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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观

 止喧 2013-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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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疾病是生命规律中的特殊状态,认识和防治疾病是研究生命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医药学就是以疾病为中心展开对人体生命规律研究的。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是从疾病的各种临床表现入手,以人体正气和邪气的斗争为主线,以五脏功能系统进行定位和精气血津液神的失常进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为基础,从整体的、动态的高度把握疾病的本质,全面地反映了疾病的概念、形成、病因、发病、病机、病症、病传、结局,乃至诊察和治疗,其内容相当丰富。



     
    病因的分类



      中医学在对各种不同类型病因的性质、致病规律和所致病症的特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了便于对各种病因进行执简驭繁的掌握和指导临床实践,根据研究和认识的需要,主要运用了三部分类法。“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佚,不可胜数”(《灵枢·百病始生》)。

    在《内经》研究基础之上,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分类法、晋·陶弘景《肘后百一方》的“三因论”,以及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症方论》的“三因学说”,直至今日的病因四分法,即外感病因(包括六淫、疫气)、内伤病因(情志所伤、饮食劳逸所伤)、病理产物性病因(痰饮、癖血、结石),以及其他病因(外伤、寄生虫、遗传、胎传、医过、药邪等),不但直接地接受了《内经》病因分类的思路,并且与之一脉相承。

     

     
     
    认识病因的思维方法



      中医学是在“气—阴阳—五行”哲学的思想指引下,运用以取象类比为主的思维方法,对各类致病因素加以认识的。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是以长期积累的丰富临床实践知识为基本素材,进行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中医将这一认识过程概括为“审证求因”,或者称为“辨证求因”。所谓“审证求因”是指通过对四诊所搜集的症状、体征等临床资料的分析,寻求致病原因的思维方法。审证的“证”,即证据,是指医生通过四诊所搜集的各种临床症状和体征,以及病人在发病时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甚至于与发病相关的外界环境、气候等因素。证据的感性认识是进行这一思维的基本前提和依据。由于这一认识病因的过程必然成为指导医生根据所寻求的致病原因进行治疗用药的依据,所以这种认识病因方法的延伸概念就是“审因论治”。因此从认识过程而言,“审证求因”是“审因论治”的前提和依据,“审因论治”是“审证求因”的必然指归,并对前者进行验证和校正。

    《内经》奠定的这种以取象类比方法为主进行探求病因的思维方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以反复的临床实践观察并获得相当丰富的感性实践资料为基础,二是对影响人类生存的各种因素,都要有一个从表面现象到内在规律予以充分的切身体验、深刻的感悟和由个别到一般的认知过程,诸如气候因素、地域因素、社会因素等。因为“取象类比”思维方法的应用,都必须是在深刻观察事物并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联系和推论,然后通过比喻的修辞方法予以表述,达到反映客观事物普遍联系及其规律的思维过程。

    中医学构建病因理论的上述认识方法必须以生活体验和临床事实为依据。病人有什么样的症状、体征,必然有其相对应的致病原因,每个人的机体反应性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即或同一致病因素作用于有不同反应性的人体,很可能会产生差异性较大的、不同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因而临床医生就会对同时患病的人群辨求出不同的致病因素。中医学中这种探求病因方法的意义,在于通过个别的具体病症原因的性质和特点的研究,寻求出一般共性的规律,然后又运用所寻求的共性规律指导临床上对每位具有相同临床表现病人的致病邪气进行分析,达到审证求因,进一步为实施审因论治的最终目的提供依据。

    可见,重视“证”据,遵循“证”据,是中医学创立审证求因的思维方法最突出的特点。因此通过对四诊方法所搜集的症状、体征,以及发病时病人的身体状况、所处的环境、精神状态、气候因素的分析,探求致病原因的思维全过程必须自始至终地遵循上述“证”据。

     

     
    六淫概念与理论



      一、六淫的含义

    在一切致病因素都是“气”演变的哲学背景下,中医学是以季节气候变化特点的实践为前提总结出了六淫致病因素的。在长期的生活中发现,伴随着季节的更迭会有规律的出现相应不同的气候变化,这种随着季节变更而有规律出现的气候有三类六种,并将其称之为“六气”。具体言之,是指空气流动形成的风气,空气相对湿度大小所形成的燥气和湿气,气温高低形成的寒气、热气和暑气。气候的风、寒、暑、湿、燥、热(火)虽然分之为六,但都是天地间阴阳之气相互运动变化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是有益于天地万物的存在及生长变化的,此即所谓“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内经》以气候的异常变化与外感疾病的发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事实依据,将与疾病发生有密切关系的异常气候称为“虚邪贼风”、“风雨寒暑”,并十分明确地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后世将其称为“六淫”。

    四季正常变化的“六气”和能引起外感疾病的“六淫”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但《内经》却有十分明确的判断标准:言“六气”是指未引起人体感染外感疾病的气候,称“六淫”是特指已经引起人体感染外感性病证的气候。可见是否引起人体发病是“六气”和“六淫”两者界定的惟一标准。

    在什么情况下“六气”容易变化成为致病的“六淫”邪气呢?中医学认为,一是气候的变化与其相应季节的变更不同步,即所谓反季节气候,也称之为“有其时,非其气”;二是气候的变化虽然与相应季节的变更同步,但其变化太剧烈,超过患病人体的适应能力;三是患病人体的适应能力因某种因素的影响而降低,即或气候的变化是正常的也会引起发病。 中医学将这种“六气”演变成为致病的“六淫”邪气的规律概括为“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素问·六节藏象论》)。

    二、六淫的致病规律

    六淫都是气候异常变化产生的致病邪气,因此有其共同的致病规律:

    一是季节性。六淫致病与季节气候变化关系密切,如风邪致病虽然四季都有,但以春季居多,暑邪致病仅见于盛夏,寒邪多于冬季伤人致病等。

    二是地域性。不同的地域环境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因此六淫邪气致病常常有地域特征,如东南沿海的地势低洼,气温偏高而潮湿,因此多有湿热邪气伤人;西北方地势高、气温低、湿度小,因此多有燥邪、寒邪伤人致病的特征,此即“地势使然”(《素问·异法方宜论》)之故。

    三是外入性。六淫邪气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外界气候演变而成的致病因素,这就决定了六淫邪气伤人具有自外入内的致病特征。这一规律又称为“外感性”。这种致病规律有两层内涵:一指六淫伤人是从体表皮毛入侵体内的,此即“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揍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灵枢·百病始生》)之义;二指六淫伤人的初期,病人多有恶寒、发热、头身疼痛、脉浮、舌苔薄白等表证特点。这两点不但是将六淫、疫气归类为“外感邪气”的依据,同时也是有别于情志内伤、饮食所伤、痰饮瘀血、外伤、药邪、遗传、胎传等病邪致病规律中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

    四是伤人途径的广泛性。六淫邪气中不同类别的外感之邪侵入人体的途径是不同的。如“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灵枢·百病始生》)。或者从皮肤毛窍侵入人体,或者从口、鼻呼吸道侵入,或者从“溺窍”、“廷孔”侵入,或者从以上多途径联合侵入人体。正因为六淫邪气入侵人体的途径相当广泛,所以六淫致病均常常是防不胜防。

    五是相兼性。六淫邪气可以是单一的邪气伤人,例如伤风、伤寒、中暑、冒湿等;也可以是几种邪气夹杂而成为复合的致病因素,如风寒、风热、风湿、湿热、寒湿、风寒湿等。凡是属于复合的致病因素所引起的病症均较单一致病因素所致病症的病情复杂,治疗难度亦大。

    六是转化性。所谓六淫邪气致病的转化性,是指六淫邪气伤人致病之后,所引起的病证常常在一定的条件下其性质可以发生转化,如虽为寒邪致病,但其病症可以演变为热性病症。究其转化的可能条件有五:其一,病人的体质。这是引起病证性质转化的最主要条件或因素,其二,用药不当。其三,气候的影响。其四,饮食因素。其五,精神因素。

    三、 六淫的致病特点

    风、寒、暑、湿、燥、火(热)六种外感病邪各有性质,各有不同的致病特点。

    风邪:类比思维取象的原型是气候变化中的“风”。自然界的风是无形流动的气流,善于鼓荡流窜,动而多变,质地轻清,来去无踪,时而微风吹拂,时而狂风大作,气候骤变,物体亦随之飘动摇晃。风虽然以春天多见,但四季都可发生;“高巅之上,唯风可到”,地势愈高,风力愈大等。这些都是人们对有关气候现象中风的种种生活体验。在此实践的基础上为了寻求导致相关病证的原因,于是将临床实践所获得感性资料中的受气候影响而出现的头痛、头晕、目眩、鼻塞、流清涕、打喷嚏、咽喉痒痛,甚则咳嗽气喘等症状,运用生活体验中对风的质地清轻上扬,高处多风现象进行类比思考,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贼风虚邪者,阳受之”(《素问·太阴阳明论》);及“身半已(以)上者,邪中之也”(《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的认识;将症状游走不定,此起彼伏与风是无形流动气体,吹风时云物飘动进行类比,于是有了“风胜则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认识;将突然发病,病情变化多端,引发多种相兼病症与时而狂风大作,并伴暴风骤降,闪电雷鸣的自然界气候现象类比,就有了风“善行而数变”、“风者百病之长也”(《素问·风论》),“风者百病之始”(《素问·生气通天论》)的观点。

    寒邪:中医学对寒邪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抽象与“风邪”概念的形成过程有所不同:一是来自生活的直接体验。发现人们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里,因寒冷气候的影响,四肢或头面暴露部分会有皮肤青紫、发凉、自觉怕冷等表现,甚至发生局部水肿、疼痛的冻疮。发现日常生活中接触的物体在受冷后收缩内敛,人的肢体因气候的寒冷而抱缩成团,皮肤汗孔因寒冷而收敛闭塞不出汗,于是抽象出了“寒则气收”的共性规律。尿液、涕液、泪液等排出物会因寒冷而清澈。于是就形成了“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胜则浮”(局部因冻疮而浮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素问·痹论》)等观点。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发现天寒地冻的严冬,流动的小溪因结冻而凝固不流;同时结合手足冻疮局部的青紫是血液凝涩的缘故,冻疮局部的肿胀是津液停聚所致,于是类比人体的气、血、津液,甚至精等流动的物质也会因寒而凝涩不流,于是经过反复验证之后产生了“寒则气收”,“寒气人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认为“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细急,细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素问·举痛论》)的理论,并由此总结出了人体的“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同上)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素问·调经论》)的观点。

    通过上述思辨,总结出寒冷气候是产生致病因素“寒邪”的气象背景,这种寒邪属性为阴,具有收引、凝滞、致痛的致病特点。认为凡是具有上述致病特点,能引起上述症状的,与寒冷气候因素有关的致病因素,即可用“寒邪”概之。

    暑邪:中医学中暑邪概念及其理论的形成,主要是以生活体验和临床实践观察为基础形成的。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季节,人的体表温度随着气温的升高而上升,但又通过加快呼吸、体表血络扩张充盈、汗孔张开出汗而散热,以此调节体温,此即“天暑衣厚则腆理开,故汗出”(《灵枢·五癃津液别》)的认识。如若气温升高,超过人体调节能力时就会有发热、面赤、呼吸急促、大量出汗、口渴、尿少色黄甚至无尿,常伴有头晕、头痛、疲乏无力,严重时会有意识模糊、昏迷、抽搐等临床症状。《内经》在此实践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夏伤于暑”;“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素问·生气通天论》);“暑则皮肤缓而腠理开”故汗出(《灵枢·岁露论》);“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素问·疟论》);“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素问·举痛论》);“气虚身热,得之伤暑”(《素问·刺志论》)等论述。经过上述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推论,才形成了发生于盛夏高温之下,属性为阳,具有炎热、升散、有耗气伤津性质和致病特点的致病因素为“暑邪”。

    湿邪:中医学中的湿邪概念及其理论,是人们在长期对自然界气候的切身体验和临床实践观察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类比思维之后形成的。具体言之,这一理论的发生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空气相对湿度大时,“湿胜则地泥”(《素问·五运行大论》)自然特性的生活体验。中医学在对湿气自然特征深刻体验的同时,还发现在湿度大的环境下患病的人常常有头部重痛,周身困重,肢体下部的症状相对显著,病变的部位也相对固定等症状特点。通过对这些实践知识的反复观察和验证,于是就有了空气潮湿可以引起人体发病的感性认识,并有了“因于湿,首如裹”(《素问·生气通天论》);“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阴受湿气”(《素问·太阴阳明论》);“身半已(以)下者,湿中之也”(《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的认识,由此就发生了湿邪具有趋下、伤人阴位,具有重浊、黏滞(腻)等特性和致病特点的理论。

    二是将湿度大可以有地面泥泞、滞腻的现象,推论潮湿空气引起人体生病后会影响体内气的运行,导致气机不畅的致病特征,由此推论认为,凡湿邪所致的病症会有胸腹胀闷、恶心呕吐、大小便不通利等症状。

    三是将地表因湿度大而泥泞,就会有河水混浊的实践观察和生活体验,类比人体在出现小便混浊、大便稀溏,或者便下脓血、妇女带下量多秽浊、疮疡分泌物多等症状时都是由湿邪所致的观点,由此发生了湿邪有重浊的性质和致病特点的观点,于是形成了“湿胜则濡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推论。

    通过上述的思辨过程,总结出与潮湿空气有关的,属性为阴,具有重浊、趋下、凝滞、阻遏气机等致病特点的因素就认定为六淫中的“湿邪”。

    燥邪:中医学认为空气相对湿度小而干燥的气候也可成为致病因素。当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小,地表和器物表面的水分蒸发量就会加大,因水分丢失减少而干燥,表层干裂,“燥胜则地干”(《素问·五运行大论》)的认识就是古人对空气湿度小而干燥的生活体验。

    中医学同时也发现人体常因空气的干燥而引起疾病的发生,或者发病后体表皮肤有干燥皲裂、脱皮、孔窍干涩不润、机体分泌的液体减少、咽干口燥、干咳无痰或者少痰而乳,甚至尿量减少、大便干燥等症状,于是将空气干燥时的自然现象与人体发病后的症状特点进行类比之后,就有了“燥胜则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诸涩枯涸,干劲较揭,皆属于燥”(《素问玄机原病式》)的认识。由于鼻、口、咽、大肠都与肺的关系密切,加之又有咳嗽等肺功能障碍的症状相伴发生,所以进一步推论燥邪也可以伤肺的致病特征。于是总结出了凡是与干燥气候有关的,具有干燥枯涩、损伤津液、容易侵犯于肺的致病因素,就将其抽象类比为“燥邪”。

    火邪:火邪和热邪属于同一类病邪,但是两者有所不同。热邪和火邪在致病时的毒力大小、所致病症的轻重、病变局部的反应特征等方面均有区别。火邪和热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形成,仍然是中医学在对火、热的生活体验和临床实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一番类比思维之后形成的。

    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病人在罹患疾病之后会有发热、面部潮红、目赤肿痛、齿眼红肿甚至溃烂疼痛、耳痛流脓、皮肉红肿热痛、皮肉腐烂化脓等临床表现,上述症状出现时常常伴有口渴多饮,而且喜饮凉水、尿少色黄、大便干结,或者皮下及孔窍出血。发热时轻则心神烦躁不安,甚则会伴有神昏、谵语、狂躁、抽风等症状,是什么原因引起上述病症的呢?这是古人必须要思考并为之探求和解释的问题。

    为了寻求和解释引起上述病症的原因,古人很自然的就要运用当时人们擅长的类比思维,联想到他们对生活常识中的“火”色鲜红,具有温热、烧灼,火焰有向上、随风舞动的特性,于是用此说明发热、局部色红而肿胀、症状多发于上部的头面五官,及伴有发热、昏迷、抽风的临床表现;用火有烧灼的特点解释肌肤官窍红肿溃疡化脓,伴有发热的机理,故有“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灵枢·痈疽》)的认识。

    根据器物经火烧烤后水分蒸发减少的现象,说明人体发热之后出现口渴欲饮水、尿少色黄、大便干燥的病症。经过如此反复的联想及类比,又经过反复的临床实践验证,于是就有了“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禁鼓傈,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病附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转反戾,水液混浊,皆属于热”;“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有关火热的概念及相关的理论。

     

     
    情志致病理论



      中医学中不但认识到人的情志变化可以致病,而且在生活体验及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在精气—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下,对情志发生的机理、情志与五脏的关系、情志与人体气血阴阳的关系、情志致病原理及其致病规律均有较深刻的研究,形成了情志致病的相关理论。

    情志是人类的正常情感活动,是心理活动的表现形式。中医学中所论“情志”概念的内涵所指有三种情况:

    一是生理的内涵。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情志是五脏生理功能的表达方式之一,当人体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之后,在心神的主宰和支配作用下,内脏的精气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不同性质的外界刺激,体内不同脏腑的精气分布状态是有所区别的,并由此会产生相应的情感活动。具体而言,“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素问·宣明五气》)。这也就是所谓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为悲”,‘肾“在志为恐、为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发生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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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致失调

    二是病理的内涵。所谓情志的病理内涵是指人体五脏功能失常而发生病理性的变化时,由于内脏局部的精气阴阳失常而有情感异常的病理性表现。临床实践中常常根据病人所表现的情感异常症状进行脏腑定位诊断。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灵枢·本神》),就是这一理论具体应用的实例。

    三是情志过极是破坏人体健康,成为导致内脏发病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将情志所伤致病列入病因内容的依据。

    情感活动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中医学之所以赋予情志有三层内涵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人们,不是所有的情志活动都会致病、都是致病因素,只是在情感剧烈波动,或者持续的情感刺激,或者个体心理调节能力低下等条件之下,其情感变化才可能成为致病的因素。

    中医学认为,情志致病的规律主要表现在导致疾病的发生,或者诱发疾病,或者影响病情的变化等几个方面。一是情志致病直接损伤内脏;二是情志过极伤人,影响脏腑气机而发病;三是情志过极引起的病证大多伴有情志异常的主症;四是情志的变化可以引起病情的波动;

    中医学在对情志活动长期的实践体验和反复的临床观察及验证的基础上,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及相关的思维方法,对情志的内涵、发生机理,以及成为致病因素后的致病规律都有深刻认识和研究,为情志致病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现代 《中医心理学》的理论源头。

     

    饮食致病理论



      中医学认为饮食活动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养人也能伤人,在肯定饮食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本生理活动的基础上,对饮食不当可以伤人致病的另一层面也有深刻的研究,并将饮食所伤列为重要的致病因素。

    一、饮食不节致病

    包括过饱和两种情况。过饥则因摄食量不足,营养人体的精、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的化生不足而成为脏腑虚性病证发生的原因之一。如果“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灵枢·平人绝谷》)。因此说,“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过饱是指摄食量太多,超过了胃肠承受的限度成为致病的因素,此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痹论》)之义。过饱又有伤胃、伤肠、既伤胃又伤肠三种类型:伤胃则使胃气失于受纳、和降、腐熟水谷的作用,就会有胃脘胀痛、恶心、呕吐、嗳腐吞酸、厌食等症状发生;伤肠则使肠道失于传导而有腹痛、泄泻病证;既伤肠又伤胃时则会有脘腹胀痛、上吐下泻之症。因此说,“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僻为痔”(《素问·生气通天论》)。

    二、五味偏嗜致病

    饮食既有酸、苦、甘、辛、咸五味之别,又有其相应的五行属性,五味偏嗜致病可有如下致病特征:

    一是损伤与其五行属性相同的内脏及相关组织。

    二是导致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失常而发病。

    可见,饮食偏嗜作为致病因素,是指特别喜食某种性味的食物而导致某些疾病的发生。由于饮食五味的偏嗜,既可以引起人体的营养失衡,阴阳失调;也可以引起五脏之间的生克制化有序状态的破坏,这是五味偏嗜致病机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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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厚味偏嗜

    厚味,是指富涵热能的精美食物。 中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长期偏嗜精美而富涵热量的食物可以导致消渴病及其常见的并发症。

    2 嗜酒致病

    “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滑”(《灵枢·营卫生会》)。故“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灵枢·经脉》)。这是对酒的性质及其进入人体后分布状态的认识。以酒作为溶剂可以使药物直达病所,充分发挥药物的效能。如果嗜酒成性,过量饮酒就可成为致病的因素。“大饮则气逆”(《素问·生气通天论》)是对酗酒致病机理的高度概括,也是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因为酒性“悍以滑”,过度饮酒可使人体气机上逆而发病。具体言之,过量饮酒可使肺气上逆,症见气急喘促;可使胃气上逆,症见嗳气、恶心、呕吐;可使肝气上逆,症见头痛、头晕、目眩;可使心气逆乱,症见心慌心悸,甚至会发生心神错乱而有狂言、乱语,或者昏迷的症状。这些情况都是过量饮酒引起脏腑“气逆”的缘故。

    中医学在长期实践体验中对酒能治病、亦可致病的双重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如何使酒服务于医疗而不使其成为致病之因,关键在于把握饮酒之“度”。

     

     
     
    劳伤致病理论



      “生病起于过用”(《素问·经脉别论》),过度劳累亦是“过用”之列。形劳过度、神劳过度和房劳过度虽然都属于过劳,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致病规律和所致的病症。

    一、形劳过度

    “劳则气耗”是对形劳过度致病机理的高度概括。因为“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素问·举痛论》)。形劳过度是指形体用力太过,或者超负荷的大运动量,或者超负荷的负重,这都可造成身体的伤害。无论是“持重远行”,或者“摇体劳苦”,都会大量出汗,津液耗散,气随津耗(《素问·经脉别论》)而耗气伤津。也会因肢体负重、运动量太大直接耗伤产生力量的正气。加之形劳过程中呼吸急促,频率加快,导致肺气损伤,脏腑之气过量消耗而不足,这些原因都会引起全身疲乏无力、头晕、目眩等症状。因为气是力的物质基础,力是气的外在表现。气充则力强,气少则力弱,无气则无力。这就是中国人为何将“气”和“力”结合构词的医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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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伤致病

    二、神劳过度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灵枢·邪客》),所以神劳过度以伤心为主,因此又称为“劳心过度”。劳神过度损伤于心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因此有“愁忧恐惧则伤心”(《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怵惕思虑则伤神”(《灵枢·本神》);“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素问·举痛论》)。神劳伤心又有损伤心神和损伤心血两种病理:就损伤心神而言,“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灵枢·本神》)。指出无论是休惕思虑、悲哀愁忧、盛怒恐惧等何种情志失常,都会首先损伤心神而出现惊悸、迷惑、恐惧,或者狂乱等心神障碍性疾病。

    神劳过度亦可损伤心主血脉功能,或耗损心血,或使心“气闭塞而不行”,出现心脉闭阻不通之症,除有心悸、怔忡症状外,还会表现有“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灵枢·厥病》)的“真心痛”病。

    三、房劳过度

    中医认为,房劳过度之所以成为致病因素的机理在于:一是房事过度消耗体能,直接损伤内脏的精气;二是入房用力,汗出过多,耗津伤气,原文所说的“汗出(如)浴”即是指此;三是生殖之精排泄过多,直接损伤肾精。肾精损伤后一方面会造成精不化髓,不能养骨充脑,出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灵枢·海论》)等脑髓失充的症状;另一方面可因伤精太过而使人体抗病能力低下,易被外邪侵袭而生病。“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素问·金匮真言论》。这里不但指出精是构成身形、维持生命活动的原始物质,而且以临床实例强调精还具有卫外御邪的免疫作用。四是过度房事不仅仅损伤肾精,久而久之,还可以引起五脏六腑精气也随之而消损,这是因为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素问·上古天真论》),如果房事过度,使肾精大量耗损,不但病理性地加快了“五脏六腑之精”向肾脏方向的输送、补充和归藏,而且会因肾精不足,向五脏六腑反向调节的作用减弱,导致五脏六腑也随之虚衰,这就是“肾气虚则……五脏不安”(《灵枢·本神》)发生的机理。

    此外,中医学还对各种意外的损伤,如“堕坠”、“跌仆”、“溺水”、“大火燔灼”、寄生虫,以及胎传因素均有研究的文献记载。对于津液代谢障碍以及血液运行癖阻等病理产物也有认识,发现这些病理产物还可能成为致病的原因。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中医学的病因观是在精气——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以长期对生命活动的体验、丰富临床知识的积累、反复临床治疗的验证为基础,充分运用取象类比、“司外揣内”、“见微得过”(即见微知著), “以我知彼,以表知里”等传统的系统思维方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病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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