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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有一位95岁的著名女作家，她被大家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在42岁那年，她与先生共同成立轰动世界文坛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丁玲、莫言、白先勇、林怀民、王安忆、余华、北岛等人，都是写作计划的成员，她的客厅就等同于“半个世纪的华人文坛”。 在51岁那年，来自全世界24个国家的300多名作家，联合推荐她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此奖项的被提名者中，她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她叫聂华苓，从汉口到北平，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漂泊了近一个世纪。 她曾说，“我就像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台湾著名媒体人陈文茜评价她说：“她是一棵挺立笔直的树，当喧嚣的人都走后，历史该留下，也会留下她的名字。” 聂华苓1925年在武汉出生，她的祖父是前清文人，本来已经准备上任当县长，结果在去报道的途中武昌起义成功，他就又折回来了。 而她的父亲则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是贵州保安司令，因时局变动遭国民党追捕。 1931年，聂父为躲避国民党特务，带着一家人辗转逃命。 更让人难受的是，在聂华苓7、8个月的时候，她的妈妈才发现聂父在外早就有妻女，本来想自杀了此一生，但看到女儿后咬牙放弃了。 聂华苓大一点后，经常听见母亲为她细声吟读《再生缘》，她就稚气的跟妈妈说：“妈妈你是孙太太，爹爹还有一个张太太，我们住汉口，他们住武昌。” 这时，聂妈妈含着眼泪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聂华苓在逃难的童年中，看见了英租界的洋人拿木棒打人力车夫，也听见了日本官兵在妓院里高声歌唱...... 那时，她如果想吃雪糕，需要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一路过关斩将才能买到心仪的雪糕。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聂父在战乱中身亡。 父亲死后，同父异母的大哥马上与聂母争夺家产，逼迫下聂母只能带着她和弟弟离开聂家逃到乡下避难。 到了乡下后，聂华苓就像脱缰的野马只顾着疯玩，彻底放飞自我。 见到聂华苓这样，聂母觉得即使世道再乱也要让女儿接受教育。 她要送聂华苓去四川读书，虽然离别让女儿大哭不止，但聂母丝毫没有心软。 后来聂华苓回忆：“我母亲说不行，你非去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连连招手的母亲孤立河岸上，在我泪水中，越来越模糊了，从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离开母亲“流浪”的日子的确满是艰辛。 在战争年代，物资极度短缺。聂华苓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有时喝着用大桶装的稀粥，甚至都能听到勺子刮饭桶底的声音。 在最困难的时候她甚至跟狗抢过吃的，因为卫生条件太差，聂华苓还得了疟疾。 如果单单是物质上的短缺也还可以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经常让聂华苓崩溃。 她和同学们经常会为“中国向何处去”争论不休，有人还会在晚上讨论结束时突然关灯，一群人突然变得野蛮，一顿胡抓乱踹。 聂华苓因此身上经常是伤痕累累。 那时的聂华苓只能用文字纾解自己的愁苦，她写到：“一切都乱糟糟的，所有东西都在变。” 再后来，聂华苓加入了抗日活动中：她慰问抗战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也终于等来了抗战胜利。 她一心想停止漂泊，便与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王正路走入婚姻殿堂，但在这段感情中，她依旧没有得到温暖。 因为王家是极重传统礼教的，每天聂华苓都被大家族的繁文缛节弄的晕头转向，她说，“我在那个大家庭里，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不久后，内战爆发，童年的战争阴影让聂华苓充满恐惧。 她决定准备逃离，逃离这些让她心惊胆战的日子。 1949年，一家人来到了台湾。 来到台湾后，聂华苓认为她的婚姻会有所改变，但让她伤心的是，丈夫日趋颓废，连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满足。 他们的房子遇到大风天就会被吹的直响，一家人吃喝拉撒的开销也只能由聂华苓一个人负担。 她说：“结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为了养活孩子和母亲，聂华苓进入胡适发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任文艺栏主编。 那时候的文风并不好，《自由中国》还是本批评时政的杂志，但聂华苓一心想规避政治，将自己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版，打造成纯文学杂志。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散文与余光中的诗句都曾经她之手。 同时，她自己也提倡纯文学写作，她的《失去金铃子》、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及徐钟珮的《余音》，并称为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长小说。 就在事业迎来曙光之时，聂华苓却迎来了接二连三的打击。 她的丈夫抛弃她和孩子远去美国，弟弟在失事的飞机中发生意外，母亲也因身患绝症离开了人世。 那段日子，聂华苓是孤独的。 她无人述说，也无人可以依靠。 好在，这个孤独漂泊的灵魂遇到了属于她的依靠。 她在一个酒会上遇到了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 聂华苓的美丽和知性深深的吸引了这个外国男人的注意，他开始对聂华苓猛烈追求。 但聂华苓总以送孩子上学、给学生上课等各种借口，拒绝了他无数次。 她实在不敢轻易的迈出这一步。 安格尔却穷追不舍，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有华苓，看她就够了。” 后来，在安格尔猛烈的攻势下，聂华苓妥协了。 但这次她没有选择错，她说：“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 他们搬到美国，住在爱荷华的一栋红楼里，闲暇时间会开车到海边，保罗游泳，聂华苓便在一旁看书，他们还会去奥斯维辛，去匈牙利，去以色列，环游整个世界。 有一天，他们在划船的时候，聂华苓突然想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她想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一起来写作，因为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她觉得一定会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起初，安格尔是赞成的，但是一想到每个作家的吃、住、交通等费用就犹豫了起来。 聂华苓却依旧坚持，她和安格尔到处写信，拜访企业，最终募得了300万美元的基金。 就这样，几十年间，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的在聂华苓的客厅中相遇了。 他们以文会友，但也存在分歧。 有次，一名以色列作家和一名埃及作家从一见面就往对方脸上扔杯子，到四个月离别时，却在机场抱头痛哭；伊朗女诗人台海瑞与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之间迎来了爱情，更重要的是，这些以笔影响人类的作家们打开了世界的窗。 作家季季曾说：“聂华苓的家就是个小型联合国，各国作家在她家用不同语言交流，但最重要的语言是笑声。” 莫言说：“她的身上有一种英雄的气概，甚至有一种侠义的情结。” 1976年，来自全球24个国家的作家联合推荐她和安格尔，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1980年，她还出版了由自己多年著成的《桑青与桃红》，主人公桑青在抗战、内战、赴台的背景下，如何惶惶终日逃亡奔走，一边饱受压迫，一边满怀希冀的故事。 就像她一样，她说“归宿对漂泊的中国人而言，是场奢望。” 这本书出版后，大受好评，她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之母”，“世界文学之母”。 10年后，他们获得了波兰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他们携手准备去领奖，但谁也不曾想安格尔死在旅途中。 聂华苓悲痛万分，她说：“我自己坐末班机回来的那天，爱荷华正下着雨。” 她和安格尔一同走过了20世纪的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在安格尔去世后，两个女儿曾提议接她到身边生活，她一直没答应。至今仍住在那个和安格尔同住的红房子里，从不打算离开，有人拜访时，会发现连房屋的设施都不曾更改。 在安格尔去世12年后，她写出了传记《三生三世》：一世在大陆，逃亡；一世在台湾，苦难；一世在美国，死亡。 如今，她已经95岁了，仍旧担任“国际写作计划”的顾问，也仍在关注着世界文坛的发展。 她觉得，那是她和安格尔最好的“孩子”。 有次，她接受采访，记者让她回顾自己的世纪人生。 她突然大笑，然后从容的说：“无恨，无悔，无怨，时间到了，随风而去。” 作家蒋勋评价到，“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因为她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可以用笑声淡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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