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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个裁缝，曾经的。现在的“成衣铺”不多了，还在坚持的也只是给人家买的衣服修下裤脚之类的，现成的衣服，价格便宜，样式又多，年轻人又多钟爱品牌，已经很少有人再自己去做衣服了。或许有一天裁缝也和铁匠一样，淡出历史，走出人们的视线。 那时家里地少，为了补贴家用，每年入冬农闲的时候，就到了父亲收活做衣服的时候了。而四里八乡的乡亲们就来拜托父亲。农村往往都是年前把一年的收成卖掉，手里才会有闲钱，也正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所以才更加重视过年。现在的日子好了，年味自然就淡了。那时候，过年嘛，当然要有过年的样子，好吃好喝，制备新衣是必不可少的。年前，也就成了父亲最忙碌的时节。经常是刚进腊月，就不收活了，还要连夜赶工，才能保证在年跟前儿把活做完，不耽误人家过年穿新衣。我家那时候每每都是最后一个打扫卫生，一直要拖到腊月二十八九，一是母亲很爱干净，家里基本上没什么需要打扫的，二来活计太多，他们两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 父亲的手艺是大家公认的，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冲着父亲的仔细不惜跑远路来做。每当开始收活的时候，经常会有一屋子的人在一边家长里短地闲唠，一边等父亲给他们量尺寸。更有熟客干脆托人带来料子，按以前的尺寸直接做或是先排个号，等有时间再亲自过来量。此时手执皮尺的父亲俨然是众人眼中的人物，也许，这是他内心最自豪的时刻吧。 父亲的工作台是一张半人高漆成绛红色的长方桌子，桌子中间是一个大抽屉，装着他的皮尺、剪刀之类的杂物；抽屉两边各有一个柜子，能装很多的布料、衬里。十几年过去，每次靠近那桌子还是能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气味。那是一种裁缝匠家里才有的，混合了无数种布料香的味道。味道经久不散，也许那桌子的木料早已被浸透，永不会改变了吧。我记得家里还有一个长椅，木条钉的，用油漆涂成蓝色，很长，经常坐满了来做衣服的人，没人的时候我就在椅子上爬上爬下地折腾，童年的记忆仍然那么深刻。 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父亲喜爱的只有那个有些破旧的小收音机。他经常一边忙活一边听着广播，为单调的工作找些乐趣。还记得那时候，流行周华健的《花心》，还有田震的歌。据说，当年还有一个大录音机，就是很大很古老播放卡带的那种，不过我不记得了。父亲喜欢听的歌就会一直放一直放。有次放二人转梁祝的带子，父亲特别喜欢听的，一连放了好多天，最后邻居过来跟父亲说，能不能换一个，总听一个太腻了……父亲偶尔闲下来，也会逗逗我，教我“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之类的顺口溜。父亲肚子里还是有些东西的，他很幽默，能逗得我捧腹，母亲也忍俊不禁，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也许都是听广播得来的？我不知道，也从没有问过父亲。 夜里做活，是必要点那一百瓦的大灯泡的（东北把白炽灯叫做灯泡）。现在的我也是对灯泡比较亲近。灯泡散出来的光是柔和的，即使再亮，也是暖暖的明黄；不像日光灯的光线，惨白惨白，白得发青，映得人脸鬼魅一般。记忆中的大灯泡的光是最能让我安心的。我习惯抬头看吊在头顶的灯，眼睛慢慢会变花，闭上眼，仿佛能透视一般，眼里仍然残留灯丝“W”形的痕迹。这是我童年百玩不厌的游戏。 灯光明亮，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空气被强光灼烧后的气味，很奇怪的气味，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灯光将父亲不高的身影投在墙上，父亲便高大起来。他的缝纫机“嗒嗒”地响，他的剪刀“嗤嗤”地划过布料，他的熨斗溅上了水“吱吱”地叫……多少个夜晚，我就是看着墙上的影子，听着这样的声响，入眠或醒来。 看着父亲将手中的布料裁剪成一件件新衣，感觉很新奇。父亲连夜的劳作变成了我的饼干水果、课外书，也变成了饭桌上的鱼肉。也许那时候也曾想过做个让人佩服的裁缝匠吧，呵，小孩子应当有那种梦的。只是如今的我早已忘记了，现在我还有梦么，即使有，也会是很功利的吧。 父亲的手艺已有十多年没有再拾起，自从搬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做过衣服。机器在角落旧了，桌子也换了用途，父亲也老了。那些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去记忆里找，去梦里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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