一生的奇女子 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 大陆、台湾、爱荷华， 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 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 我是一棵树， 根在大陆， 干在台湾， 枝叶在爱荷华。 她的名字叫聂华苓， 因创办国际作家写作室， 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 “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也是唯一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聂华苓1925年出生在武汉， 祖父是个诗人， 从小受到祖父和朋友在家中吟诗的熏陶， 她从小写作、语文成绩一直很好。 父亲聂洸（字怒夫）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 在桂系担任要职， 一度遭国民党追捕。 桂系被蒋介石击垮之后， 一家人在汉口的日本租界住下来。 只是当时兵荒马乱， 谁分得出桂系嫡系？ 红军长征经过时， 直接把聂洸当作蒋家的人给办了。 聂家就此散了。 1937年， 中日战争爆发后， 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 母亲带着五名幼子逃亡至乡下避难。 聂华苓的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 在聂华苓的自传小说《三辈子》里， 她这样描述母亲： 一身黑缎旗袍， 长长的白丝围巾， 围着脖子闲搭在肩后。 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 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 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新式女性， 即便在当时烽火连天的情况下， 也一定要聂华苓去镇上读书。 母亲的气度和倔强， 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造成深刻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日子， 聂华苓和同学们过得很苦。 只是， 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 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 每个人都是 “我们要读书，我们要救国”的心态。 聂华苓忠于写作， 自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我年轻的日子， 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 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 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 从汉口到北平， 从小学到大学， 从纯真的孩子到挨冻受饿的流亡学生， 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 1948年12月14日， 北平围城开始。 突然间， 华苓失落在一个北方大家庭中。 围城中，她突然成为同班同学王正路的新娘。 王家四兄弟， 上有老母， 下有儿女， 三代同堂， 华苓学做新媳妇。 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是去上房问候老太太， 倒老太太的尿盆， 伺候老太太从炕上起身， 拿着脸盆到厨房盛热水。 在北平， 华苓深感自己“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也是这一年， 聂华苓完成了第一篇文章《变形虫》， 描述当时对自己身份的纠结和迷惘。 然而， 婚姻也好， 局势也好， 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 1948年， 24岁的聂华苓带着全家搬到台湾。 “流浪”变成了“流亡”， 大陆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 来到台北， 先找工作养家。 正巧， 雷震需要一个管文稿的人， 于是华苓加入了《自you中国》。 起初她负责管理文稿， 后来被人挖掘做编辑委员。 那段时间她跟殷海光、毛子水、张富强等 一流的写作头脑一起工作， 聂华苓是最年轻的， 也是唯一一位女性。 日复一日受到文学熏陶， 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时台湾的文学环境ZZ色彩非常浓厚， 不仅写作者被监视， 文字也要被审查。 而且， 很多人为了赚取微薄的稿费， 都可以写出配合“反G”的文学作品。 但聂华苓不一样， 其父一生困于ZZ斗争， 终致家庭离散， 这使她对政治敬而远之。 为了避开政Zhi， 她将自己主编的《自you中国》文艺版， 打造成纯文学天地。 刚到台湾那几年， 华苓很不快活。 “我要笑也笑不出来，忧郁岁月，不说也罢。” 1951年， 大弟汉仲例行飞行失事， 年仅二十五岁。 华苓忍泪瞒着六个月， 最后母亲自己察觉。
华苓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 也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 不和，也不能分， 只有那么拖下去了。 同时聂华苓开始写作， 花了两年时间。 于1960年完成 首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 展现少女暗恋的情怀、 守节女子的苦涩、 女性向往自由的憧憬。 小说在《联合报》连载首发， 引起轰动。
聂华苓跟随着雷震等人， 为自you而呐喊， 然而， “自you中国”并没有让她看到自由。 因为雷震刊发了一篇夏道平写的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被诬陷“知匪不报”， 以“shan动叛乱罪”坐牢十年。 《自you中国》的人全隔离了， 成了一个个小孤岛。 聂家门外， 日夜有人监视。 雷震、傅正先生等四人被捕， 华苓惶惶孤立， 那是她一生最黯淡的时候。 与外界隔绝， 自我放逐， 心情极端虚无。
就在那时， 梁实秋先生常邀华苓去他家。 打麻将， 梁师母好饭好菜款待， 梁先生说笑话逗趣。 那是华苓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 梁实秋先生知道她的沉默是因为恐惧， 她在他家可以畅怀大笑， 也只有在梁先生家， 她才会那样子笑。 聂华苓在台湾的倏忽15年， 却受到文史家一致好评， 也是聂华苓一生中编、写、译成果 最丰硕的黄金时期。 她的《失去金铃子》， 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以及徐钟珮的《余音》， 并称为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长小说。  半个世纪以后， 华苓写下回忆， 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是编委会里最年轻， 也是唯一的女性， 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 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 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自you中国》十一年（1949—1960）， 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 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 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 1962年， 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 邀华苓教小说创作。 接着， 徐复观请华苓去东海大学， 教“现代小说”。 学生陈少聪回忆—— 她总是一身旗袍， 看起来很传统， 很中国味道， 气质举止优雅。 看到她踏着细碎的步子走进教室， 开始讲解那奥秘又辽阔的西方文学， 我总感到惊奇又有趣。 1962年11月15日， 母亲六十岁， 肺癌逝世。 华苓坐在母亲墓前， 不忍离去。 从此， 母亲就孤孤单单躺在那儿了。 最小的弟弟华桐， 正在哈佛读博士， 华苓瞒着他。 远隔重洋， 他却自己感应到了。 命运大概十分怜悯这样率直、 不趋炎附势、 有着独立人格的女子。 在最艰难的时刻， 一道生命曙光刺破了黑压压的乌云， 照亮了她整个后半生。 写出《失去的金铃子》4年后， 聂华苓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人——保罗·安格尔。 保罗·安格尔是美国人， 早在1936年便在爱荷华大学开办作家写作坊， 是美国最早开设写作班的学校， 作家白先勇、林怀民均曾为其学员。
1964年， 保罗·安格尔去台湾做文学交流， 对聂华苓一见钟情。 余光中邀请几个人一起吃晚饭， 大家在饭桌上谈笑风生， 突然保罗问聂华苓： “你想去爱荷华吗？” 晚饭后他们散步回家， 途中看到天上几颗心形的云朵， 保罗告诉聂华苓在美国遇到这样的心形是要许愿的， 被问到有什么愿望？ 保罗说， “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见到你。”
后来保罗·安格尔回到美国， 鼓励聂华苓申请爱荷华作家工作坊。 于是1965年， 聂华苓来到了美国。 1971年， 46岁的聂华苓与安格尔结婚。 婚后两人把家安在爱荷华河边的小山上， 取名红楼。
聂华苓形容保罗·安格尔像一座大山， 微风也好， 暴风也好， 什么人来都是拥抱的姿态。
纪录片里， 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钟玲说， 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只有像保罗·安格尔这样的人， 才能让她变得小鸟依人。 有一天聂华苓和保罗 在爱荷华大学校园散步， 她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 “可不可以请全世界的作家都来 这个优美的校园里写作， 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带着不同文化， 一定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创作灵感。” 想不到的是， 这个疯狂的主意， 由两个文学疯子搞起来， 终于成就了大事。 国际写作计划”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是台港大陆作家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平台。 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位来自各国的作家受邀参与。 因为每个人都讲着不同的语言， 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 其中也会发生不少小插曲。 比如埃及和以色列打仗时期， 两国的作家在桌子上怒目而视， 甚至互扔酒杯， 结果几个月后两个人要分别的时候， 在机场突然间相拥而泣。 华人作家如丁玲、白先勇、余光中、北岛、戴天、 钟晓阳、李怡等均曾受邀参与， 诺奖得主奥罕·帕慕克、 莫言也曾在爱荷华游荡过、写作过， 星光熠熠却很低调。 “他们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协作交流项目， 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林怀民这样评价国际写作计划。 1991年安格尔去世， 聂华苓开始撰写《鹿园情事》， 记录两人共处的点滴。 其中有一处回忆起一段对话， 可爱而隽永： “华苓，有一天，你要记住我的话：你高兴的时候，我觉得你有趣。就是你对我生气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很有趣。还有，你也要记住。你的脑子很性感，你的身体很聪明。” “我们下辈子再结为夫妻，好不好？我作丈夫，你作妻子。” 2008年， 陈安琪有一天在整理文件的时候， 看到保罗·安格尔寄给她的一封拍摄允许信。 “看到信的时候有点感触， 因为他已经去世很久了， 于是我心血来潮打电话给聂华苓： '聂阿姨，我现在再拍你们的故事会不会太晚了？’”
聂华苓笑了， 陈安琪《三生三世聂华苓》的拍摄由此开始了。 之后的两年里， 陈安琪多次跟随聂华苓到台湾、 香港、美国爱荷华等地拍摄， 并采访了30余位聂华苓的身边人， 包括她的两个女儿、弟弟， 以及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 这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 当代中国文坛作家的群像记录。
汪曾祺说过， 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 但从里到外， 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华苓自认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 我幸运地遇到Paul， 得以成全！
在安格尔的墓前， 一面黑亮的大理石碑上刻着Paul Engle， 还有华苓的。 墓碑背面， 上面写着安格尔的诗句： 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
人对回忆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埋怨和悔恨， 一种是怀念和感恩。 显然， 华苓的《三生影像》是后者。 “匈牙利诗人戈艾姬说，我到今天， 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丧失感。 了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她那几句话，正点中我心坎。那也就是我的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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